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爱好历史的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起了一种另类追星的方式。他们带着各种各样“有梗”的礼物，奔赴各地去跟自己心中的历史人物相遇。比如给一生没走完出川路的诸葛亮送成都到西安的高铁票，给因痔疮去世的张居正送马应龙药膏，还有人给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带来“燕云十六州”的泥土……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波怀古风潮中，曹操是显而易见的顶流。
安阳的曹操高陵大概是民间集中布洛芬版本最多的地方。这源于《三国志》里曹操有偏头疼的记载，粉丝们想用这种方式让他舒服点。许多祭拜的物品只有熟悉三国历史的人才能明白背后的用意，大家把对曹操的纪念变成某种让人会心一笑的行为艺术。
曹操人气之高，既是源自文学创作本身的成功，也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曹操形象，当然来自《三国演义》。清人毛宗岗称，小说塑造了“三绝”：诸葛亮是“智绝”，关羽是“忠绝”，曹操是“奸绝”。通行看法认为，《三国演义》秉持“尊刘贬曹”理念，把刘备一方按照主角进行正面塑造，作为对立面的曹操当然要受到批判和丑化，故事开场不久的吕伯奢一家就承担了评书中“开脸”的作用，让读者牢牢记住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多疑凶残形象。之后的剧情里，他霸凌天子、杀平民、杀仆役、杀名士、杀功臣、杀皇亲国戚，更有类似借粮官头安抚将士、“梦中好杀人”等凸显其狡诈多疑的故事，从这些描写来看，曹操自然当得起“奸绝”。
可与此同时，《三国演义》也从没把曹操塑造为董卓那样的纯粹反派，第一回就对他给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那首盖棺论定的《邺中歌》同样对他褒贬参半：“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小说更刻画了曹操的多个侧面：早年献七星刀、讨董卓的热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唯才是举的英明，官渡之战的果决，青梅煮酒、横槊赋诗的意气风发，也有败走华容、弃袍割须的狼狈，被祢衡、张松羞辱戏耍的可笑，更不乏敬关羽、哭袁绍、分香卖履等真情流露的瞬间。
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老师曾写过创作手记，阐述自己对曹操的理解：“曹操这一人物的基本风貌是豪放……曹操的机敏、聪慧，诗人的气质与豪放的情怀和他的多疑、诡诈以及残忍对立统一地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奇亦奇在此处。不能简单和概念化地演其‘奸’，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性格侧面共同组成曹操的一生，讲述了一个屠龙者变恶龙的经典故事：早年志在匡扶汉室的有志青年，一步步攫取权力的同时也在被权力所异化，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善念尚存，以至于在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时刻收住脚步，这是许多通俗文学所偏爱的模板。这样的曹操，首先拥有强大实力，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自然受欢迎，慕强本就是最根本的人性之一；在此基础上又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可谓典型的卡里斯玛式领袖——大意是凭借个人超凡魅力获得追随者绝对信仰的领导者。
所以，大多数读者其实都知道曹操狡诈凶暴的一面，但在他的巨大成功面前，那些寻常道德意义上的恶很容易得到无视和谅解。作家刘勃在《说三分》一书中认为：“曹操是很多人欲望上的本我、能力上的超我……很多人面对曹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做不到曹操这样，也不应该像曹操这样，但就是会羡慕曹操的那样一种状态。”他的豪迈而风流，他的率性而为又往往不必付出代价，这些都是大多数读者们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也因此倍加向往，曹操替读者们活出了他们渴望的活法，活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自我。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时代变迁导致读者价值观变化，对曹操的评价也随之变化
曹操成为反派，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魏政权其实多有不满，但身份和立场要求他仍然奉其为正统；至少到了两宋时期，“尊刘贬曹”就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东坡志林》记载，市井小儿闲来爱听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曹操被人们贬斥，主要是因为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忠君”都属于最基本的政治正确，谋逆篡位历来是任何朝廷都无法容忍的头号大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自然要受到口诛笔伐。
然而在现代社会，读者早就摆脱了皇权思想，这项重大罪名已经没什么人关心。大家从小所受的历史教育一直强调，看待历史人物要着眼于他的历史贡献，曹操重新统一北方、恢复生产的功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他是否忠于汉室完全不是什么重要问题。说句题外话，倒是近年来有影视作品致力于把“真正的”曹操塑造为忠心耿耿的汉臣，境界反而落了下乘。
其实，那些现代读者真正厌恶的暴行，历史上的曹操干得着实不少。《后汉书》《三国志》中，他单是有明确记载的屠城就有五次，屠徐州更出现了“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的恐怖场面，“围而后降者不赦”也是曹操军队一贯奉行的法则，《三国志》裴松之注甚至记载，曹操军粮中混杂有人肉干。而曹操大力推行，且得到后世正面评价的屯田制，其实质也是对百姓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历史学家谭其骧干脆称其为“变相的农奴制”。
所以从当时百姓的视角看，抗拒曹操而依附刘备，是很合乎情理的选择。《三国演义》取自《三国志》的素材，有时会不经意留下一些痕迹以暴露出真相。譬如“携民渡江”出自《先主传》：“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后人单看这段记载往往不得要领，不明白为什么荆州上至士族下至百姓都愿追随刘备。其实他们未必有多爱戴刘备，实在是更惧怕曹操的屠杀。更有研究者指出，诸葛亮宁可选择弱小的刘备也不肯依附曹操，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他的家乡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在当时正属于惨遭曹操荼毒的徐州，他有太充足的理由抗拒曹操。
然而这些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只剩下曹操屠徐州这一次，更简化为“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这简单一句；反倒是官渡之战后，小说凭空为曹操加了许多爱护百姓的描写：“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降者免死。”究其原因，也未必是小说故意“洗白”曹操。刘勃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群仍然相信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想主义，遵循这种逻辑，他们很自然地根据曹操成为胜利者这一结果倒推：尽管对于皇帝来说是奸臣，但因为曹操爱护百姓，仍然得到普遍的拥戴，这才得以统一北方。
《三国演义》问世时的目标读者是底层百姓，他们对曹操的残暴毫无痛感。不止如此，明清的戏曲、评书及至后来的民间创作，也都有意无意回避了普通人的苦难。这当然不是因为所谓的乐观坚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够苦了，没必要看戏听书时继续自找苦吃，大家还是更愿意代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白日梦一下。所以今天的读者看曹操，只觉得他的各种闪光点真实而丰富，独具魅力。不过作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普通人假如能有选择，最好还是离他远点为妙。
在如今爱好历史的年轻人中，悄然流行起了一种另类追星的方式。他们带着各种各样“有梗”的礼物，奔赴各地去跟自己心中的历史人物相遇。比如给一生没走完出川路的诸葛亮送成都到西安的高铁票，给因痔疮去世的张居正送马应龙药膏，还有人给后周的世宗皇帝柴荣带来“燕云十六州”的泥土……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波怀古风潮中，曹操是显而易见的顶流。
安阳的曹操高陵大概是民间集中布洛芬版本最多的地方。这源于《三国志》里曹操有偏头疼的记载，粉丝们想用这种方式让他舒服点。许多祭拜的物品只有熟悉三国历史的人才能明白背后的用意，大家把对曹操的纪念变成某种让人会心一笑的行为艺术。
曹操人气之高，既是源自文学创作本身的成功，也有时代变迁的原因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曹操形象，当然来自《三国演义》。清人毛宗岗称，小说塑造了“三绝”：诸葛亮是“智绝”，关羽是“忠绝”，曹操是“奸绝”。通行看法认为，《三国演义》秉持“尊刘贬曹”理念，把刘备一方按照主角进行正面塑造，作为对立面的曹操当然要受到批判和丑化，故事开场不久的吕伯奢一家就承担了评书中“开脸”的作用，让读者牢牢记住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多疑凶残形象。之后的剧情里，他霸凌天子、杀平民、杀仆役、杀名士、杀功臣、杀皇亲国戚，更有类似借粮官头安抚将士、“梦中好杀人”等凸显其狡诈多疑的故事，从这些描写来看，曹操自然当得起“奸绝”。
可与此同时，《三国演义》也从没把曹操塑造为董卓那样的纯粹反派，第一回就对他给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那首盖棺论定的《邺中歌》同样对他褒贬参半：“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小说更刻画了曹操的多个侧面：早年献七星刀、讨董卓的热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唯才是举的英明，官渡之战的果决，青梅煮酒、横槊赋诗的意气风发，也有败走华容、弃袍割须的狼狈，被祢衡、张松羞辱戏耍的可笑，更不乏敬关羽、哭袁绍、分香卖履等真情流露的瞬间。
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扮演者鲍国安老师曾写过创作手记，阐述自己对曹操的理解：“曹操这一人物的基本风貌是豪放……曹操的机敏、聪慧，诗人的气质与豪放的情怀和他的多疑、诡诈以及残忍对立统一地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这一个’，奇亦奇在此处。不能简单和概念化地演其‘奸’，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些性格侧面共同组成曹操的一生，讲述了一个屠龙者变恶龙的经典故事：早年志在匡扶汉室的有志青年，一步步攫取权力的同时也在被权力所异化，内心深处却仍有一丝善念尚存，以至于在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时刻收住脚步，这是许多通俗文学所偏爱的模板。这样的曹操，首先拥有强大实力，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自然受欢迎，慕强本就是最根本的人性之一；在此基础上又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可谓典型的卡里斯玛式领袖——大意是凭借个人超凡魅力获得追随者绝对信仰的领导者。
所以，大多数读者其实都知道曹操狡诈凶暴的一面，但在他的巨大成功面前，那些寻常道德意义上的恶很容易得到无视和谅解。作家刘勃在《说三分》一书中认为：“曹操是很多人欲望上的本我、能力上的超我……很多人面对曹操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做不到曹操这样，也不应该像曹操这样，但就是会羡慕曹操的那样一种状态。”他的豪迈而风流，他的率性而为又往往不必付出代价，这些都是大多数读者们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也因此倍加向往，曹操替读者们活出了他们渴望的活法，活出了他们心中的理想自我。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时代变迁导致读者价值观变化，对曹操的评价也随之变化
曹操成为反派，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三国志》作者陈寿对曹魏政权其实多有不满，但身份和立场要求他仍然奉其为正统；至少到了两宋时期，“尊刘贬曹”就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东坡志林》记载，市井小儿闲来爱听三国故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曹操被人们贬斥，主要是因为他“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忠君”都属于最基本的政治正确，谋逆篡位历来是任何朝廷都无法容忍的头号大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自然要受到口诛笔伐。
然而在现代社会，读者早就摆脱了皇权思想，这项重大罪名已经没什么人关心。大家从小所受的历史教育一直强调，看待历史人物要着眼于他的历史贡献，曹操重新统一北方、恢复生产的功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肯定，他是否忠于汉室完全不是什么重要问题。说句题外话，倒是近年来有影视作品致力于把“真正的”曹操塑造为忠心耿耿的汉臣，境界反而落了下乘。
其实，那些现代读者真正厌恶的暴行，历史上的曹操干得着实不少。《后汉书》《三国志》中，他单是有明确记载的屠城就有五次，屠徐州更出现了“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的恐怖场面，“围而后降者不赦”也是曹操军队一贯奉行的法则，《三国志》裴松之注甚至记载，曹操军粮中混杂有人肉干。而曹操大力推行，且得到后世正面评价的屯田制，其实质也是对百姓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历史学家谭其骧干脆称其为“变相的农奴制”。
所以从当时百姓的视角看，抗拒曹操而依附刘备，是很合乎情理的选择。《三国演义》取自《三国志》的素材，有时会不经意留下一些痕迹以暴露出真相。譬如“携民渡江”出自《先主传》：“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后人单看这段记载往往不得要领，不明白为什么荆州上至士族下至百姓都愿追随刘备。其实他们未必有多爱戴刘备，实在是更惧怕曹操的屠杀。更有研究者指出，诸葛亮宁可选择弱小的刘备也不肯依附曹操，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他的家乡在琅琊阳都（今山东省沂南县），在当时正属于惨遭曹操荼毒的徐州，他有太充足的理由抗拒曹操。
然而这些记载，在《三国演义》中只剩下曹操屠徐州这一次，更简化为“且说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人行”这简单一句；反倒是官渡之战后，小说凭空为曹操加了许多爱护百姓的描写：“休得杀害袁氏一门老小；军民降者免死。”究其原因，也未必是小说故意“洗白”曹操。刘勃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群仍然相信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想主义，遵循这种逻辑，他们很自然地根据曹操成为胜利者这一结果倒推：尽管对于皇帝来说是奸臣，但因为曹操爱护百姓，仍然得到普遍的拥戴，这才得以统一北方。
《三国演义》问世时的目标读者是底层百姓，他们对曹操的残暴毫无痛感。不止如此，明清的戏曲、评书及至后来的民间创作，也都有意无意回避了普通人的苦难。这当然不是因为所谓的乐观坚强，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够苦了，没必要看戏听书时继续自找苦吃，大家还是更愿意代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来白日梦一下。所以今天的读者看曹操，只觉得他的各种闪光点真实而丰富，独具魅力。不过作为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普通人假如能有选择，最好还是离他远点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