“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身份屡经转换，我还有没有和年轻人真正对话的能力呢？我其实是怀疑的。”说这话的是社会学学者廉思，目前担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年轻人的工作与生活，是他工作关注的重心。
今年，廉思的新书《无图之旅》出版。他和他的团队用数年时间，调研了37个青年群体——从大厂码农到脱口秀演员，从考公大军到自由职业者。上一代人留下的经验、路径和“应该怎样生活”的脚本，在技术迭代和职业重组的今天，越来越难以直接套用。他发现，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不再是“目标清晰但难以抵达”的焦虑，他所观察的是一种“无图”状态。今年8月，记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2024）剧照。
“确定性”究竟是什么？
新京报：你之前的研究曾让许多概念流行，比如“蚁族”“工蜂”等。在《无图之旅》的开头，你也提到了当代青年工作、生存状态的几个变化。相较于当时对“蚁族”的观察，这一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廉思：当年做“蚁族”研究时，媒体采访我，我经常提到一张买房计划书。那是我在一个“蚁族”的出租屋里看到的，上面详细列着房屋面积、售价、首付、收入和储蓄计划，旁边还写着“努力”“一定能行”。它可以说是整个“蚁族”故事的缩影。
“蚁族”虽然迷茫，却大体拥有一套共同的人生叙事：买房、立业、安家、实现阶层跃升、依靠奋斗改变命运。而今，年轻人的生活目标逐渐多元化了，西方社会理论常用“后现代”来描述这种状态。过去的压力更多来自目标清晰但实现困难，今天的压力还包含目标本身的不确定性。有一次，我在北大和学生交流，问他们：“你觉得身边大多数同学最想要什么？”一名学生回答：“确定性。”我说，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但什么是确定性？是一份具体的工作吗？考上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也未必就一劳永逸。是一项具体的技能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大学时学习的技能，四年以后可能已经迭代。与“蚁族”买房这个如此具体的目标相比，“确定性”虽然成为今天青年的某种共识，却又十分抽象。
新京报：《无图之旅》里调研了非常丰富的新兴职业群体。不论是网络主播，还是脱口秀演员、自媒体创作者等，年轻人从事新型文化工作，站在文化风口的前沿，自由的另一面，常常也承受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和自我怀疑，尤其重要的是，还会面临家庭的不理解。你认为这些因素，会怎样影响这些年轻人的自我认同？
廉思：现在很多年轻人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确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组织对个体有赋能作用。一个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只说明他靠什么谋生，也构成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脱离传统组织以后，这种身份支撑减弱了，年轻人需要更多地从自身以及外界反馈中获得认可。无论是他人的点赞、平台流量、产品销量，还是父母的支持、朋友的赞许，都会变得格外重要。
年轻人一旦进入自由职业状态，相当于把自我认同建立在广义的社会评价之上。问题在于，年轻人的职业形态已经高度多元，社会的评价尺度却仍然比较单一。一个年轻人选择从事过去很少有人从事的工作，周围的朋友和父母难以理解，常常会问：“为什么不找个单位？”“这算一份正式工作吗？”“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错位：青年已经进入新的职业世界，社会却还在用旧的语言体系去评价他们。他们不仅要完成工作，还要不断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不仅要创造价值，还要证明这种价值值得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人会产生意义感减弱、职业尊严不足等问题。因此，新职业的发展既需要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和身份认同机制。
《无图之旅》作者：廉思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95后，可能是和父辈代沟最严重的一代
新京报：提到当下青年文化，你用“多元化、性别化、平民化、情绪化”来概括。其中，“平民化”的趋势，如今非常显著。从事文化行业的年轻人许多都拥有高学历，在过往的社会认知里，属于“精英”，但如今，“精英”身份退场，“普通人”的形象反倒在网络上更容易被大家喜欢。你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诉求？
廉思：我们在调研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寻找意义的来源。过去，学历、单位和职业身份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价值坐标，现在这种意义供给能力有所减弱。网络上“普通人”形象受到欢迎，说明人们开始看重真实的生活经验，也希望在宏大成功叙事之外，可以找到安放日常生活的位置。
这种“平民化”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在观念层面，要逐步改变对一些职业的偏见。比如，有些家长教育孩子时会说：“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送快递。”当一种职业长期被当做教育中的反面例子，从业者自然很难建立职业认同和尊严感。
当然，这些观念背后也有切实的职业处境。我们常说应当尊重平凡，每个人也要接纳自己的平凡，但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劝慰上，还需要制度保障。灵活就业者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是他们获得尊严的基础；职场保障基本劳动权利，是加班文化得以改变的前提。如果把不加班等同于懒惰和“躺平”，实际上依然是用单一尺度去衡量所有人。在“拼命卷”与“彻底躺平”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经常被用的词叫“老登”，这个词感觉把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观念冲突具体化了。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总体上，现在的95后、00后，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廉思：80后与今天的90后、00后，感知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差异。我把这种差异概括为“政治生活”与“生活政治”的区别。过去，我们接受信息和观念，更多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今天的年轻人要从内心接受一种观念，往往需要自下而上地从具体生活中生长出来。抽象观念需要借助非常具体的符号和生活情境才能进入他们的认知，而且这些符号还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年轻人会追问：这个观念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与过去很不一样的理解政治和社会的方式。
因此，面对年轻人在网络上的一些表达，自媒体和评论者有时会过度解读其背后的动机，把一种生活态度上升为某种宏大立场。其实，年轻人可能并没有宣扬某种主义或政治主张的意图，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兴趣、审美和感受。如果脱离他们的具体生活语境，仅从概念和立场出发加以判断，就会产生误读。
年龄应该是优势，而非红线
新京报：最近，同济大学取消长聘教职的新规，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你早在《工蜂》中就探讨了绩效考核对高校学者身心的影响，以及学者公共性下降的现象。如今，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了。你会怎么看待高校中这种现象的未来走势？
廉思：科研考核一直有一个难题：当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时，你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在虚度时间，还是在思考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省事的政策是“一竿子打死”，为了保证所有人都在干活，便不允许任何人“发呆”。然而，恰恰是对这种“发呆”的容忍，才有可能为少数优秀学者保留自由思考和孕育原创成果的空间。
坦率地说，青年教师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难题，需要从科研评价、岗位聘任、资源分配和学术生态等方面系统解决。在这里，我只谈谈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还是要相信，人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仍保有一定的主体性，也具有超越既有环境的可能。既然选择了学术工作，就应当守住这个信念。短文章当然要写，这是职称评审和现实考核的需要，但还是要强制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做深入的研究，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如果每天只训练“短平快”的生产能力，深度研究的能力得不到锻炼，时间久了就会逐渐退化。等到职称评上、时间宽裕了，也不一定能做出好的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学术生产以后，常规知识整理和一般性写作会受到很大冲击，提出重要问题、形成原创判断和开展长期研究的能力，才是学者最重要的“护城河”。
新京报：如今，很多岗位的年轻人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在AI冲击下，自己的工作很快会被取代。你的调研是否有观察到尤其是高新技术公司年轻人对AI风险的这种感知？你对AI持什么态度？
廉思：这种担忧在调研中确实存在。我认为，现阶段AI带来的风险除了岗位替代，还有思考自主权的让渡。AI可以给出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结果，问题在于，它给出答案的速度太快、成本太低，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于接受一个平庸但可用的答案，慢慢失去追问和判断的耐心。
现在受就业压力影响，很多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缺少积累性，长期从事繁琐、机械、零碎的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却无法成为能力成长的终点。还有一些职业看起来很光鲜，个人技能却高度依附于特定平台。一旦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平台，原有经验可能很难迁移，个人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年轻人既要培养完成具体任务的“小能力”，也要有意识地发展定义问题、整合知识、形成判断和开展深度工作的能力。前一种能力帮助我们适应眼前的岗位，后一种能力决定我们能否穿越技术和职业的变化。面对AI，我担心它会不会取代我们，更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过度依赖它，逐渐放弃了那些本来就属于人的能力。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8版）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身份屡经转换，我还有没有和年轻人真正对话的能力呢？我其实是怀疑的。”说这话的是社会学学者廉思，目前担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年轻人的工作与生活，是他工作关注的重心。
今年，廉思的新书《无图之旅》出版。他和他的团队用数年时间，调研了37个青年群体——从大厂码农到脱口秀演员，从考公大军到自由职业者。上一代人留下的经验、路径和“应该怎样生活”的脚本，在技术迭代和职业重组的今天，越来越难以直接套用。他发现，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不再是“目标清晰但难以抵达”的焦虑，他所观察的是一种“无图”状态。今年8月，记者对他做了一次专访。
电视剧《不讨好的勇气》（2024）剧照。
“确定性”究竟是什么？
新京报：你之前的研究曾让许多概念流行，比如“蚁族”“工蜂”等。在《无图之旅》的开头，你也提到了当代青年工作、生存状态的几个变化。相较于当时对“蚁族”的观察，这一代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面对的压力，他们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廉思：当年做“蚁族”研究时，媒体采访我，我经常提到一张买房计划书。那是我在一个“蚁族”的出租屋里看到的，上面详细列着房屋面积、售价、首付、收入和储蓄计划，旁边还写着“努力”“一定能行”。它可以说是整个“蚁族”故事的缩影。
“蚁族”虽然迷茫，却大体拥有一套共同的人生叙事：买房、立业、安家、实现阶层跃升、依靠奋斗改变命运。而今，年轻人的生活目标逐渐多元化了，西方社会理论常用“后现代”来描述这种状态。过去的压力更多来自目标清晰但实现困难，今天的压力还包含目标本身的不确定性。有一次，我在北大和学生交流，问他们：“你觉得身边大多数同学最想要什么？”一名学生回答：“确定性。”我说，这个回答很有意思，但什么是确定性？是一份具体的工作吗？考上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也未必就一劳永逸。是一项具体的技能吗？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大学时学习的技能，四年以后可能已经迭代。与“蚁族”买房这个如此具体的目标相比，“确定性”虽然成为今天青年的某种共识，却又十分抽象。
新京报：《无图之旅》里调研了非常丰富的新兴职业群体。不论是网络主播，还是脱口秀演员、自媒体创作者等，年轻人从事新型文化工作，站在文化风口的前沿，自由的另一面，常常也承受着巨大的不稳定性和自我怀疑，尤其重要的是，还会面临家庭的不理解。你认为这些因素，会怎样影响这些年轻人的自我认同？
廉思：现在很多年轻人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确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组织对个体有赋能作用。一个人在哪个单位工作，不只说明他靠什么谋生，也构成其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脱离传统组织以后，这种身份支撑减弱了，年轻人需要更多地从自身以及外界反馈中获得认可。无论是他人的点赞、平台流量、产品销量，还是父母的支持、朋友的赞许，都会变得格外重要。
年轻人一旦进入自由职业状态，相当于把自我认同建立在广义的社会评价之上。问题在于，年轻人的职业形态已经高度多元，社会的评价尺度却仍然比较单一。一个年轻人选择从事过去很少有人从事的工作，周围的朋友和父母难以理解，常常会问：“为什么不找个单位？”“这算一份正式工作吗？”“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错位：青年已经进入新的职业世界，社会却还在用旧的语言体系去评价他们。他们不仅要完成工作，还要不断向别人解释自己的工作；不仅要创造价值，还要证明这种价值值得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人会产生意义感减弱、职业尊严不足等问题。因此，新职业的发展既需要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持，也需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和身份认同机制。
《无图之旅》作者：廉思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4月
95后，可能是和父辈代沟最严重的一代
新京报：提到当下青年文化，你用“多元化、性别化、平民化、情绪化”来概括。其中，“平民化”的趋势，如今非常显著。从事文化行业的年轻人许多都拥有高学历，在过往的社会认知里，属于“精英”，但如今，“精英”身份退场，“普通人”的形象反倒在网络上更容易被大家喜欢。你觉得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诉求？
廉思：我们在调研中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寻找意义的来源。过去，学历、单位和职业身份能够提供相对稳定的价值坐标，现在这种意义供给能力有所减弱。网络上“普通人”形象受到欢迎，说明人们开始看重真实的生活经验，也希望在宏大成功叙事之外，可以找到安放日常生活的位置。
这种“平民化”也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建立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在观念层面，要逐步改变对一些职业的偏见。比如，有些家长教育孩子时会说：“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去送快递。”当一种职业长期被当做教育中的反面例子，从业者自然很难建立职业认同和尊严感。
当然，这些观念背后也有切实的职业处境。我们常说应当尊重平凡，每个人也要接纳自己的平凡，但不能只停留在精神劝慰上，还需要制度保障。灵活就业者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是他们获得尊严的基础；职场保障基本劳动权利，是加班文化得以改变的前提。如果把不加班等同于懒惰和“躺平”，实际上依然是用单一尺度去衡量所有人。在“拼命卷”与“彻底躺平”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也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
新京报：现在有一个经常被用的词叫“老登”，这个词感觉把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观念冲突具体化了。其实每一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觉得总体上，现在的95后、00后，他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廉思：80后与今天的90后、00后，感知生活、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了很大差异。我把这种差异概括为“政治生活”与“生活政治”的区别。过去，我们接受信息和观念，更多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今天的年轻人要从内心接受一种观念，往往需要自下而上地从具体生活中生长出来。抽象观念需要借助非常具体的符号和生活情境才能进入他们的认知，而且这些符号还要符合他们的审美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年轻人会追问：这个观念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与过去很不一样的理解政治和社会的方式。
因此，面对年轻人在网络上的一些表达，自媒体和评论者有时会过度解读其背后的动机，把一种生活态度上升为某种宏大立场。其实，年轻人可能并没有宣扬某种主义或政治主张的意图，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兴趣、审美和感受。如果脱离他们的具体生活语境，仅从概念和立场出发加以判断，就会产生误读。
年龄应该是优势，而非红线
新京报：最近，同济大学取消长聘教职的新规，也引起了很多争议。你早在《工蜂》中就探讨了绩效考核对高校学者身心的影响，以及学者公共性下降的现象。如今，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了。你会怎么看待高校中这种现象的未来走势？
廉思：科研考核一直有一个难题：当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时，你很难判断他究竟是在虚度时间，还是在思考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最省事的政策是“一竿子打死”，为了保证所有人都在干活，便不允许任何人“发呆”。然而，恰恰是对这种“发呆”的容忍，才有可能为少数优秀学者保留自由思考和孕育原创成果的空间。
坦率地说，青年教师今天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难题，需要从科研评价、岗位聘任、资源分配和学术生态等方面系统解决。在这里，我只谈谈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还是要相信，人虽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仍保有一定的主体性，也具有超越既有环境的可能。既然选择了学术工作，就应当守住这个信念。短文章当然要写，这是职称评审和现实考核的需要，但还是要强制给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做深入的研究，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如果每天只训练“短平快”的生产能力，深度研究的能力得不到锻炼，时间久了就会逐渐退化。等到职称评上、时间宽裕了，也不一定能做出好的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学术生产以后，常规知识整理和一般性写作会受到很大冲击，提出重要问题、形成原创判断和开展长期研究的能力，才是学者最重要的“护城河”。
新京报：如今，很多岗位的年轻人普遍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在AI冲击下，自己的工作很快会被取代。你的调研是否有观察到尤其是高新技术公司年轻人对AI风险的这种感知？你对AI持什么态度？
廉思：这种担忧在调研中确实存在。我认为，现阶段AI带来的风险除了岗位替代，还有思考自主权的让渡。AI可以给出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结果，问题在于，它给出答案的速度太快、成本太低，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于接受一个平庸但可用的答案，慢慢失去追问和判断的耐心。
现在受就业压力影响，很多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缺少积累性，长期从事繁琐、机械、零碎的工作。这些工作很重要，却无法成为能力成长的终点。还有一些职业看起来很光鲜，个人技能却高度依附于特定平台。一旦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平台，原有经验可能很难迁移，个人就会陷入被动。
所以，年轻人既要培养完成具体任务的“小能力”，也要有意识地发展定义问题、整合知识、形成判断和开展深度工作的能力。前一种能力帮助我们适应眼前的岗位，后一种能力决定我们能否穿越技术和职业的变化。面对AI，我担心它会不会取代我们，更担心我们会不会因为过度依赖它，逐渐放弃了那些本来就属于人的能力。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