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福寺持续爆火，带动了隆福寺周边的胡同游。穿过隆福寺街来到美术馆东街，往北一溜达，就来到大佛寺东街。再往西走，在美术馆后街还有公交站，站名叫大佛寺。但是，如果在附近寻找大佛寺这座寺庙，多半会无功而返。
即便向这里的老居民打听，很多人也是一脸懵，大佛寺什么样，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大多说不上来。
其实大佛寺曾是这里非常重要的一处建筑，从元代古刹到清代云居寺下院，从民国摔跤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厂菜市场，大佛寺见证了北京城的沧桑变迁。
如今，这个名字只留存在“大佛寺东街”“大佛寺西街（现美术馆后街）”的街巷名称里。
又名普德寺光绪年间重修
大佛寺究竟始建于何时，早已无据可考。据《日下旧闻考》引《析津日记》记载：“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岁月无碑记可考”，寺门前原有四通石碑，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俱漫漶不可读”，碑文模糊难辨。《析津日记》有记载，说明大佛寺元代就已存在。
查阅《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三区卷）》，书中的图片和介绍都清楚显示：寺庙门前有“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的匾额。史籍中的普德寺如何演变为“护国普法大佛寺”，现在已经无人知晓。
元代时，这一带属蓬莱坊，紧邻皇城东北角。清代，这里成为正白旗的辖地。寺庙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北起大佛寺后街（现已无存），南至大佛寺西大街（现美术馆后街东西向部分），东起大佛寺东街，西至大佛寺西大街（现美术馆后街南北向部分），呈矩形占据了整片区域。
到了光绪年间，这座古刹迎来了最后一次重要的修缮。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重建大佛寺碑记》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西域寺（即房山云居寺）住持僧人通悟禅师募化重建，使大佛寺成为西域寺在京师的三个下院之一，另外两座分别是阜成门外的慈明寺和南横街官菜园的观音院。
这次重修后，大佛寺焕然一新。其山门的门额上嵌有横式石匾，上书“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九个大字。山门面阔5.8米，进深3.2米，砖砌大式歇山筒瓦顶，黄琉璃瓦剪边，气度不凡。山门后还有一块石额，镌刻着“古迹复新”四个字，落款为“光绪乙酉年大兴王瑞、纪悦昌敬撰”——这是当年参与修缮的善士留下的印记。
山门后是天王殿。殿内正中供奉着木雕弥勒佛一尊。弥勒佛前，一尊铁香炉上铸有“道光五年四月吉日”的字样。殿内两侧，四大天王泥塑金身。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殿中的一口大铁钟，高约五尺有余，上铸“大清乾隆癸巳年置”——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旧物。弥勒佛身后，是当时新塑的泥质韦驮像。韦驮像前，也有一尊道光五年的铁炉。
崇礼左宝贵等人捐助重修
穿过天王殿，便是整座寺院的核心——接引宝殿。上悬木匾，上书“接引宝殿”四个大字。这是一座五楹大殿，气势恢宏。殿前月台上，矗立着一座高达丈许的大宝鼎，上铸“大清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榴月，大佛寺”字样，记录着这次重修的年代。
殿内迎面是一尊高达一丈二尺的接引佛立像，旁边侍立两尊童像，高约丈许。殿内正中悬挂着另一方木匾——“佛光普照”，落款为“甲子岁朝春谷旦，弟子江朝宗敬书”。江朝宗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1924年新春（甲子年），他为大佛寺献上这块匾额，可见当时大佛寺在京城官员心中的地位。
匾额两侧，悬挂着一副对联，落款为“光绪戊寅年巧月谷旦，大兴弟子纪悦昌薰沐谨书”——这是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正是大佛寺刚刚重修完成之时，纪悦昌撰写的对联。
接引佛前，陈列着大铁五供一套，上铸“大佛寺”三字。殿内还悬挂着祖师的画像三幅。接引殿前东西两侧，各矗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均为光绪十一年所立。西侧一通为“皇京重建大佛寺碑铭”，碑额篆书“大佛寺记”，由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梁耀樑撰文并书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英煦篆额。碑文记录了此次重修的缘起与经过。
碑阴则镌刻着崇礼、左宝贵等捐助者的姓名。崇礼为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官至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文渊阁大学士。光绪年间，先后出任山海关副都统、热河都统。光绪三十三年卒。如今，东四六条有崇礼住宅，占地1万多平方米，300多间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左宝贵是一代名将，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
东侧一通为“大佛寺公建善会记”，碑额阳面为“集善粥厂”，阴面为“共成义举”，碑身刻着集善粥厂做善事者的姓名，记录着这座寺庙在灾年施粥济民的善举。
接引殿的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五间。东配殿为“佛经流通处”，西配殿另作他用——山门东侧的小门上，挂着一方木额，上书“大佛寺民众学校”。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要求寺庙利用其建筑空间为社会公益服务，开办民众补习学校。大佛寺将西配殿辟为教室和教员室，让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当时，东南角设有学生厕所，西配殿北侧还有女生专用的设施，一应俱全，足见这所民众学校的规模不小。
接引宝殿东西两座配殿的北侧，各立着一座焚字库。古人敬惜字纸，写有字的纸张不能随意丢弃，要送到焚字库中恭敬焚化。
穿过接引殿再往北，便是后殿三大士殿。五楹大殿，正中悬挂木匾，上书“觉苑慈云”，落款“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荷月谷旦”。
殿内供奉着三大士（观音、文殊、普贤）三尊，泥塑金身，高约三尺。左右两侧，十八罗汉塑像各九尊，坐像高约二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更珍贵的是，殿内还悬挂着十八幅墨拓的竹禅罗汉图——竹禅是清代著名画僧，以画罗汉闻名，这十八幅拓片虽是拓本，却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后殿东侧还有一座小院，内有北房三间，也是“大佛寺民众学校”的教室；西侧一间小房，大约是教师的休息之所。
民众学校变为练武场
据1929年的北平寺庙调查记载，大佛寺的门牌是西大街50号，属于内三区。调查员详细记录了寺内的佛像、法器以及碑刻。那时的大佛寺，虽已不复当年鼎盛，但殿宇庄严，佛像完好，民众学校里还能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
1937年，民国政府调查寺院情况时，大佛寺内只有一名住持僧，法名纯山。大佛寺此时为房山县西域寺下院。彼时的寺庙，香火已远不如前，但寺院宽阔的庭院却有了新的用途：变成了百姓们练习摔跤的练武场。昔日供奉佛像的殿宇旁，响起了摔跤手们的吆喝声和观众的喝彩声。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初，大佛寺还发生过一件被骗事件。
1950年2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题为《骗子李前进冒名收税被捕》的社会新闻，报道了事件的经过：骗子以调查地产税为名，到大佛寺找住持纯山，说是来庙了解情况，并称该庙负担地产税二百余万元，应先交百分之二的手续费。纯山交完钱后，感觉有异，遂报告公安第三分局，当该犯到昆灵寺骗财时，被内四公安分局第七派出所捕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寺庙被拆除。寺庙前半部分被改建为聚华铁工厂，后来变成大佛寺菜市场。后半部分则开设了美术用品供应社和私立实馨职业补习学校。一位老北京回忆，六十年代时，大佛寺的大部分被北京电碳厂占用，部分佛像还在。
1985年文物普查时，大佛寺原址已成为单位及居民住宅，但尚存部分建筑。到2001年，仅后殿三大士殿得以幸存，包括大殿及东西配殿，东侧有部分厢房。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如今到美术馆后街60号院内考察，东侧厢房、东西配殿无存，还有五间残存北房大殿遗迹，有可能是三大士殿的遗存。
这些建筑在青砖灰瓦间，依稀可见当年“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的气派。殿内的梁柱依然坚实，那些被岁月侵蚀的痕迹，正是历史的见证。
隆福寺持续爆火，带动了隆福寺周边的胡同游。穿过隆福寺街来到美术馆东街，往北一溜达，就来到大佛寺东街。再往西走，在美术馆后街还有公交站，站名叫大佛寺。但是，如果在附近寻找大佛寺这座寺庙，多半会无功而返。
即便向这里的老居民打听，很多人也是一脸懵，大佛寺什么样，现在还有什么遗迹，大多说不上来。
其实大佛寺曾是这里非常重要的一处建筑，从元代古刹到清代云居寺下院，从民国摔跤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工厂菜市场，大佛寺见证了北京城的沧桑变迁。
如今，这个名字只留存在“大佛寺东街”“大佛寺西街（现美术馆后街）”的街巷名称里。
又名普德寺光绪年间重修
大佛寺究竟始建于何时，早已无据可考。据《日下旧闻考》引《析津日记》记载：“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岁月无碑记可考”，寺门前原有四通石碑，在乾隆年间就已经“俱漫漶不可读”，碑文模糊难辨。《析津日记》有记载，说明大佛寺元代就已存在。
查阅《北平研究院北平庙宇调查资料汇编（内三区卷）》，书中的图片和介绍都清楚显示：寺庙门前有“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的匾额。史籍中的普德寺如何演变为“护国普法大佛寺”，现在已经无人知晓。
元代时，这一带属蓬莱坊，紧邻皇城东北角。清代，这里成为正白旗的辖地。寺庙坐北朝南，规模宏大，北起大佛寺后街（现已无存），南至大佛寺西大街（现美术馆后街东西向部分），东起大佛寺东街，西至大佛寺西大街（现美术馆后街南北向部分），呈矩形占据了整片区域。
到了光绪年间，这座古刹迎来了最后一次重要的修缮。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重建大佛寺碑记》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西域寺（即房山云居寺）住持僧人通悟禅师募化重建，使大佛寺成为西域寺在京师的三个下院之一，另外两座分别是阜成门外的慈明寺和南横街官菜园的观音院。
这次重修后，大佛寺焕然一新。其山门的门额上嵌有横式石匾，上书“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九个大字。山门面阔5.8米，进深3.2米，砖砌大式歇山筒瓦顶，黄琉璃瓦剪边，气度不凡。山门后还有一块石额，镌刻着“古迹复新”四个字，落款为“光绪乙酉年大兴王瑞、纪悦昌敬撰”——这是当年参与修缮的善士留下的印记。
山门后是天王殿。殿内正中供奉着木雕弥勒佛一尊。弥勒佛前，一尊铁香炉上铸有“道光五年四月吉日”的字样。殿内两侧，四大天王泥塑金身。当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悬挂在殿中的一口大铁钟，高约五尺有余，上铸“大清乾隆癸巳年置”——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旧物。弥勒佛身后，是当时新塑的泥质韦驮像。韦驮像前，也有一尊道光五年的铁炉。
崇礼左宝贵等人捐助重修
穿过天王殿，便是整座寺院的核心——接引宝殿。上悬木匾，上书“接引宝殿”四个大字。这是一座五楹大殿，气势恢宏。殿前月台上，矗立着一座高达丈许的大宝鼎，上铸“大清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榴月，大佛寺”字样，记录着这次重修的年代。
殿内迎面是一尊高达一丈二尺的接引佛立像，旁边侍立两尊童像，高约丈许。殿内正中悬挂着另一方木匾——“佛光普照”，落款为“甲子岁朝春谷旦，弟子江朝宗敬书”。江朝宗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1924年新春（甲子年），他为大佛寺献上这块匾额，可见当时大佛寺在京城官员心中的地位。
匾额两侧，悬挂着一副对联，落款为“光绪戊寅年巧月谷旦，大兴弟子纪悦昌薰沐谨书”——这是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正是大佛寺刚刚重修完成之时，纪悦昌撰写的对联。
接引佛前，陈列着大铁五供一套，上铸“大佛寺”三字。殿内还悬挂着祖师的画像三幅。接引殿前东西两侧，各矗立着一通高大的石碑，均为光绪十一年所立。西侧一通为“皇京重建大佛寺碑铭”，碑额篆书“大佛寺记”，由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梁耀樑撰文并书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英煦篆额。碑文记录了此次重修的缘起与经过。
碑阴则镌刻着崇礼、左宝贵等捐助者的姓名。崇礼为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官至内务府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文渊阁大学士。光绪年间，先后出任山海关副都统、热河都统。光绪三十三年卒。如今，东四六条有崇礼住宅，占地1万多平方米，300多间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左宝贵是一代名将，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平壤战役中壮烈殉国。
东侧一通为“大佛寺公建善会记”，碑额阳面为“集善粥厂”，阴面为“共成义举”，碑身刻着集善粥厂做善事者的姓名，记录着这座寺庙在灾年施粥济民的善举。
接引殿的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五间。东配殿为“佛经流通处”，西配殿另作他用——山门东侧的小门上，挂着一方木额，上书“大佛寺民众学校”。
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寺庙管理条例》，要求寺庙利用其建筑空间为社会公益服务，开办民众补习学校。大佛寺将西配殿辟为教室和教员室，让附近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当时，东南角设有学生厕所，西配殿北侧还有女生专用的设施，一应俱全，足见这所民众学校的规模不小。
接引宝殿东西两座配殿的北侧，各立着一座焚字库。古人敬惜字纸，写有字的纸张不能随意丢弃，要送到焚字库中恭敬焚化。
穿过接引殿再往北，便是后殿三大士殿。五楹大殿，正中悬挂木匾，上书“觉苑慈云”，落款“光绪十一年岁次乙酉荷月谷旦”。
殿内供奉着三大士（观音、文殊、普贤）三尊，泥塑金身，高约三尺。左右两侧，十八罗汉塑像各九尊，坐像高约二尺，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更珍贵的是，殿内还悬挂着十八幅墨拓的竹禅罗汉图——竹禅是清代著名画僧，以画罗汉闻名，这十八幅拓片虽是拓本，却也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后殿东侧还有一座小院，内有北房三间，也是“大佛寺民众学校”的教室；西侧一间小房，大约是教师的休息之所。
民众学校变为练武场
据1929年的北平寺庙调查记载，大佛寺的门牌是西大街50号，属于内三区。调查员详细记录了寺内的佛像、法器以及碑刻。那时的大佛寺，虽已不复当年鼎盛，但殿宇庄严，佛像完好，民众学校里还能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
1937年，民国政府调查寺院情况时，大佛寺内只有一名住持僧，法名纯山。大佛寺此时为房山县西域寺下院。彼时的寺庙，香火已远不如前，但寺院宽阔的庭院却有了新的用途：变成了百姓们练习摔跤的练武场。昔日供奉佛像的殿宇旁，响起了摔跤手们的吆喝声和观众的喝彩声。
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初，大佛寺还发生过一件被骗事件。
1950年2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题为《骗子李前进冒名收税被捕》的社会新闻，报道了事件的经过：骗子以调查地产税为名，到大佛寺找住持纯山，说是来庙了解情况，并称该庙负担地产税二百余万元，应先交百分之二的手续费。纯山交完钱后，感觉有异，遂报告公安第三分局，当该犯到昆灵寺骗财时，被内四公安分局第七派出所捕获。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寺庙被拆除。寺庙前半部分被改建为聚华铁工厂，后来变成大佛寺菜市场。后半部分则开设了美术用品供应社和私立实馨职业补习学校。一位老北京回忆，六十年代时，大佛寺的大部分被北京电碳厂占用，部分佛像还在。
1985年文物普查时，大佛寺原址已成为单位及居民住宅，但尚存部分建筑。到2001年，仅后殿三大士殿得以幸存，包括大殿及东西配殿，东侧有部分厢房。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变迁，如今到美术馆后街60号院内考察，东侧厢房、东西配殿无存，还有五间残存北房大殿遗迹，有可能是三大士殿的遗存。
这些建筑在青砖灰瓦间，依稀可见当年“敕赐护国普法大佛寺”的气派。殿内的梁柱依然坚实，那些被岁月侵蚀的痕迹，正是历史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