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人民日报几位老同志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即将迎来102岁寿辰的老社长钱李仁。他展开一张4日《文汇报》，念出了当天重头经济新闻标题“东风浩荡开新局”。儿子亚飞介绍，老钱左眼视力下降，但仍能读报。上世纪80年代的秘书兼司机纪德来提起陪老钱在北戴河游泳的场景，老人家听了很兴奋。
病房桌子台板下，压着孙子钱越为爷爷两年前题写的一阕《沁园春·百岁歌》，老爷子很喜欢：“帆起浙沪，热血年少，誓展宏图。忆青葱岁月，一腔忠勇，磨砺春秋，几度沉浮。初心不改，赤诚未减，巍巍华夏刻入骨。走世界，辨百家论调，何曾辜负！……”
柔肩能负千斤担
钱李仁少年成长于上海，就读上海中学、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未满16岁入党，是上海地下党学联党组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李仁一家从镇江到苏北逃难，1938年5月辗转抵达上海“孤岛”。14岁的他署名“仁”，给《文汇报》投稿《黄桥 新港 上海》，刊发于6月20日第10版。文章写第一眼看到的上海：“又看见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的升平景象了。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留存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膏药一样。”少年笔下流露出对侵略者“膏药旗”的愤慨：“旭日”好像在狞笑，每个人的心头，燃起了烈火。
钱李仁中学念理科，大部分采用英文课本。班上同学搞了一个不藏图书的“图书馆”，各人列出家里可外借的图书名录，互换阅读。钱李仁因此读到了描写“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新生代》，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看得他心潮激荡。
从加入“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到入党，钱李仁积极参与了反对汪伪政权的斗争。他意识到：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其基础都是靠基层细小平凡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基础，一旦时机到来，又善于把握，就能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1948年，学联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生示威活动，五千余名大中学生在南京路外滩集合，向市民和公交车散发传单。钱李仁随同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在南京路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斜对面，通过联络员指挥被军警包围的几支学生队伍。
“坐第二排”，“不要太积极”
1953年，钱李仁受团中央委派，偕夫人郑韵到布达佩斯，就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处书记，熟悉了国际多边组织的议事规则和沟通逻辑。他突击学法语，外教每天上午教习，下午和晚上自己做作业、背课文。奋战一个多月，书记处文件基本可以看懂，法语表达逐步不用翻译，能自己讲了。夫人郑韵随身带个小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也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工作。钱李仁夫妇90年代到美国探亲时，夫人起大早排队去美国最高法院旁听审判。
1956年5月，钱李仁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赴万隆出席亚非学生会议。参会代表大部分是亚非民族主义学生组织，在反殖民、争独立议题上有共识，但对共产主义有疑虑。出发前刘少奇送给代表团两句话：一句话是“坐第二排”，另一句话是“不要太积极”。钱李仁理解，其要点是以“中间力量”为主组织会议，不要打头阵，追求形式上的领导权。东道主印尼做会议主席，埃及和苏丹谁做副主席？两派争执不下时，中方建议副主席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使会议打破僵局。
钱李仁代表中国发表演说时，没有攻击任何人。他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将中国的主权诉求与东道主印尼的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赴任UNESCO
1978年2月28日，钱李仁作为中国新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离京前往巴黎赴任。
7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钱李仁回国作陪。姆博希望中国派人到教科文组织去工作。邓小平的回答惊人地坦率：老实说，我们主要是去学习。你们派人来讲学、办训练班，是好建议。你们组织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参加。邓小平还说，打倒“四人帮”算是一个解放，我们有了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的条件。
钱李仁陪同姆博与我国教育、科学、文化部门会谈，草就了中国与UNESCO第一个业务合作备忘录。由于项目多、涉及面广，文件的起草、翻译、核对和打印工作直到姆博离华前的最后时刻才完成。因此，签字仪式是在首都机场的一个休息厅内举行的。
调入中联部
1982年4月，适逢改革开放初期的多边外交高峰，钱李仁调入中联部任副部长，7月接任部长。老钱曾嘱我查找胡耀邦接待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讲话——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联部在“协助设计和起草”讲话的过程中，很多重要思想是领导人亲自提出的。例如，强调独立自主就是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因为这会妨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广交朋友。
过去中方对联邦德国勃兰特和社民党所奉行的“缓和政策”较多持否定态度。中方宴请勃兰特主席时，提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此前，钱李仁曾在1983年访问联邦德国，为勃兰特访华做了铺垫。这次勃兰特访华，接待规格和评价超出勃兰特预期。在事先拿到中方讲话稿后，勃兰特赶紧对自己的讲话稿做了相应的修改。勃兰特称，世界正在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谈论着什么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党报关注世界杯
1985年岁末，钱李仁奉调人民日报社社长，自称“六十岁学吹鼓”。当时正是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改革开放进入制度探索阶段。报纸既要坚持政治方向，又要适应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思想活跃的氛围。他亲自参加足球世界杯座谈会，就是一例。
过来人还记得1985年5月19日晚，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对阵中国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却以1∶2爆冷失利，失去了“冲出亚洲”的机会。当晚发生了大规模球迷骚乱。这年8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向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转达邓小平的谈话。邓小平说：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1986年第13届世界杯，央视首次全程转播52场比赛。6月22日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随后连过五人破门的“世纪进球”，中国球迷的热情被点燃。7月2日，钱李仁在李仁臣副总编辑陪同下，欣然参加由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球迷报联合举办的“如何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座谈会。足球管理者、一线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汇聚一堂，切磋把脉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和世界顶级足球水平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座谈会发言。
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年维泗大胆设想：我们老想了解外国训练情况，能不能让队员在那里踢上一年？中国足球协会顾问荣毅仁建言：可以聘请国际上知名的教练，训练我们的球队。
国际足球裁判周广达说，世界杯赛入球一百三十多个，基本无争议。由于裁判员水平高，比赛中减少中断，联邦德国队对法国队的比赛净打了85分钟，而我国的比赛一般只净打65分钟。
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陈家亮分析，联邦德国从两百名青少年中遴选一名职业球员，我们是从二十人中选择一名运动员。我们的儿童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
李仁臣感慨系之：足球，我们至今仍没有成功，但回首过往，那份不甘的激情仍然是很美的。德高望重的钱李仁当年和我们大家一样豪情万丈，激情澎湃，只是他深情如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稳重深沉的儒雅风度。
最早“触网”的老干部
钱李仁还是最早认识到互联网价值的领导干部之一。在美国一家医疗机构做短工的女儿与朋友采用网络通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有了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老钱敏感地预言：
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很可能是“信息产业”。运用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电信技术把声音、图像和数据信号都数字化，通过光纤网络高速传输，使人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调到任何正在发生或已经储存的信息和数据，并进行交流。这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改变，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
约四个月后，中国才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
1995年1月，钱李仁与中国科学院一位院士对于中国需要“信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或“中速公路”，在《人民日报》上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院士主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质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钱李仁提出：例如铺设光缆，从一开始就不光考虑声音传输，同时考虑图像和数据传输。现代化信息技术当然有个从低到高的过程，但主要表现为服务地区和服务对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而主要不表现为由低速到中速到高速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开通这个服务项目，它就是高速的。钱李仁提醒说，国内一些城市对电话光缆和有线电视各铺各的，将来又得挖开重新配套。
今天大家都会认同，老钱的预见更契合互联网规律和中国发展需要。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由一位老报人、老地下党道出，如此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实在令人赞叹。
老钱后来有了“网瘾”，不习惯用微信，但对电子邮件回复挺快。晚年在家，经常上网到很晚，得儿子过来强行断网才肯休息。
常年从事外事工作，让老钱非常注重礼仪习惯。人民日报老记者卢小飞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钱李仁赴拉萨为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揭牌时，不大的行李箱装着三套西装。晚上会见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前，还征求意见，是不是换一下衣服。
我想，老钱的“国际范”，不仅仅是走出去见过多少世面，而是站在世界坐标系中思考中国，理解世界大势并转化为驱动国内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资源。这是从中国国情土壤里长出来的世界眼光，是几十年来在改革一线和国际博弈现场磨砺出的“内外打通”的真功夫。
8月5日，人民日报几位老同志来到北京医院，探望即将迎来102岁寿辰的老社长钱李仁。他展开一张4日《文汇报》，念出了当天重头经济新闻标题“东风浩荡开新局”。儿子亚飞介绍，老钱左眼视力下降，但仍能读报。上世纪80年代的秘书兼司机纪德来提起陪老钱在北戴河游泳的场景，老人家听了很兴奋。
病房桌子台板下，压着孙子钱越为爷爷两年前题写的一阕《沁园春·百岁歌》，老爷子很喜欢：“帆起浙沪，热血年少，誓展宏图。忆青葱岁月，一腔忠勇，磨砺春秋，几度沉浮。初心不改，赤诚未减，巍巍华夏刻入骨。走世界，辨百家论调，何曾辜负！……”
柔肩能负千斤担
钱李仁少年成长于上海，就读上海中学、圣约翰大学化学系，未满16岁入党，是上海地下党学联党组书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钱李仁一家从镇江到苏北逃难，1938年5月辗转抵达上海“孤岛”。14岁的他署名“仁”，给《文汇报》投稿《黄桥 新港 上海》，刊发于6月20日第10版。文章写第一眼看到的上海：“又看见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的升平景象了。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留存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膏药一样。”少年笔下流露出对侵略者“膏药旗”的愤慨：“旭日”好像在狞笑，每个人的心头，燃起了烈火。
钱李仁中学念理科，大部分采用英文课本。班上同学搞了一个不藏图书的“图书馆”，各人列出家里可外借的图书名录，互换阅读。钱李仁因此读到了描写“一二·九”运动的长篇小说《新生代》，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看得他心潮激荡。
从加入“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到入党，钱李仁积极参与了反对汪伪政权的斗争。他意识到：那些轰轰烈烈的场面，其基础都是靠基层细小平凡的日常工作积累起来的。有了这个基础，一旦时机到来，又善于把握，就能迸发出惊人的战斗力。1948年，学联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学生示威活动，五千余名大中学生在南京路外滩集合，向市民和公交车散发传单。钱李仁随同学委副书记吴学谦在南京路外滩中国银行大楼的斜对面，通过联络员指挥被军警包围的几支学生队伍。
“坐第二排”，“不要太积极”
1953年，钱李仁受团中央委派，偕夫人郑韵到布达佩斯，就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处书记，熟悉了国际多边组织的议事规则和沟通逻辑。他突击学法语，外教每天上午教习，下午和晚上自己做作业、背课文。奋战一个多月，书记处文件基本可以看懂，法语表达逐步不用翻译，能自己讲了。夫人郑韵随身带个小笔记本，走到哪儿记到哪儿，也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工作。钱李仁夫妇90年代到美国探亲时，夫人起大早排队去美国最高法院旁听审判。
1956年5月，钱李仁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身份，率中国学生代表团赴万隆出席亚非学生会议。参会代表大部分是亚非民族主义学生组织，在反殖民、争独立议题上有共识，但对共产主义有疑虑。出发前刘少奇送给代表团两句话：一句话是“坐第二排”，另一句话是“不要太积极”。钱李仁理解，其要点是以“中间力量”为主组织会议，不要打头阵，追求形式上的领导权。东道主印尼做会议主席，埃及和苏丹谁做副主席？两派争执不下时，中方建议副主席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轮流担任，使会议打破僵局。
钱李仁代表中国发表演说时，没有攻击任何人。他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正如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将中国的主权诉求与东道主印尼的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赢得了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赴任UNESCO
1978年2月28日，钱李仁作为中国新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代表，离京前往巴黎赴任。
7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钱李仁回国作陪。姆博希望中国派人到教科文组织去工作。邓小平的回答惊人地坦率：老实说，我们主要是去学习。你们派人来讲学、办训练班，是好建议。你们组织的国际学术活动，我们应该参加。邓小平还说，打倒“四人帮”算是一个解放，我们有了吸收世界一切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勇敢地向国际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的条件。
钱李仁陪同姆博与我国教育、科学、文化部门会谈，草就了中国与UNESCO第一个业务合作备忘录。由于项目多、涉及面广，文件的起草、翻译、核对和打印工作直到姆博离华前的最后时刻才完成。因此，签字仪式是在首都机场的一个休息厅内举行的。
调入中联部
1982年4月，适逢改革开放初期的多边外交高峰，钱李仁调入中联部任副部长，7月接任部长。老钱曾嘱我查找胡耀邦接待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讲话——1984年5月28日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率领该党高级代表团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联部在“协助设计和起草”讲话的过程中，很多重要思想是领导人亲自提出的。例如，强调独立自主就是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因为这会妨碍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广交朋友。
过去中方对联邦德国勃兰特和社民党所奉行的“缓和政策”较多持否定态度。中方宴请勃兰特主席时，提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此前，钱李仁曾在1983年访问联邦德国，为勃兰特访华做了铺垫。这次勃兰特访华，接待规格和评价超出勃兰特预期。在事先拿到中方讲话稿后，勃兰特赶紧对自己的讲话稿做了相应的修改。勃兰特称，世界正在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谈论着什么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
党报关注世界杯
1985年岁末，钱李仁奉调人民日报社社长，自称“六十岁学吹鼓”。当时正是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国内改革开放进入制度探索阶段。报纸既要坚持政治方向，又要适应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思想活跃的氛围。他亲自参加足球世界杯座谈会，就是一例。
过来人还记得1985年5月19日晚，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对阵中国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线，却以1∶2爆冷失利，失去了“冲出亚洲”的机会。当晚发生了大规模球迷骚乱。这年8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向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转达邓小平的谈话。邓小平说：我们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要从娃娃和少年抓起。
1986年第13届世界杯，央视首次全程转播52场比赛。6月22日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随后连过五人破门的“世纪进球”，中国球迷的热情被点燃。7月2日，钱李仁在李仁臣副总编辑陪同下，欣然参加由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球迷报联合举办的“如何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座谈会。足球管理者、一线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汇聚一堂，切磋把脉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和世界顶级足球水平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座谈会发言。
中国足球队主教练年维泗大胆设想：我们老想了解外国训练情况，能不能让队员在那里踢上一年？中国足球协会顾问荣毅仁建言：可以聘请国际上知名的教练，训练我们的球队。
国际足球裁判周广达说，世界杯赛入球一百三十多个，基本无争议。由于裁判员水平高，比赛中减少中断，联邦德国队对法国队的比赛净打了85分钟，而我国的比赛一般只净打65分钟。
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陈家亮分析，联邦德国从两百名青少年中遴选一名职业球员，我们是从二十人中选择一名运动员。我们的儿童没有足够的活动场地。
李仁臣感慨系之：足球，我们至今仍没有成功，但回首过往，那份不甘的激情仍然是很美的。德高望重的钱李仁当年和我们大家一样豪情万丈，激情澎湃，只是他深情如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稳重深沉的儒雅风度。
最早“触网”的老干部
钱李仁还是最早认识到互联网价值的领导干部之一。在美国一家医疗机构做短工的女儿与朋友采用网络通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有了1993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西方国家失业问题再探讨》，老钱敏感地预言：
在工业发达国家，新的支柱产业很可能是“信息产业”。运用数字化技术和现代电信技术把声音、图像和数据信号都数字化，通过光纤网络高速传输，使人在地球上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可以调到任何正在发生或已经储存的信息和数据，并进行交流。这将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变化，有的行业可能会消失、改变，也许更多的新行业可能出现。
约四个月后，中国才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
1995年1月，钱李仁与中国科学院一位院士对于中国需要“信息高速公路”还是“低速公路”或“中速公路”，在《人民日报》上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院士主张信息高速公路“应该降温”，质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仓库”和“货流”，有足够的“驾驶员”。钱李仁提出：例如铺设光缆，从一开始就不光考虑声音传输，同时考虑图像和数据传输。现代化信息技术当然有个从低到高的过程，但主要表现为服务地区和服务对象的扩大、服务项目的增多，而主要不表现为由低速到中速到高速的过程。也就是说，只要开通这个服务项目，它就是高速的。钱李仁提醒说，国内一些城市对电话光缆和有线电视各铺各的，将来又得挖开重新配套。
今天大家都会认同，老钱的预见更契合互联网规律和中国发展需要。但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时，由一位老报人、老地下党道出，如此穿越时空的洞察力，实在令人赞叹。
老钱后来有了“网瘾”，不习惯用微信，但对电子邮件回复挺快。晚年在家，经常上网到很晚，得儿子过来强行断网才肯休息。
常年从事外事工作，让老钱非常注重礼仪习惯。人民日报老记者卢小飞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钱李仁赴拉萨为人民日报驻西藏记者站揭牌时，不大的行李箱装着三套西装。晚上会见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前，还征求意见，是不是换一下衣服。
我想，老钱的“国际范”，不仅仅是走出去见过多少世面，而是站在世界坐标系中思考中国，理解世界大势并转化为驱动国内改革的动力和发展的资源。这是从中国国情土壤里长出来的世界眼光，是几十年来在改革一线和国际博弈现场磨砺出的“内外打通”的真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