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议员在发言时，提到了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
实际上，雨果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他一生创作了3500多幅画作，被视为20世纪现代艺术的开创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很多画作，或以中国文化为主题，或以中国元素构图，或采用中国画的画法、画材，具有浓郁的“中国风”。
创作颇丰的绘画先驱
早在1838年，法国作家、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就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雨果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不过，由于雨果在文学上的成就太过辉煌，遮蔽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天才，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雨果作为一个画家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雨果的绘画天分早在儿童时期就已表现出来。19世纪30年代，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雨果时常给孩子们画些小动物，逗他们开心。出外旅行途中，雨果会通过信件将自己随时钩摹的小幅风景画寄给家人。
1847年，雨果的四幅绘画作品被制成铜版画，在《当代风景画家》一书中公开发表。这是诗人雨果的名字第一次与当时最受欢迎的风景画家卡米耶·柯罗、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比尼等人并列出现。1859年12月，美国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被绞刑处死，雨果迅速创作了一幅以颂扬约翰·布朗为主题的画作《绞刑犯》。这幅画经过雕刻制版后，于1860年4月出版。
雨果的画在当时得到了艺术界的高度认可。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恶之花》的作者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就非常赞赏雨果的绘画，并在1855年直接把雨果与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作者欧仁·德拉克洛瓦相提并论。1862年，卡斯特尔出版社出版了雨果的画册，戈蒂耶撰写了长序加以推荐。
1874年，画家菲力普·布尔蒂在看过雨果的一部画稿《女巫的诗篇》后写道：“维克多·雨果先生最近完成了一组60余幅人物像，可怕，滑稽，有的动人；人像构成了对一个着魔的青年女子审判、责罚和用刑的各色人物。”
1876年，于格出版社推出大型精美插图版《雨果全集》，这套全集包含的大量插图中，有不少就是雨果自己绘制的。
1888年，比利时大诗人埃米勒·维尔哈伦在参观“雨果手稿和绘画展”后，由衷地感叹：“雨果的主要绘画作品应该由国家来收藏”。许多美术评论家一致认为，雨果的这些美术作品“值得被收藏进卢浮宫”，甚至可与伦勃朗媲美。
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果绘画在艺术创新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1936年，雨果作品出现在美国纽约的一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上，人们称雨果为“最优秀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先驱”。
中国元素何其多
批评家亨利·乌塞曾指出：“雨果的风格有两种来源，哥特的和中国的。”1811年，为了与在拿破仑军队中任职的父亲团聚，9岁的维克多·雨果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在这里，雨果被来自中国的两个硕大而精美的花瓶深深吸引。从此，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令雨果终生痴迷，并成为他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
雨果的长子夏尔·雨果在《过路人在雨果家里》曾写道：“我见过维克多·雨果作画……这样完成后，作画人要来一只杯子，泼下清咖啡，其风景画即告完成。结果便是一幅出人意料的画，雄浑，意境奇异，总是富有个性，使人依稀想见伦勃朗和皮拉内西的铜版画。”——这种画法与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泼墨”简直如出一辙。
雨果的一些画作，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被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比如一幅名为《苏珊娜》的彩色漆板画，画面上的人物身穿清朝官服，头戴清朝官帽，坐的是中式竹制椅子，餐桌上还摆放着一个中式青瓷花瓶。《在船上小憩的中国人》，画中人物的衣服鞋帽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他所乘坐的那条小船在船帮上装饰着“卍”字不到头纹饰，船尾则是一个龙头形象。
雨果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画里的这些中国元素从何而来？雨果故居博物馆馆长热拉尔·奥迪内认为：“他（雨果）主要是通过产自广东的外销器来了解中国艺术。”
比如，《在船上小憩的中国人》有可能参照了明清时期的版画或瓷器纹样。有学者研究提出，“睡梦中的书生”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题材的话本小说里十分常见，如《枕中记》《聊斋》《西厢记》《钱塘梦》等，均描述过类似形象。17世纪以来，这一中国传统人物形象经外销画和外销瓷的传播而成为欧洲人所熟知的母题。
此外，雨果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也为其绘画提供了最直接的图像来源。雨果一幅名为《仙鹤》的彩绘木刻漆板画，画了一只昂首鸣叫的仙鹤，其造型与雨果收藏的一张螺钿镶嵌漆桌上的一只仙鹤形象高度相似。
除了这些零散的作品，雨果还集中创作过一组共57幅图的“中国题材画”，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还有38幅烙画。铅笔画、钢笔画可以看成是烙画的草稿或草图。
这38幅烙画，是雨果在1864年为他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在根西岛的居所高城仙境的饭厅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今天，这些烙画陈列在巴黎雨果故居纪念馆的三楼“中国客厅”。为感谢雨果，1863年8月6日，朱丽叶在给雨果的信里写道：“我再说说我对这间神奇卧室的赞美之情，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
雨果之所以这样热衷于“画中国”，并非出于猎奇，而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代表了世界艺术审美的两个最高峰之一。在一篇题为《趣味》的评论文字中，雨果极其郑重地表示：“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从这个开始分道扬镳的双重暗影里诞生了艺术中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着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一端是希腊，另一端是中国。”
欧洲的“中国粉丝”
雨果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有其历史大背景。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与欧洲交往越来越密切，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人员也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这个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方文明古国。于是，在贵族与知识阶层中，一大批“中国粉丝”迅速产生。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穿上了中国服装。塞纳河边，老百姓围观皮影戏。闺阁里流行养金鱼，贵族妇女出门甚至要坐轿子。
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
在雨果生活的时代，上流社会与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怀恋仍在继续，人们欣赏中式风格的花园、宝塔，在中式茶室和浴场里徜徉。伴随着洛可可艺术的复兴，19世纪20年代以后，法国涌起一股收集和仿制18世纪中国器物的浪潮。与雨果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文豪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近百部小说，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都提到中国，这是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直到雨果晚年，在巴黎世博会上还能看到18世纪中式家具的仿造品，瓷器、丝绸等中国特产在法国依然很有市场。巴黎最著名的几家古物店——“中国帆船”“中国之门”“中国王朝”仍然是中产阶级经常光顾的地方，雨果、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不过，同样是重量级的“中国粉丝”，雨果无疑是其中对中国文化最尊崇，同时也是最真诚、最坚定地加以维护的一个。
近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归还非法占有文物的法律草案，议员在发言时，提到了这是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的梦想——“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不义之财归还被抢掠的中国”。
实际上，雨果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他一生创作了3500多幅画作，被视为20世纪现代艺术的开创者。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很多画作，或以中国文化为主题，或以中国元素构图，或采用中国画的画法、画材，具有浓郁的“中国风”。
创作颇丰的绘画先驱
早在1838年，法国作家、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就曾写下这样一句话：“雨果不仅是诗人，还是画家。”不过，由于雨果在文学上的成就太过辉煌，遮蔽了他在绘画方面的天才，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雨果作为一个画家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雨果的绘画天分早在儿童时期就已表现出来。19世纪30年代，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雨果时常给孩子们画些小动物，逗他们开心。出外旅行途中，雨果会通过信件将自己随时钩摹的小幅风景画寄给家人。
1847年，雨果的四幅绘画作品被制成铜版画，在《当代风景画家》一书中公开发表。这是诗人雨果的名字第一次与当时最受欢迎的风景画家卡米耶·柯罗、查尔斯·弗朗索瓦·杜比尼等人并列出现。1859年12月，美国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被绞刑处死，雨果迅速创作了一幅以颂扬约翰·布朗为主题的画作《绞刑犯》。这幅画经过雕刻制版后，于1860年4月出版。
雨果的画在当时得到了艺术界的高度认可。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恶之花》的作者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就非常赞赏雨果的绘画，并在1855年直接把雨果与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的作者欧仁·德拉克洛瓦相提并论。1862年，卡斯特尔出版社出版了雨果的画册，戈蒂耶撰写了长序加以推荐。
1874年，画家菲力普·布尔蒂在看过雨果的一部画稿《女巫的诗篇》后写道：“维克多·雨果先生最近完成了一组60余幅人物像，可怕，滑稽，有的动人；人像构成了对一个着魔的青年女子审判、责罚和用刑的各色人物。”
1876年，于格出版社推出大型精美插图版《雨果全集》，这套全集包含的大量插图中，有不少就是雨果自己绘制的。
1888年，比利时大诗人埃米勒·维尔哈伦在参观“雨果手稿和绘画展”后，由衷地感叹：“雨果的主要绘画作品应该由国家来收藏”。许多美术评论家一致认为，雨果的这些美术作品“值得被收藏进卢浮宫”，甚至可与伦勃朗媲美。
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果绘画在艺术创新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1936年，雨果作品出现在美国纽约的一次超现实主义画展上，人们称雨果为“最优秀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先驱”。
中国元素何其多
批评家亨利·乌塞曾指出：“雨果的风格有两种来源，哥特的和中国的。”1811年，为了与在拿破仑军队中任职的父亲团聚，9岁的维克多·雨果跟随母亲来到西班牙。在这里，雨果被来自中国的两个硕大而精美的花瓶深深吸引。从此，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令雨果终生痴迷，并成为他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灵感源泉。
雨果的长子夏尔·雨果在《过路人在雨果家里》曾写道：“我见过维克多·雨果作画……这样完成后，作画人要来一只杯子，泼下清咖啡，其风景画即告完成。结果便是一幅出人意料的画，雄浑，意境奇异，总是富有个性，使人依稀想见伦勃朗和皮拉内西的铜版画。”——这种画法与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泼墨”简直如出一辙。
雨果的一些画作，包含大量中国元素，被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比如一幅名为《苏珊娜》的彩色漆板画，画面上的人物身穿清朝官服，头戴清朝官帽，坐的是中式竹制椅子，餐桌上还摆放着一个中式青瓷花瓶。《在船上小憩的中国人》，画中人物的衣服鞋帽都是典型的中国风格，他所乘坐的那条小船在船帮上装饰着“卍”字不到头纹饰，船尾则是一个龙头形象。
雨果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画里的这些中国元素从何而来？雨果故居博物馆馆长热拉尔·奥迪内认为：“他（雨果）主要是通过产自广东的外销器来了解中国艺术。”
比如，《在船上小憩的中国人》有可能参照了明清时期的版画或瓷器纹样。有学者研究提出，“睡梦中的书生”在中国古代才子佳人题材的话本小说里十分常见，如《枕中记》《聊斋》《西厢记》《钱塘梦》等，均描述过类似形象。17世纪以来，这一中国传统人物形象经外销画和外销瓷的传播而成为欧洲人所熟知的母题。
此外，雨果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也为其绘画提供了最直接的图像来源。雨果一幅名为《仙鹤》的彩绘木刻漆板画，画了一只昂首鸣叫的仙鹤，其造型与雨果收藏的一张螺钿镶嵌漆桌上的一只仙鹤形象高度相似。
除了这些零散的作品，雨果还集中创作过一组共57幅图的“中国题材画”，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还有38幅烙画。铅笔画、钢笔画可以看成是烙画的草稿或草图。
这38幅烙画，是雨果在1864年为他的情人——朱丽叶·德鲁埃——在根西岛的居所高城仙境的饭厅亲自设计和制作的。今天，这些烙画陈列在巴黎雨果故居纪念馆的三楼“中国客厅”。为感谢雨果，1863年8月6日，朱丽叶在给雨果的信里写道：“我再说说我对这间神奇卧室的赞美之情，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
雨果之所以这样热衷于“画中国”，并非出于猎奇，而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代表了世界艺术审美的两个最高峰之一。在一篇题为《趣味》的评论文字中，雨果极其郑重地表示：“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从这个开始分道扬镳的双重暗影里诞生了艺术中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着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一端是希腊，另一端是中国。”
欧洲的“中国粉丝”
雨果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并非是偶然现象，而有其历史大背景。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与欧洲交往越来越密切，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外交人员也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介绍这个曾经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方文明古国。于是，在贵族与知识阶层中，一大批“中国粉丝”迅速产生。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穿上了中国服装。塞纳河边，老百姓围观皮影戏。闺阁里流行养金鱼，贵族妇女出门甚至要坐轿子。
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核心人物，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
在雨果生活的时代，上流社会与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怀恋仍在继续，人们欣赏中式风格的花园、宝塔，在中式茶室和浴场里徜徉。伴随着洛可可艺术的复兴，19世纪20年代以后，法国涌起一股收集和仿制18世纪中国器物的浪潮。与雨果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大文豪巴尔扎克，一生创作了近百部小说，几乎每一部小说里都提到中国，这是对当时法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直到雨果晚年，在巴黎世博会上还能看到18世纪中式家具的仿造品，瓷器、丝绸等中国特产在法国依然很有市场。巴黎最著名的几家古物店——“中国帆船”“中国之门”“中国王朝”仍然是中产阶级经常光顾的地方，雨果、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不过，同样是重量级的“中国粉丝”，雨果无疑是其中对中国文化最尊崇，同时也是最真诚、最坚定地加以维护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