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来自何处：外来入侵物种的故事与科学》 肯·汤普森 著 刘康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骆驼来自何处呢？遇到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本能地想到中东。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整个骆驼科，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骆驼科（camelids）动物是从大约4000万年前的北美洲进化而来。现在，让我再问你一次：骆驼来自何处？
如果你认为骆驼属于它们演化的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北美洲。如果你认为这一问题是在问它们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答案也是一样的。如果问题是最近1000年里骆驼生存的地方，答案则是亚洲和南美洲。若说骆驼属于在无人工干预的自然状态下也能茁壮成长的地方，那么澳大利亚也应纳入答案。
目前，地球已知物种近200万种，潜在总数可能高达千万种。在过去200万年里，植被形态不断地变化，许多物种类型在现代的地球上已无对应。
这说明，当下的生物及其“原生地”并无特殊，唯一特殊的是我们恰好身处此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过去的植被是否比现在的更有权存在呢？如果存在归属的等级，那么依据是什么？又如何用“科学客观性”来论证？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是物种扩散的最重要推手，且这一过程被视为“非自然”，仿佛人类已不属于自然。但历史提醒我们，“永不”一词需慎用——南美洲的哺乳动物与世隔绝了上亿年，最终还是遇到了北美的表亲。
在这种世界观下，人们将某个前人类、前工业时代的瞬间设定为万物“应处”的静态原点，此后的干预都被视为错误。“本土性”由此成为核心保护原则：被判定为本土的物种获得无限资源与优先权，而外来者则遭到疯狂排斥。
“本土的”好，“外来的”坏，这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源于少数物种迁移到新区域后引发了经济或环境损害。但这一观点忽视了一种情况，即绝大多数物种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甚至是有益的，其中就包括人类文明存续所依赖的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和家畜。
这种偏见还基于在定义“本土性”时产生的多重歪曲。采纳这种“静态瞬间”的视角，会导致人们倾向于将吸引人且无害（特别是稀有）的物种视为本土的，将人们不喜欢的物种视为外来户。
人们太容易将“侵略性”这一含有贬义色彩的词附加到“外来户”的身上，以至于在不经意间将所有外来物种都列为了“入侵物种”。即使它们并不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不管这里的“侵略”是什么意思），人们仍怀疑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入侵物种，或者认为对其侵略性证据的探寻还不够努力。
当然，本土物种也经常迁移，但无论其影响如何，这些迁移都不会被视为“侵略”。事实上，即便是我们认定有益的外来物种，它们的迁移也被标记为“迁徙”（migration），比如近年来英国的白鹭向南部扩散的例子。生物入侵领域的其他术语同样很有弹性：一旦我们认定这个外来物种本质上是有害的，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成为衡量“危害”的一种尺度；我们“知道”外来物种会造成经济损失，故而会习惯性地通过忽视它任何可能的有益影响，来夸大这种损失的数额。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个妄想狂。真的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阴谋来推行和维护这样的世界观吗？答案是，既没有又有。阴谋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联盟在推广该版本的“实现”。
事实上，外来物种为生物学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开展扩散、定殖、竞争和实时演化等研究。但是，这种纯粹的研究能获得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出现了一种趋势：有些生物学家把外来物种描绘成某种实际存在的生存威胁，进而来增加研究的预算费用。这一做法不仅针对目前被认定为入侵的物种，还包括那些不管距离多么遥远，但有潜在入侵可能的物种。环保主义者们也“过于”经常地乐见其成，因为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价值倾向的活动，虽然其价值标准往往难以界定。“本土性”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某外来物种拥有了值得被保护的明确属性，或者该物种应该被根除，或者至少得受到管控，也会被媒体夸大其词并制造易于传播的观点：尊重本土产物，以及恐惧外来户。
本书对本土和外来物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审视，并探讨了几乎可以称为“外来物种入侵产业”的现象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将尽力回答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外来物种吗？这些入侵真的会带来“经济损失”吗？还是说，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头号危险物种（智人，也就是我们）留下的烂摊子中尽力谋生存？对入侵物种的恐惧是否妨碍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是，是否妨碍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作者为英国植物学家、谢菲尔德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名誉高级讲师）
《骆驼来自何处：外来入侵物种的故事与科学》 肯·汤普森 著 刘康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骆驼来自何处呢？遇到这个问题，你可能会本能地想到中东。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整个骆驼科，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骆驼科（camelids）动物是从大约4000万年前的北美洲进化而来。现在，让我再问你一次：骆驼来自何处？
如果你认为骆驼属于它们演化的地方，那么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北美洲。如果你认为这一问题是在问它们存在时间最长的地方，答案也是一样的。如果问题是最近1000年里骆驼生存的地方，答案则是亚洲和南美洲。若说骆驼属于在无人工干预的自然状态下也能茁壮成长的地方，那么澳大利亚也应纳入答案。
目前，地球已知物种近200万种，潜在总数可能高达千万种。在过去200万年里，植被形态不断地变化，许多物种类型在现代的地球上已无对应。
这说明，当下的生物及其“原生地”并无特殊，唯一特殊的是我们恰好身处此时。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过去的植被是否比现在的更有权存在呢？如果存在归属的等级，那么依据是什么？又如何用“科学客观性”来论证？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是物种扩散的最重要推手，且这一过程被视为“非自然”，仿佛人类已不属于自然。但历史提醒我们，“永不”一词需慎用——南美洲的哺乳动物与世隔绝了上亿年，最终还是遇到了北美的表亲。
在这种世界观下，人们将某个前人类、前工业时代的瞬间设定为万物“应处”的静态原点，此后的干预都被视为错误。“本土性”由此成为核心保护原则：被判定为本土的物种获得无限资源与优先权，而外来者则遭到疯狂排斥。
“本土的”好，“外来的”坏，这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源于少数物种迁移到新区域后引发了经济或环境损害。但这一观点忽视了一种情况，即绝大多数物种是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甚至是有益的，其中就包括人类文明存续所依赖的几乎所有的农作物和家畜。
这种偏见还基于在定义“本土性”时产生的多重歪曲。采纳这种“静态瞬间”的视角，会导致人们倾向于将吸引人且无害（特别是稀有）的物种视为本土的，将人们不喜欢的物种视为外来户。
人们太容易将“侵略性”这一含有贬义色彩的词附加到“外来户”的身上，以至于在不经意间将所有外来物种都列为了“入侵物种”。即使它们并不具有明显的侵略性（不管这里的“侵略”是什么意思），人们仍怀疑它们总有一天会变成入侵物种，或者认为对其侵略性证据的探寻还不够努力。
当然，本土物种也经常迁移，但无论其影响如何，这些迁移都不会被视为“侵略”。事实上，即便是我们认定有益的外来物种，它们的迁移也被标记为“迁徙”（migration），比如近年来英国的白鹭向南部扩散的例子。生物入侵领域的其他术语同样很有弹性：一旦我们认定这个外来物种本质上是有害的，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成为衡量“危害”的一种尺度；我们“知道”外来物种会造成经济损失，故而会习惯性地通过忽视它任何可能的有益影响，来夸大这种损失的数额。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个妄想狂。真的没有一个全球性的阴谋来推行和维护这样的世界观吗？答案是，既没有又有。阴谋是没有的，但确实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联盟在推广该版本的“实现”。
事实上，外来物种为生物学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开展扩散、定殖、竞争和实时演化等研究。但是，这种纯粹的研究能获得的资金是有限的，因此出现了一种趋势：有些生物学家把外来物种描绘成某种实际存在的生存威胁，进而来增加研究的预算费用。这一做法不仅针对目前被认定为入侵的物种，还包括那些不管距离多么遥远，但有潜在入侵可能的物种。环保主义者们也“过于”经常地乐见其成，因为环境保护本身就是一种带有价值倾向的活动，虽然其价值标准往往难以界定。“本土性”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使某外来物种拥有了值得被保护的明确属性，或者该物种应该被根除，或者至少得受到管控，也会被媒体夸大其词并制造易于传播的观点：尊重本土产物，以及恐惧外来户。
本书对本土和外来物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审视，并探讨了几乎可以称为“外来物种入侵产业”的现象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我将尽力回答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外来物种吗？这些入侵真的会带来“经济损失”吗？还是说，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头号危险物种（智人，也就是我们）留下的烂摊子中尽力谋生存？对入侵物种的恐惧是否妨碍了我们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特别是，是否妨碍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
（作者为英国植物学家、谢菲尔德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名誉高级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