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威廉·林赛，69年前出生在英国利物浦，在中国是一个地道的“老外”，按照老话说是一个“洋人”。1987年，我第一次来中国考察明长城，独自一人，从嘉峪关走到山海关，行程2470公里。在北京休整期间，我遇到了一个中国女孩，名叫吴琪，第二年我们结了婚。我没有带她去英国定居，而是把自己留在了中国，把长城作为永久的课题研究。
后来我碰到一位来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老乡比我早来中国几年，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一点。他传授经验给我：你研究长城，只是了解了中国的过去，但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要了解红军长征和毛泽东。
经过那位英国老乡的点拨，当时在西安理工大学教授英语的我决定利用1990年和1991年的两个暑假，重走一遍红军长征路。我同时注意到，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我计划除了重走长征路，还要走一遍毛泽东一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其实，我在英国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红军长征。我喜欢翻阅爸爸收藏的《世界大百科全书》，历史册里记载着每年每月每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在1934年10月16日那一页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编者注：实际情况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向于都集结；10月16日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7日起主力渡过于都河）。“哇——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的生日是1956年10月16日。我平时的爱好就是越野长跑和爬山徒步。当我知道在自己生日这一天，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兴奋极了。“那是怎样的挑战啊？”我想。
在新长征出发前，我先到一家军需商店，买了一身解放军军装和一个军用背包。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上我寻找和采访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金沙江江边我有幸与当年为红军渡江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交谈；在攀登雪山的途中，一位叫丁力的年轻小伙与我同行，给我指路；在过草地的时候，当地藏民欢迎我进帐篷喝酥油茶……我虽然身穿中国军装，但仍然遮不住我那张外国人的脸。我沿着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选择多个经典地段，用双脚丈量了1000公里。
1993年11月，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我的游记《与毛泽东一起长征》在英国出版了。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毓真先生邀请我在使馆举行图书首发式，并与使馆工作人员分享我的长征故事。国内外各大报刊以“情系中国”“踏着毛泽东的足迹”“一位英国人圆了中国梦”等标题竞相报道。
翌年元月，我和吴琪的第一个儿子在英国出生了。随后，我俩带着满月的宝宝，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长城的故乡，重新开启长城探索和研究工作。
1998年初夏的一天，我和一个荷兰朋友骑自行车来箭扣长城考察和拍摄。我俩从渤海镇桃峪爬上山顶，登上长城。不久，我们发现随身携带的饮用水所剩无几，但是，到哪儿去找水呢？如果不想原路返回，就得下到山北边的村子里。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到过那边，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叫西栅子的村庄。然而当时，我选择了后者。
当我和朋友下到西栅子村二队（如今叫作吉利沟）时，村边一座近乎荒废的农家院映入眼帘。细细看去，屋顶竟然完好无损，我顿时欣喜若狂。其实，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在长城脚下盖一所房子，让吴琪和儿子也能融入我的长城生活。而眼前这座院子，仿佛就是我梦想中的家。于是，我们一家搬到了这里。
从搬进西栅子村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了28年。我带领家人以及国际长城之友们，在这里做了一些长城研究和保护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我一直被人们称为爱在长城上捡拾垃圾的老外。2001年我在西栅子村建立了长城环保站，竖立绿色环保牌，付费聘请6位村民捡拾通往长城的步道和长城上的垃圾，并且坚持了10年。另外，我通过观察和研究箭扣长城，在《万里长城百题问答》一书中提出了保护长城四要素：保护长城本体、保护长城周边环境、保护长城脚下的村庄、保护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长城传说。
我通过对在箭扣长城上发现的明代遗留下来的石雷、碑刻，以及各大博物馆里展示的与长城相关的小文物的研究，出版了《长城故事：影响历史的50件长城文物》一书，来讲述整个长城的宏大故事。
2004年，我携带1908年美国探险家、作家威廉·盖洛旅行明长城时拍摄的长城老照片，从箭扣长城正北楼开始，按图索骥，重新拍摄了多地长城现在的模样。这些长城新老对比照片，成了长城研究和保护性修缮的珍贵素材，以此出版的画册《万里长城百年回望》和举办的展览成为提高公众长城保护意识的绝佳方式。
我把百年前的威廉·盖洛介绍给了中国，并把他探索长城留下的遗物（底片、图片、幻灯片、日志等）从美国带回来进行整理和研究。比如，其中一张照片显示，1908年6月13日和14日，威廉·盖洛一行在南沟村林瑞清的太爷爷家借宿两晚。威廉·盖洛在《中国长城》一书里，赞美了箭扣长城是他见过最壮丽的地段；他还在书中写道，这里十分缺水，但林姓老乡很友好，给他们提供饮用和洗脸水。
2027年是中国万里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40周年，也是我来中国的第40个年头。这些年，因为长城，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正积极参与到长城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之中。我感到，这些进步主要归功于国家政策的重视、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公民思想认识的提升。
就长城而言，我知道已有中英两国的“双墙对话”。今年9月16日，以“一座长城，两个威廉，三个国家”为主题的威廉·盖洛1908年长城考察档案小型展览将在英国驻华大使官邸举办——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促成这样穿越时空的交流互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初到中国徒步长城算起，我在长城上行走的里程已经远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在探索长城的路上，我依然继续着我的“长征”：我要把林赛长城学堂办成一个研究、阐释和弘扬长城文化的园区和箭扣长城观光游览的打卡点，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做出贡献。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二版）
我叫威廉·林赛，69年前出生在英国利物浦，在中国是一个地道的“老外”，按照老话说是一个“洋人”。1987年，我第一次来中国考察明长城，独自一人，从嘉峪关走到山海关，行程2470公里。在北京休整期间，我遇到了一个中国女孩，名叫吴琪，第二年我们结了婚。我没有带她去英国定居，而是把自己留在了中国，把长城作为永久的课题研究。
后来我碰到一位来中国做生意的英国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位老乡比我早来中国几年，对中国了解得更多一点。他传授经验给我：你研究长城，只是了解了中国的过去，但如果想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要了解红军长征和毛泽东。
经过那位英国老乡的点拨，当时在西安理工大学教授英语的我决定利用1990年和1991年的两个暑假，重走一遍红军长征路。我同时注意到，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于是我计划除了重走长征路，还要走一遍毛泽东一生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
其实，我在英国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红军长征。我喜欢翻阅爸爸收藏的《世界大百科全书》，历史册里记载着每年每月每日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在1934年10月16日那一页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编者注：实际情况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向于都集结；10月16日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7日起主力渡过于都河）。“哇——这一天是我的生日！”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我的生日是1956年10月16日。我平时的爱好就是越野长跑和爬山徒步。当我知道在自己生日这一天，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兴奋极了。“那是怎样的挑战啊？”我想。
在新长征出发前，我先到一家军需商店，买了一身解放军军装和一个军用背包。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上我寻找和采访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在金沙江江边我有幸与当年为红军渡江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交谈；在攀登雪山的途中，一位叫丁力的年轻小伙与我同行，给我指路；在过草地的时候，当地藏民欢迎我进帐篷喝酥油茶……我虽然身穿中国军装，但仍然遮不住我那张外国人的脸。我沿着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选择多个经典地段，用双脚丈量了1000公里。
1993年11月，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夕，我的游记《与毛泽东一起长征》在英国出版了。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马毓真先生邀请我在使馆举行图书首发式，并与使馆工作人员分享我的长征故事。国内外各大报刊以“情系中国”“踏着毛泽东的足迹”“一位英国人圆了中国梦”等标题竞相报道。
翌年元月，我和吴琪的第一个儿子在英国出生了。随后，我俩带着满月的宝宝，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长城的故乡，重新开启长城探索和研究工作。
1998年初夏的一天，我和一个荷兰朋友骑自行车来箭扣长城考察和拍摄。我俩从渤海镇桃峪爬上山顶，登上长城。不久，我们发现随身携带的饮用水所剩无几，但是，到哪儿去找水呢？如果不想原路返回，就得下到山北边的村子里。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到过那边，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叫西栅子的村庄。然而当时，我选择了后者。
当我和朋友下到西栅子村二队（如今叫作吉利沟）时，村边一座近乎荒废的农家院映入眼帘。细细看去，屋顶竟然完好无损，我顿时欣喜若狂。其实，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在长城脚下盖一所房子，让吴琪和儿子也能融入我的长城生活。而眼前这座院子，仿佛就是我梦想中的家。于是，我们一家搬到了这里。
从搬进西栅子村那天算起，已经过去了28年。我带领家人以及国际长城之友们，在这里做了一些长城研究和保护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我一直被人们称为爱在长城上捡拾垃圾的老外。2001年我在西栅子村建立了长城环保站，竖立绿色环保牌，付费聘请6位村民捡拾通往长城的步道和长城上的垃圾，并且坚持了10年。另外，我通过观察和研究箭扣长城，在《万里长城百题问答》一书中提出了保护长城四要素：保护长城本体、保护长城周边环境、保护长城脚下的村庄、保护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长城传说。
我通过对在箭扣长城上发现的明代遗留下来的石雷、碑刻，以及各大博物馆里展示的与长城相关的小文物的研究，出版了《长城故事：影响历史的50件长城文物》一书，来讲述整个长城的宏大故事。
2004年，我携带1908年美国探险家、作家威廉·盖洛旅行明长城时拍摄的长城老照片，从箭扣长城正北楼开始，按图索骥，重新拍摄了多地长城现在的模样。这些长城新老对比照片，成了长城研究和保护性修缮的珍贵素材，以此出版的画册《万里长城百年回望》和举办的展览成为提高公众长城保护意识的绝佳方式。
我把百年前的威廉·盖洛介绍给了中国，并把他探索长城留下的遗物（底片、图片、幻灯片、日志等）从美国带回来进行整理和研究。比如，其中一张照片显示，1908年6月13日和14日，威廉·盖洛一行在南沟村林瑞清的太爷爷家借宿两晚。威廉·盖洛在《中国长城》一书里，赞美了箭扣长城是他见过最壮丽的地段；他还在书中写道，这里十分缺水，但林姓老乡很友好，给他们提供饮用和洗脸水。
2027年是中国万里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40周年，也是我来中国的第40个年头。这些年，因为长城，我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中国朋友，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正积极参与到长城等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之中。我感到，这些进步主要归功于国家政策的重视、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公民思想认识的提升。
就长城而言，我知道已有中英两国的“双墙对话”。今年9月16日，以“一座长城，两个威廉，三个国家”为主题的威廉·盖洛1908年长城考察档案小型展览将在英国驻华大使官邸举办——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促成这样穿越时空的交流互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从初到中国徒步长城算起，我在长城上行走的里程已经远远不止二万五千里。在探索长城的路上，我依然继续着我的“长征”：我要把林赛长城学堂办成一个研究、阐释和弘扬长城文化的园区和箭扣长城观光游览的打卡点，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做出贡献。
（本文摘自北京日报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