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始终站在现代化浪潮前沿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处理“书”与“城”的关系时，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慢”与“柔”。
在这个被加速主义裹挟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关于时间的集体焦虑。当短视频的进度条可以随意拖拽，当两倍速播放成为观看影视剧的“标准姿势”，阅读，这个古老而缓慢的动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危机。
于是，那些关于全民阅读的立法与推广举措，便不再仅仅是某种形式上的呼吁与倡导，而显现出一种“濒危物种保护法”般的悲壮与迫切。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我们似乎不得不开始动用法律的威严，来捍卫一种基本的精神权利：慢下来的权利，低效能的权利，无所求地沉浸在字里行间、独自迷失再独自突围的权利。
近两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阅读遭遇了更加具象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瞬间即得的信息检索能力，却逐渐丧失了原初本能式的体验耐心与共情力。当手机里充斥的是“十分钟读完《红楼梦》”“三分钟拆解《资本论》底层逻辑”之类的知识胶囊，人们大可以迅速而精准地借助AI侃侃而谈《尤利西斯》的文体风格，自然难以忍受花上数个小时去揣摩乔伊斯的意识流、去感受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游荡。
“既然AI可以帮我高效提炼出所有经典名著的摘要、金句甚至读后感，我为什么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亲自去读？”前所未有的检索便利让人们在“认知外包”的惰性舒适区越陷越深，以至于忘记了阅读的初心不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某种标准答案。阅读的魅力恰恰在于一种笨拙的“摩擦力”，在于那些看似冗余的描写、那些晦涩的独白所调动的所有感官和智识，及其带来的静默、回望与沉思。在这个被技术击穿、被算法算尽的“全知”世界里，阅读是主动选择的一种“无知”，是为了经历一场无法被替代的探索过程。
某种意义上，当下流行的“AI速读”不是阅读，最多只算是信息的“静脉注射”。它让所谓的“知识”看似高效地输入了大脑皮层，却同时切断了通往心灵的感知神经。AI可以告诉我们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结局，但它无法代替我们去感受安娜在站台上内心如暴风雪般狂乱的绝望与渴望；AI可以厘清《喧哗与骚动》纷繁交错的时间线，但它无法代替我们去想象一个智力缺陷者眼中破碎而纯真的世界图景。当我们用AI跳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长篇累牍的宗教辩论时，我们裁剪的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中最迷茫的困顿和最激烈的挣扎；当我们用AI生成《追忆似水年华》的剧情梗概时，那块泡过茶水的玛德琳蛋糕所撬动的味蕾颤栗和无限感怀便也荡然无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行全民阅读的意义已远超文化普及的范畴。当阅读被上升为一种法律权益，它便不再仅仅是劝学的行政号令，而更像是一份“精神生态”的保护宣言；它所捍卫的，也不再是简单的识字率或图书销量，而是对每个人在流量洪流中不可剥夺的认知主权。那些散落在寸土寸金城市中的公共阅读空间，正是国家试图为现代心灵搭建的、可以随时“断网”并逃离算法监控的“避难所”。
就书香社会的建设而言，上海可谓一个标兵典范。作为一座始终站在现代化浪潮前沿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处理“书”与“城”的关系时，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慢”与“柔”。漫步在上海街头，你会惊喜地邂逅从摩登大厦的缝隙中顽强生长出来的阅读空间。在徐汇，修缮一新的徐家汇书院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地标，更是一个对市民全天候开放的公共客厅；在黄浦，藏身于梧桐树下的城市书房，为奔走忙碌的白领提供了一个隔绝喧嚣的精神补给站；在嘉定，“我嘉书房”彻夜不熄的书灯仿佛一座座灵魂的灯塔，守护着每一个社区居民渴望被安放的思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正式落地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阅读权益的刚性保障，而这些早已嵌入上海的阅读生态。位于南昌路的“逆光226”书店是全国首家残障人士友好书店，在那里，视障读者能够通过触摸盲文书、闻识气味书、聆听有声书，与世界建立连接。那不是冰冷的文本转语音技术所能替代的，因为那里有人的温度，有社会的接纳。在技术高歌猛进、试图消灭“障碍”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在于承认“障碍”的存在，并温柔地搬开它。当高科技让大多数人跑得更快时，法律必须保障那些跑得慢的人同样拥有阅读的自由和仰望星空的尊严。
倡导全民阅读，本质上也是对抗景观社会和泛消费主义的一剂良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曾在上世纪60年代预言了影像对现实的吞噬，我们也的确正在目睹，网红书店沦为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文案素材，每天的生活被短视频和直播切割成无数个喧哗的碎片，人们的情感被“爆款文案”批量制造与贩卖。当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景观堆砌，为阅读立法是国家承诺维护公民精神家园的丰饶，引导“作为景观的阅读”回归到“作为生活的阅读”。
当然，政策法规能保护书店不被资本完全吞噬，能打造每个公民平等阅读的友好环境，但它无法强制阅读本身，更无法强行撬开一个人的心扉，去接纳那些沉重、缓慢而显得不合时宜的文字。如何在与算法的博弈中重塑深度阅读力，是每一个个体必须面对的修行。在这个多巴胺极其廉价的时代，翻开诸如《百年孤独》这样的大部头，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切断与社交媒体的即时联系，意味着我们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去忍受作家的“絮叨”、去咀嚼内容的艰深、甚至不断遭遇沮丧与挫败感。
但这也正是深度阅读的高贵之处，因为它是一种主动的独处、一种有意识的抽离、一种积极的重建。我曾在一篇关于李翊云新作《鹅之书》的评论中写道：“讲述是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阅读也是如此。它让我们与蒙田、莎士比亚相遇，与鲁迅、张爱玲对话，与春秋战国的齐鲁大地、19世纪的伦敦甚至未来宇宙的银河帝国产生连接，从而在这个日益原子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安顿身心、确认自我的坐标。
纳博科夫曾说，优秀的读者是用“脊椎骨”来阅读的，那是自己的灵魂与书中的灵魂同频共振时所产生的一种生理性战栗。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未来的阅读注定会有千百种形态，VR阅读将被全面推广、脑机接口或许很快也将到来。但我坚信，那种指尖划过纸页（哪怕是电子墨水屏）的触感，那种目光与文字相遇而激发的身体震颤与思想火花，那种在宁静的午后与一位时空远隔的智者进行无声对话的私密体验，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无法被取代。
正因为此，书香不应只是精英阶层点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更应是普通大众对抗平庸与匮乏的武器。全民阅读的打造与推广不应止步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更应覆盖那些没有梧桐树和洋房的角落——无论是乡村小学的图书角，还是工厂宿舍的床头，抑或是每一个渴望在满地六便士中抬头看见月亮的地方。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厚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座豪华的图书馆，而取决于在行色匆匆的现代节奏中，最广泛的大众是否愿意为一颗思想的种子驻足凝视。而当无数颗这样的种子生根发芽，我们终将看到整个社会拥有的“阅读者”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依然有人手捧书页的静气；是在社区图书馆里，白发苍苍的老者与稚嫩的孩童共读一本书的和谐；是在边陲小镇的灯火下，有人因为一行诗句而泪流满面的真诚。
去阅读吧！当被倍速追赶、被算法算尽，这是我们对自己最深情、也最长远的守护。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作为一座始终站在现代化浪潮前沿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处理“书”与“城”的关系时，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慢”与“柔”。
在这个被加速主义裹挟的时代，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关于时间的集体焦虑。当短视频的进度条可以随意拖拽，当两倍速播放成为观看影视剧的“标准姿势”，阅读，这个古老而缓慢的动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危机。
于是，那些关于全民阅读的立法与推广举措，便不再仅仅是某种形式上的呼吁与倡导，而显现出一种“濒危物种保护法”般的悲壮与迫切。在人类文明的漫长进程中，我们似乎不得不开始动用法律的威严，来捍卫一种基本的精神权利：慢下来的权利，低效能的权利，无所求地沉浸在字里行间、独自迷失再独自突围的权利。
近两年，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阅读遭遇了更加具象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瞬间即得的信息检索能力，却逐渐丧失了原初本能式的体验耐心与共情力。当手机里充斥的是“十分钟读完《红楼梦》”“三分钟拆解《资本论》底层逻辑”之类的知识胶囊，人们大可以迅速而精准地借助AI侃侃而谈《尤利西斯》的文体风格，自然难以忍受花上数个小时去揣摩乔伊斯的意识流、去感受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游荡。
“既然AI可以帮我高效提炼出所有经典名著的摘要、金句甚至读后感，我为什么还要耗费时间和精力亲自去读？”前所未有的检索便利让人们在“认知外包”的惰性舒适区越陷越深，以至于忘记了阅读的初心不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某种标准答案。阅读的魅力恰恰在于一种笨拙的“摩擦力”，在于那些看似冗余的描写、那些晦涩的独白所调动的所有感官和智识，及其带来的静默、回望与沉思。在这个被技术击穿、被算法算尽的“全知”世界里，阅读是主动选择的一种“无知”，是为了经历一场无法被替代的探索过程。
某种意义上，当下流行的“AI速读”不是阅读，最多只算是信息的“静脉注射”。它让所谓的“知识”看似高效地输入了大脑皮层，却同时切断了通往心灵的感知神经。AI可以告诉我们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结局，但它无法代替我们去感受安娜在站台上内心如暴风雪般狂乱的绝望与渴望；AI可以厘清《喧哗与骚动》纷繁交错的时间线，但它无法代替我们去想象一个智力缺陷者眼中破碎而纯真的世界图景。当我们用AI跳过《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长篇累牍的宗教辩论时，我们裁剪的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中最迷茫的困顿和最激烈的挣扎；当我们用AI生成《追忆似水年华》的剧情梗概时，那块泡过茶水的玛德琳蛋糕所撬动的味蕾颤栗和无限感怀便也荡然无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行全民阅读的意义已远超文化普及的范畴。当阅读被上升为一种法律权益，它便不再仅仅是劝学的行政号令，而更像是一份“精神生态”的保护宣言；它所捍卫的，也不再是简单的识字率或图书销量，而是对每个人在流量洪流中不可剥夺的认知主权。那些散落在寸土寸金城市中的公共阅读空间，正是国家试图为现代心灵搭建的、可以随时“断网”并逃离算法监控的“避难所”。
就书香社会的建设而言，上海可谓一个标兵典范。作为一座始终站在现代化浪潮前沿的国际大都会，上海在处理“书”与“城”的关系时，却展现出一种难得的“慢”与“柔”。漫步在上海街头，你会惊喜地邂逅从摩登大厦的缝隙中顽强生长出来的阅读空间。在徐汇，修缮一新的徐家汇书院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历史地标，更是一个对市民全天候开放的公共客厅；在黄浦，藏身于梧桐树下的城市书房，为奔走忙碌的白领提供了一个隔绝喧嚣的精神补给站；在嘉定，“我嘉书房”彻夜不熄的书灯仿佛一座座灵魂的灯塔，守护着每一个社区居民渴望被安放的思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正式落地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了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及残障人士阅读权益的刚性保障，而这些早已嵌入上海的阅读生态。位于南昌路的“逆光226”书店是全国首家残障人士友好书店，在那里，视障读者能够通过触摸盲文书、闻识气味书、聆听有声书，与世界建立连接。那不是冰冷的文本转语音技术所能替代的，因为那里有人的温度，有社会的接纳。在技术高歌猛进、试图消灭“障碍”的时候，真正的文明在于承认“障碍”的存在，并温柔地搬开它。当高科技让大多数人跑得更快时，法律必须保障那些跑得慢的人同样拥有阅读的自由和仰望星空的尊严。
倡导全民阅读，本质上也是对抗景观社会和泛消费主义的一剂良药。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曾在上世纪60年代预言了影像对现实的吞噬，我们也的确正在目睹，网红书店沦为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文案素材，每天的生活被短视频和直播切割成无数个喧哗的碎片，人们的情感被“爆款文案”批量制造与贩卖。当社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景观堆砌，为阅读立法是国家承诺维护公民精神家园的丰饶，引导“作为景观的阅读”回归到“作为生活的阅读”。
当然，政策法规能保护书店不被资本完全吞噬，能打造每个公民平等阅读的友好环境，但它无法强制阅读本身，更无法强行撬开一个人的心扉，去接纳那些沉重、缓慢而显得不合时宜的文字。如何在与算法的博弈中重塑深度阅读力，是每一个个体必须面对的修行。在这个多巴胺极其廉价的时代，翻开诸如《百年孤独》这样的大部头，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切断与社交媒体的即时联系，意味着我们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去忍受作家的“絮叨”、去咀嚼内容的艰深、甚至不断遭遇沮丧与挫败感。
但这也正是深度阅读的高贵之处，因为它是一种主动的独处、一种有意识的抽离、一种积极的重建。我曾在一篇关于李翊云新作《鹅之书》的评论中写道：“讲述是安顿自己的一种方式。”实际上，阅读也是如此。它让我们与蒙田、莎士比亚相遇，与鲁迅、张爱玲对话，与春秋战国的齐鲁大地、19世纪的伦敦甚至未来宇宙的银河帝国产生连接，从而在这个日益原子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安顿身心、确认自我的坐标。
纳博科夫曾说，优秀的读者是用“脊椎骨”来阅读的，那是自己的灵魂与书中的灵魂同频共振时所产生的一种生理性战栗。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未来的阅读注定会有千百种形态，VR阅读将被全面推广、脑机接口或许很快也将到来。但我坚信，那种指尖划过纸页（哪怕是电子墨水屏）的触感，那种目光与文字相遇而激发的身体震颤与思想火花，那种在宁静的午后与一位时空远隔的智者进行无声对话的私密体验，永远不会过时，也永远无法被取代。
正因为此，书香不应只是精英阶层点缀生活的“流动的盛宴”，更应是普通大众对抗平庸与匮乏的武器。全民阅读的打造与推广不应止步于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更应覆盖那些没有梧桐树和洋房的角落——无论是乡村小学的图书角，还是工厂宿舍的床头，抑或是每一个渴望在满地六便士中抬头看见月亮的地方。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厚度，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座豪华的图书馆，而取决于在行色匆匆的现代节奏中，最广泛的大众是否愿意为一颗思想的种子驻足凝视。而当无数颗这样的种子生根发芽，我们终将看到整个社会拥有的“阅读者”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在早高峰的地铁上，依然有人手捧书页的静气；是在社区图书馆里，白发苍苍的老者与稚嫩的孩童共读一本书的和谐；是在边陲小镇的灯火下，有人因为一行诗句而泪流满面的真诚。
去阅读吧！当被倍速追赶、被算法算尽，这是我们对自己最深情、也最长远的守护。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