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就像中国先贤所说的那样，即使远隔重洋，分居东西，人类也有着共同的心理，想要寻找彼此，想要接触对方，不同的文明，因为这同样的心理而相遇、碰撞、交汇，即使时空阻隔，也总有相会之期。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总是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而是像海水中的浪花，在季风吹拂的因缘际会中，以必然的偶然方式遇到了彼此，日常生活中我们习焉不察的东西，却蕴含着一段段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本期专题，选取了几件小东西来讲述东西文明交流这一宏大的主题。唐宋商船中的瓷器与铁器，承载着文明沉甸甸的心意。晚明士人眼中的一幅地图，却成为中西方认识彼此的桥梁。一封远隔重洋的家书，牵起了大洋两岸一个世纪的情愫。
侧耳倾听，吹拂了万里的海风，一定会带来彼此的声音。
瓷与铁 沉甸甸的海上文明之路
当我们提到文明的馈赠，脑海里不由得闪现五颜六色薄如蝉翼的丝绸，光滑如玉坚硬如铁的瓷器，或黑或绿沁香扑鼻的茶叶，这三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占了前两位，都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都曾登上了高桅海船，迎风踏浪，惠及万里。
但文明并不仅仅是由这些绚烂多彩的奇珍之物组成的，文明像一艘船，它既有迎风张起的风帆，有装饰华丽的艗艏，有坚固的甲板，有秀颀的船桨，但也有沉甸甸的铁锚和压在船底的压舱石。轻盈亮丽与沉重暗淡，构成了文明的两个面向，有的负责在海面上张扬驰骋，有的负责潜在水下，沉甸甸，却又坚实地保证文明稳固而安定地前行。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科技的突飞猛进，考古学家在海洋深处发现了许多沉船。这些沉船，保留不少当年装载的各国商品，既验证了历代古籍中记载的参与海洋贸易的中国商品，也提供了文献中不曾记载或者经常被人忽视的器物。□杨斌
南海一号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金腰带。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新安号上的“象棋”。汤丹文 摄
黑石号的瓷器：阿拉伯人最早的订单
1998年,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了一艘沉船黑石号，这可以说是南海海洋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发现。首先，黑石号沉船是迄今为止在南海海域发现的最早沉船。船上的一件长沙窑瓷器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的落款，则沉船发生时间约在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后的几年之间，也就是九世纪早期，相当于我国的晚唐时期。学者大致同意，这艘船是从中国（广州或者扬州）进货后返回阿拉伯世界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遭遇风浪袭击而触礁沉没的。
其次，虽然“黑石号”这艘远洋海舶装载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商品，船上也很可能有中国的水手或商人，可是，这并不是一艘中国建造的海舶，也不是一艘中国商人拥有的海舶，而是一艘阿拉伯制造的缝合船。这是根据发掘出来的“黑石号”残骸得出的结论。这种在印度洋西部流行的海船，其建造方式完全不用铁定，而是像编织毛衣一样用椰绳穿过约5-6厘米间隔的孔从两侧将船板一块一块地绑紧固定，船体内外木板的缝隙均有填充物填塞防水。这种阿拉伯式的造船技术表明，“黑石号”来自印度洋西部，也即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当然，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黑石号上的商品。黑石号残骸共出水了各类器物（瓷器、金银器等）六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瓷器。这六万件瓷器，来自晚唐时期中国的南北窑口，包括越窑、邢窑、巩县窑以及广东地方窑口，尤其是长沙窑。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超过59000件，而其他窑口全部加起来不过上千件，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长沙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距离扬州直线距离约800公里，距离广州约700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59000多件易碎怕磕的瓷器是如何运到扬州或广州然后被搬上黑石号的！其实，运输还只是个技术活，比运输更困难的是这批产品的下单。是谁向长沙铜官镇的窑主（窑主恐怕不止一个）预订这批供给西亚阿拉伯人的瓷器？预付款是多少？谁来支付？怎么支付？由谁担保？瓷器的形制（壶、盘、碟、盏、杯各类）和图案如何商定？交付期限如何规定？交付方式又如何确定？假如经过水路（洞庭湖-长江）运到扬州的话，扬州由谁接待？余款如何支付？这一系列问题，在现代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出现之前，究竟是如何由各国的商人及其代理人完成的？总之，这个阿拉伯人在中国最早下的这个大订单，充满了种种不解之谜。也正因为如此，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突显了一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与精细。
黑石号上发现的瓷器，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最重要的商品，中外文献的记载颇为常见，其发现虽然是个惊喜，但也在学者的意料之中。最近发掘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则给予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
南海一号：铁器之船
“南海一号”是一艘十二世纪从中国出发不久而遭遇不测的南宋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海域，1989年11月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是目前中国海洋考古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宋代海船，沉船船体仅艏艉稍有残缺，船体残长约23.8米，宽约9.6米，船艏宽3.8米，型深约3米，分为15个舱室，为考察我国古代的海船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实物。
南海一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余件，堪称我国水下考古之最。不出意料，出水货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多。从釉色上看，这些瓷器包括青白瓷、青瓷、黑釉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从产地看，它们主要来自南方地区的窑场，包括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泉州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从种类看，包括碗、盘、碟、壶、瓶、罐、盅、盆、军持、盒、瓷塑等，主要是生活器具。因此，南海一号是意料之中的瓷器之船。
除了瓷器，沉船遗存物中当然还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比如黑石号上的砚台与擀面杖、南海一号的金腰带等，这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古代中国海洋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理解。南海一号上发现的铁器也是如此。
铁器是南海一号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数量惊人，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外销商品。截至2015年，研究人员提取了船体上方金属凝结物共计70块，总重量达60余吨。这些凝结物的主体是铁器，表面可见的类型为铁条、片状铁坯以及铁锅。和瓷器一样，铁器的包装和转载颇具巧思。以铁坯为例，先用竹篾绑成一捆，两捆绑成一组，各捆和各组之间还垫衬草席竹席，以防止剧烈撞击。铁锅则成摞倒扣于船舱，铁锅之间也以竹篾竹席填充。
铁坯件是南海一号铁器的大宗，主要为条状和片状以及少数楔形器。它们形状多样，长短不等，宽厚不一，属于半成品。研究人员判断它们应该是兵器坯件，大致用来锻打成为刀剑使用。那么，为什么南海一号不直接出口铁刀铁剑呢？首先，古代中国严禁民间大量锻造兵器；其次，海船装载大量的兵器出口属于违法。因此，南海一号的商人不可能装载重达几十吨的兵器出口海外，不得不通过变通出口半成品来达到牟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假如船上的金属凝结物80%是铁器，而铁锅与铁制半成品各占一半的话，那么，铁锅总重量约为25吨，半成品的兵器也是25吨。如果每个铁锅算15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三千三百多口锅；如果每把兵器（不论刀剑）平均为10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五千把刀（剑）。这些锅，可以为三千三百个家庭提供烹饪服务；这些刀，可以装配一支五千人的军队。不夸张地说，南海一号也是铁器之船。
那么，这些半成品的铁制兵器和成型的铁锅销往何处呢？首先当然是东南亚。东南亚的海岛社会或缺乏铁矿，或冶炼技术落后，因而极其渴望中国的铁器。他们需要的铁器，就如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一样，包括两种：一种是武器，一种是生活用具。前者属于高科技，一方面可以用来生杀予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森林中狩猎砍伐，因而需求强劲。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铁锅，既利于携带，还利于迁徙，同时经磕经碰，不怕高温，不惧潮湿，经久耐用，实在是珍稀之物。可以说，在铁锅传入之前，许多海岛社会还处在生冷饮食的阶段。因此，铁锅大大推动了这些社会与人群的卫生、健康与文明程度。
当然，这些来自中国的铁器还流入了印度洋世界。比如说，孟加拉湾的许多小型岛屿社会对铁器的渴求，绝不亚于东南亚。七世纪后期的唐代求法僧人义净曾经详细记载了孟加拉国湾的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上野人对铁器的渴望。他说：从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向北航行十几天，就到了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iman）曾经游历了印度洋，也记载了尼科巴群岛的男女老幼都赤身裸体，争以琥珀、椰子换取铁器，这和一百多年前中国和尚义净的记录如出一辙。可见，这些海洋亚洲的岛民，由于资源和技术的限制，无法冶铁，对硬度较高的这种金属异常渴望。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经过的船只，便成为这些岛民获得铁器的唯一机会。由此我们推测，南海一号装载的大量铁器，就是销售给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岛屿社会，用来交换海上航行需要的椰子、芭蕉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宋代中国极其渴望的各种香料（如泉州一号所示）——包括比黄金还贵重的龙涎香。
海岛社会对铁器的热爱以及中国铁器的输出，其实在宋元文献不是没有记载，只是在南海一号发现这么大体量的铁器之前学者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罢了。
南海一号沉船出土的铁锅。
“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代宗室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官方的图文加上商人的信息，撰成了《诸蕃志》一书。全书记录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详列了各种香料，各种宝石以及其他海外奇珍，也介绍了中外商人交易的货物。惟有在介绍位于今天马来半岛中部西岸的佛啰安国时，赵汝适提到了“番商以金、银、甆、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位于爪哇岛的阇婆国，“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甆器交易”；位于今天吕宋群岛的麻逸国，“商人用甆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他还特别记载了在菲律宾北部海域一带活动的毗舍耶，“喜铁器及匙箸”，“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诸蕃志》以上三则记录，已经透露了海洋和海岛社会对铁器的渴望。阇婆国和麻逸国直接可以当硬通货交易的“铁鼎”，应该就是铁锅。鼎有三足，不但便于安放，而且符合物理学的原理，最稳定，不容易被碰倒翻锅，至为便利。而处在“袒裸盱睢”的毗舍耶，就像尼科巴群岛的“裸人国”，喜爱铁器，因为铁器客户以帮助他们征服热带森林，征服竞争对手；他们也喜欢中国来的勺子和筷子，表明他们开始学习中国的烹饪与饮食模式。这样看来，中国的铁锅也应该抵达了毗舍耶。他们作为武器的标枪，枪头是铁矛尖，枪尾系上了长达数丈的绳子。这样的话，在狩猎或临阵对敌之际，一旦标枪投掷出去，还可以顺藤摸瓜，把标枪找回来。无它，实在是因为铁的珍稀。
赵汝适关于铁器的记载，描述简略，地理范围限于今天的东南亚，但非常重要，因为此前的唐宋文献几乎没有提到中国铁器的出口。南海一号的时代比赵汝适要早几十年，因此，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实在比同时期的文献要“贵重”得多。不过，《诸蕃志》之后一百年的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撰写了《岛夷志略》，记录了中国铁器在海洋亚洲的重重身影，与南海一号可以互证。
AI制图。
汪大渊：中国铁器遍及海洋亚洲
汪大渊在十四世纪中期从泉州两次出航，行迹遍及南海与印度洋，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情况非常熟悉。与未曾出洋的赵汝适不同，汪大渊发现海洋亚洲不但欢迎来自中国各地的瓷器与丝绸，对中国出口的铁器也格外热衷。
根据《岛夷志略》，今天吕宋群岛的“三岛”“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麻里噜（马尼拉）”“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铁鼎之属”；加里曼丹岛西北的“勃泥”“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马来半岛的“彭坑（今彭亨）”“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之属”；苏门答腊岛东部的“三佛齐”“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爪哇（今爪哇岛）”“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新加坡海峡附近的“龙牙门”“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马六甲海峡北部的“龙牙菩提（兰卡威）”“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苏门答腊西北海中的“花面”“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缅甸东南部的“针路”“贸易之货，用铜条、铁鼎、铜珠、五色硝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属”；下缅甸的“八都马（马达班）”“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斯里兰卡东岸千里马（今），“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位于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金塔”“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印度果阿的“东淡邈”“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波斯湾的“波斯离（巴士拉）”“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风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波斯湾的“甘埋里（忽鲁谟斯旧城）”“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红海附近的“天堂（麦加）”“贸易之货，用银、五色鞋、青白花器、铁鼎之属”。汪大渊所谓“贸易之货”，不是指一般的商品，而是深受当地欢迎的硬通货，不但可以以货易货，而且往往可以直接作为货币使用。铁器在上述社会就是这样的硬通货。此外，根据汪大渊的记录，铁器（包括铁块、铁鼎、铁锅、铁条、铁线等）在约4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硬通货。从地理看，这46个国家或地区恰恰就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然后驶入西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分布。可以说，到了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铁器漂洋过海，遍及海洋亚洲的各个角落。
汪大渊关于这46个国家或地区的记录，共提到铁四十八处，其中“铁”五处，“铁块”三处，“铁器”十二处，“铁条”十一处，“铁线”二处，“铁鼎”十三处（包括一处提到“鼎”），“铁锅”二处。 从常情常理推断，汪大渊在某些地方提到“铁”或者“铁块”（并区别于“铁器”）,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铁”或“铁块”是以“铁块”出现的半成品铁坯。宋元时期的中国禁止出口铁器制品，所以商人往往以半成品铁胚来规避禁令。这些铁坯到了东南亚等地后，再由当地的铁匠加工成各种铁器。假如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汪大渊提到的“铁条”就是条形的半成品，可以用来制作刀、剑、匕首等。汪大渊眼中的“铁条”就是南海一号发现的大量的条状铁制品。而汪大渊提到的“铁线”就是细铁条，可以大致呈比刀剑更小的小型或者微型铁制用具。有意思的是，汪大渊还有一处提到了“针”。这个针，不论其功用如何，不大可能是由金、银、铅或铜制成，因为这些金属偏软，不适合做针。考虑到时空的因素，这个针只能从中国而来，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社会常用的铁针。
以常情判断，汪大渊见到的“铁器”，应当包括各式各样的铁制品，包括刀剑斧矛锤锄等生产、生活工具乃至武器。然而，汪大渊并没有提到其他什么器物，却单单提到了“铁鼎”，而且次数最多（十三次），加上同一性质的“铁锅”（两次），总共十五次。根据汪大渊的记录，我们对铁锅是南海一号另一大宗商品就释然了。为什么铁锅对海洋亚洲社会如此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一般读者理所当然最重要的武器？这当然是因为铁锅对于热带亚热带的（海洋）社会太重要了。
为什么铁鼎大大多于铁锅？这也是为了适应东南亚社会的史记需要。和中国家庭有专用的厨房特别是固定的灶台不同，东南亚社会没有固定的灶台，烹饪食物需要灵活又稳定的锅具，三足的铁鼎就受到特别的欢迎。鼎既可以随身携带，又可以随处安放，从而方便随时在丛林中烹调食物。因此，和丝绸、瓷器、茶叶、铜钱一样，铁锅也是古代中国科技、经贸和文明的象征，深受海洋人群的欢迎，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过去，人们一提到海上丝绸之路，就想到轻飘飘的丝绸；可是，沉船的发现，不仅印证了瓷器的突出地位，也揭示了铁器的贵重。瓷和铁，都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精华，经过“沉甸甸”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广阔的海洋世界。
书 阅读东西之间
起点，北京。
当那扇门打开时，眼前的所见，透过双眸，直入李之藻的心房——不过，他不久便会从这间房屋的主人那里理解到，掌管理性思维的器官并非心脏，而是头脑——那是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地图，只是与他寻常所见的地图并不相同，它是球形的，上面用纵横的线条划分了经纬度数。他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国度，看到了从未知晓的陆地，看到了广袤无垠的海洋包围着陆地。他看到了地图的正中间，正是自己身处的大明，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方框，标注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京师。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巨大的地图，听着这间房屋的主人，来自西洋欧罗巴国的学者利玛窦为他解释眼前的这幅地图，他指点着地图上的地点，告诉他“此吾西来路程也”，他又细细为他讲解为何地图会画成圆形：
“地以小圆处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
西历1601年，对李之藻来说，这是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岁在辛丑。这是李之藻三十六岁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震撼。在过去，在他所在的这个国家，他以博学多识著称。十五岁时，就曾绘制了一幅大明两京十五省的地图，颇为精确。三年前，他进京参加会试，在科场上拔得头筹，这让他颇为得意，为此还专门刻了一方“戊戌会魁”的印章。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界是何等狭小：
“及见吾人之《山海舆地全图》，始恍然知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
但李之藻并不是一位被动的接受者，他利用公余时间跟从利玛窦学习，每天达四五个小时，他用以回报利玛窦倾心教授的，是用中学的知识与西学融合，弥补双方之间的差异和缺陷。他广为查阅中国的历代典籍、方志和舆图，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官修的《大明一统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等，将中学知识融汇到这幅来自西方的世界地图中。最终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是一幅贯通中西地理学知识的世界地图。这幅最新世界地图甫一问世，便颇受欢迎，首次刷印即达几千幅。晚明时期出版的众多涉及地理学书籍都会引用这幅地图。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在听闻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后，也令人摹绘进宫，制成屏风，朝夕备览，这位因为腿足疾病不良于行的皇帝，就在自己的宫殿中周览他所统治的大明帝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还下令复制了十二幅，悬挂在不同宫中，分送给皇太子与国戚近臣。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题跋中，李之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文明相遇时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就是发现在殊方异域，相异的皮相下，有着共同的心理，这是跨越时空的默契，也是文明创造的巧合。就像星空下在荒漠中向东和向西跋涉的两位旅人，远处的黑影逐渐靠近，心中的警惕、不安终于被月光下逐渐勾勒清晰的人影所平复，代之以遇见同类的惊喜。
文明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彼此联系提供条件，它会引导不同文明的人去找寻彼此，相遇、相逢、碰撞、接触，尽管并非总是那么友好，但总会联结在一起，就像约翰·邓恩的那句名言：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陆地上的一块泥土，海浪拍击着海岸，带走泥土，在海风的吹拂下，随着洋流周回轮转，从此岸抵达彼岸，人类并非孤立的岛屿，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唇齿相依。史前时代的先民便能以一代又一代人的时间，跨越草原，翻越山川，漂洋过海，将文明的火种带往世界各地，最粗糙的独木舟中却以最坚韧的方式连接起了最早的世界网络。古代的航海家们也将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和当地人交谈”，老到的水手如是说：“吃他们的食物，给他们讲述我们的故事”。
海洋是文明的隔绝，广袤的海水曾经让不同的文明间对话变得如此困难。但海洋同样带来机遇，唯有经过惊涛骇浪的试炼，最终的相遇才变得更加可贵。海上蕴含着多少值得探索的航线，文明便会讲述着多少相遇的故事。本期专题的五本书，正是讲述了海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相遇的故事。
《全球史的九炷香》 作者：杨斌 版本：火与风
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版
联结
文明间的交流往往隐藏在习焉不察之处，《全球史的九炷香》正揭示那些在我们意想不到之处，文明是如何做下标记，撒下种子，让看似隔绝的不同文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哪吒三太子，谁能想到这位中国神话中最具叛逆性格的童子神灵，其出身不仅来自印度的毘沙门天王的三太子，莲花化身的形象，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神话中作为诞生与复活的莲花。古埃及的莲花封泥，则横跨欧亚大陆，将莲花的意象播撒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的浇灌下，生长出《爱莲说》这样传颂千年的优美篇章。印度洋出产的海贝，竟能出现在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中，这些原产于马尔代夫的海贝，通过草原之路进入中国北方，成了殷商贵族财富的象征物。及至在元明之际，东南亚的海贝又通过琉球转运到云南，在江南的官库中堆积如山，让元明君臣不得不严肃思考是否应该禁绝江南商人将这些海贝贩运到云南牟利，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海贝，甚至可能扰乱当地的市场交易。从商周到元明的海贝之路，标记着文明的征途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又在情理之中。
海船，作为海洋文明交流的载体，围绕着它在海上文明交流中也产生了众多的传说，从“无钉之船”到所谓海中可以吸走铁钉的“磁石山”“吸铁岛”，船只上装载的殊方异物，也标记着人们对异域的认知。明代宫廷对龙涎香的嗜欲，让进入东亚寻找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获得了入居澳门的许可，由此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进程。复活节岛上的老鼠与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两者看似毫无关涉，却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两则寓言。老鼠的泛滥毁灭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南半球海岛上的一座火山爆发带来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了清朝衰落的诱因。看似时空上的巧合勾连若网，将不同文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看似散落的文明碎片，也总会找到拼接它的那一块。
《维米尔的帽子》作者：（加）卜正民
译者：黄中宪 版本：理想国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1月版
“世界并非自然形成。人们通过自己的所做、所说、所信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将其创造出来”，《维米尔的帽子》的作者卜正民在序言的开篇如此写道。文明的跨区域联结和交流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命运就像海洋中的岛屿，看似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唇齿相依。大洋的潮水周回轮转，将不同文明的种子带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发芽，因不同的风土环境而生长成不同的模样。这是人类文明创生的发生，也是世界变化的方式。这其中充满了众多的时遇与契机。
本书的作者卜正民所遇到的恰是其中一个：维米尔，这位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的画家，如今享誉世界，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名声却并非如此闻名遐迩，但他的画笔碰巧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迈向全球化黎明的时代。而另一个契机是，卜正民20岁的那年夏天，骑车在欧陆旅行时，刚好在代尔夫特摔了车，刚好被一位和蔼的当地老太太看到，得到了善意的照拂，也让他在这座小镇得以驻足停留，细细观览，就像三百年前的那位当地画家一样，这个20岁的青年在代尔夫特捕捉到的细节，在数十年后，让这位已经蜚声于世的汉学家找到了一个管窥17世纪全球化黎明的起点。
就像卜正民所坦陈的那样，代尔夫特成为起点，“纯粹是因为我碰巧在那里摔车，因为碰巧维米尔曾住在那里，因为我碰巧欣赏他的画作”，而在几年后，他造访了上海，让他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从某种角度上说，上海与代尔夫特，就像互相吸引的磁场的两极，连接起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从代尔夫特找到一扇门前往上海并不难，在那个人们正忙着建立联系的世界中，总会有一条线兜兜转转将两者绑在一起。如果说全球化的起点是欧洲的话，那么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 17世纪欧洲人寻找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的热情，大大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维米尔的画作，以及散落在代尔夫特的其他东西，恰好就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个起点，射出的线，企图连接到中国。维米尔画中的皮毛帽子，可以连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在挑唆当地土著人的交火争战中牟取皮毛贸易的暴利。他们一路向西推进，除了寻找皮毛外，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甚至皮毛贸易本身的利润，也是为了支付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开销。画中盛放水果的青花瓷盘，则是来自遥远中国的珍贵礼物，那代表着一种来自远方异域的趣味，是通过物品与另一种文明零距离触碰的方式。尽管这些花哨的瓷器在同一时期晚明文士的眼中俗不可耐，但却是欧洲富贵之家的珍罕之物。寻找中国的热情刺激了地理学的发达，让绘制地图成为欧洲的显学。于是在维米尔笔下画出了正在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这样的题材。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在书中的那个青花瓷盘上，这件收藏在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的瓷盘，乍看起来像极了中国明代的青花瓷，但实际上却是代尔夫特的匠人仿造的工艺品。那些匠人们显然搞不清中国神灵的名号与模样，于是让一位罗汉抽起了长长的旱烟袋，怡然自得地吞云吐雾——中国，遥远的文明，若近若远，若即若离的文明，就像盘中想象的中国神灵一样，隐现在想象与真实的烟云之中。
AI制图。
《中国风》
作者：（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 译者：龚之允 钱丹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想象
中国风（Chinoiserie）并不是真实的中国风尚，它是西方文明透过自己的窥镜去打量中国时产生的印象。由于山海阻隔，相望万里，因此文明交流时的吉光片羽，只能用想象的丝线串联在一起。它是某种以己度人的产物，是他者在自我内心中的镜像。毕竟，在工业革命拉近世界的距离之前，中国对西方来说，是个遥远、神秘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国度。那里有自诩权力无远弗届的帝王，有讲述仁爱之道的哲人，有能将昆虫吐出的丝线编织成精美丝绸的能工巧匠，有只能用水晶来形容的瓷器，有润滑而透亮的漆器，有爱恨纠葛缠绵的传说故事。尽管远涉重洋后，这些传说故事大都会走样，但作为想象的质料，也足够丰富了。
最早的中国风图像，可以说完全是望文生义的想象造物。马可·波罗虽然本人确曾游历过中国，并且带回了关于这个遥远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法国画师为他的游记绘制的插图中的中国人形象却与周遭的西方人几无二致，只是点缀了几许画师认为的东方风情。约翰·曼德维尔的所谓《游记》，则全然是凭空虚画，但却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了西方人臆想中的中国幻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丝绸制品可以通过中东贸易枢纽贩卖到欧洲，经过了中东的文化过滤后，同样造就出一种中西方结合的艺术形式，宋元时期中国流行的缠枝花纹样，被改造成了某种近乎石榴的纹样，又被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纺织匠人仿效，最后居然影响了16世纪仿制中国瓷器的意大利陶瓷工匠的设计方案——尽管那时，来自中国原原本本的瓷器已经在欧洲市场行销已久了。
文明接触时，真实与想象之间，人们比起真实常常更愿意选择想象，因为想象意味着主动权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尽管17世纪末，从利玛窦，到卫匡国、汤若望，众多西方人来到并长期居住在中国，将他们真切的见闻写成书信、札记、文章和搜集的资料发回国内，为西方同胞带回了第一手信息，但也恰在此时，西方人想象的中国风也蓬勃发展起来。法王路易十四委派建筑师路易·勒沃在凡尔赛宫苑中建造了特里阿农瓷宫，这是一座模仿荷兰人纽霍夫在《荷兰大使在中国的见闻》中著名的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建筑，由于西方人将琉璃当做了瓷器，因此，大报恩寺琉璃塔也被当成了一座瓷塔，于是这座瓷宫的外表镶嵌了大量瓷砖，而这些瓷砖并非来自中国，而是产自代尔夫特、讷韦尔、鲁昂和利雪的带有彩色釉面的陶砖，而且出于想象，瓷宫使用了大量青色与白色搭配的陶瓷，与琉璃塔的五光十色完全不搭边，但在当时的欧洲，青花瓷俨然被当做是东方的审美，因此特里阿农瓷宫也被描述为典型的中式建筑。哥布林与博韦的挂毯场也奉命制造所谓的“中国皇帝”系列挂毯，其中的《天学传概》描绘的是真实发生在当时中国的事件，两名耶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在清廷内传授西洋天文历法，但挂毯中的场景，除了天球仪和六分仪这两件原本就来自西洋的天文仪器确实出现在北京宫廷之外，其他的场景完全出自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围绕在天文仪器旁的官员与其说是中国官员毋宁说是阿拉伯人与暹罗人的混合体，远处点缀着宝塔，但近处却生长着北京根本不可能生长的棕榈树。尖顶飘扬着长长旗帜的建筑物则让人追想起中世纪的罗曼传奇。
从17世纪的挂毯，到18世纪的屏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越来越浮现在西方人的眼前，但中国风的想象却并未因真实而稍加褪色，真实的中国反倒给西方的中国风想象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加梦幻、神奇，仿佛是从真实世界中推门走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梦。就像1770年10月那场缔结哈布斯堡与摩德纳公国联姻的婚礼现场所展现的情景：
“参与庆典的游行队伍花枝招展，每个人都穿着中国式样的服装，充满了梦幻的异国情调。贵族们更是穿得极为华美，别具一格。游行队伍的移动背景是用黄金和白珐琅装饰的舞台场景绘画。花车顶有中国人像手持珍禽，而在下方则摆放着插有宽叶的花瓶，花瓶的两边是手持华盖与羽扇、载笑载言的中国人像。花瓶的下方则是站在宝座上、点头微笑的中国神像，其身后有巨大的绿金相间的华盖。神像由四个人像簇拥，手持各类花伞和羽毛。前面还有一个造型惊奇的中国人像。拉着花车的8匹骏马的头上装有羽毛制作的小伞。”
中国风的想象里的中国，是西方文明睁着眼睛的白日梦，但它也是东西文明相遇时过渡地带的人造幻乡。就像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所咏唱的那样：
“倘若我心底也能
唱出有节奏的乐曲
那感觉似飘飘欲仙。
只需那响亮而悠扬的乐曲，
就能在空中造建宫殿。”
《血拼的海路》作者：林仁川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梯航四海》作者：陈高华 吴泰 修订：张国旺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
出海
联结东西文明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人，讲述东西方交流的故事，也只能是人的故事。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能够联结在一起，联结的动力当然有探索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人的简单需求：利益。文明的脚步常常跟随在商人的身后。不同文明的物质、技术与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这些为了获利奔波于道的商人们。海上的东西文明，同样由航行于大洋上的商人有意无意间在海浪中编织出了交流联系的巨网。
“珠玑象犀，兼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而后始至，风涛之与凌，蛟龙之与争，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则不胜其富矣。”
我们常常会听说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探险家的故事，但中国海上商人的名字，却鲜少为人所知。《梯航四海》与《血拼的海路》这两本书连在一起，刚好讲述了自宋元到明清之际的那些踏浪求利的海上人的故事。他们大都寂寂无闻。比如一位元代的老艄公，他的航海经验是一位海道漕运官员徐泰亨需要了解潮汛风信的缘故，才从他口中访查得知的：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
这些顺口溜一样的海上经验之谈，直到今天依然能从一些老船夫口中听到它的回响。掌握了潮汛与风信的变化，才使得海上持续的航行成为可能。海外航行的频繁，也让了解外部世界成为一项必须。因此，诸如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张燮的《东西洋考》等等记述海外诸国风土人情的书籍有了诞生的机会——文明间的认知与理解也由此展开。
梯航四海，让贸易遍及天下，自然是商人们的期望，但海洋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总是充满了惊涛骇浪。对明清之际的海商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大海的变幻无常，也要提防身后的明枪暗箭。与17世纪倡导重商主义的西方世界不同，明清朝廷更加看重秩序性，必要时会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来隔绝外界的不确定因素。而对那些需要贸易牟利的商人来说，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威胁。于是，明清之际的海商常常扮演着海商与海贼的双重身份，晚明时代的海商贸易通达五洲，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西达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东海岸。通过在菲律宾群岛的转口贸易，中国的商品行销到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商品的畅销程度，在墨西哥境内甚至导致“除中国的丝织品外，不复消费其他丝织品，结果，西班牙的所有丝织工场全部倒闭”，中国海商则成了全球贸易的最大获利者之一，就像《澄海县志》所写的那样：“盖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但这条财富的海上之路，同样也是在内外强权的交织下，通过血拼才打开的一条生路，他们对外要面对急速扩张的西方海上帝国势力的侵扰，对内要面临朝廷海禁封锁的压力。在双重压力下，明清之际的海商依然打开了一条血拼的海路。但大海是如此广袤无垠，以至于那些汗水、鲜血、眼泪和生命，都最终会消解在海中。
或许我们还是回到开篇的那一幕，当李之藻抬头仰望那幅巨大的《山海舆地全图》时，那横跨海洋的纬线，那纵跨陆地的经线，纵横如网，将全球连接在一起。在那经纬线交织的全球之网中，他是否看到文明交汇的潮流，正跨越时空，向他的眼前涌来？尽管文明的相遇就像他那天看到的那幅地图一样，纯属偶然，但偶然无心插柳而产生的联结，却将这世界必然地连为一体。
侨批 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
文明间的对话，并不总是浪潮澎湃。在海岸边潮水轻轻涌上岸的声音，同样是文明的低声倾诉情愫。期待的人儿，日子悄悄又添岁，在海的那一边，未审何时复能归来，这份惦念的存心，同样将身在异域他方不同文明的彼此联结在一起。
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潮汕亲人之间的联系桥梁，无数海外华侨靠着侨批上的地址重新找到了故乡，找到了失联依旧的亲人，替自己那些终生未能回归到故土的先辈，重新踏上了潮汕的故土，再次回到家乡，这一次再也不是，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的是，阔别多年之后，亲人重逢之后的喜极而泣，血脉再相连。
我们通过侨批内容的解读，去触摸去感受那些远去的历史，侨批的文字内容带着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我们满怀敬畏之心去拆开那些尘封已久的侨批，在字里行间去找寻那一段段早已被束之高阁的历史，去尝试着体会前人生活的不易和生活动荡不安，从前人的故事中去感受前人为了生活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侨批不仅仅是一封寄来银钱的汇款单，它还包含着海内外潮人之间的款款深情，那些字字句句是用海内外潮人的眼泪和思念汇聚而成的。每一封侨批都是南洋与故土之间的相思之情，都期盼着那平安二字的到来，那些侨批中的一字一句都重若千金，那是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陈章煌
AI制图。
写给你的人生大事
“……作灶三月十三日戊寅日虽是吉日，莫奈在土王用事之内，不可动土，是日赤口，需要较立夏后方可修造，楚玉侄女出花园五月初四日戊辰之日，有冲本年太岁免用更好……”
这是1958年马来亚郭祝生寄往潮州潮安的家中侨批里提及有关家中作灶与侄女出花园择日事项的内容。这类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沟通相关的家族大事的信件，也是侨批内容中的一大类目。在那个时代，信息沟通并不方便，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仅靠着这一封封侨批互诉情思，同时告知各种事项的安排。
上述信件中提及的出花园与作灶，在潮汕地区这是两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大事，因此在惜字如金的侨批上才会被用大量的文字进行嘱咐。出花园是流行于潮汕地区以及闽南中国台湾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潮汕的小孩子在年满十五虚岁之时会在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初七或者另外择吉日举办出花园礼。
在潮汕民俗中认为，未满十五虚岁的孩童都是生活在花园里的，由孩童保护神花公花妈和公婆母等神明照料保护，等到年满十五虚岁的时候，就要告别神明的呵护，踏出花园，成为一个成人，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在传统民俗认知中认为，出花园办得顺利与否，事关这个孩童以后一生的顺利与否，所以出花园对于潮汕人来说属于一生中所要经历的第一件大事情，每个家庭也对这件事十分注重。
而信件之中提及的另一件事：作灶，在潮汕地区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项，在潮汕地区每当兴建房屋之时，必定会择吉日修造灶位，择的日子好不好，灶的朝向对不对，这在潮汕传统民俗认知中往往事关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故而在潮汕地区，起厝是一件人生大事，而作灶则是这件大事之中的重中之重，潮汕人笃信风水青乌术之说，因此，潮汕人在建房子的过程之中十分讲究，尤其在作灶与立门之事上更加注重和讲究。
因此郭祝生在信件之中尤其强调，家中关于这两件事所择的日子并不合适，并依据相关的说法解释为何家中所择的日子不合，并且告知家人择日需要谨慎对待，不可马虎大意。除此之外，郭祝生还在下方的信件内容中，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关于侄女出花园的日子，他重新择吉更改为：七月初四日，关于作灶的日子，他也重新择选了：三月廿六辛卯，三月廿九甲午，四月初八日癸卯，并且还在下文提出了注解：“卯日与四兄相冲，勿用最好，三月廿九甲午与鼠相冲，此日用之无妨。”
而在信件的最后，郭祝生还向家中告知当时南洋谋生越来越困难，商业不振，生意难做入少出多，并且告知所寄回的七十港元，除了二十元作修造的钱，剩下的用于家用，并且在信件的最后再次陈述他生活非常困难，生意周转艰难。寥寥数字写出了海外华侨在南洋地区的谋生之艰难，同时，信中还顺带提及同乡的进钦老婶的儿媳的生活也是艰难困苦，几乎难以度日。许多过番的潮人初到南洋地区并不能有很好的工作，因此也很难写信寄批回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人会依靠有能力寄批回家的同乡，附带一两句告知家乡亲人自己当下的情况。
从上述信件内容的解读中我们能够得知，许多海外华侨在南洋地区的谋生并不轻松，但是尽管自己过得十分艰难，依旧想办法尽力帮扶家中的生活。同时，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之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关于家庭大事的协商过程，以及对家中各种大小事情的询问和关心。许多海外华侨终其一生，并不一定能够回归故里，因此，他们在下南洋的同时，也将家乡的习俗和礼仪带到南洋，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东南亚地区见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侨带过去的不同习俗，诸如农历正月的游神赛会、七月盂兰盛会等等不同地区的民俗。
成家·立业
除此之外，许多海外华侨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记住自己的家乡在哪里以及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家乡的风俗风景是什么样，会在自己的后代出生后，将后代送回家乡托付给家乡的亲人养大后留在家乡，或者等成年后再接回南洋，其中大部分华侨会生育多个子女，在其中挑选一个留在家乡，保持着与家乡的链接，守着家乡的祖业。也因此产生许多事项需要沟通，诸如在以下的信件中就是一个远在南洋的父亲为了自己身在家乡的儿子的婚姻大事与母亲的沟通过程。
这是一封1958年远在南洋的陈孝声寄回澄海山边村家中给他母亲的信件中，提到了有关他儿子的婚姻大事的协商过程。在这封信件中陈孝声提及：“……现在情形与廿年不同，请大人（母亲）眼光放远一点……既然候毕业后再结婚，则何苦如此早定。”而紧跟其后他也对儿子的婚姻之事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先声明，若是照汝以前之好办法，我不承认，我意最低限度要初中毕业方能为我之媳。而且现在青年人之心情不同古时，朝订婚而夕解约者，如同食饭平常一样。请大人（母亲）勿自找烦恼。候待他日后毕业后，有了事业，再结婚未晚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孝声对于自己儿子的婚姻之事与他的母亲两人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想法，他的母亲希望的是自己的孙儿可以早日定下亲事，早日成婚。而对于陈孝声来说，他更希望的是他的孩子不要简单的为了结婚而结婚，同时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当初他母亲为他做主婚姻之事的不满之意。对他来说，他希望的是他的儿子能够找个合适他的妻子，而不是茫茫然的随波逐流，娶一个与他自己三观不合的妻子。
同时对于陈孝声来说，他希望的是自己的儿子要在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的本事之后再去结婚，而不是匆忙成婚，无所养家糊口。这一点他也在后续的信件内容中再次说明：“……固每人都要立业后方成家也……要谁人替他养老婆。岂不是害他无寸进误了前途。”从这一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孝声身为一个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而不是茫茫然的成婚之后，连生活都没有着落，需要靠长辈来替他们养活小家庭。
陈孝声之所以会如此在意地强调他的儿子需要在立业之后才能结婚，一方面是对于他自己来自父母包办婚姻之后的不如意的反思和无声的反抗，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不会重蹈覆辙，茫然成婚最后无所依靠，只能抛妻弃子远赴南洋谋求生路；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南洋见识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正在发生巨变，年轻人的思想和理念与之从前有着大不相同之处，许多年轻人对婚约之事并不重视，大量年轻人对于婚约都可以朝令夕改，视之如同寻常吃饭一般，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沉着稳重点，仔细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避免造成婚姻的不幸之事发生。
在这封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其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无论南洋还是家乡故土的年轻人的思想都在经历着巨大的改变，许多人对待婚姻之事，不再只是跟从前一样一味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陈孝声自己也劝解母亲，不要自寻烦恼，这也在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父亲，同时也在说明他在远下南洋之后，见识了不一样的社会环境，接受了新潮思想之后，将这一思想带给远在家乡的母亲，让她学着接受思想的改变，不要再为了子孙的思想操劳，自寻烦恼。
1958年南洋的陈孝声寄回澄海山边村家中给母亲的信。
问何时会重聚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华侨都会送子女回到家乡固守祖业的，也有一些海外华侨劝解家中亲人放弃那微不足道的祖业，远赴南洋与家人团圆的。就比如这一封在1948年农历二月七日从泰国寄回潮汕的侨批。
在这封侨批中，写信人张木春开头一句便是：“寄去国币一百万元，查收应用，请免挂念”乍听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张木春是不是在海外发财了，一寄回来就是一百万元，实际并非如此。信中提及的是“国币一百万元”，国币也叫金圆券，是民国时期的纸币，而在1948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根据同时期的侨批资料显示，当年汕头一月白米已经涨到75万元国币一斤，有人寄了两千万元国币，却买不到27斤大米，甚至到后期，有人寄回来一亿万元，却只换回来了半斗米，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大约是12斤白米。
张木春先寄回了一百万国币，告知母亲应用，并在后续信中写道“……大人千万回想，务必来暹为要，儿媳千万不能回梓，如有亲戚来暹，最好同来，儿可奉旨甘养，免儿得罪，难取世间财。家中物业，儿全不要，请你放心下暹，千万勿误”通过短短数言，我们便能得知，在此之前张木春便已经多次劝解母亲前往暹罗与他们团圆，这里的暹罗指的就是泰国，在当其时是潮人下南洋去得最多的地方。同时，在信中我们还能看得出来，之前木春的母亲曾寄信告诉木春要他的妻子回乡，信中的回梓便是回乡，家乡也称为桑梓。从这一封侨批我们能看得出来，木春已经知道当时的米价正在飞速上涨，寄回来的国币追不上飞涨的米价，更何况还要让自己的妻子回乡，只能增加生活的困难，故而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母亲，“儿媳千万不能回梓。”
除此之外，木春还担心母亲顾虑家乡的祖业没有人坚守，同时在信中告诉母亲，“家中物业，儿全不要，请你放心下暹，千万勿误”这也是在告诉他的母亲，不要为了家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产业，使得我们母子两地分隔，固然家中产业重要，比不得晨昏定省，早晚汤食侍奉更为重要，因此木春在信中写下了“儿可奉旨甘养”。同时，还让母亲告诉亲戚，如有亲戚要下暹罗的，最好一同前来。
在整封侨批之中，我们能看得出来，木春深恐母亲留恋祖业，不愿下暹罗团聚，而当其时的米价又在飞速上涨，寄回去的国币越来越贬值，唯恐他的母亲温饱无法保障。也因为如此，他坚定地选择了“忤逆”自己的母亲，拒绝了母亲要求儿媳回乡的要求，反而要母亲放弃家中物业，快速下暹罗与他们合家团圆，同时，更是让母亲告知亲戚有要下暹罗的一同前往，他可一同照料。同时眼下之意也在告诉他的母亲，您来了暹罗，我们一家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您的饱暖饥寒也有人关心照料，我也能够安心赚钱，故而他写了那句“免儿得罪，难取世间财”。在这一封简短的侨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底层平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飞涨的米价压的人喘不过气，一日三餐温饱的最基本需求都成了难题。
这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真实写照，许多人为了固守微不足道的祖业，放弃了下南洋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此后两地分隔，战乱动荡，失去了联系，从此天涯海角，渺茫无音讯。远赴南洋的儿子忧思挂虑家中双亲的安好与否，困守家乡的父母望洋兴叹，迫切地想要知道海的那边，儿子是否一切平安，但这一切的忧思与挂虑最后都被滔滔不绝的海浪卷入深深的海底，再没有了一丝波澜，更得不到一点的回响。故而张木春才会在信中言辞恳切，迫切地想要母亲下暹罗团聚，甚至连家中祖辈传下的祖业都不要了，只要他的母亲“放心下暹，千万勿误”。
通过上述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的联系密切无比，同时侨批也不仅仅是寄送银钱的单一作用，在许多的侨批信件之中，往往是家长里短，事关家中各种事项的协商和沟通。而这也在另外一封由潮汕寄往南洋的信件中，我们可窥见一二。
马来亚郭祝生寄给潮安郭应生侨批之一。潮汕侨批研学基地提供。
尺素传情
这是一封1937年由澄海蔡权寄往马来西亚蔡绍楚的信件，信件之中提到了为他们兄弟的母亲寻找墓地之事，信件是由身在澄海的弟弟蔡权回复他的兄长蔡绍楚关于母亲墓地的事情，在信中弟弟是这样回复的：“……言起母亲之事，弟一时念着从前苦况，使弟独景含泪滴滴，实在可怜的母亲，我们切不可忘记生身之恩，吾们现在尚未寸进，母亲泉下有知谅必无怨……”
在信中身为弟弟的蔡权，告知他们的兄长蔡绍楚，他们当下兄弟几人尚未完全立业，生活艰难，无法为他们的母亲营造墓地，然而，一想起从前的艰难又忍不住涕泪涟涟，尤其想起他们可怜的母亲，便触景伤情，难以自持，因而跟他们兄长蔡绍楚说，一定不要忘记母亲的生身之恩。其言下之意便是有朝一日兄弟几人事业有成一定要记得母亲之事，为母亲重新营造一座得体的坟墓，以让他们的母亲能够长眠，而当下他们的母亲想必九泉之下也能谅解他们的困难，不会怪罪他们兄弟未能为她营造坟墓。
而令人痛惜的是，根据蔡绍楚后人提供的信息，在收到回信不久之后，蔡绍楚就染上重病，没多久便撒手人寰，而后又因为战乱等等诸多原因，海外亲人与家乡亲人之间失去了联系，直到中断联系八十年后，第三代亲人才依靠着基因检测重新联系上。而他们兄弟之间的约定也由身在家乡的弟弟蔡权帮着完成，为他们的母亲重新修造了一座坟墓。
在重新寻得家乡亲人之后，蔡绍楚的孙子蔡之为也替他的爷爷完成他的遗愿，蔡之为捧着他爷爷蔡绍楚的遗像来到他的母亲墓前，祭拜这个他未曾谋面的曾祖母，同时也圆了他爷爷的遗愿，让他看一眼他母亲重修之后的坟墓，也让他的母亲重新看看他这个80多年未归的儿子，那一刻在场的人沉默不语，天空中一声轰隆乍起，微微细雨飘洒而下，打湿了相框和墓碑，那一刻或许就是这对阔别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母子，在重逢之后的相拥而泣。
现如今我们通过一封封的侨批，在字里行间我们去感受那些故去的华侨先辈与家乡亲人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思，那些未能亲口讲述的话语，都靠着这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飞渡往来于南洋与故土潮汕之间。在这些侨批之中，我们看见了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下，寻常百姓之间为了谋求一丝生路而坚强奋斗的身影。生活在当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和交通方便又安稳的社会之下，我们难以去想象百年之前，潮汕华侨先辈他们日思夜想，翘首以待那一封封侨批之时的心境。
依靠侨批互诉相思的时代早已远去，当下我们与海外的华侨不再需要依靠侨批互道平安，也不用惜字如金的写批。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尘封的历史，那一封封静默不言的侨批所承载的是那一段沉重的历史，我们如今回首望去，故人故事依旧，应当铭记那些镌刻在字里行间的家长里短，家国春秋。
尺素传情，远跨山海飞万重，一纸数言，道不尽的是思念与情思。在侨批之中藏着的，是无数海内外潮人之间最为深情的言语，也是斩不断的血脉情缘。三江出海，一纸还乡，早已成为历史，但是那如山般的侨批之中，深藏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亲情与忧思。
所谓文明的羁绊，便是那走脱故土千里万里，也割舍不断的家国亲情。
身在泰国的张木春在1948年寄回潮汕的侨批。
马来亚郭祝生寄给潮安郭应生侨批之二。潮汕侨批研学基地提供。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1、02、04、06版）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就像中国先贤所说的那样，即使远隔重洋，分居东西，人类也有着共同的心理，想要寻找彼此，想要接触对方，不同的文明，因为这同样的心理而相遇、碰撞、交汇，即使时空阻隔，也总有相会之期。文明之间的交流，并不总是波澜壮阔的恢宏史诗，而是像海水中的浪花，在季风吹拂的因缘际会中，以必然的偶然方式遇到了彼此，日常生活中我们习焉不察的东西，却蕴含着一段段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往。本期专题，选取了几件小东西来讲述东西文明交流这一宏大的主题。唐宋商船中的瓷器与铁器，承载着文明沉甸甸的心意。晚明士人眼中的一幅地图，却成为中西方认识彼此的桥梁。一封远隔重洋的家书，牵起了大洋两岸一个世纪的情愫。
侧耳倾听，吹拂了万里的海风，一定会带来彼此的声音。
瓷与铁 沉甸甸的海上文明之路
当我们提到文明的馈赠，脑海里不由得闪现五颜六色薄如蝉翼的丝绸，光滑如玉坚硬如铁的瓷器，或黑或绿沁香扑鼻的茶叶，这三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占了前两位，都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都曾登上了高桅海船，迎风踏浪，惠及万里。
但文明并不仅仅是由这些绚烂多彩的奇珍之物组成的，文明像一艘船，它既有迎风张起的风帆，有装饰华丽的艗艏，有坚固的甲板，有秀颀的船桨，但也有沉甸甸的铁锚和压在船底的压舱石。轻盈亮丽与沉重暗淡，构成了文明的两个面向，有的负责在海面上张扬驰骋，有的负责潜在水下，沉甸甸，却又坚实地保证文明稳固而安定地前行。
近些年来，随着考古科技的突飞猛进，考古学家在海洋深处发现了许多沉船。这些沉船，保留不少当年装载的各国商品，既验证了历代古籍中记载的参与海洋贸易的中国商品，也提供了文献中不曾记载或者经常被人忽视的器物。□杨斌
南海一号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金腰带。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藏。
新安号上的“象棋”。汤丹文 摄
黑石号的瓷器：阿拉伯人最早的订单
1998年,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海域发掘出了一艘沉船黑石号，这可以说是南海海洋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发现。首先，黑石号沉船是迄今为止在南海海域发现的最早沉船。船上的一件长沙窑瓷器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的落款，则沉船发生时间约在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后的几年之间，也就是九世纪早期，相当于我国的晚唐时期。学者大致同意，这艘船是从中国（广州或者扬州）进货后返回阿拉伯世界在印度尼西亚海域遭遇风浪袭击而触礁沉没的。
其次，虽然“黑石号”这艘远洋海舶装载的几乎都是中国的商品，船上也很可能有中国的水手或商人，可是，这并不是一艘中国建造的海舶，也不是一艘中国商人拥有的海舶，而是一艘阿拉伯制造的缝合船。这是根据发掘出来的“黑石号”残骸得出的结论。这种在印度洋西部流行的海船，其建造方式完全不用铁定，而是像编织毛衣一样用椰绳穿过约5-6厘米间隔的孔从两侧将船板一块一块地绑紧固定，船体内外木板的缝隙均有填充物填塞防水。这种阿拉伯式的造船技术表明，“黑石号”来自印度洋西部，也即西亚的阿拉伯世界。
当然，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黑石号上的商品。黑石号残骸共出水了各类器物（瓷器、金银器等）六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瓷器。这六万件瓷器，来自晚唐时期中国的南北窑口，包括越窑、邢窑、巩县窑以及广东地方窑口，尤其是长沙窑。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超过59000件，而其他窑口全部加起来不过上千件，实在让人瞠目结舌。
长沙位于长江流域的中部，距离扬州直线距离约800公里，距离广州约700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这59000多件易碎怕磕的瓷器是如何运到扬州或广州然后被搬上黑石号的！其实，运输还只是个技术活，比运输更困难的是这批产品的下单。是谁向长沙铜官镇的窑主（窑主恐怕不止一个）预订这批供给西亚阿拉伯人的瓷器？预付款是多少？谁来支付？怎么支付？由谁担保？瓷器的形制（壶、盘、碟、盏、杯各类）和图案如何商定？交付期限如何规定？交付方式又如何确定？假如经过水路（洞庭湖-长江）运到扬州的话，扬州由谁接待？余款如何支付？这一系列问题，在现代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出现之前，究竟是如何由各国的商人及其代理人完成的？总之，这个阿拉伯人在中国最早下的这个大订单，充满了种种不解之谜。也正因为如此，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突显了一千多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与精细。
黑石号上发现的瓷器，属于海上丝绸之路承载的最重要的商品，中外文献的记载颇为常见，其发现虽然是个惊喜，但也在学者的意料之中。最近发掘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则给予我们意料之外的惊喜。
南海一号：铁器之船
“南海一号”是一艘十二世纪从中国出发不久而遭遇不测的南宋沉船。1987年发现于广东省海域，1989年11月首次开展水下考古调查，2007年12月22日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并移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号是目前中国海洋考古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宋代海船，沉船船体仅艏艉稍有残缺，船体残长约23.8米，宽约9.6米，船艏宽3.8米，型深约3米，分为15个舱室，为考察我国古代的海船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实物。
南海一号出水文物总数超过18万余件，堪称我国水下考古之最。不出意料，出水货物中以瓷器数量最多。从釉色上看，这些瓷器包括青白瓷、青瓷、黑釉瓷、绿釉瓷、酱褐釉瓷等；从产地看，它们主要来自南方地区的窑场，包括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泉州德化窑、晋江磁灶窑、闽清义窑等；从种类看，包括碗、盘、碟、壶、瓶、罐、盅、盆、军持、盒、瓷塑等，主要是生活器具。因此，南海一号是意料之中的瓷器之船。
除了瓷器，沉船遗存物中当然还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比如黑石号上的砚台与擀面杖、南海一号的金腰带等，这些意料之外的发现，大大拓展了我们对古代中国海洋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理解。南海一号上发现的铁器也是如此。
铁器是南海一号的一个重要特色，其数量惊人，是仅次于瓷器的大宗外销商品。截至2015年，研究人员提取了船体上方金属凝结物共计70块，总重量达60余吨。这些凝结物的主体是铁器，表面可见的类型为铁条、片状铁坯以及铁锅。和瓷器一样，铁器的包装和转载颇具巧思。以铁坯为例，先用竹篾绑成一捆，两捆绑成一组，各捆和各组之间还垫衬草席竹席，以防止剧烈撞击。铁锅则成摞倒扣于船舱，铁锅之间也以竹篾竹席填充。
铁坯件是南海一号铁器的大宗，主要为条状和片状以及少数楔形器。它们形状多样，长短不等，宽厚不一，属于半成品。研究人员判断它们应该是兵器坯件，大致用来锻打成为刀剑使用。那么，为什么南海一号不直接出口铁刀铁剑呢？首先，古代中国严禁民间大量锻造兵器；其次，海船装载大量的兵器出口属于违法。因此，南海一号的商人不可能装载重达几十吨的兵器出口海外，不得不通过变通出口半成品来达到牟取高额利润的目的。假如船上的金属凝结物80%是铁器，而铁锅与铁制半成品各占一半的话，那么，铁锅总重量约为25吨，半成品的兵器也是25吨。如果每个铁锅算15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三千三百多口锅；如果每把兵器（不论刀剑）平均为10斤的话，则船上运载了五千把刀（剑）。这些锅，可以为三千三百个家庭提供烹饪服务；这些刀，可以装配一支五千人的军队。不夸张地说，南海一号也是铁器之船。
那么，这些半成品的铁制兵器和成型的铁锅销往何处呢？首先当然是东南亚。东南亚的海岛社会或缺乏铁矿，或冶炼技术落后，因而极其渴望中国的铁器。他们需要的铁器，就如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一样，包括两种：一种是武器，一种是生活用具。前者属于高科技，一方面可以用来生杀予夺，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森林中狩猎砍伐，因而需求强劲。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铁锅，既利于携带，还利于迁徙，同时经磕经碰，不怕高温，不惧潮湿，经久耐用，实在是珍稀之物。可以说，在铁锅传入之前，许多海岛社会还处在生冷饮食的阶段。因此，铁锅大大推动了这些社会与人群的卫生、健康与文明程度。
当然，这些来自中国的铁器还流入了印度洋世界。比如说，孟加拉湾的许多小型岛屿社会对铁器的渴求，绝不亚于东南亚。七世纪后期的唐代求法僧人义净曾经详细记载了孟加拉国湾的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上野人对铁器的渴望。他说：从马来半岛西北部的吉打向北航行十几天，就到了裸人国，“向东望岸，可一二里许，但见椰子树、槟榔林森然可爱。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九世纪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iman）曾经游历了印度洋，也记载了尼科巴群岛的男女老幼都赤身裸体，争以琥珀、椰子换取铁器，这和一百多年前中国和尚义净的记录如出一辙。可见，这些海洋亚洲的岛民，由于资源和技术的限制，无法冶铁，对硬度较高的这种金属异常渴望。中国、印度或阿拉伯经过的船只，便成为这些岛民获得铁器的唯一机会。由此我们推测，南海一号装载的大量铁器，就是销售给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岛屿社会，用来交换海上航行需要的椰子、芭蕉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宋代中国极其渴望的各种香料（如泉州一号所示）——包括比黄金还贵重的龙涎香。
海岛社会对铁器的热爱以及中国铁器的输出，其实在宋元文献不是没有记载，只是在南海一号发现这么大体量的铁器之前学者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罢了。
南海一号沉船出土的铁锅。
“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宋代宗室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权泉州市舶，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官方的图文加上商人的信息，撰成了《诸蕃志》一书。全书记录了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详列了各种香料，各种宝石以及其他海外奇珍，也介绍了中外商人交易的货物。惟有在介绍位于今天马来半岛中部西岸的佛啰安国时，赵汝适提到了“番商以金、银、甆、铁、漆器、酒、米、糖、麦博易”；位于爪哇岛的阇婆国，“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甆器交易”；位于今天吕宋群岛的麻逸国，“商人用甆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他还特别记载了在菲律宾北部海域一带活动的毗舍耶，“喜铁器及匙箸”，“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
《诸蕃志》以上三则记录，已经透露了海洋和海岛社会对铁器的渴望。阇婆国和麻逸国直接可以当硬通货交易的“铁鼎”，应该就是铁锅。鼎有三足，不但便于安放，而且符合物理学的原理，最稳定，不容易被碰倒翻锅，至为便利。而处在“袒裸盱睢”的毗舍耶，就像尼科巴群岛的“裸人国”，喜爱铁器，因为铁器客户以帮助他们征服热带森林，征服竞争对手；他们也喜欢中国来的勺子和筷子，表明他们开始学习中国的烹饪与饮食模式。这样看来，中国的铁锅也应该抵达了毗舍耶。他们作为武器的标枪，枪头是铁矛尖，枪尾系上了长达数丈的绳子。这样的话，在狩猎或临阵对敌之际，一旦标枪投掷出去，还可以顺藤摸瓜，把标枪找回来。无它，实在是因为铁的珍稀。
赵汝适关于铁器的记载，描述简略，地理范围限于今天的东南亚，但非常重要，因为此前的唐宋文献几乎没有提到中国铁器的出口。南海一号的时代比赵汝适要早几十年，因此，南海一号发现的铁器，实在比同时期的文献要“贵重”得多。不过，《诸蕃志》之后一百年的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撰写了《岛夷志略》，记录了中国铁器在海洋亚洲的重重身影，与南海一号可以互证。
AI制图。
汪大渊：中国铁器遍及海洋亚洲
汪大渊在十四世纪中期从泉州两次出航，行迹遍及南海与印度洋，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和贸易情况非常熟悉。与未曾出洋的赵汝适不同，汪大渊发现海洋亚洲不但欢迎来自中国各地的瓷器与丝绸，对中国出口的铁器也格外热衷。
根据《岛夷志略》，今天吕宋群岛的“三岛”“贸易之货，用铜珠、青白花碗、小花印布、铁块之属”；“麻里噜（马尼拉）”“贸易之货，用牙锭、青布、瓷器盘、处州瓷、水坛、大瓮、铁鼎之属”；加里曼丹岛西北的“勃泥”“货用白银、赤金、色缎、牙箱、铁器之属”；马来半岛的“彭坑（今彭亨）”“贸易之货，用诸色绢、阇婆布、铜铁器、漆、瓷器、鼓、板之属”；苏门答腊岛东部的“三佛齐”“贸易之货，用色绢、红硝珠、丝布、花布、铜铁锅之属”；“爪哇（今爪哇岛）”“用硝珠、金、银、青缎、色绢、青白花碗、铁器之属”；新加坡海峡附近的“龙牙门”“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马六甲海峡北部的“龙牙菩提（兰卡威）”“贸易之货，用红绿烧珠、牙箱锭、铁鼎、青白土印布之属”；苏门答腊西北海中的“花面”“货用铁条、青布、粗碗、青处器之属”；缅甸东南部的“针路”“贸易之货，用铜条、铁鼎、铜珠、五色硝珠、大小埕、花布、鼓、青布之属”；下缅甸的“八都马（马达班）”“贸易之货，用南北丝、花银、赤金、铜、铁鼎、丝布、草金缎、丹山锦、山红绢、白矾之属”；斯里兰卡东岸千里马（今），“贸易之货，用铁条、粗碗、苏木、铅、针之属”；位于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金塔”“贸易之货，用铁鼎、五色布之属”；印度果阿的“东淡邈”“贸易之货，用银、五色布、铜鼎、铁器、烧珠之属”；波斯湾的“波斯离（巴士拉）”“贸易之货，用毡毯、五色缎、云南叶金、白银、倭铁、大风子、牙梳、铁器、达剌斯离香之属”波斯湾的“甘埋里（忽鲁谟斯旧城）”“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红海附近的“天堂（麦加）”“贸易之货，用银、五色鞋、青白花器、铁鼎之属”。汪大渊所谓“贸易之货”，不是指一般的商品，而是深受当地欢迎的硬通货，不但可以以货易货，而且往往可以直接作为货币使用。铁器在上述社会就是这样的硬通货。此外，根据汪大渊的记录，铁器（包括铁块、铁鼎、铁锅、铁条、铁线等）在约46个国家或地区属于硬通货。从地理看，这46个国家或地区恰恰就是从我国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然后驶入西印度洋到达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分布。可以说，到了十三十四世纪，中国的铁器漂洋过海，遍及海洋亚洲的各个角落。
汪大渊关于这46个国家或地区的记录，共提到铁四十八处，其中“铁”五处，“铁块”三处，“铁器”十二处，“铁条”十一处，“铁线”二处，“铁鼎”十三处（包括一处提到“鼎”），“铁锅”二处。 从常情常理推断，汪大渊在某些地方提到“铁”或者“铁块”（并区别于“铁器”）,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铁”或“铁块”是以“铁块”出现的半成品铁坯。宋元时期的中国禁止出口铁器制品，所以商人往往以半成品铁胚来规避禁令。这些铁坯到了东南亚等地后，再由当地的铁匠加工成各种铁器。假如这个思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汪大渊提到的“铁条”就是条形的半成品，可以用来制作刀、剑、匕首等。汪大渊眼中的“铁条”就是南海一号发现的大量的条状铁制品。而汪大渊提到的“铁线”就是细铁条，可以大致呈比刀剑更小的小型或者微型铁制用具。有意思的是，汪大渊还有一处提到了“针”。这个针，不论其功用如何，不大可能是由金、银、铅或铜制成，因为这些金属偏软，不适合做针。考虑到时空的因素，这个针只能从中国而来，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社会常用的铁针。
以常情判断，汪大渊见到的“铁器”，应当包括各式各样的铁制品，包括刀剑斧矛锤锄等生产、生活工具乃至武器。然而，汪大渊并没有提到其他什么器物，却单单提到了“铁鼎”，而且次数最多（十三次），加上同一性质的“铁锅”（两次），总共十五次。根据汪大渊的记录，我们对铁锅是南海一号另一大宗商品就释然了。为什么铁锅对海洋亚洲社会如此重要——其重要性甚至超出了一般读者理所当然最重要的武器？这当然是因为铁锅对于热带亚热带的（海洋）社会太重要了。
为什么铁鼎大大多于铁锅？这也是为了适应东南亚社会的史记需要。和中国家庭有专用的厨房特别是固定的灶台不同，东南亚社会没有固定的灶台，烹饪食物需要灵活又稳定的锅具，三足的铁鼎就受到特别的欢迎。鼎既可以随身携带，又可以随处安放，从而方便随时在丛林中烹调食物。因此，和丝绸、瓷器、茶叶、铜钱一样，铁锅也是古代中国科技、经贸和文明的象征，深受海洋人群的欢迎，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
过去，人们一提到海上丝绸之路，就想到轻飘飘的丝绸；可是，沉船的发现，不仅印证了瓷器的突出地位，也揭示了铁器的贵重。瓷和铁，都是古代中国文明的精华，经过“沉甸甸”的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广阔的海洋世界。
书 阅读东西之间
起点，北京。
当那扇门打开时，眼前的所见，透过双眸，直入李之藻的心房——不过，他不久便会从这间房屋的主人那里理解到，掌管理性思维的器官并非心脏，而是头脑——那是墙壁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地图，只是与他寻常所见的地图并不相同，它是球形的，上面用纵横的线条划分了经纬度数。他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国度，看到了从未知晓的陆地，看到了广袤无垠的海洋包围着陆地。他看到了地图的正中间，正是自己身处的大明，上面的一个小小的方框，标注了自己所在的地方：京师。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巨大的地图，听着这间房屋的主人，来自西洋欧罗巴国的学者利玛窦为他解释眼前的这幅地图，他指点着地图上的地点，告诉他“此吾西来路程也”，他又细细为他讲解为何地图会画成圆形：
“地以小圆处天大圆中，度数相应，俱作三百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
西历1601年，对李之藻来说，这是大明万历二十九年，岁在辛丑。这是李之藻三十六岁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震撼。在过去，在他所在的这个国家，他以博学多识著称。十五岁时，就曾绘制了一幅大明两京十五省的地图，颇为精确。三年前，他进京参加会试，在科场上拔得头筹，这让他颇为得意，为此还专门刻了一方“戊戌会魁”的印章。但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眼界是何等狭小：
“及见吾人之《山海舆地全图》，始恍然知中国与世界相比，殊为渺小。”
但李之藻并不是一位被动的接受者，他利用公余时间跟从利玛窦学习，每天达四五个小时，他用以回报利玛窦倾心教授的，是用中学的知识与西学融合，弥补双方之间的差异和缺陷。他广为查阅中国的历代典籍、方志和舆图，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罗洪先的《广舆图》、大明官修的《大明一统志》、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等等，将中学知识融汇到这幅来自西方的世界地图中。最终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是一幅贯通中西地理学知识的世界地图。这幅最新世界地图甫一问世，便颇受欢迎，首次刷印即达几千幅。晚明时期出版的众多涉及地理学书籍都会引用这幅地图。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在听闻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后，也令人摹绘进宫，制成屏风，朝夕备览，这位因为腿足疾病不良于行的皇帝，就在自己的宫殿中周览他所统治的大明帝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还下令复制了十二幅，悬挂在不同宫中，分送给皇太子与国戚近臣。
在《坤舆万国全图》的题跋中，李之藻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今观此图，意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文明相遇时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就是发现在殊方异域，相异的皮相下，有着共同的心理，这是跨越时空的默契，也是文明创造的巧合。就像星空下在荒漠中向东和向西跋涉的两位旅人，远处的黑影逐渐靠近，心中的警惕、不安终于被月光下逐渐勾勒清晰的人影所平复，代之以遇见同类的惊喜。
文明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为彼此联系提供条件，它会引导不同文明的人去找寻彼此，相遇、相逢、碰撞、接触，尽管并非总是那么友好，但总会联结在一起，就像约翰·邓恩的那句名言：
“人非孤岛，无人可以自全。”
每个人都是陆地上的一块泥土，海浪拍击着海岸，带走泥土，在海风的吹拂下，随着洋流周回轮转，从此岸抵达彼岸，人类并非孤立的岛屿，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唇齿相依。史前时代的先民便能以一代又一代人的时间，跨越草原，翻越山川，漂洋过海，将文明的火种带往世界各地，最粗糙的独木舟中却以最坚韧的方式连接起了最早的世界网络。古代的航海家们也将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和当地人交谈”，老到的水手如是说：“吃他们的食物，给他们讲述我们的故事”。
海洋是文明的隔绝，广袤的海水曾经让不同的文明间对话变得如此困难。但海洋同样带来机遇，唯有经过惊涛骇浪的试炼，最终的相遇才变得更加可贵。海上蕴含着多少值得探索的航线，文明便会讲述着多少相遇的故事。本期专题的五本书，正是讲述了海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相遇的故事。
《全球史的九炷香》 作者：杨斌 版本：火与风
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版
联结
文明间的交流往往隐藏在习焉不察之处，《全球史的九炷香》正揭示那些在我们意想不到之处，文明是如何做下标记，撒下种子，让看似隔绝的不同文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哪吒三太子，谁能想到这位中国神话中最具叛逆性格的童子神灵，其出身不仅来自印度的毘沙门天王的三太子，莲花化身的形象，更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神话中作为诞生与复活的莲花。古埃及的莲花封泥，则横跨欧亚大陆，将莲花的意象播撒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的浇灌下，生长出《爱莲说》这样传颂千年的优美篇章。印度洋出产的海贝，竟能出现在殷墟考古发掘的商代墓葬中，这些原产于马尔代夫的海贝，通过草原之路进入中国北方，成了殷商贵族财富的象征物。及至在元明之际，东南亚的海贝又通过琉球转运到云南，在江南的官库中堆积如山，让元明君臣不得不严肃思考是否应该禁绝江南商人将这些海贝贩运到云南牟利，这些远涉重洋而来的海贝，甚至可能扰乱当地的市场交易。从商周到元明的海贝之路，标记着文明的征途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又在情理之中。
海船，作为海洋文明交流的载体，围绕着它在海上文明交流中也产生了众多的传说，从“无钉之船”到所谓海中可以吸走铁钉的“磁石山”“吸铁岛”，船只上装载的殊方异物，也标记着人们对异域的认知。明代宫廷对龙涎香的嗜欲，让进入东亚寻找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获得了入居澳门的许可，由此改变了中西方交流的进程。复活节岛上的老鼠与坦博拉火山的爆发，两者看似毫无关涉，却是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的两则寓言。老鼠的泛滥毁灭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南半球海岛上的一座火山爆发带来的全球环境变化，成了清朝衰落的诱因。看似时空上的巧合勾连若网，将不同文明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看似散落的文明碎片，也总会找到拼接它的那一块。
《维米尔的帽子》作者：（加）卜正民
译者：黄中宪 版本：理想国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1月版
“世界并非自然形成。人们通过自己的所做、所说、所信仰——最重要的是通过彼此的交流将其创造出来”，《维米尔的帽子》的作者卜正民在序言的开篇如此写道。文明的跨区域联结和交流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命运就像海洋中的岛屿，看似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却唇齿相依。大洋的潮水周回轮转，将不同文明的种子带到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发芽，因不同的风土环境而生长成不同的模样。这是人类文明创生的发生，也是世界变化的方式。这其中充满了众多的时遇与契机。
本书的作者卜正民所遇到的恰是其中一个：维米尔，这位17世纪荷兰代尔夫特的画家，如今享誉世界，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名声却并非如此闻名遐迩，但他的画笔碰巧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迈向全球化黎明的时代。而另一个契机是，卜正民20岁的那年夏天，骑车在欧陆旅行时，刚好在代尔夫特摔了车，刚好被一位和蔼的当地老太太看到，得到了善意的照拂，也让他在这座小镇得以驻足停留，细细观览，就像三百年前的那位当地画家一样，这个20岁的青年在代尔夫特捕捉到的细节，在数十年后，让这位已经蜚声于世的汉学家找到了一个管窥17世纪全球化黎明的起点。
就像卜正民所坦陈的那样，代尔夫特成为起点，“纯粹是因为我碰巧在那里摔车，因为碰巧维米尔曾住在那里，因为我碰巧欣赏他的画作”，而在几年后，他造访了上海，让他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从某种角度上说，上海与代尔夫特，就像互相吸引的磁场的两极，连接起中国与欧洲，东方与西方。从代尔夫特找到一扇门前往上海并不难，在那个人们正忙着建立联系的世界中，总会有一条线兜兜转转将两者绑在一起。如果说全球化的起点是欧洲的话，那么它的目的地就是中国。 17世纪欧洲人寻找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的热情，大大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维米尔的画作，以及散落在代尔夫特的其他东西，恰好就证实了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个起点，射出的线，企图连接到中国。维米尔画中的皮毛帽子，可以连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他们在挑唆当地土著人的交火争战中牟取皮毛贸易的暴利。他们一路向西推进，除了寻找皮毛外，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甚至皮毛贸易本身的利润，也是为了支付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开销。画中盛放水果的青花瓷盘，则是来自遥远中国的珍贵礼物，那代表着一种来自远方异域的趣味，是通过物品与另一种文明零距离触碰的方式。尽管这些花哨的瓷器在同一时期晚明文士的眼中俗不可耐，但却是欧洲富贵之家的珍罕之物。寻找中国的热情刺激了地理学的发达，让绘制地图成为欧洲的显学。于是在维米尔笔下画出了正在绘制地图的地理学家这样的题材。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在书中的那个青花瓷盘上，这件收藏在代尔夫特市立博物馆的瓷盘，乍看起来像极了中国明代的青花瓷，但实际上却是代尔夫特的匠人仿造的工艺品。那些匠人们显然搞不清中国神灵的名号与模样，于是让一位罗汉抽起了长长的旱烟袋，怡然自得地吞云吐雾——中国，遥远的文明，若近若远，若即若离的文明，就像盘中想象的中国神灵一样，隐现在想象与真实的烟云之中。
AI制图。
《中国风》
作者：（意）佛朗切斯科·莫瑞纳 译者：龚之允 钱丹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想象
中国风（Chinoiserie）并不是真实的中国风尚，它是西方文明透过自己的窥镜去打量中国时产生的印象。由于山海阻隔，相望万里，因此文明交流时的吉光片羽，只能用想象的丝线串联在一起。它是某种以己度人的产物，是他者在自我内心中的镜像。毕竟，在工业革命拉近世界的距离之前，中国对西方来说，是个遥远、神秘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国度。那里有自诩权力无远弗届的帝王，有讲述仁爱之道的哲人，有能将昆虫吐出的丝线编织成精美丝绸的能工巧匠，有只能用水晶来形容的瓷器，有润滑而透亮的漆器，有爱恨纠葛缠绵的传说故事。尽管远涉重洋后，这些传说故事大都会走样，但作为想象的质料，也足够丰富了。
最早的中国风图像，可以说完全是望文生义的想象造物。马可·波罗虽然本人确曾游历过中国，并且带回了关于这个遥远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但法国画师为他的游记绘制的插图中的中国人形象却与周遭的西方人几无二致，只是点缀了几许画师认为的东方风情。约翰·曼德维尔的所谓《游记》，则全然是凭空虚画，但却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成了西方人臆想中的中国幻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丝绸制品可以通过中东贸易枢纽贩卖到欧洲，经过了中东的文化过滤后，同样造就出一种中西方结合的艺术形式，宋元时期中国流行的缠枝花纹样，被改造成了某种近乎石榴的纹样，又被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纺织匠人仿效，最后居然影响了16世纪仿制中国瓷器的意大利陶瓷工匠的设计方案——尽管那时，来自中国原原本本的瓷器已经在欧洲市场行销已久了。
文明接触时，真实与想象之间，人们比起真实常常更愿意选择想象，因为想象意味着主动权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尽管17世纪末，从利玛窦，到卫匡国、汤若望，众多西方人来到并长期居住在中国，将他们真切的见闻写成书信、札记、文章和搜集的资料发回国内，为西方同胞带回了第一手信息，但也恰在此时，西方人想象的中国风也蓬勃发展起来。法王路易十四委派建筑师路易·勒沃在凡尔赛宫苑中建造了特里阿农瓷宫，这是一座模仿荷兰人纽霍夫在《荷兰大使在中国的见闻》中著名的插图《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建筑，由于西方人将琉璃当做了瓷器，因此，大报恩寺琉璃塔也被当成了一座瓷塔，于是这座瓷宫的外表镶嵌了大量瓷砖，而这些瓷砖并非来自中国，而是产自代尔夫特、讷韦尔、鲁昂和利雪的带有彩色釉面的陶砖，而且出于想象，瓷宫使用了大量青色与白色搭配的陶瓷，与琉璃塔的五光十色完全不搭边，但在当时的欧洲，青花瓷俨然被当做是东方的审美，因此特里阿农瓷宫也被描述为典型的中式建筑。哥布林与博韦的挂毯场也奉命制造所谓的“中国皇帝”系列挂毯，其中的《天学传概》描绘的是真实发生在当时中国的事件，两名耶稣会士汤若望和南怀仁在清廷内传授西洋天文历法，但挂毯中的场景，除了天球仪和六分仪这两件原本就来自西洋的天文仪器确实出现在北京宫廷之外，其他的场景完全出自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围绕在天文仪器旁的官员与其说是中国官员毋宁说是阿拉伯人与暹罗人的混合体，远处点缀着宝塔，但近处却生长着北京根本不可能生长的棕榈树。尖顶飘扬着长长旗帜的建筑物则让人追想起中世纪的罗曼传奇。
从17世纪的挂毯，到18世纪的屏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让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真实的中国形象也越来越浮现在西方人的眼前，但中国风的想象却并未因真实而稍加褪色，真实的中国反倒给西方的中国风想象提供了更多的原料，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加梦幻、神奇，仿佛是从真实世界中推门走出了一个触手可及的梦。就像1770年10月那场缔结哈布斯堡与摩德纳公国联姻的婚礼现场所展现的情景：
“参与庆典的游行队伍花枝招展，每个人都穿着中国式样的服装，充满了梦幻的异国情调。贵族们更是穿得极为华美，别具一格。游行队伍的移动背景是用黄金和白珐琅装饰的舞台场景绘画。花车顶有中国人像手持珍禽，而在下方则摆放着插有宽叶的花瓶，花瓶的两边是手持华盖与羽扇、载笑载言的中国人像。花瓶的下方则是站在宝座上、点头微笑的中国神像，其身后有巨大的绿金相间的华盖。神像由四个人像簇拥，手持各类花伞和羽毛。前面还有一个造型惊奇的中国人像。拉着花车的8匹骏马的头上装有羽毛制作的小伞。”
中国风的想象里的中国，是西方文明睁着眼睛的白日梦，但它也是东西文明相遇时过渡地带的人造幻乡。就像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中所咏唱的那样：
“倘若我心底也能
唱出有节奏的乐曲
那感觉似飘飘欲仙。
只需那响亮而悠扬的乐曲，
就能在空中造建宫殿。”
《血拼的海路》作者：林仁川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梯航四海》作者：陈高华 吴泰 修订：张国旺
版本：长城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6年7月
出海
联结东西文明的主体，永远只能是人，讲述东西方交流的故事，也只能是人的故事。世界不同地域的文明能够联结在一起，联结的动力当然有探索的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人的简单需求：利益。文明的脚步常常跟随在商人的身后。不同文明的物质、技术与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这些为了获利奔波于道的商人们。海上的东西文明，同样由航行于大洋上的商人有意无意间在海浪中编织出了交流联系的巨网。
“珠玑象犀，兼金大贝，产于海外番夷之国，去中国数万里，舟行千而后始至，风涛之与凌，蛟龙之与争，嗜利者必之焉。幸而一遂，可以富矣，而不止也。幸而再遂，则大富。又幸而又再遂，则不胜其富矣。”
我们常常会听说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探险家的故事，但中国海上商人的名字，却鲜少为人所知。《梯航四海》与《血拼的海路》这两本书连在一起，刚好讲述了自宋元到明清之际的那些踏浪求利的海上人的故事。他们大都寂寂无闻。比如一位元代的老艄公，他的航海经验是一位海道漕运官员徐泰亨需要了解潮汛风信的缘故，才从他口中访查得知的：
“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
这些顺口溜一样的海上经验之谈，直到今天依然能从一些老船夫口中听到它的回响。掌握了潮汛与风信的变化，才使得海上持续的航行成为可能。海外航行的频繁，也让了解外部世界成为一项必须。因此，诸如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张燮的《东西洋考》等等记述海外诸国风土人情的书籍有了诞生的机会——文明间的认知与理解也由此展开。
梯航四海，让贸易遍及天下，自然是商人们的期望，但海洋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总是充满了惊涛骇浪。对明清之际的海商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大海的变幻无常，也要提防身后的明枪暗箭。与17世纪倡导重商主义的西方世界不同，明清朝廷更加看重秩序性，必要时会通过自我封闭的方式来隔绝外界的不确定因素。而对那些需要贸易牟利的商人来说，这显然是个巨大的威胁。于是，明清之际的海商常常扮演着海商与海贼的双重身份，晚明时代的海商贸易通达五洲，东起日本，朝鲜，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南洋群岛，西达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东海岸。通过在菲律宾群岛的转口贸易，中国的商品行销到欧洲、美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商品的畅销程度，在墨西哥境内甚至导致“除中国的丝织品外，不复消费其他丝织品，结果，西班牙的所有丝织工场全部倒闭”，中国海商则成了全球贸易的最大获利者之一，就像《澄海县志》所写的那样：“盖富豪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可十倍”。
但这条财富的海上之路，同样也是在内外强权的交织下，通过血拼才打开的一条生路，他们对外要面对急速扩张的西方海上帝国势力的侵扰，对内要面临朝廷海禁封锁的压力。在双重压力下，明清之际的海商依然打开了一条血拼的海路。但大海是如此广袤无垠，以至于那些汗水、鲜血、眼泪和生命，都最终会消解在海中。
或许我们还是回到开篇的那一幕，当李之藻抬头仰望那幅巨大的《山海舆地全图》时，那横跨海洋的纬线，那纵跨陆地的经线，纵横如网，将全球连接在一起。在那经纬线交织的全球之网中，他是否看到文明交汇的潮流，正跨越时空，向他的眼前涌来？尽管文明的相遇就像他那天看到的那幅地图一样，纯属偶然，但偶然无心插柳而产生的联结，却将这世界必然地连为一体。
侨批 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
文明间的对话，并不总是浪潮澎湃。在海岸边潮水轻轻涌上岸的声音，同样是文明的低声倾诉情愫。期待的人儿，日子悄悄又添岁，在海的那一边，未审何时复能归来，这份惦念的存心，同样将身在异域他方不同文明的彼此联结在一起。
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潮汕亲人之间的联系桥梁，无数海外华侨靠着侨批上的地址重新找到了故乡，找到了失联依旧的亲人，替自己那些终生未能回归到故土的先辈，重新踏上了潮汕的故土，再次回到家乡，这一次再也不是，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有的是，阔别多年之后，亲人重逢之后的喜极而泣，血脉再相连。
我们通过侨批内容的解读，去触摸去感受那些远去的历史，侨批的文字内容带着我们重新回到那个时代，我们满怀敬畏之心去拆开那些尘封已久的侨批，在字里行间去找寻那一段段早已被束之高阁的历史，去尝试着体会前人生活的不易和生活动荡不安，从前人的故事中去感受前人为了生活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侨批不仅仅是一封寄来银钱的汇款单，它还包含着海内外潮人之间的款款深情，那些字字句句是用海内外潮人的眼泪和思念汇聚而成的。每一封侨批都是南洋与故土之间的相思之情，都期盼着那平安二字的到来，那些侨批中的一字一句都重若千金，那是大洋彼岸的世纪回声。□陈章煌
AI制图。
写给你的人生大事
“……作灶三月十三日戊寅日虽是吉日，莫奈在土王用事之内，不可动土，是日赤口，需要较立夏后方可修造，楚玉侄女出花园五月初四日戊辰之日，有冲本年太岁免用更好……”
这是1958年马来亚郭祝生寄往潮州潮安的家中侨批里提及有关家中作灶与侄女出花园择日事项的内容。这类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沟通相关的家族大事的信件，也是侨批内容中的一大类目。在那个时代，信息沟通并不方便，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仅靠着这一封封侨批互诉情思，同时告知各种事项的安排。
上述信件中提及的出花园与作灶，在潮汕地区这是两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大事，因此在惜字如金的侨批上才会被用大量的文字进行嘱咐。出花园是流行于潮汕地区以及闽南中国台湾地区的一项民俗活动，潮汕的小孩子在年满十五虚岁之时会在农历正月十五、七月初七或者另外择吉日举办出花园礼。
在潮汕民俗中认为，未满十五虚岁的孩童都是生活在花园里的，由孩童保护神花公花妈和公婆母等神明照料保护，等到年满十五虚岁的时候，就要告别神明的呵护，踏出花园，成为一个成人，承担起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在传统民俗认知中认为，出花园办得顺利与否，事关这个孩童以后一生的顺利与否，所以出花园对于潮汕人来说属于一生中所要经历的第一件大事情，每个家庭也对这件事十分注重。
而信件之中提及的另一件事：作灶，在潮汕地区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项，在潮汕地区每当兴建房屋之时，必定会择吉日修造灶位，择的日子好不好，灶的朝向对不对，这在潮汕传统民俗认知中往往事关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故而在潮汕地区，起厝是一件人生大事，而作灶则是这件大事之中的重中之重，潮汕人笃信风水青乌术之说，因此，潮汕人在建房子的过程之中十分讲究，尤其在作灶与立门之事上更加注重和讲究。
因此郭祝生在信件之中尤其强调，家中关于这两件事所择的日子并不合适，并依据相关的说法解释为何家中所择的日子不合，并且告知家人择日需要谨慎对待，不可马虎大意。除此之外，郭祝生还在下方的信件内容中，提出了解决的方案，关于侄女出花园的日子，他重新择吉更改为：七月初四日，关于作灶的日子，他也重新择选了：三月廿六辛卯，三月廿九甲午，四月初八日癸卯，并且还在下文提出了注解：“卯日与四兄相冲，勿用最好，三月廿九甲午与鼠相冲，此日用之无妨。”
而在信件的最后，郭祝生还向家中告知当时南洋谋生越来越困难，商业不振，生意难做入少出多，并且告知所寄回的七十港元，除了二十元作修造的钱，剩下的用于家用，并且在信件的最后再次陈述他生活非常困难，生意周转艰难。寥寥数字写出了海外华侨在南洋地区的谋生之艰难，同时，信中还顺带提及同乡的进钦老婶的儿媳的生活也是艰难困苦，几乎难以度日。许多过番的潮人初到南洋地区并不能有很好的工作，因此也很难写信寄批回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人会依靠有能力寄批回家的同乡，附带一两句告知家乡亲人自己当下的情况。
从上述信件内容的解读中我们能够得知，许多海外华侨在南洋地区的谋生并不轻松，但是尽管自己过得十分艰难，依旧想办法尽力帮扶家中的生活。同时，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之中，往往包含着许多关于家庭大事的协商过程，以及对家中各种大小事情的询问和关心。许多海外华侨终其一生，并不一定能够回归故里，因此，他们在下南洋的同时，也将家乡的习俗和礼仪带到南洋，至今我们依旧能在东南亚地区见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侨带过去的不同习俗，诸如农历正月的游神赛会、七月盂兰盛会等等不同地区的民俗。
成家·立业
除此之外，许多海外华侨为了让自己的后代记住自己的家乡在哪里以及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家乡的风俗风景是什么样，会在自己的后代出生后，将后代送回家乡托付给家乡的亲人养大后留在家乡，或者等成年后再接回南洋，其中大部分华侨会生育多个子女，在其中挑选一个留在家乡，保持着与家乡的链接，守着家乡的祖业。也因此产生许多事项需要沟通，诸如在以下的信件中就是一个远在南洋的父亲为了自己身在家乡的儿子的婚姻大事与母亲的沟通过程。
这是一封1958年远在南洋的陈孝声寄回澄海山边村家中给他母亲的信件中，提到了有关他儿子的婚姻大事的协商过程。在这封信件中陈孝声提及：“……现在情形与廿年不同，请大人（母亲）眼光放远一点……既然候毕业后再结婚，则何苦如此早定。”而紧跟其后他也对儿子的婚姻之事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先声明，若是照汝以前之好办法，我不承认，我意最低限度要初中毕业方能为我之媳。而且现在青年人之心情不同古时，朝订婚而夕解约者，如同食饭平常一样。请大人（母亲）勿自找烦恼。候待他日后毕业后，有了事业，再结婚未晚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孝声对于自己儿子的婚姻之事与他的母亲两人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想法，他的母亲希望的是自己的孙儿可以早日定下亲事，早日成婚。而对于陈孝声来说，他更希望的是他的孩子不要简单的为了结婚而结婚，同时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当初他母亲为他做主婚姻之事的不满之意。对他来说，他希望的是他的儿子能够找个合适他的妻子，而不是茫茫然的随波逐流，娶一个与他自己三观不合的妻子。
同时对于陈孝声来说，他希望的是自己的儿子要在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的本事之后再去结婚，而不是匆忙成婚，无所养家糊口。这一点他也在后续的信件内容中再次说明：“……固每人都要立业后方成家也……要谁人替他养老婆。岂不是害他无寸进误了前途。”从这一段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陈孝声身为一个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丈夫，而不是茫茫然的成婚之后，连生活都没有着落，需要靠长辈来替他们养活小家庭。
陈孝声之所以会如此在意地强调他的儿子需要在立业之后才能结婚，一方面是对于他自己来自父母包办婚姻之后的不如意的反思和无声的反抗，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不会重蹈覆辙，茫然成婚最后无所依靠，只能抛妻弃子远赴南洋谋求生路；另一方面也是他在南洋见识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正在发生巨变，年轻人的思想和理念与之从前有着大不相同之处，许多年轻人对婚约之事并不重视，大量年轻人对于婚约都可以朝令夕改，视之如同寻常吃饭一般，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沉着稳重点，仔细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避免造成婚姻的不幸之事发生。
在这封信件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其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无论南洋还是家乡故土的年轻人的思想都在经历着巨大的改变，许多人对待婚姻之事，不再只是跟从前一样一味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时，陈孝声自己也劝解母亲，不要自寻烦恼，这也在一个侧面显示出他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父亲，同时也在说明他在远下南洋之后，见识了不一样的社会环境，接受了新潮思想之后，将这一思想带给远在家乡的母亲，让她学着接受思想的改变，不要再为了子孙的思想操劳，自寻烦恼。
1958年南洋的陈孝声寄回澄海山边村家中给母亲的信。
问何时会重聚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华侨都会送子女回到家乡固守祖业的，也有一些海外华侨劝解家中亲人放弃那微不足道的祖业，远赴南洋与家人团圆的。就比如这一封在1948年农历二月七日从泰国寄回潮汕的侨批。
在这封侨批中，写信人张木春开头一句便是：“寄去国币一百万元，查收应用，请免挂念”乍听之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张木春是不是在海外发财了，一寄回来就是一百万元，实际并非如此。信中提及的是“国币一百万元”，国币也叫金圆券，是民国时期的纸币，而在1948年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根据同时期的侨批资料显示，当年汕头一月白米已经涨到75万元国币一斤，有人寄了两千万元国币，却买不到27斤大米，甚至到后期，有人寄回来一亿万元，却只换回来了半斗米，按照当时的计量单位，大约是12斤白米。
张木春先寄回了一百万国币，告知母亲应用，并在后续信中写道“……大人千万回想，务必来暹为要，儿媳千万不能回梓，如有亲戚来暹，最好同来，儿可奉旨甘养，免儿得罪，难取世间财。家中物业，儿全不要，请你放心下暹，千万勿误”通过短短数言，我们便能得知，在此之前张木春便已经多次劝解母亲前往暹罗与他们团圆，这里的暹罗指的就是泰国，在当其时是潮人下南洋去得最多的地方。同时，在信中我们还能看得出来，之前木春的母亲曾寄信告诉木春要他的妻子回乡，信中的回梓便是回乡，家乡也称为桑梓。从这一封侨批我们能看得出来，木春已经知道当时的米价正在飞速上涨，寄回来的国币追不上飞涨的米价，更何况还要让自己的妻子回乡，只能增加生活的困难，故而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母亲，“儿媳千万不能回梓。”
除此之外，木春还担心母亲顾虑家乡的祖业没有人坚守，同时在信中告诉母亲，“家中物业，儿全不要，请你放心下暹，千万勿误”这也是在告诉他的母亲，不要为了家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产业，使得我们母子两地分隔，固然家中产业重要，比不得晨昏定省，早晚汤食侍奉更为重要，因此木春在信中写下了“儿可奉旨甘养”。同时，还让母亲告诉亲戚，如有亲戚要下暹罗的，最好一同前来。
在整封侨批之中，我们能看得出来，木春深恐母亲留恋祖业，不愿下暹罗团聚，而当其时的米价又在飞速上涨，寄回去的国币越来越贬值，唯恐他的母亲温饱无法保障。也因为如此，他坚定地选择了“忤逆”自己的母亲，拒绝了母亲要求儿媳回乡的要求，反而要母亲放弃家中物业，快速下暹罗与他们合家团圆，同时，更是让母亲告知亲戚有要下暹罗的一同前往，他可一同照料。同时眼下之意也在告诉他的母亲，您来了暹罗，我们一家的生活可以得到保障，您的饱暖饥寒也有人关心照料，我也能够安心赚钱，故而他写了那句“免儿得罪，难取世间财”。在这一封简短的侨批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安，底层平民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飞涨的米价压的人喘不过气，一日三餐温饱的最基本需求都成了难题。
这也是当时社会环境的一个真实写照，许多人为了固守微不足道的祖业，放弃了下南洋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此后两地分隔，战乱动荡，失去了联系，从此天涯海角，渺茫无音讯。远赴南洋的儿子忧思挂虑家中双亲的安好与否，困守家乡的父母望洋兴叹，迫切地想要知道海的那边，儿子是否一切平安，但这一切的忧思与挂虑最后都被滔滔不绝的海浪卷入深深的海底，再没有了一丝波澜，更得不到一点的回响。故而张木春才会在信中言辞恳切，迫切地想要母亲下暹罗团聚，甚至连家中祖辈传下的祖业都不要了，只要他的母亲“放心下暹，千万勿误”。
通过上述的信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的联系密切无比，同时侨批也不仅仅是寄送银钱的单一作用，在许多的侨批信件之中，往往是家长里短，事关家中各种事项的协商和沟通。而这也在另外一封由潮汕寄往南洋的信件中，我们可窥见一二。
马来亚郭祝生寄给潮安郭应生侨批之一。潮汕侨批研学基地提供。
尺素传情
这是一封1937年由澄海蔡权寄往马来西亚蔡绍楚的信件，信件之中提到了为他们兄弟的母亲寻找墓地之事，信件是由身在澄海的弟弟蔡权回复他的兄长蔡绍楚关于母亲墓地的事情，在信中弟弟是这样回复的：“……言起母亲之事，弟一时念着从前苦况，使弟独景含泪滴滴，实在可怜的母亲，我们切不可忘记生身之恩，吾们现在尚未寸进，母亲泉下有知谅必无怨……”
在信中身为弟弟的蔡权，告知他们的兄长蔡绍楚，他们当下兄弟几人尚未完全立业，生活艰难，无法为他们的母亲营造墓地，然而，一想起从前的艰难又忍不住涕泪涟涟，尤其想起他们可怜的母亲，便触景伤情，难以自持，因而跟他们兄长蔡绍楚说，一定不要忘记母亲的生身之恩。其言下之意便是有朝一日兄弟几人事业有成一定要记得母亲之事，为母亲重新营造一座得体的坟墓，以让他们的母亲能够长眠，而当下他们的母亲想必九泉之下也能谅解他们的困难，不会怪罪他们兄弟未能为她营造坟墓。
而令人痛惜的是，根据蔡绍楚后人提供的信息，在收到回信不久之后，蔡绍楚就染上重病，没多久便撒手人寰，而后又因为战乱等等诸多原因，海外亲人与家乡亲人之间失去了联系，直到中断联系八十年后，第三代亲人才依靠着基因检测重新联系上。而他们兄弟之间的约定也由身在家乡的弟弟蔡权帮着完成，为他们的母亲重新修造了一座坟墓。
在重新寻得家乡亲人之后，蔡绍楚的孙子蔡之为也替他的爷爷完成他的遗愿，蔡之为捧着他爷爷蔡绍楚的遗像来到他的母亲墓前，祭拜这个他未曾谋面的曾祖母，同时也圆了他爷爷的遗愿，让他看一眼他母亲重修之后的坟墓，也让他的母亲重新看看他这个80多年未归的儿子，那一刻在场的人沉默不语，天空中一声轰隆乍起，微微细雨飘洒而下，打湿了相框和墓碑，那一刻或许就是这对阔别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母子，在重逢之后的相拥而泣。
现如今我们通过一封封的侨批，在字里行间我们去感受那些故去的华侨先辈与家乡亲人之间千丝万缕的情思，那些未能亲口讲述的话语，都靠着这一封封侨批，跨越山海，飞渡往来于南洋与故土潮汕之间。在这些侨批之中，我们看见了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下，寻常百姓之间为了谋求一丝生路而坚强奋斗的身影。生活在当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和交通方便又安稳的社会之下，我们难以去想象百年之前，潮汕华侨先辈他们日思夜想，翘首以待那一封封侨批之时的心境。
依靠侨批互诉相思的时代早已远去，当下我们与海外的华侨不再需要依靠侨批互道平安，也不用惜字如金的写批。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尘封的历史，那一封封静默不言的侨批所承载的是那一段沉重的历史，我们如今回首望去，故人故事依旧，应当铭记那些镌刻在字里行间的家长里短，家国春秋。
尺素传情，远跨山海飞万重，一纸数言，道不尽的是思念与情思。在侨批之中藏着的，是无数海内外潮人之间最为深情的言语，也是斩不断的血脉情缘。三江出海，一纸还乡，早已成为历史，但是那如山般的侨批之中，深藏着的是无穷无尽的亲情与忧思。
所谓文明的羁绊，便是那走脱故土千里万里，也割舍不断的家国亲情。
身在泰国的张木春在1948年寄回潮汕的侨批。
马来亚郭祝生寄给潮安郭应生侨批之二。潮汕侨批研学基地提供。
（本文摘自新京报第B01、02、04、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