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就在这儿，在我们身边，观察着我们，暗中琢磨我们。”
这是近日上映的电影《寂静的朋友》里的一句台词，想象一树一花皆有心耳神意，如片中那棵古老欧洲植物园里的银杏树，被梁朝伟饰演的东方科学家倾听，也反过来倾听人类的百年悲喜。
北京城中，也扎根着这样一群“寂静的朋友”，它们见过辽金的僧侣，元代的驼队，见过明清天子的仪仗浩浩荡荡穿过午门，也见过帝国变民国，大碗茶变可乐，人力车变共享单车。
昨日的世界消失了，但昨日的树还在。趁夏日正好，不如走进胡同与公园，寻访一棵有故事的老树，神交一位曾在树下徘徊的故人。
文天祥的枣树：历史的另一种解释
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文丞相祠内
一棵树向何方生长，由太阳决定。一个故事被以何种方式传下来，由人心决定。
文天祥和北京城的缘分也浅也深，七百多年前，这座城市的主人没能招降他，但七百多年来，这座城中的百姓没有忘记他。如今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正是昔日元大都兵马司的土牢，后院中有一棵古老的枣树，相传是文天祥被囚期间所植。
一个英雄生活过、抵抗过的地方，应该留有他的气魄。这棵枣树也确是奇绝姿貌——树身夸张倾斜，枝干尽垂南方，也遒劲，也依依，正如“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情志。
于是人们给它取名“指南树”，纪念那位刑台之上朝故国方向深深而拜的孤臣。故国或许并不可爱，但一个人选择为自己认同的东西而死，本身就是一种自爱。
同样，这棵祠堂里的枣树是不是文天祥种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意相信它是。就像树木“指南”本为趋光使然，但从十三世纪到今天，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另一种解释。
《正气歌》不绝，树不死。这棵树未必真见过文天祥，但它见过一代代为了文天祥而来的人们，这就足够了。
李自成的银杏：谁非过客，它是主人
海淀区万寿寺路西段马路中央
紫竹院北门以西的路上有一处奇景：来往车辆行至半途，要为一棵六百多岁的古银杏树分道而行。身为海淀人，我从小就听说这棵树叫“李自成的拴马树”，跟缢死崇祯的煤山老歪脖子树遥相呼应，同为甲申之变的民间证人。
传说难考，但历史是真。在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春天，大顺军确于攻城前夜驻兵京西。李自成沿万寿寺、长河一带打马而过时，当见过这棵高耸入云的巨木，或为其崔巍之势吸引，遂将战马系于树身，听父老讲其来历。
一个有决心创造历史的人，会对历史的见证者心有戚戚。
这棵银杏是元代西镇国寺的遗物，李自成来时，它已在西郊的田野里站了近三百年，眼看紫禁城起朱楼，眼看求官者和逃荒者交替在树荫里歇脚。李自成解下马缰后，它又活了三百多年。对它而言，一切帝王将相和一个疾驰而过的外卖骑手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眼前的过客。
大顺军来了，又走了。八旗军来了，住下了，最终也走了。镇国寺消失了，西郊的田野变成繁华街市。新的马路修起来了，新的声音喧闹起来了，人们在树下指认历史，继续拴上些新的旧的都市传说。而这棵银杏只是继续站在它站了六百年的地方，岁岁春风岁岁金黄，宽和地生长着。
鲁迅的希望之槐：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西城区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这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神木，出场时竟带着几分阴森。
它的不朽，在于陪着周树人创造了鲁迅，更亲眼见过周树人决定成为鲁迅之前、那无数个寓在树下老屋里抄古碑的漫长夜晚。
《呐喊》自序里对寂寞的回忆如此具象：“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那是一个失意者眼中的天空，斑驳而被遮蔽，如好梦遥不可及。幸好，还有那一点一点梦痕似的青色，肃穆地闪动在头顶，像一念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的希望。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钱玄同来访，为《新青年》约稿，老槐树和小槐蚕都听到了那场著名的铁屋之辩。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重拾希望，让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从那一点一点的青天里显色出来。
那间小院名叫补树书屋，因院中原有一棵楝树，道光年间被大风吹折，又补种了一棵槐树，当它遇到鲁迅时，已亭亭如盖矣。
补树易，补天难。但希望本是人造的，举手不恨晚。
老舍的红柿子：风霜经过，真情不死
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老舍故居
哪个北京人的秋日记忆里没有一棵生动的柿子树呢？它就长在邻居的墙根下，秋游的山径间，喜鹊的长尾巴在红果枝头一翘一翘，亮堂又亲切，那是家的色彩。
老舍的审美和我们一样。他半生漂泊，住过东海西洋，写《想北平》时人在异乡，念叨着京中风物，北山的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落叶归根，特地在新居庭前种下两棵柿树，于是家有了，家的滋味也有了。
老舍爱柿子，理由很具象。
他曾和人说起《酉阳杂俎》里的“柿有七绝”：长寿、多荫、无鸟窝、不招虫、霜叶可玩、果实甘甜、落叶可临书。说着，又话锋一转，忆起旧年间果农做柿饼，削下的柿子皮也舍不得扔，要掺上谷子摊成糠饼，做进城卖柿路上干粮。
柿固有七绝，但老舍认为“最要紧的是，实可食”，能陪老百姓过日子。
其实老舍一生的书眼，无非“过日子”这了不起的三字。他笔下那些让人哭也让人笑的小民，也真像他院中丹柿的品格——先活着，能填肚皮；若再能活得热闹、亮堂，带几分甜，就不枉经这一回霜雪。
老舍爱他们，爱这种生命力。
老舍也爱美，爱把美好的事物分享给他人。
两棵柿子树渐渐长大了，秋来柿熟，老舍挑出甜果，送给街坊和友人。在老北京的礼数里，这叫“送树熟儿”，汪曾祺和臧克家都提到过老舍的柿子，在风雅回忆里，在人情浓暖中。
今天，走进丹柿小院，这两棵自1953年种下的柿子树还立在正房前。和京中百千名树相比，它们似乏珍奇姿貌，也无宏大传说，但它们实在也不需要那些，只是用挨过风霜的枝叶告诉来客：这间院子里住过一个爱生活、有情义的人。
四季在，他就在，如夏之翠盖，秋之丹果。
史铁生的树海：自红尘深处，把自己种回来
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地坛公园
很多时候，人们希望能有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让自己静静待一会儿。
四十年前轮椅上的青年史铁生这样想，今天来地坛观树的游客亦如是。
树木的伟大，在于它们从不劝一个失意的人必须振奋。它们只是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识人间疾苦，又度化一切生老病死苦，作为时间苍然的实体，等人自己想开。
史铁生说，他觉得地坛等了他四百多年。我们相信这话，因为它不是一句判断，是一种情感。一切故事的本质都是一份情感，像今天的年轻人排队来地坛“看海”，大家相信这座城市深处应该有一片神秘如海的森林，作为恒久的梦核，将我们诗意地拥抱。
今年暮春我又去了地坛，正值新一轮树木认养挂牌，很多人来和自己的树合影,还有人以作家余华与史铁生的友谊为名认养树木。人是这么温柔的生物，希望世界上有一个美丽而不相干的生命替自己慢慢活着。当我们把心事交给树，树会把时间还给我们。
史铁生走后，地坛的树还会等来新的朋友，新朋友会变成老朋友。寂静的朋友就在那儿，等每个想要静静的人，在这匆忙城市，踩一踩湿润的泥土，把自己种回来。
“它们就在这儿，在我们身边，观察着我们，暗中琢磨我们。”
这是近日上映的电影《寂静的朋友》里的一句台词，想象一树一花皆有心耳神意，如片中那棵古老欧洲植物园里的银杏树，被梁朝伟饰演的东方科学家倾听，也反过来倾听人类的百年悲喜。
北京城中，也扎根着这样一群“寂静的朋友”，它们见过辽金的僧侣，元代的驼队，见过明清天子的仪仗浩浩荡荡穿过午门，也见过帝国变民国，大碗茶变可乐，人力车变共享单车。
昨日的世界消失了，但昨日的树还在。趁夏日正好，不如走进胡同与公园，寻访一棵有故事的老树，神交一位曾在树下徘徊的故人。
文天祥的枣树：历史的另一种解释
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文丞相祠内
一棵树向何方生长，由太阳决定。一个故事被以何种方式传下来，由人心决定。
文天祥和北京城的缘分也浅也深，七百多年前，这座城市的主人没能招降他，但七百多年来，这座城中的百姓没有忘记他。如今府学胡同的文丞相祠，正是昔日元大都兵马司的土牢，后院中有一棵古老的枣树，相传是文天祥被囚期间所植。
一个英雄生活过、抵抗过的地方，应该留有他的气魄。这棵枣树也确是奇绝姿貌——树身夸张倾斜，枝干尽垂南方，也遒劲，也依依，正如“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情志。
于是人们给它取名“指南树”，纪念那位刑台之上朝故国方向深深而拜的孤臣。故国或许并不可爱，但一个人选择为自己认同的东西而死，本身就是一种自爱。
同样，这棵祠堂里的枣树是不是文天祥种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愿意相信它是。就像树木“指南”本为趋光使然，但从十三世纪到今天，人们依然愿意相信另一种解释。
《正气歌》不绝，树不死。这棵树未必真见过文天祥，但它见过一代代为了文天祥而来的人们，这就足够了。
李自成的银杏：谁非过客，它是主人
海淀区万寿寺路西段马路中央
紫竹院北门以西的路上有一处奇景：来往车辆行至半途，要为一棵六百多岁的古银杏树分道而行。身为海淀人，我从小就听说这棵树叫“李自成的拴马树”，跟缢死崇祯的煤山老歪脖子树遥相呼应，同为甲申之变的民间证人。
传说难考，但历史是真。在大明朝的最后一个春天，大顺军确于攻城前夜驻兵京西。李自成沿万寿寺、长河一带打马而过时，当见过这棵高耸入云的巨木，或为其崔巍之势吸引，遂将战马系于树身，听父老讲其来历。
一个有决心创造历史的人，会对历史的见证者心有戚戚。
这棵银杏是元代西镇国寺的遗物，李自成来时，它已在西郊的田野里站了近三百年，眼看紫禁城起朱楼，眼看求官者和逃荒者交替在树荫里歇脚。李自成解下马缰后，它又活了三百多年。对它而言，一切帝王将相和一个疾驰而过的外卖骑手没有什么分别，都是眼前的过客。
大顺军来了，又走了。八旗军来了，住下了，最终也走了。镇国寺消失了，西郊的田野变成繁华街市。新的马路修起来了，新的声音喧闹起来了，人们在树下指认历史，继续拴上些新的旧的都市传说。而这棵银杏只是继续站在它站了六百年的地方，岁岁春风岁岁金黄，宽和地生长着。
鲁迅的希望之槐：那一点一点的青天
西城区南半截胡同7号绍兴会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这棵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神木，出场时竟带着几分阴森。
它的不朽，在于陪着周树人创造了鲁迅，更亲眼见过周树人决定成为鲁迅之前、那无数个寓在树下老屋里抄古碑的漫长夜晚。
《呐喊》自序里对寂寞的回忆如此具象：“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那是一个失意者眼中的天空，斑驳而被遮蔽，如好梦遥不可及。幸好，还有那一点一点梦痕似的青色，肃穆地闪动在头顶，像一念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的希望。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钱玄同来访，为《新青年》约稿，老槐树和小槐蚕都听到了那场著名的铁屋之辩。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重拾希望，让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从那一点一点的青天里显色出来。
那间小院名叫补树书屋，因院中原有一棵楝树，道光年间被大风吹折，又补种了一棵槐树，当它遇到鲁迅时，已亭亭如盖矣。
补树易，补天难。但希望本是人造的，举手不恨晚。
老舍的红柿子：风霜经过，真情不死
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老舍故居
哪个北京人的秋日记忆里没有一棵生动的柿子树呢？它就长在邻居的墙根下，秋游的山径间，喜鹊的长尾巴在红果枝头一翘一翘，亮堂又亲切，那是家的色彩。
老舍的审美和我们一样。他半生漂泊，住过东海西洋，写《想北平》时人在异乡，念叨着京中风物，北山的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落叶归根，特地在新居庭前种下两棵柿树，于是家有了，家的滋味也有了。
老舍爱柿子，理由很具象。
他曾和人说起《酉阳杂俎》里的“柿有七绝”：长寿、多荫、无鸟窝、不招虫、霜叶可玩、果实甘甜、落叶可临书。说着，又话锋一转，忆起旧年间果农做柿饼，削下的柿子皮也舍不得扔，要掺上谷子摊成糠饼，做进城卖柿路上干粮。
柿固有七绝，但老舍认为“最要紧的是，实可食”，能陪老百姓过日子。
其实老舍一生的书眼，无非“过日子”这了不起的三字。他笔下那些让人哭也让人笑的小民，也真像他院中丹柿的品格——先活着，能填肚皮；若再能活得热闹、亮堂，带几分甜，就不枉经这一回霜雪。
老舍爱他们，爱这种生命力。
老舍也爱美，爱把美好的事物分享给他人。
两棵柿子树渐渐长大了，秋来柿熟，老舍挑出甜果，送给街坊和友人。在老北京的礼数里，这叫“送树熟儿”，汪曾祺和臧克家都提到过老舍的柿子，在风雅回忆里，在人情浓暖中。
今天，走进丹柿小院，这两棵自1953年种下的柿子树还立在正房前。和京中百千名树相比，它们似乏珍奇姿貌，也无宏大传说，但它们实在也不需要那些，只是用挨过风霜的枝叶告诉来客：这间院子里住过一个爱生活、有情义的人。
四季在，他就在，如夏之翠盖，秋之丹果。
史铁生的树海：自红尘深处，把自己种回来
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地坛公园
很多时候，人们希望能有一个不远不近的地方，让自己静静待一会儿。
四十年前轮椅上的青年史铁生这样想，今天来地坛观树的游客亦如是。
树木的伟大，在于它们从不劝一个失意的人必须振奋。它们只是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识人间疾苦，又度化一切生老病死苦，作为时间苍然的实体，等人自己想开。
史铁生说，他觉得地坛等了他四百多年。我们相信这话，因为它不是一句判断，是一种情感。一切故事的本质都是一份情感，像今天的年轻人排队来地坛“看海”，大家相信这座城市深处应该有一片神秘如海的森林，作为恒久的梦核，将我们诗意地拥抱。
今年暮春我又去了地坛，正值新一轮树木认养挂牌，很多人来和自己的树合影,还有人以作家余华与史铁生的友谊为名认养树木。人是这么温柔的生物，希望世界上有一个美丽而不相干的生命替自己慢慢活着。当我们把心事交给树，树会把时间还给我们。
史铁生走后，地坛的树还会等来新的朋友，新朋友会变成老朋友。寂静的朋友就在那儿，等每个想要静静的人，在这匆忙城市，踩一踩湿润的泥土，把自己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