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跨荔枝，芳轶木兰。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秀壑，照霞绮峦，为我羽翼，委君玉盘。”南朝名士江淹感怀闽地风物，作《闽中草木颂》十五首，此为吟咏杨梅之句，是福建地区出产杨梅的最早诗文记录。
感怀杨梅的江淹，正少年意气。因讽谏刘宋建平王刘景素，被贬为建安吴兴令，吴兴即今福建省浦城县。据《南史》，江淹以诗文闻名。后有天人在梦中告知，多年前曾将一支五色笔存在江淹处，现需讨回。江淹还笔后，作诗再无佳句，这就是“江郎才尽”的典故。
六月，杨梅当令。福建漳州却因曝光“药水泡杨梅”事件，全产业链陷入信任危机。当地杨梅自南宋起有700余年种植历史。
杨梅原产我国，栽培历史远早于南宋。杨梅作为随葬品，在汉墓中常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杨梅，形态与今栽培杨梅大体相同。再有地处岭南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均出土过杨梅遗存。
杨梅之名，最早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汉时杨梅用来酿酒，东方朔《林邑记》载：“邑有杨梅，大如盃盌（杯碗），青时酸，熟则如蜜，用以酿酒，号梅花酎（zhòu）。”汉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四川、浙江、江苏和岭南的广东、福建，均有栽培杨梅的记载见于典籍。
据《中国栽培植物源流考》一书，杨梅现今在中国的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栽培品种多达305个。
苏轼诗文多写杨梅，尤以《食荔枝》中“卢橘杨梅次第新”之句为后世熟知。北宋时端午时节，宫廷中会用杨梅粽子招待群臣，欧阳修有诗“彩索盘中结，杨梅棕里红”。至南宋，《武林旧事》载，杨梅已是杭州市井间的“时新果子”。
食杨梅要赶时新，因杨梅难保存。古时有盐腌、蜜渍、火熏等贮藏办法。《齐民要术》引食经藏杨梅法：“择佳完者一石，以盐一斗淹之，盐入内中，仍出，曝令乾。”《图经本草》载：“南人淹（腌）藏以为果，寄至北方甚多。”
《本草》里的“水杨子”是什么？
杨梅别名朹子、朱红、树梅。
杨梅因何得名？《本草纲目》载：“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今写杨梅，诸如汪曾祺等名家，多引用此说法，但不见解释水杨子是何物的。
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已有“杨梅”之名，而“水杨子”却不见于《本草纲目》之外的典籍。《本草纲目》中说法也不统一，又载“（杨梅）二月开花结实，形如楮实子，五月熟”，楮实子是构树果实。
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载：“（杨梅）其树若荔枝树，而叶细阴青，其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肉在核上，无皮壳。”此处是说，杨梅树形像荔枝，叶形似水杨，而果子生时青熟时红。《本草纲目》或是犯了句读不明的低级失误，以为是“其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已故植物学家夏经纬在《植物名释札记》中注意到了这个断句问题。
杨梅别名“杨家果”，历代诗文传播甚广。“杨家果”典出《世说新语》：“梁国杨氏子，年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即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孔君平指汉末名士孔坦，字君平。苏东坡写元修菜，误以为这个典故说的是让梨的孔融，后世又多传杨氏子指杨修。
唐宋时人怎么吃杨梅？咸吃，就酒。李白有诗《梁园吟》：“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敦煌写本中杨梅作青梅）。南宋陆游笑说，李白没吃过好的，“不知杨梅酸者乃荐以盐，佳品未尝用也。”
周邦彦写“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古人吃杨梅、橙子，佐以吴盐，是为渍去果酸。今人仍有用盐水泡洗水果的习俗，又认为盐水能提味，菠萝、杨梅、杨桃，食前常会用盐水泡下。
擅写花草的现代大家周瘦鹃，在《花花草草》一书中说：“我们每吃杨梅，总得用盐渍过，目的是在杀菌，其实不如高锰酸钾来得有效。但是也有人以为渍了盐，可以减去酸味，此法唐代即已有之，如李太白《梁园吟》……吾家吃杨梅，一向用盐，杀菌减酸，一举两得，并且也觉得别有风味。”
古人认为，杨梅经过盐渍有消食、醒酒的功用。《证类本草》载：“（杨梅）主去痰，止呕哕，消食下酒。”《本草纲目》亦载：“（杨梅）盐食，去痰止呕吐，消食下酒。”这或是太白放歌纵酒，要配吴盐、杨梅的原因。
宋人认为杨梅仁能治脚气。宋时名臣王仲薿，字丰父，是宋神宗宰相、李清照的外公王珪的次子。王仲薿知守会稽时颇有政绩，官位却来路不正——以杨梅贿赂权臣童贯而来。南宋《挥麈录》载：“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丰父裒（póu，收集）五十石以献之，才可知矣。”
古人谈梅，在谈论什么
“梅”字，本义是楠树，又写作枏（nán，亦作柟，同“楠”），后借义“楳”字，指酸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33、229号陶罐中分别盛杨梅和梅，遣册中的“梅”字，写作“栂”，而在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封泥匣的文字中，杨梅写作“楊楳”。
梅分不同科的三类：梅、蜡梅和杨梅。
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多白色、粉红色，有香味。果实球形，初青色，成熟后黄色，味酸。
杨梅是杨梅科常绿乔木，春季开花，花褐色。果实球形，有粒状突起，紫红色或白色，味酸甜。
蜡梅是蜡梅科落叶灌木，花瓣多片，外层黄色，内层紫褐色，极香。果实尖形，生于花托内。
周方《谈梅、蜡梅、杨梅》一文考证：
单称梅者，一般均指蔷薇科落叶乔木之梅，成语望梅止渴、梅妻鹤子、林逋的《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岁寒三友之梅、松、竹，四君子之梅、兰、竹、菊，遍布全国的赏梅胜地（如广东大庾岭、杭州西湖孤山、南京梅花山、苏州邓尉、无锡梅园），以上形形色色单称梅者，无一不是指梅花。”单称梅为杨梅、蜡梅者比较少见，较早的有宋陆游《项里观杨梅》诗：“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自注：“乡俗谓杨梅止曰梅。
《诗经》中提到五次梅，均指蔷薇科的梅。《摽有梅》一篇，先秦女子以“梅”为定情信物，梅可为“媒”，两字同源于“某”字。北京今有杨梅竹斜街，本称“杨媒斜街”，不知为何要“加竹杠”？
古人谈梅，多与杏对比。杏树春华，花开白色或淡红色，树形、花色和花期，均和梅相似，故东晋郭璞说梅“似杏，实酢（酸）”。《齐民要术》载：“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红，乃知天下之美有不得兼者。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也。”王安石《红梅》诗中则说：“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蜡梅发现迟，多与梅对比。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黄庭坚因见蜡梅花黄似蜜蜡，故名为蜡梅，苏门一派诗文让蜡梅声名大噪。南宋初年曾慥称：“芳友者兰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腊梅也。”明清之际，文人瓶插清供以赏蜡梅，赋予了蜡梅更高的人性品格象征。
至于杨梅，对手是荔枝。
“杨梅派”都有谁？
古人可分为荔枝派和杨梅派。
苏东坡虽然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后来又改口说“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北宋蔡襄是福建人，著有《荔枝谱》，是“荔枝派”：“荔枝之于果，仙也、佛也，断无一物得拟者。江瑶柱、河豚腴，既非其伦，塞蒲萄、杨家果，不堪作奴矣。”
宋代陶谷《清异录》载，福建人和江西人到京师赶考，夸耀各家的土特产。福建举子说：“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江西举子不服，盛赞杨梅。两个人吵个不停，“旁有滑稽子徐为一绝云：闽香玉女含香雪，吴会星郎驾火云。草木无情争底事，青明经对赤参军。”由此，杨梅有了“吴会星郎”的雅号。
明代画家沈周，有忘年交薛章宪，嗜吃杨梅。明弘治十五年（1502），薛章宪“暑中辍农功驾舟特往，时采摘殆尽，仅获一丸紫而大者啖之，且云一不为少”。薛章宪性子豁达，自言能吃到一枚就知足了，并请沈周绘画题诗以纪念此事。沈周于是绘《杨梅村坞图》，又因文徵明向来不喜欢吃杨梅，沈周说记此事“亦发徵明一笑”。
沈周曾戏作《杨枚传》，文中戏言杨枚（梅）得名，因仰慕西汉枚乘、扬雄。杨梅成熟的过程——“幼好著绯青碧衫，壮易绯，老服紫縠裘”，正是文人入仕的写照。
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集》中记，某年六月一日，吃了二十多枚杨梅，之前一直受牙病所困，“齿用大损，物莫能着”，吃杨梅却牙口好了，胃口也好。
清代李渔自称每食杨梅必过一斗，在《杨梅赋》里大赞：“南方珍果，首及杨梅。”李渔在七绝《杨梅》一诗中写“太真何事无分别，同姓相指宠荔枝”，杨贵妃不懂事，竟然不捧场同姓的“杨家果”，而宠幸荔枝。
贪吃杨梅还是会出问题。当代掌故大家郑逸梅讲过一件左宗棠吃杨梅的轶事。有人献洞庭山杨梅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口气吃了一筐，翌日病作，手下人认为这是送礼人的过错，“执而笞之”。左宗棠知道后，认为是自己贪嘴的问题，不能怪送礼人的一番美意，“乃反笞责其差役，一时传为笑柄”。
至近代，周作人是“杨梅派”，对他来说，故乡之味在杨梅：“不佞去象久，对于乡味无甚留恋，唯独杨梅觉得无可替代，每见草莓即洋莓上市，辄忆及之。”“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於越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
近代小说家鲁彦挺杨梅而贬荔枝，不吝比喻：“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鱼目；杨梅的光色却是生动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当然也有丰子恺这样吃不惯杨梅的：“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很甜了，比杨梅好吃的多。”
文人的口味之争，暗含思想之论。真以杨梅论名士气派，首推晋代隐士郭文。唐《云仙杂记》载：“郭文在山间，有石榴、杨梅等花为樵牧所伤殆甚，卖簪沽酒以浇花树。人问之，曰：为二子洗疮止痛。”
草木有情，人当有敬畏之心。以药泡杨梅，今天谁来止杨梅之疮痛？
“宝跨荔枝，芳轶木兰。怀蕊挺实，涵黄糅丹，镜日秀壑，照霞绮峦，为我羽翼，委君玉盘。”南朝名士江淹感怀闽地风物，作《闽中草木颂》十五首，此为吟咏杨梅之句，是福建地区出产杨梅的最早诗文记录。
感怀杨梅的江淹，正少年意气。因讽谏刘宋建平王刘景素，被贬为建安吴兴令，吴兴即今福建省浦城县。据《南史》，江淹以诗文闻名。后有天人在梦中告知，多年前曾将一支五色笔存在江淹处，现需讨回。江淹还笔后，作诗再无佳句，这就是“江郎才尽”的典故。
六月，杨梅当令。福建漳州却因曝光“药水泡杨梅”事件，全产业链陷入信任危机。当地杨梅自南宋起有700余年种植历史。
杨梅原产我国，栽培历史远早于南宋。杨梅作为随葬品，在汉墓中常有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杨梅，形态与今栽培杨梅大体相同。再有地处岭南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均出土过杨梅遗存。
杨梅之名，最早见于司马相如《上林赋》：“于是乎卢桔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汉时杨梅用来酿酒，东方朔《林邑记》载：“邑有杨梅，大如盃盌（杯碗），青时酸，熟则如蜜，用以酿酒，号梅花酎（zhòu）。”汉代以后，长江中下游的四川、浙江、江苏和岭南的广东、福建，均有栽培杨梅的记载见于典籍。
据《中国栽培植物源流考》一书，杨梅现今在中国的浙江、江苏、福建、湖南、广东等地都有栽培，栽培品种多达305个。
苏轼诗文多写杨梅，尤以《食荔枝》中“卢橘杨梅次第新”之句为后世熟知。北宋时端午时节，宫廷中会用杨梅粽子招待群臣，欧阳修有诗“彩索盘中结，杨梅棕里红”。至南宋，《武林旧事》载，杨梅已是杭州市井间的“时新果子”。
食杨梅要赶时新，因杨梅难保存。古时有盐腌、蜜渍、火熏等贮藏办法。《齐民要术》引食经藏杨梅法：“择佳完者一石，以盐一斗淹之，盐入内中，仍出，曝令乾。”《图经本草》载：“南人淹（腌）藏以为果，寄至北方甚多。”
《本草》里的“水杨子”是什么？
杨梅别名朹子、朱红、树梅。
杨梅因何得名？《本草纲目》载：“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今写杨梅，诸如汪曾祺等名家，多引用此说法，但不见解释水杨子是何物的。
汉代司马相如《上林赋》中，已有“杨梅”之名，而“水杨子”却不见于《本草纲目》之外的典籍。《本草纲目》中说法也不统一，又载“（杨梅）二月开花结实，形如楮实子，五月熟”，楮实子是构树果实。
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载：“（杨梅）其树若荔枝树，而叶细阴青，其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肉在核上，无皮壳。”此处是说，杨梅树形像荔枝，叶形似水杨，而果子生时青熟时红。《本草纲目》或是犯了句读不明的低级失误，以为是“其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已故植物学家夏经纬在《植物名释札记》中注意到了这个断句问题。
杨梅别名“杨家果”，历代诗文传播甚广。“杨家果”典出《世说新语》：“梁国杨氏子，年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即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孔君平指汉末名士孔坦，字君平。苏东坡写元修菜，误以为这个典故说的是让梨的孔融，后世又多传杨氏子指杨修。
唐宋时人怎么吃杨梅？咸吃，就酒。李白有诗《梁园吟》：“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敦煌写本中杨梅作青梅）。南宋陆游笑说，李白没吃过好的，“不知杨梅酸者乃荐以盐，佳品未尝用也。”
周邦彦写“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古人吃杨梅、橙子，佐以吴盐，是为渍去果酸。今人仍有用盐水泡洗水果的习俗，又认为盐水能提味，菠萝、杨梅、杨桃，食前常会用盐水泡下。
擅写花草的现代大家周瘦鹃，在《花花草草》一书中说：“我们每吃杨梅，总得用盐渍过，目的是在杀菌，其实不如高锰酸钾来得有效。但是也有人以为渍了盐，可以减去酸味，此法唐代即已有之，如李太白《梁园吟》……吾家吃杨梅，一向用盐，杀菌减酸，一举两得，并且也觉得别有风味。”
古人认为，杨梅经过盐渍有消食、醒酒的功用。《证类本草》载：“（杨梅）主去痰，止呕哕，消食下酒。”《本草纲目》亦载：“（杨梅）盐食，去痰止呕吐，消食下酒。”这或是太白放歌纵酒，要配吴盐、杨梅的原因。
宋人认为杨梅仁能治脚气。宋时名臣王仲薿，字丰父，是宋神宗宰相、李清照的外公王珪的次子。王仲薿知守会稽时颇有政绩，官位却来路不正——以杨梅贿赂权臣童贯而来。南宋《挥麈录》载：“童贯时方用事，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疗是疾，丰父裒（póu，收集）五十石以献之，才可知矣。”
古人谈梅，在谈论什么
“梅”字，本义是楠树，又写作枏（nán，亦作柟，同“楠”），后借义“楳”字，指酸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33、229号陶罐中分别盛杨梅和梅，遣册中的“梅”字，写作“栂”，而在长沙砂子塘西汉墓封泥匣的文字中，杨梅写作“楊楳”。
梅分不同科的三类：梅、蜡梅和杨梅。
梅是蔷薇科落叶乔木，花多白色、粉红色，有香味。果实球形，初青色，成熟后黄色，味酸。
杨梅是杨梅科常绿乔木，春季开花，花褐色。果实球形，有粒状突起，紫红色或白色，味酸甜。
蜡梅是蜡梅科落叶灌木，花瓣多片，外层黄色，内层紫褐色，极香。果实尖形，生于花托内。
周方《谈梅、蜡梅、杨梅》一文考证：
单称梅者，一般均指蔷薇科落叶乔木之梅，成语望梅止渴、梅妻鹤子、林逋的《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王安石的《梅花》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岁寒三友之梅、松、竹，四君子之梅、兰、竹、菊，遍布全国的赏梅胜地（如广东大庾岭、杭州西湖孤山、南京梅花山、苏州邓尉、无锡梅园），以上形形色色单称梅者，无一不是指梅花。”单称梅为杨梅、蜡梅者比较少见，较早的有宋陆游《项里观杨梅》诗：“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自注：“乡俗谓杨梅止曰梅。
《诗经》中提到五次梅，均指蔷薇科的梅。《摽有梅》一篇，先秦女子以“梅”为定情信物，梅可为“媒”，两字同源于“某”字。北京今有杨梅竹斜街，本称“杨媒斜街”，不知为何要“加竹杠”？
古人谈梅，多与杏对比。杏树春华，花开白色或淡红色，树形、花色和花期，均和梅相似，故东晋郭璞说梅“似杏，实酢（酸）”。《齐民要术》载：“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红，乃知天下之美有不得兼者。梅花优于香，桃花优于色也。”王安石《红梅》诗中则说：“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
蜡梅发现迟，多与梅对比。宋哲宗元佑年间，苏东坡、黄庭坚因见蜡梅花黄似蜜蜡，故名为蜡梅，苏门一派诗文让蜡梅声名大噪。南宋初年曾慥称：“芳友者兰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腊梅也。”明清之际，文人瓶插清供以赏蜡梅，赋予了蜡梅更高的人性品格象征。
至于杨梅，对手是荔枝。
“杨梅派”都有谁？
古人可分为荔枝派和杨梅派。
苏东坡虽然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后来又改口说“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北宋蔡襄是福建人，著有《荔枝谱》，是“荔枝派”：“荔枝之于果，仙也、佛也，断无一物得拟者。江瑶柱、河豚腴，既非其伦，塞蒲萄、杨家果，不堪作奴矣。”
宋代陶谷《清异录》载，福建人和江西人到京师赶考，夸耀各家的土特产。福建举子说：“我土荔枝，真压枝天子，饤坐真人。天下安有并驾者？”江西举子不服，盛赞杨梅。两个人吵个不停，“旁有滑稽子徐为一绝云：闽香玉女含香雪，吴会星郎驾火云。草木无情争底事，青明经对赤参军。”由此，杨梅有了“吴会星郎”的雅号。
明代画家沈周，有忘年交薛章宪，嗜吃杨梅。明弘治十五年（1502），薛章宪“暑中辍农功驾舟特往，时采摘殆尽，仅获一丸紫而大者啖之，且云一不为少”。薛章宪性子豁达，自言能吃到一枚就知足了，并请沈周绘画题诗以纪念此事。沈周于是绘《杨梅村坞图》，又因文徵明向来不喜欢吃杨梅，沈周说记此事“亦发徵明一笑”。
沈周曾戏作《杨枚传》，文中戏言杨枚（梅）得名，因仰慕西汉枚乘、扬雄。杨梅成熟的过程——“幼好著绯青碧衫，壮易绯，老服紫縠裘”，正是文人入仕的写照。
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集》中记，某年六月一日，吃了二十多枚杨梅，之前一直受牙病所困，“齿用大损，物莫能着”，吃杨梅却牙口好了，胃口也好。
清代李渔自称每食杨梅必过一斗，在《杨梅赋》里大赞：“南方珍果，首及杨梅。”李渔在七绝《杨梅》一诗中写“太真何事无分别，同姓相指宠荔枝”，杨贵妃不懂事，竟然不捧场同姓的“杨家果”，而宠幸荔枝。
贪吃杨梅还是会出问题。当代掌故大家郑逸梅讲过一件左宗棠吃杨梅的轶事。有人献洞庭山杨梅给左宗棠，左宗棠一口气吃了一筐，翌日病作，手下人认为这是送礼人的过错，“执而笞之”。左宗棠知道后，认为是自己贪嘴的问题，不能怪送礼人的一番美意，“乃反笞责其差役，一时传为笑柄”。
至近代，周作人是“杨梅派”，对他来说，故乡之味在杨梅：“不佞去象久，对于乡味无甚留恋，唯独杨梅觉得无可替代，每见草莓即洋莓上市，辄忆及之。”“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於越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
近代小说家鲁彦挺杨梅而贬荔枝，不吝比喻：“荔枝的光色是呆板的，像玻璃，像鱼目；杨梅的光色却是生动的，像映着朝霞的露水呢。”
当然也有丰子恺这样吃不惯杨梅的：“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很甜了，比杨梅好吃的多。”
文人的口味之争，暗含思想之论。真以杨梅论名士气派，首推晋代隐士郭文。唐《云仙杂记》载：“郭文在山间，有石榴、杨梅等花为樵牧所伤殆甚，卖簪沽酒以浇花树。人问之，曰：为二子洗疮止痛。”
草木有情，人当有敬畏之心。以药泡杨梅，今天谁来止杨梅之疮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