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千峰空鸟喧，潺潺溪水下长川。人来石室藏经处，一通归时带晚烟。”
这是唐代诗人王潜写下的《题云居上寺》，记录了云居寺（又名西峪寺、西域寺）风光，还特别提到“石室藏经处”。
今云居寺分上寺、下寺，上寺在白带山（又称独鹿山、石经山、小西天等）上，由9个藏经洞和早期殿宇组成，下寺传说是僧人静琬始建于贞观四年（630年），但据《大辽燕京琢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迎佛舍利塔记》：“原其此寺始自北齐（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则下寺应始建于北齐的智苑。两说各有依据，无定论。
自唐代起，云居寺已成北方佛教重镇，每遇佛诞（农历四月初八），香客纷至，进山道路拥塞，辽代民户组“灯邑”，逢元宵节捐资买灯环置塔上，一连三日。清帝去西陵谒陵（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必过此处，从乾隆帝始，嘉庆帝、道光帝（登基前）共5次临幸云居寺。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该展将持续到年底，展出了舍利石函、舌血经书等佛门重宝，以及石刻拓片、纸经、木经等珍贵文物（石经、纸经、木经是云居寺“三绝”）。
作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究竟好在哪里？该如何去感受它？本文主要依据黄炳章的《石经山和云居寺》、翟杜鹃的《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齐心与杨亦武的《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刻经考述》三文写成。
诚心任事 老天爷也帮他
云居寺依白带山而建，属太行山脉，山巅常有白云而得名，盛产苾题草（又名苾刍草、旋草，一种香草，佛教称它有五德，借指出家修道者；苾音如毕），又称“苾题山”。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巡视北方，曾到白带山，“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此前民间有流传，该年被官方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法难”屡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敬佛，佛诞日常至御门观散花诸法礼，大臣崔浩“尤不信佛”“数加非毁”，帝遂遵道教为国教，自号“太平真君”。盖吴谋反时，拓跋焘亲征至长安，在寺院中见弓矢等，疑僧人参与谋反，令“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即“太武灭佛”，高潮是446年至452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亦曾信佛，后受道士张宾、卫元篙等迷惑，轻信“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传，令禁佛，200万信徒被强制还俗。灭北齐后，又毁佛寺4万座，强令还俗僧众300万，此即“周武帝灭佛”，高潮在572年至578年。
“法难”致末法思想广为流传。
末法思想始于犍陀罗弥勒信仰，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会经历正法时期、像法时期（走向形式化，有教理和修行，但修行成功者少），进入末法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待“未来佛”弥勒出现来救度。
何时进入末法时代，众说纷纭，南岳慧思大师（515-577年）哀叹自己出生时“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可见他视“太武灭佛”为末法时代的开始。而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将佛经刻石保留，待“旷劫”后，再“普度众生”。
故慧思的弟子静琬来到白带山，建寺刻经，期“永留石室，却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每刻满一室，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静琬叮嘱后人：“此经为未来法难时留为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关于静琬，史料记载不详，或称法师，或称琬公，或称“尼静琬”。
隋文帝生在般若寺中，13岁才回家，上位后力推佛教。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至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城区），皇后之弟萧瑀是梁武帝之孙，崇佛，知静琬刻经之举，便告诉了皇后萧氏，萧氏施绢千匹，萧瑀亦施绢500匹，隋炀帝也有赏赐，朝野官员争相布施，推动了刻经事业。
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此后他的弟子玄导及僧仪、慧暹、玄法相继主持刻经。云居寺9个藏经洞中，最大的雷音洞（唐代名石经堂，辽代名华严堂）仍可见静琬主持刻的146块石经。
贞观四年（630年），静琬欲建云居寺（可能是扩建），“木瓦难办”，没想到一夜暴雨、雷电震山，第二天山洪漂来大松柏数千株，堪称神助。
刻经背后是大谋划
唐代重视幽州地区的佛教推广。
据学者尤李钩沉，唐太宗征辽东回师时，在幽州城为阵亡将士建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追福。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武则天命法藏为特使，赴幽州良乡县做佛教法事鼓舞士气。
唐玄宗时，唐廷干预更积极，开元年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将开元新旧译经赐云居寺，名僧智昇亲自从长安押送至幽州。
有学者认为，金仙公主本崇道，唐玄宗翦除太平公主集团后，金仙公主作为余党，被迫迁住洛阳，她通过朋友徐峤与云居寺联系，而徐峤又与萧瑀、萧皇后暗通，二人曾是云居寺重要赞助者。金仙公主支持云居寺，可能是想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此说有争议，从云居寺刻经看，有不少是道教徒赞助的，并非对立关系。
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是契丹、奚、新罗、靺鞨、突厥等多民族聚居区，信众不分胡汉，许多酋豪家族皈依佛门，安禄山、史思明信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古波斯国教，俗称拜火教），可他们也在幽州做过佛教功德。
唐人通过邑会支持刻经，邑会即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会员有汉有胡。安史之乱后，以刘济、刘总父子为代表的藩帅仍大力支持房山刻经。学者冯金忠认为，唐后期幽州镇动乱频频，“这使节度使和军政官员常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求助于佛教”，且藩帅多是幽州镇人和河朔人，奉佛有助拓展乡缘。
辽金是云居寺石刻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共刻经一万余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契丹据幽州，每到佛诞日，云居寺“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甚至“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澶渊之盟签订23年后，辽恢复云居寺刻经，“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千人邑始于六朝，是一种民间宗教社团，僧俗信众自发结合，“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金代皇家虽未直接支持刻经，但皇族权要、地方官等热心于此，金以后再无大规模刻经活动。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路过云居寺，补刻了雷音洞内的5块经板，从此刻经多转为私人行为。
它的精彩看不够
据学者赵迅钩沉，9座藏经洞渐被石经填满，后刻石经多埋入地下洞穴，上造塔覆压。赵迅表示：“历代刻成后送入藏经洞收藏，从未进行过认真的清理查对，总数一直不详。由于种种原因，石经历代都有损毁和被盗事件发生……辽代韩绍芳补刻的《大般若经》、元代慧月补刻的《维摩经》《胜鬘经》等，原石都被盗走。明末还发生过住持盗卖压经塔下石经的事。”
据学者翟杜鹃在《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中记：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对佛教认识较深入，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姚题诗《石经山诗》，惊叹“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朱棣篡位后，下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却未实际执行。
明王朝崇理学，对佛教不太信任，“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设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实现对佛教教团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也做出规定，不允许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此外，明廷“对剃度有严格限制，度牒发放严控”。
理学融合儒释道三方思想，有竞争力，且皇家支持，致民间对佛教的关注渐少，直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出，才再现繁荣。
“四大高僧”中，紫柏真可与云居寺渊源深。紫柏真可是江苏人，俗姓沈，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次到云居寺，时琬公塔院已被豪族占有，经他争取，最终在他1592年第二次来云居寺时收回。同年修整云居寺时，在石洞中发现石函，内有镀金小匣，匣内有舍利三粒。
传说释迦牟尼身后舍利分八份，八国分取，其中一份到了中国。佛舍利的发现轰动一时，万历母亲李太后将其迎入宫中供奉，后送归原处。1981年，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维修雷音洞时，再度发现佛宝舍利，仅两粒，非古籍所记的三粒。
紫柏真可“生平行履，岂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胁不至席，四十余年。性刚猛精进，律身至严，近者不寒而栗，常露坐不避风霜”。他一生重兴梵刹十五所，主持云居寺期间整肃僧团，接引文人士大夫学佛参禅，形成居士化浪潮。
陈垣先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其中便有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他不仅赞助刻经，还题写了“宝藏”二字，至今仍存。
明刻石经少，却留下2万多卷纸经，其中有用舌尖血书写的“舌血真经”。
清雍正帝认为永乐年间刊刻的《北藏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遂重刻《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才完成，称《龙藏》，雕板近8万块，总重约400吨，几经辗转，虽部分损毁（约三分之一），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云居寺，成“三绝”之一。
云居寺是一部无比厚重的百科全书，千年人文积淀，荟萃其中，值得一看再看。
“万木千峰空鸟喧，潺潺溪水下长川。人来石室藏经处，一通归时带晚烟。”
这是唐代诗人王潜写下的《题云居上寺》，记录了云居寺（又名西峪寺、西域寺）风光，还特别提到“石室藏经处”。
今云居寺分上寺、下寺，上寺在白带山（又称独鹿山、石经山、小西天等）上，由9个藏经洞和早期殿宇组成，下寺传说是僧人静琬始建于贞观四年（630年），但据《大辽燕京琢州范阳县白带山石经云居寺释迎佛舍利塔记》：“原其此寺始自北齐（550—577年），迄至隋代，有幽州智泉寺沙门智苑。”则下寺应始建于北齐的智苑。两说各有依据，无定论。
自唐代起，云居寺已成北方佛教重镇，每遇佛诞（农历四月初八），香客纷至，进山道路拥塞，辽代民户组“灯邑”，逢元宵节捐资买灯环置塔上，一连三日。清帝去西陵谒陵（今属河北省保定市）必过此处，从乾隆帝始，嘉庆帝、道光帝（登基前）共5次临幸云居寺。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该展将持续到年底，展出了舍利石函、舌血经书等佛门重宝，以及石刻拓片、纸经、木经等珍贵文物（石经、纸经、木经是云居寺“三绝”）。
作为“北京的敦煌”，云居寺究竟好在哪里？该如何去感受它？本文主要依据黄炳章的《石经山和云居寺》、翟杜鹃的《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齐心与杨亦武的《北京房山云居寺辽金刻经考述》三文写成。
诚心任事 老天爷也帮他
云居寺依白带山而建，属太行山脉，山巅常有白云而得名，盛产苾题草（又名苾刍草、旋草，一种香草，佛教称它有五德，借指出家修道者；苾音如毕），又称“苾题山”。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巡视北方，曾到白带山，“至鸣泽，从西河归”。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佛教传入中国（此前民间有流传，该年被官方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法难”屡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本敬佛，佛诞日常至御门观散花诸法礼，大臣崔浩“尤不信佛”“数加非毁”，帝遂遵道教为国教，自号“太平真君”。盖吴谋反时，拓跋焘亲征至长安，在寺院中见弓矢等，疑僧人参与谋反，令“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此即“太武灭佛”，高潮是446年至452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亦曾信佛，后受道士张宾、卫元篙等迷惑，轻信“黑衣人将夺帝位”的谣传，令禁佛，200万信徒被强制还俗。灭北齐后，又毁佛寺4万座，强令还俗僧众300万，此即“周武帝灭佛”，高潮在572年至578年。
“法难”致末法思想广为流传。
末法思想始于犍陀罗弥勒信仰，认为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法会经历正法时期、像法时期（走向形式化，有教理和修行，但修行成功者少），进入末法时期，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待“未来佛”弥勒出现来救度。
何时进入末法时代，众说纷纭，南岳慧思大师（515-577年）哀叹自己出生时“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可见他视“太武灭佛”为末法时代的开始。而最佳的应对策略是将佛经刻石保留，待“旷劫”后，再“普度众生”。
故慧思的弟子静琬来到白带山，建寺刻经，期“永留石室，却火不焚。使千载之下，惠灯常照”，每刻满一室，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静琬叮嘱后人：“此经为未来法难时留为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关于静琬，史料记载不详，或称法师，或称琬公，或称“尼静琬”。
隋文帝生在般若寺中，13岁才回家，上位后力推佛教。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征高丽，亲至涿郡（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城区），皇后之弟萧瑀是梁武帝之孙，崇佛，知静琬刻经之举，便告诉了皇后萧氏，萧氏施绢千匹，萧瑀亦施绢500匹，隋炀帝也有赏赐，朝野官员争相布施，推动了刻经事业。
静琬逝于贞观十三年（639年），此后他的弟子玄导及僧仪、慧暹、玄法相继主持刻经。云居寺9个藏经洞中，最大的雷音洞（唐代名石经堂，辽代名华严堂）仍可见静琬主持刻的146块石经。
贞观四年（630年），静琬欲建云居寺（可能是扩建），“木瓦难办”，没想到一夜暴雨、雷电震山，第二天山洪漂来大松柏数千株，堪称神助。
刻经背后是大谋划
唐代重视幽州地区的佛教推广。
据学者尤李钩沉，唐太宗征辽东回师时，在幽州城为阵亡将士建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追福。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武则天命法藏为特使，赴幽州良乡县做佛教法事鼓舞士气。
唐玄宗时，唐廷干预更积极，开元年间，金仙公主奏请玄宗将开元新旧译经赐云居寺，名僧智昇亲自从长安押送至幽州。
有学者认为，金仙公主本崇道，唐玄宗翦除太平公主集团后，金仙公主作为余党，被迫迁住洛阳，她通过朋友徐峤与云居寺联系，而徐峤又与萧瑀、萧皇后暗通，二人曾是云居寺重要赞助者。金仙公主支持云居寺，可能是想争取佛教徒的支持。此说有争议，从云居寺刻经看，有不少是道教徒赞助的，并非对立关系。
安史之乱前，幽州地区是契丹、奚、新罗、靺鞨、突厥等多民族聚居区，信众不分胡汉，许多酋豪家族皈依佛门，安禄山、史思明信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古波斯国教，俗称拜火教），可他们也在幽州做过佛教功德。
唐人通过邑会支持刻经，邑会即手工业、商业行会组织，会员有汉有胡。安史之乱后，以刘济、刘总父子为代表的藩帅仍大力支持房山刻经。学者冯金忠认为，唐后期幽州镇动乱频频，“这使节度使和军政官员常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往往求助于佛教”，且藩帅多是幽州镇人和河朔人，奉佛有助拓展乡缘。
辽金是云居寺石刻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共刻经一万余石，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契丹据幽州，每到佛诞日，云居寺“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甚至“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澶渊之盟签订23年后，辽恢复云居寺刻经，“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千人邑始于六朝，是一种民间宗教社团，僧俗信众自发结合，“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
金代皇家虽未直接支持刻经，但皇族权要、地方官等热心于此，金以后再无大规模刻经活动。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高丽僧慧月到五台山朝圣，路过云居寺，补刻了雷音洞内的5块经板，从此刻经多转为私人行为。
它的精彩看不够
据学者赵迅钩沉，9座藏经洞渐被石经填满，后刻石经多埋入地下洞穴，上造塔覆压。赵迅表示：“历代刻成后送入藏经洞收藏，从未进行过认真的清理查对，总数一直不详。由于种种原因，石经历代都有损毁和被盗事件发生……辽代韩绍芳补刻的《大般若经》、元代慧月补刻的《维摩经》《胜鬘经》等，原石都被盗走。明末还发生过住持盗卖压经塔下石经的事。”
据学者翟杜鹃在《董其昌与云居寺“宝藏”》中记：明太祖朱元璋曾出家，对佛教认识较深入，曾派名僧道衍（姚广孝）到云居寺视察，姚题诗《石经山诗》，惊叹“大哉弘法心，吾徒可为则”。朱棣篡位后，下旨“石刻一藏，安置大石洞。向后木的坏了，有石的在”，却未实际执行。
明王朝崇理学，对佛教不太信任，“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其下又设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实现对佛教教团的全面有效控制。洪武十五年（1382年），又将天下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所有僧众分别专业。同时为了便于管理，对各类僧侣的服色也做出规定，不允许混淆。同年，又诏令禁止寺田买卖，在经济上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此外，明廷“对剃度有严格限制，度牒发放严控”。
理学融合儒释道三方思想，有竞争力，且皇家支持，致民间对佛教的关注渐少，直到万历时期（1573—1620年），“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出，才再现繁荣。
“四大高僧”中，紫柏真可与云居寺渊源深。紫柏真可是江苏人，俗姓沈，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次到云居寺，时琬公塔院已被豪族占有，经他争取，最终在他1592年第二次来云居寺时收回。同年修整云居寺时，在石洞中发现石函，内有镀金小匣，匣内有舍利三粒。
传说释迦牟尼身后舍利分八份，八国分取，其中一份到了中国。佛舍利的发现轰动一时，万历母亲李太后将其迎入宫中供奉，后送归原处。1981年，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维修雷音洞时，再度发现佛宝舍利，仅两粒，非古籍所记的三粒。
紫柏真可“生平行履，岂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胁不至席，四十余年。性刚猛精进，律身至严，近者不寒而栗，常露坐不避风霜”。他一生重兴梵刹十五所，主持云居寺期间整肃僧团，接引文人士大夫学佛参禅，形成居士化浪潮。
陈垣先生说：“万历而后，禅风寝盛，士大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大夫接纳。”其中便有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他不仅赞助刻经，还题写了“宝藏”二字，至今仍存。
明刻石经少，却留下2万多卷纸经，其中有用舌尖血书写的“舌血真经”。
清雍正帝认为永乐年间刊刻的《北藏经》“尚未经精密之校订，不足为据”，遂重刻《大藏经》，乾隆三年（1738年）才完成，称《龙藏》，雕板近8万块，总重约400吨，几经辗转，虽部分损毁（约三分之一），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云居寺，成“三绝”之一。
云居寺是一部无比厚重的百科全书，千年人文积淀，荟萃其中，值得一看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