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海外讲述中国，科技故事的力量正受到关注。
4月19日，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冠军成绩“跑”进了一小时，比隔壁跑道的人类半马冠军快了将近17分钟。
这场机器人马拉松所展示的科技力量，在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看来，其与高铁、造桥、空间站、深海探测一样，都是让海外重新认识中国的故事。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拓展海外传播网络，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文化出海正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议题。
近日，在2026微博文化之夜活动期间，单霁翔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与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生活的融合应用，是当下中国适合被海外观众接受的故事入口。“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这些有影响力的故事。”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新京报记者 韦英姿 摄
考古遗址是保护好还是利用好，其实都不是，传承才是最终的目的。
中国考古学正在经历巨大进步。从过去挖掘后迟迟不写报告、老百姓对考古工地一无所知，走向了积极面对公众、强化社会传播的“公众考古学”时代。
世界潮流下，博物馆的第一大职能已从保管文物，转变为对公众和社会的知识传播。
如今我们的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文物保护”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
——摘自微博文化之夜单霁翔现场发言
对话
衡量文化遗产贡献要算综合账
新京报：博物馆、文化遗址周边形成的文创、餐饮等消费，有多少真正转换到文物保护和传承上？
单霁翔：衡量文化遗产的贡献不仅在于它自身的挣钱能力，而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城市文化印象和享受，要算综合账。以杭州西湖为例，它最早实行免费开放，大概在2003年、2004年，政府补助两千多万，而据统计，它带动了十几亿元的收入。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设施，其贡献在于提升城市美誉度，延长游客在城市的滞留时间。文化旅游不只看来访人数，滞留时间才是更重要的指标。
新京报：开发和接待的边界应该如何把握？
单霁翔：关键在于不断提升接待能力。故宫的经验就是逐步扩大开放面积，从开放30%，到65%、76%直至80%，接待能力随之大幅提升。同时要丰富展览，让人们觉得逛博物馆物有所值、有新收获，值得一来再来，从而把逛博物馆变成生活中的常态。
这也是让本地市民走进博物馆的方法。过去北京市民很少走进故宫，认为去过一次就够了。当故宫不断变化，出现许多新展览、新文创，开放更多空间，人们参观故宫的意愿也会变强，并慢慢形成习惯。人们可能每年都要参观，每次参观都有不同收获，博物馆就变成了能够实现多种目的的地方。
其次，博物馆要深入研究观众的文化需求，尽可能将其与自身资源对接起来。无论展览还是文创设计，都要面向年轻人。以故宫为例，故宫游客中的年轻人占比已经从30%上升到60%以上。
博物馆过去容易犯一种类型的错误，认为只要自己的藏品好、展品好，观众自然愿意接受。但如果文化产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联不大，人们可能也不愿意把它带回家。所以我们在文化产品里加上“创意”二字。就是在文化内涵基础上，结合人们日常生活需求进行设计，兼顾实用性和观赏性，才有人买单。
新京报：博物馆的文创设计团队是否需要具备历史学或考古学专业背景？
单霁翔：许多博物馆是开放的，会把展览的主题、重要的展品、所需要的设计对外发布，吸引有兴趣、有经验的设计师参与。在展览开幕前，很多创意产品就已经成形，优秀的产品还可以签约授权。如此，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可以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而不仅限于自身的设计人员。
科技应用也可用来讲好中国故事
新京报：短视频、直播、游戏、综艺节目等文化产品都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来讲故事，您更看好哪种类型产品的传播效益？
单霁翔：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囊括全面，每种形式都应该广泛应用，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传播形式叠加起来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
例如我参与拍摄的《万里走单骑》，深度走进每个地方的世界遗产，属于比较长的内容，能够深刻揭示它的文化价值，引导观众如何参观；而《非遗里的中国》则属于另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走进一个城市不同地点，揭示茶文化、饮食文化等传统文化技能，烟火气较强。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目的一致，即讲好故事、传播文化。
新京报：如果面向海外观众、游客进行文化传播，您认为以上哪种形式更合适？
单霁翔：走出去需要了解对象国现阶段的需求，做到有的放矢。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度程度不同，语言、民族性和地域性各有差异。我过去的书很少翻译成外文，而现在写的一些比较通俗、海外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内容，就陆续翻译成英文、俄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等版本。写书如果只按照中国读者的口味来写，海外读者未必能接受。
新京报：海外观众对哪些中国元素、故事更感兴趣？
单霁翔：海外观众过去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过去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可能只是中餐、四大发明、黄河长江文化等。现在，他们开始了解并震撼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高铁、造桥、空间站、深海探测等技术。
例如考古方面的技术，我们为了保护白鹤梁能在水下40多米的地方建博物馆，我们能够将“南海一号”从深水下几乎没有损伤地打捞上来，这些故事能够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国科技已经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生活上。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这些有影响力的故事。
新京报：当下是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好时机吗？
单霁翔：当然。眼下国际局势复杂，但人们也开始关注一片土地对世界经济、科技推动作用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北京举行的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吸引了许多目光，它展示的不是娱乐，而是科技力量，也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机器人这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过去机器人跑马拉松跑得很慢，但如今已经超过了人类。文化遗产发展同样如此。
向海外讲述中国，科技故事的力量正受到关注。
4月19日，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冠军成绩“跑”进了一小时，比隔壁跑道的人类半马冠军快了将近17分钟。
这场机器人马拉松所展示的科技力量，在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看来，其与高铁、造桥、空间站、深海探测一样，都是让海外重新认识中国的故事。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拓展海外传播网络，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文化出海正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议题。
近日，在2026微博文化之夜活动期间，单霁翔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技与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生活的融合应用，是当下中国适合被海外观众接受的故事入口。“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这些有影响力的故事。”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新京报记者 韦英姿 摄
考古遗址是保护好还是利用好，其实都不是，传承才是最终的目的。
中国考古学正在经历巨大进步。从过去挖掘后迟迟不写报告、老百姓对考古工地一无所知，走向了积极面对公众、强化社会传播的“公众考古学”时代。
世界潮流下，博物馆的第一大职能已从保管文物，转变为对公众和社会的知识传播。
如今我们的理念已经从单纯的“文物保护”走向了更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
——摘自微博文化之夜单霁翔现场发言
对话
衡量文化遗产贡献要算综合账
新京报：博物馆、文化遗址周边形成的文创、餐饮等消费，有多少真正转换到文物保护和传承上？
单霁翔：衡量文化遗产的贡献不仅在于它自身的挣钱能力，而在于它给人们带来的城市文化印象和享受，要算综合账。以杭州西湖为例，它最早实行免费开放，大概在2003年、2004年，政府补助两千多万，而据统计，它带动了十几亿元的收入。
博物馆是公共文化设施，其贡献在于提升城市美誉度，延长游客在城市的滞留时间。文化旅游不只看来访人数，滞留时间才是更重要的指标。
新京报：开发和接待的边界应该如何把握？
单霁翔：关键在于不断提升接待能力。故宫的经验就是逐步扩大开放面积，从开放30%，到65%、76%直至80%，接待能力随之大幅提升。同时要丰富展览，让人们觉得逛博物馆物有所值、有新收获，值得一来再来，从而把逛博物馆变成生活中的常态。
这也是让本地市民走进博物馆的方法。过去北京市民很少走进故宫，认为去过一次就够了。当故宫不断变化，出现许多新展览、新文创，开放更多空间，人们参观故宫的意愿也会变强，并慢慢形成习惯。人们可能每年都要参观，每次参观都有不同收获，博物馆就变成了能够实现多种目的的地方。
其次，博物馆要深入研究观众的文化需求，尽可能将其与自身资源对接起来。无论展览还是文创设计，都要面向年轻人。以故宫为例，故宫游客中的年轻人占比已经从30%上升到60%以上。
博物馆过去容易犯一种类型的错误，认为只要自己的藏品好、展品好，观众自然愿意接受。但如果文化产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关联不大，人们可能也不愿意把它带回家。所以我们在文化产品里加上“创意”二字。就是在文化内涵基础上，结合人们日常生活需求进行设计，兼顾实用性和观赏性，才有人买单。
新京报：博物馆的文创设计团队是否需要具备历史学或考古学专业背景？
单霁翔：许多博物馆是开放的，会把展览的主题、重要的展品、所需要的设计对外发布，吸引有兴趣、有经验的设计师参与。在展览开幕前，很多创意产品就已经成形，优秀的产品还可以签约授权。如此，博物馆的公共服务可以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而不仅限于自身的设计人员。
科技应用也可用来讲好中国故事
新京报：短视频、直播、游戏、综艺节目等文化产品都在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来讲故事，您更看好哪种类型产品的传播效益？
单霁翔：任何一种形式都无法囊括全面，每种形式都应该广泛应用，特别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传播形式叠加起来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
例如我参与拍摄的《万里走单骑》，深度走进每个地方的世界遗产，属于比较长的内容，能够深刻揭示它的文化价值，引导观众如何参观；而《非遗里的中国》则属于另一种表现形式，通过走进一个城市不同地点，揭示茶文化、饮食文化等传统文化技能，烟火气较强。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目的一致，即讲好故事、传播文化。
新京报：如果面向海外观众、游客进行文化传播，您认为以上哪种形式更合适？
单霁翔：走出去需要了解对象国现阶段的需求，做到有的放矢。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进度程度不同，语言、民族性和地域性各有差异。我过去的书很少翻译成外文，而现在写的一些比较通俗、海外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内容，就陆续翻译成英文、俄文、哈萨克文、蒙古文等版本。写书如果只按照中国读者的口味来写，海外读者未必能接受。
新京报：海外观众对哪些中国元素、故事更感兴趣？
单霁翔：海外观众过去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全面。过去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可能只是中餐、四大发明、黄河长江文化等。现在，他们开始了解并震撼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高铁、造桥、空间站、深海探测等技术。
例如考古方面的技术，我们为了保护白鹤梁能在水下40多米的地方建博物馆，我们能够将“南海一号”从深水下几乎没有损伤地打捞上来，这些故事能够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中国科技已经应用到文化遗产保护、现代生活上。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这些有影响力的故事。
新京报：当下是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好时机吗？
单霁翔：当然。眼下国际局势复杂，但人们也开始关注一片土地对世界经济、科技推动作用等方面的发展。例如北京举行的机器人马拉松比赛，吸引了许多目光，它展示的不是娱乐，而是科技力量，也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机器人这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过去机器人跑马拉松跑得很慢，但如今已经超过了人类。文化遗产发展同样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