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农耕发展阶段，各朝各代，一些有作为的君王把保证百姓的粮食供应放在重要地位。
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73年的建都史。因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再加上古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造成北京及周边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大灾过后，赤地千里、流民四集。古代的赈济救灾，主要是平粮价、开粥厂，绕不开“粮食”两字。
近日读史籍，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从元代开始，北京城里的统治者们在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时，把禁止酿酒作为保证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重要举措。
元世祖开“禁酒保粮”先例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北京地区”，在史料中探寻为了防止灾年粮食短缺而实施的“禁酒保粮”措施，就会发现元朝是这一政策的最早倡导者。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7年开始营造元大都，1271年定都北京，北京由此第一次上升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元大都人口激增，光靠北京地区的粮食产出根本无法支撑，因此主要靠漕运从南方输粮。一旦漕运受阻或北方受灾，元大都就面临缺粮甚至断粮的危机。因此，元朝统治者第一次把“大都的粮食安全”和“禁酒”直接挂钩。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春，大都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君臣对”，对话的双方是元世祖和以北方大儒姚枢为首的一群大臣，中心话题是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旱灾。《元史·世祖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三月庚寅朔，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糵（米酒和酒曲）……宜一切禁止。’（世祖）从之。”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因为前冬没下雪，今春没下雨，元世祖派人到翰林院讨要对策，如何保证大都老百姓的碗里有饭吃？姚枢等大臣们给出的答案是禁止酿酒，因为酿酒所消耗的粮食实在太多。元世祖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
《北京灾害史》一书中援引史籍《元文类》对这件事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作为忽必烈的亲信老臣，姚枢指出：“京师列肆（商铺）百数”，每家店铺“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注：元代的一石，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六十公斤），月已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
于是元世祖开始实施禁酒令。《元史》记载：（当年）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抄家没收财产。至元十五年（1278年）夏四月，因为雨下得比较充足，旱情缓解，于是大都的酒禁就稍微放松了一点，允许因为疾病需要喝药酒的老百姓提出申请，由朝廷管辖的作坊酿造出来后按量供应（“以时雨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
一直到这年的十一月，农耕生产走上正轨，粮食供应稳定，因此元世祖命令：“甲午，开酒禁。”从1277年春到1278年冬，这次因救灾保粮而实施的禁酒措施，前后足足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
笔者以“禁酒”作为关键词查阅《元史》，发现“禁酒保粮”政策贯穿于元朝始终，涉及从元世祖到元顺帝的7个皇帝，“皇帝本纪”部分提到“灾，禁酒”的次数不下40次，这说明该政策一直在执行。
上面的数字，其中针对大都及周边地区的占了一半左右。元廷算得很清楚：大都城里如果有几万人天天喝酒，消耗的粮食可能够几万灾民活命。
明代不禁酒但收税
对于酿酒这件事，明代的做法和元、清两个朝代大相径庭。
明代的酒政经历了从“严格禁酒”到“放开酒禁、以税代禁”的演变过程。明朝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粮食短缺是首要问题。为了保障民生、稳定社会，朱元璋推行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私自酿酒。朱元璋甚至下令禁止农民种植糯米，从源头控制酿酒。禁酒令执行非常坚决，据《明史》记载，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因违反禁酒令，被朱元璋亲自处死，以儆效尤。
随着政权稳固和经济恢复，粮食供应变得充足，酒禁也随之放松。政府允许民间自由酿酒和销售，政府抽税，酒税税率约为三十分之一。
明朝中后期，酿酒产业逐渐发展壮大，越来越红火。景泰帝年间，有官员上疏称黄淮地区酿造酒曲加上京城、通州等地区酿酒的小作坊不下千万家。这一数字估计有夸张成分，但实际情况也绝不是小数。弘治帝年间，又有官员称：自都城达之天下，但有人烟，即为酒户，靡费米谷，不可胜言。官员们建议皇帝禁酒，但是政府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加税。
明朝政府虽然靠着酒产业，收取了大量税银，但是也为灾年渡过难关埋下了隐患。自万历朝开始，由于管理失当，漕运逐渐废弛，运到京师的粮食大大减少。到京畿地区真的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大规模组织储备粮投放市场来平抑粮价，或者组织救济粮直接向灾民发放。这就造成了社会动荡，也动摇了国本。
清代拿烧酒“开刀”
清代的统治者们在发生较大自然灾害时，奉行禁止酿酒以保证灾区的粮食供应。这其中，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
从康熙帝开始执政（1661年）到乾隆帝退位成为太上皇（1795年），这段长达134年的统治时期，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获得了较大的保障。在对待禁酒这个问题上，三位皇帝的观点非常一致，而且非常客观和务实。根据专门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的史书《清实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位明君对于酒的认识以及对于禁酒工作的重视。如：
（康熙三十七年）“酒乃无益之物，耗米甚多……着令严禁，以裨民食”。
（雍正四年）“朕从前以直隶雨水过多，田禾歉收，米价腾贵，令盛京及口外地方严禁烧锅，已下谕旨。今闻盛京地方仍开烧锅……无故耗费米粮，着议政大臣定议，严行禁止。”
（乾隆二年）“耗谷之尤甚者，则莫如烧酒，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岁耗谷米，少者万余石，多者数万石不等，则禁止之后，通计五省所存之谷已千余万石矣……”
笔者从中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康熙、雍正、乾隆都把禁酒的“火力点”，集中到了烧酒上面。
烧酒，又叫烧锅、烧刀子。指的是我国北方用锅蒸谷、盛取蒸馏酿出的粮食酒。
当时，市面上主要生产和销售两种酒：烧酒和黄酒。禁酒令之所以专门针对“烧酒”，本质上是一场“保口粮”的运动。在统治者眼中，烧酒在当时被视为“与民争食”且“浪费粮食”的罪魁祸首，而黄酒则被认为是消耗精细粮食（糯米、小麦）的奢侈品。烧酒主要原料是高粱、粟米等杂粮，甚至包括豆皮、谷糠等“下脚料”。在皇帝看来，高粱和粟米是北方百姓的主要口粮，而烧酒作坊规模大，一旦放开，会大量消耗高粱等粗粮。如果遭遇灾荒，这些本该救命的粗粮却被酿成了酒，百姓就会饿死。
康熙和雍正时期，“禁酒保粮”政策刚刚建立，主要策略是督促封疆大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如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通过大学士下旨意：“今岁畿辅地方歉收，米价腾贵……又蒸造烧酒，多费米谷”，他命令户部立刻通知下面的巡抚，禁止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蒸造烧酒。
雍正帝在雍正十年（1732年），廷议禁烧锅，并将法规下放到各个省讨论。兵部尚书兼陕西巡抚史贻直提出：在粮食丰收的年份，烧锅是民间谋生手段，应该根据年景的不同，灵活加以弛禁。雍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乾隆时期，京畿地区人口激增，京城的酒肆也生意兴隆，“京师九门，每日酒车衔尾而进”。然而由于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乾隆帝继位后面临突出的民生矛盾。因此他马上着手完善禁酒保粮政策。
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发起了一场关于是否永远禁止烧锅的宫廷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臣们都认同“灾年严禁”的方法，而不赞同永远禁酒。
第二年，乾隆帝又督促地方大臣厉行查禁酒曲，因为有不同意见，乾隆帝组织各地的总督巡抚们开展第二次禁酒大讨论，在统一了封疆大吏的思想后，他马上订立法律条文，包括对酒曲贩子“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以示惩警”，对于地方官员失察，则交吏部给予处分。史书中还记载了乾隆帝对直隶总督孙嘉淦的点名批评，孙嘉淦号称清代山西籍第一名臣，然而乾隆帝却批评他“所办诸事俱属尽心。惟烧锅一事，禁约太宽……着孙嘉淦转饬所属地方官严缉治罪，不得姑容”。
在乾隆的严厉督促下，许多省的封疆大吏都认真地执行禁酒政策，例如孙嘉淦之前的直隶总督李卫，一年中破获364宗私酿烧酒案，抓获案犯1400余名。
康雍乾三帝开创的禁烧酒、禁酒曲政策，尽管有争议有阻力，却实行了160多年。在灾年时，这为保证灾民有饭吃发挥了重要作用。咸丰年间，为了解决因太平天国起义带来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才废除了此项政策，代之以收缴酒税来扩大财源。
民以食为天。中国古代经历了长达数千年的农耕发展阶段，各朝各代，一些有作为的君王把保证百姓的粮食供应放在重要地位。
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73年的建都史。因为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以及气候条件，再加上古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造成北京及周边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大灾过后，赤地千里、流民四集。古代的赈济救灾，主要是平粮价、开粥厂，绕不开“粮食”两字。
近日读史籍，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从元代开始，北京城里的统治者们在遇到较大自然灾害时，把禁止酿酒作为保证京畿地区粮食供应的重要举措。
元世祖开“禁酒保粮”先例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北京地区”，在史料中探寻为了防止灾年粮食短缺而实施的“禁酒保粮”措施，就会发现元朝是这一政策的最早倡导者。
元世祖忽必烈于1267年开始营造元大都，1271年定都北京，北京由此第一次上升为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元大都人口激增，光靠北京地区的粮食产出根本无法支撑，因此主要靠漕运从南方输粮。一旦漕运受阻或北方受灾，元大都就面临缺粮甚至断粮的危机。因此，元朝统治者第一次把“大都的粮食安全”和“禁酒”直接挂钩。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春，大都城里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君臣对”，对话的双方是元世祖和以北方大儒姚枢为首的一群大臣，中心话题是如何应对正在发生的旱灾。《元史·世祖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三月庚寅朔，以冬无雨雪，春泽未继，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曰：‘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糵（米酒和酒曲）……宜一切禁止。’（世祖）从之。”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因为前冬没下雪，今春没下雨，元世祖派人到翰林院讨要对策，如何保证大都老百姓的碗里有饭吃？姚枢等大臣们给出的答案是禁止酿酒，因为酿酒所消耗的粮食实在太多。元世祖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
《北京灾害史》一书中援引史籍《元文类》对这件事做了更详细的介绍——作为忽必烈的亲信老臣，姚枢指出：“京师列肆（商铺）百数”，每家店铺“日酿有多至三百石者（注：元代的一石，大约相当于现代的六十公斤），月已耗谷万石，百肆计之，不可胜算。”
于是元世祖开始实施禁酒令。《元史》记载：（当年）五月，申严大都酒禁，犯者抄家没收财产。至元十五年（1278年）夏四月，因为雨下得比较充足，旱情缓解，于是大都的酒禁就稍微放松了一点，允许因为疾病需要喝药酒的老百姓提出申请，由朝廷管辖的作坊酿造出来后按量供应（“以时雨沾足，稍弛酒禁，民之衰疾饮药者，官为酝酿量给之”）。
一直到这年的十一月，农耕生产走上正轨，粮食供应稳定，因此元世祖命令：“甲午，开酒禁。”从1277年春到1278年冬，这次因救灾保粮而实施的禁酒措施，前后足足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
笔者以“禁酒”作为关键词查阅《元史》，发现“禁酒保粮”政策贯穿于元朝始终，涉及从元世祖到元顺帝的7个皇帝，“皇帝本纪”部分提到“灾，禁酒”的次数不下40次，这说明该政策一直在执行。
上面的数字，其中针对大都及周边地区的占了一半左右。元廷算得很清楚：大都城里如果有几万人天天喝酒，消耗的粮食可能够几万灾民活命。
明代不禁酒但收税
对于酿酒这件事，明代的做法和元、清两个朝代大相径庭。
明代的酒政经历了从“严格禁酒”到“放开酒禁、以税代禁”的演变过程。明朝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经济凋敝，粮食短缺是首要问题。为了保障民生、稳定社会，朱元璋推行了严厉的禁酒令，禁止民间私自酿酒。朱元璋甚至下令禁止农民种植糯米，从源头控制酿酒。禁酒令执行非常坚决，据《明史》记载，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因违反禁酒令，被朱元璋亲自处死，以儆效尤。
随着政权稳固和经济恢复，粮食供应变得充足，酒禁也随之放松。政府允许民间自由酿酒和销售，政府抽税，酒税税率约为三十分之一。
明朝中后期，酿酒产业逐渐发展壮大，越来越红火。景泰帝年间，有官员上疏称黄淮地区酿造酒曲加上京城、通州等地区酿酒的小作坊不下千万家。这一数字估计有夸张成分，但实际情况也绝不是小数。弘治帝年间，又有官员称：自都城达之天下，但有人烟，即为酒户，靡费米谷，不可胜言。官员们建议皇帝禁酒，但是政府实际采取的措施却是加税。
明朝政府虽然靠着酒产业，收取了大量税银，但是也为灾年渡过难关埋下了隐患。自万历朝开始，由于管理失当，漕运逐渐废弛，运到京师的粮食大大减少。到京畿地区真的发生自然灾害时，政府已经没有能力大规模组织储备粮投放市场来平抑粮价，或者组织救济粮直接向灾民发放。这就造成了社会动荡，也动摇了国本。
清代拿烧酒“开刀”
清代的统治者们在发生较大自然灾害时，奉行禁止酿酒以保证灾区的粮食供应。这其中，康雍乾三朝尤为突出。
从康熙帝开始执政（1661年）到乾隆帝退位成为太上皇（1795年），这段长达134年的统治时期，政治较为清明，人民生活获得了较大的保障。在对待禁酒这个问题上，三位皇帝的观点非常一致，而且非常客观和务实。根据专门记录皇帝起居言行的史书《清实录》，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位明君对于酒的认识以及对于禁酒工作的重视。如：
（康熙三十七年）“酒乃无益之物，耗米甚多……着令严禁，以裨民食”。
（雍正四年）“朕从前以直隶雨水过多，田禾歉收，米价腾贵，令盛京及口外地方严禁烧锅，已下谕旨。今闻盛京地方仍开烧锅……无故耗费米粮，着议政大臣定议，严行禁止。”
（乾隆二年）“耗谷之尤甚者，则莫如烧酒，烧酒之盛行，则莫如河北五省……岁耗谷米，少者万余石，多者数万石不等，则禁止之后，通计五省所存之谷已千余万石矣……”
笔者从中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康熙、雍正、乾隆都把禁酒的“火力点”，集中到了烧酒上面。
烧酒，又叫烧锅、烧刀子。指的是我国北方用锅蒸谷、盛取蒸馏酿出的粮食酒。
当时，市面上主要生产和销售两种酒：烧酒和黄酒。禁酒令之所以专门针对“烧酒”，本质上是一场“保口粮”的运动。在统治者眼中，烧酒在当时被视为“与民争食”且“浪费粮食”的罪魁祸首，而黄酒则被认为是消耗精细粮食（糯米、小麦）的奢侈品。烧酒主要原料是高粱、粟米等杂粮，甚至包括豆皮、谷糠等“下脚料”。在皇帝看来，高粱和粟米是北方百姓的主要口粮，而烧酒作坊规模大，一旦放开，会大量消耗高粱等粗粮。如果遭遇灾荒，这些本该救命的粗粮却被酿成了酒，百姓就会饿死。
康熙和雍正时期，“禁酒保粮”政策刚刚建立，主要策略是督促封疆大吏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如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通过大学士下旨意：“今岁畿辅地方歉收，米价腾贵……又蒸造烧酒，多费米谷”，他命令户部立刻通知下面的巡抚，禁止顺天、永平、保定、河间四府蒸造烧酒。
雍正帝在雍正十年（1732年），廷议禁烧锅，并将法规下放到各个省讨论。兵部尚书兼陕西巡抚史贻直提出：在粮食丰收的年份，烧锅是民间谋生手段，应该根据年景的不同，灵活加以弛禁。雍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乾隆时期，京畿地区人口激增，京城的酒肆也生意兴隆，“京师九门，每日酒车衔尾而进”。然而由于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乾隆帝继位后面临突出的民生矛盾。因此他马上着手完善禁酒保粮政策。
乾隆二年（1737年），乾隆帝发起了一场关于是否永远禁止烧锅的宫廷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大臣们都认同“灾年严禁”的方法，而不赞同永远禁酒。
第二年，乾隆帝又督促地方大臣厉行查禁酒曲，因为有不同意见，乾隆帝组织各地的总督巡抚们开展第二次禁酒大讨论，在统一了封疆大吏的思想后，他马上订立法律条文，包括对酒曲贩子“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以示惩警”，对于地方官员失察，则交吏部给予处分。史书中还记载了乾隆帝对直隶总督孙嘉淦的点名批评，孙嘉淦号称清代山西籍第一名臣，然而乾隆帝却批评他“所办诸事俱属尽心。惟烧锅一事，禁约太宽……着孙嘉淦转饬所属地方官严缉治罪，不得姑容”。
在乾隆的严厉督促下，许多省的封疆大吏都认真地执行禁酒政策，例如孙嘉淦之前的直隶总督李卫，一年中破获364宗私酿烧酒案，抓获案犯1400余名。
康雍乾三帝开创的禁烧酒、禁酒曲政策，尽管有争议有阻力，却实行了160多年。在灾年时，这为保证灾民有饭吃发挥了重要作用。咸丰年间，为了解决因太平天国起义带来的财政危机，清政府才废除了此项政策，代之以收缴酒税来扩大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