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过，农田里的冬小麦正悄悄返青，全国各地的春耕生产已火热开启。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和服务春耕，是中华大地几千年农耕文化特色的延续。古时，它的名字叫“劝农”。
汉代皇帝大臣耕地做榜样
“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很重视农业，“劝农”的历史也很悠久。劝农是指用各种方式勉励、督促人们莫误农时、勤勉耕作的措施和习俗。这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农耕文化的一部分。
说到劝农，还要从农业起源说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农业起源的描述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先秦至西汉时期编纂的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里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意思是，很久以前，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粟米种子，神农氏细心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教百姓耕田下种。另外，民间还有神农氏冶炼金属并发明了耒、耜、锄等农具用来除草垦荒的传说。在他的带领下，“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些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农耕的传统，促进了后世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的发展。
到了汉代，劝农从民间传说变成了国家制度。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就和劝农分不开。劝农首先体现在皇帝的诏书中。据《汉书》记载，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的诏书中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就靠它活命。可现在有人不专心种地，跑去干些不实在的营生，生活没了保障。我很担忧，所以今年要亲自带着大臣下地耕作，给天下人做榜样。诏书中既讲道理，又有实际行动，可谓是诚心诚意的“劝农诏”。
地方官的任务更具体。《后汉书·礼仪志》里说得明白：“正月开始耕种……从天子、大臣到地方官，都要按次序亲耕。”这就催生了一套有名的制度——“行春”，就是春天一到，官员必须下乡巡视，催促百姓春耕。各郡的太守带头，督促百姓动起来。比如《汉书》中记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大臣谷永对皇帝派来的使者淳于长说，立春要督促地方官抓好耕织，别误了农时。
这套体系的根基最终扎在乡村。汉代乡里会选一些种田能手当“力田”，帮着指导农活。《汉书》记载，汉武帝推广耦犁这种新农具时，就先培训这些“力田”，发给他们新农具，再由他们教给乡亲。皇帝还常常表彰“力田”，算是树立榜样。
唐代劝农“鞭春牛”延续千年
从唐代开始，劝农的画风就变了。唐代劝农最出名的，要数“鞭春牛”。
这个习俗的来历挺有意思。传说上古时东夷首领少昊让大家务农，派儿子句芒管理。春天来了，句芒催大家翻地下种，人都动起来了，只有老牛还在睡懒觉。句芒一着急，让人用泥巴捏了头牛，挥鞭一抽泥牛，响声惊醒了真牛，吓得真牛赶紧下地干活，那年收成特别好。从此，“鞭春牛”就传开了。
虽然这个习俗汉代就有雏形，但真正火遍大江南北是在唐代。每年立春前，官府用泥土塑好春牛，旁边立个纸扎的“句芒神”。吉时一到，地方官举鞭打牛，嘴里还要念吉祥话：“一打风调雨顺，二打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围观的百姓会一拥而上，把打碎的泥块抢回家，认为撒到自家田里能带来好收成。唐代诗人元稹写过“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说的就是这热闹场面。
到了宋代，“鞭春牛”更成了全民必看的“固定节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府的官吏在立春前一天就把春牛迎进宫里，第二天官员们热热闹闹“打春”；《武林旧事》也说临安府造“大春牛”放宫里，皇帝还亲自用彩杖鞭牛。宋仁宗专门颁布《土牛经》，让这习俗从宫廷传遍乡野，连小孩都跟着学——杨万里的诗里写“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活灵活现。
除了正式仪式，民间也发展出许多花样。城里人除了看官员“打春”，还抢“小春牛”——泥捏的小牛，有的带彩幡，有的刻着百戏人物，有钱人家还买来送人。没抢到的，就买“迷你春牛”，《岁时广记》说这小牛“大者如猫许，漆涂板而牛立其上”，可以当艺术品摆在家里图个吉利。乡下没这条件，就在墙上贴“春牛图”，根据图上的节气安排农事。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形式，“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了。至今，我国许多地区还保留着“鞭春牛”的习俗。
宋代教种田用上“科普画册”
宋代是文人的黄金时代，连劝农都透着书卷气。宋代地方官发明了一种新文体——劝农文。这些文章贴在城门口、集市上，劝百姓重视农业。除了讲道理，文章中还藏着宋代农业的“技术干货”——借着劝农的名义，把江南先进的生产经验传到各地。
最有意思的是黄震史学家写的《咸淳八年春劝农文》。这位从浙江来的知州，在江西抚州发现，当地农民和老家“浙间”差得远：浙江人“无雨便车水”，全家老小一起用水车汲水灌溉农田；抚州人却门前闲坐等雨，眼睁睁看田干裂。浙江人耘田除杂草至少三遍，抚州人勤快的耘一两遍，懒的干脆不耘，田里草比苗还高。最让他着急的是施肥——浙江人“终年备粪土”，抚州人勤快地砍点柴草放田里，懒的完全不管。黄震针对这种现象，特别强调“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故切切然以此为第一事。”并提出“农种以勤为本”，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莫误农时。
朱熹的劝农文更像“农业说明书”。他在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当知军时，写文劝农民“秋收后趁冬月犁翻田，冻酥了才好播种”，还教“造粪壤要晒草根烧灰，拌大粪和种子”。最实用的是讲耘田：“禾苗长了，先放干田水，把草根拔干净踩泥里，培护禾根；田埂边的茅草也得割尽，别跟庄稼抢养分。”连“种麦要在四月收、五月初种禾”的稻麦两熟法，都写得一清二楚，生怕农民错过农时。
这些劝农文里，还藏着“跨地域技术交流”的故事。宋代诗人陈造在房州（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时，发现当地人“车水建器略不知”，就写了篇《房陵劝农文》，把浙江的“龙骨水车”介绍过来，说“用它车水，旱年能少受灾，平地也能种高粱”。在洋州（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当官的宋莘更细心，看见当地“高田无激水之具”，不仅教“深耕浅种”的窍门，还建议每个村子建公共厕所，既能积肥，还能防病——把卫生和施肥一块儿解决了。
得益于印刷术，宋代还出版了很多农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用雕版印刷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人韩谔的《四时纂要》等书，分发到各地的劝农司，“以助民务”。
不过，宋代老百姓识字的不多，这些劝农文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对于不识字的农民，图画是更直接的传播方式。南宋时，浙江于潜县令楼璹（音shú）绘制了一套《耕织图》。他画了45幅画，从“浸种”到“入仓”，从“浴蚕”到“剪帛”，把种田织布画成了“连环画”。您可别小看这套图，它可是古代的“农业科普画册”。后来连宋高宗看了都说好，下令全国推广。
先农坛内清代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
明清北京先农坛上演“亲耕秀”
如果说宋代劝农“图册”是特色，那明清两代的劝农，皇帝的“真人秀”也很有名——主角是九五之尊，舞台就在北京先农坛的“耤田”里。这块“一亩三分地”，上演了六百年的“亲耕大戏”，既是皇帝给天下的“示范课”，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重农秀”。
先说说这“秀”的由来。耤田礼从西周就开始了：每年开春，天子扶犁推三次，三公九卿跟着耕，然后赐酒犒劳，既祈求丰收，也给百姓做榜样。《礼记·月令》里写得明白：“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套流程从周朝传到明清，成了雷打不动的“劝农老规矩”。
到了北京先农坛，这“秀”就更讲究了。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照着南京旧制建先农坛。《大明会典》记载，他把耤田设在坛南（后来清代挪到东侧）。每年的立春日，皇帝要亲自到先农坛举行亲耕礼。
别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康熙皇帝就很实在，他在西苑开辟了试验田，亲自种水稻，培育良种。雍正皇帝是亲耕最勤快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有12年都到先农坛亲耕。他觉得古礼“三推”不够，自己加到“四推”。《清实录》记载，他还把耤田礼变成了“全国统一行动”：命令各省府州县都要建自己的“先农坛”，地方官每年春天也必须举行亲耕仪式。这套规矩，把“亲耕”变成了全国官员的“必修课”。乾隆皇帝一生亲耕28次，创下了历史纪录。
民国时期的劝农，多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泥土味”和救国心。上世纪30年代，面对西北连年大旱，知名人士于右任痛心疾首。他奔走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培养了无数农业人才；更提出宏大的“十年万井”计划，誓要破解西北缺水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劝农进入新阶段。农民“耕者有其田”，不用谁劝，大伙儿起早贪黑也要把地种好。政策成了最好的“劝农文”。
跨入新世纪，劝农的主角换成了科学家。袁隆平院士九十高龄仍奔波田埂，他那句“电脑里长不出水稻”的大白话，成了最朴实的劝农格言。而在云南澜沧县，“农民院士”朱有勇60岁深入云南澜沧拉祜族山寨，卷起裤腿教乡亲种冬季马铃薯。从2亩试验田到亩产千斤，他让“闲田”变身“增收田”。
几千年的“劝农”史，其实就是把“吃饱饭”这件天大的事，一点点种进每个人心里。如今的田野，更添了几分“科技感”。在山东肥城，种粮大户陈瑶手持遥控器，指挥无人机10分钟完成300亩麦田“体检”；北斗导航引导农机作业，误差控制在5厘米内。在北京京西的稻香花海农田，搭载了人工智能“大脑”的60马力智能电动拖拉机有条不紊地旋耕、播种；无人运料车随时待命，在田边备好充足的种子。整个播种过程，工作人员只用添种子，剩下的活儿机器干。这股农耕的热潮还吹进了直播间和文创园。许多返乡的年轻人，直播的就是新农活儿。在北京阳台上的小番茄、上海弄堂里的共享菜地，同样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充满了中国人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春风吹过，农田里的冬小麦正悄悄返青，全国各地的春耕生产已火热开启。各地政府积极组织和服务春耕，是中华大地几千年农耕文化特色的延续。古时，它的名字叫“劝农”。
汉代皇帝大臣耕地做榜样
“民以食为天”。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很重视农业，“劝农”的历史也很悠久。劝农是指用各种方式勉励、督促人们莫误农时、勤勉耕作的措施和习俗。这是我国自古就有的农耕文化的一部分。
说到劝农，还要从农业起源说起。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农业起源的描述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的。中国先秦至西汉时期编纂的历史文献汇编《逸周书》里记载：“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意思是，很久以前，天上像下雨一样落下粟米种子，神农氏细心地把它们收集起来，教百姓耕田下种。另外，民间还有神农氏冶炼金属并发明了耒、耜、锄等农具用来除草垦荒的传说。在他的带领下，“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些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农耕的传统，促进了后世重农思想和劝农措施的发展。
到了汉代，劝农从民间传说变成了国家制度。西汉“文景之治”的盛世，就和劝农分不开。劝农首先体现在皇帝的诏书中。据《汉书》记载，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的诏书中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就靠它活命。可现在有人不专心种地，跑去干些不实在的营生，生活没了保障。我很担忧，所以今年要亲自带着大臣下地耕作，给天下人做榜样。诏书中既讲道理，又有实际行动，可谓是诚心诚意的“劝农诏”。
地方官的任务更具体。《后汉书·礼仪志》里说得明白：“正月开始耕种……从天子、大臣到地方官，都要按次序亲耕。”这就催生了一套有名的制度——“行春”，就是春天一到，官员必须下乡巡视，催促百姓春耕。各郡的太守带头，督促百姓动起来。比如《汉书》中记载，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大臣谷永对皇帝派来的使者淳于长说，立春要督促地方官抓好耕织，别误了农时。
这套体系的根基最终扎在乡村。汉代乡里会选一些种田能手当“力田”，帮着指导农活。《汉书》记载，汉武帝推广耦犁这种新农具时，就先培训这些“力田”，发给他们新农具，再由他们教给乡亲。皇帝还常常表彰“力田”，算是树立榜样。
唐代劝农“鞭春牛”延续千年
从唐代开始，劝农的画风就变了。唐代劝农最出名的，要数“鞭春牛”。
这个习俗的来历挺有意思。传说上古时东夷首领少昊让大家务农，派儿子句芒管理。春天来了，句芒催大家翻地下种，人都动起来了，只有老牛还在睡懒觉。句芒一着急，让人用泥巴捏了头牛，挥鞭一抽泥牛，响声惊醒了真牛，吓得真牛赶紧下地干活，那年收成特别好。从此，“鞭春牛”就传开了。
虽然这个习俗汉代就有雏形，但真正火遍大江南北是在唐代。每年立春前，官府用泥土塑好春牛，旁边立个纸扎的“句芒神”。吉时一到，地方官举鞭打牛，嘴里还要念吉祥话：“一打风调雨顺，二打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围观的百姓会一拥而上，把打碎的泥块抢回家，认为撒到自家田里能带来好收成。唐代诗人元稹写过“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说的就是这热闹场面。
到了宋代，“鞭春牛”更成了全民必看的“固定节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府的官吏在立春前一天就把春牛迎进宫里，第二天官员们热热闹闹“打春”；《武林旧事》也说临安府造“大春牛”放宫里，皇帝还亲自用彩杖鞭牛。宋仁宗专门颁布《土牛经》，让这习俗从宫廷传遍乡野，连小孩都跟着学——杨万里的诗里写“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活灵活现。
除了正式仪式，民间也发展出许多花样。城里人除了看官员“打春”，还抢“小春牛”——泥捏的小牛，有的带彩幡，有的刻着百戏人物，有钱人家还买来送人。没抢到的，就买“迷你春牛”，《岁时广记》说这小牛“大者如猫许，漆涂板而牛立其上”，可以当艺术品摆在家里图个吉利。乡下没这条件，就在墙上贴“春牛图”，根据图上的节气安排农事。通过这些生动有趣的形式，“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了。至今，我国许多地区还保留着“鞭春牛”的习俗。
宋代教种田用上“科普画册”
宋代是文人的黄金时代，连劝农都透着书卷气。宋代地方官发明了一种新文体——劝农文。这些文章贴在城门口、集市上，劝百姓重视农业。除了讲道理，文章中还藏着宋代农业的“技术干货”——借着劝农的名义，把江南先进的生产经验传到各地。
最有意思的是黄震史学家写的《咸淳八年春劝农文》。这位从浙江来的知州，在江西抚州发现，当地农民和老家“浙间”差得远：浙江人“无雨便车水”，全家老小一起用水车汲水灌溉农田；抚州人却门前闲坐等雨，眼睁睁看田干裂。浙江人耘田除杂草至少三遍，抚州人勤快的耘一两遍，懒的干脆不耘，田里草比苗还高。最让他着急的是施肥——浙江人“终年备粪土”，抚州人勤快地砍点柴草放田里，懒的完全不管。黄震针对这种现象，特别强调“民生性命在农，国家根本在农，天下事莫重于农，故切切然以此为第一事。”并提出“农种以勤为本”，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莫误农时。
朱熹的劝农文更像“农业说明书”。他在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当知军时，写文劝农民“秋收后趁冬月犁翻田，冻酥了才好播种”，还教“造粪壤要晒草根烧灰，拌大粪和种子”。最实用的是讲耘田：“禾苗长了，先放干田水，把草根拔干净踩泥里，培护禾根；田埂边的茅草也得割尽，别跟庄稼抢养分。”连“种麦要在四月收、五月初种禾”的稻麦两熟法，都写得一清二楚，生怕农民错过农时。
这些劝农文里，还藏着“跨地域技术交流”的故事。宋代诗人陈造在房州（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时，发现当地人“车水建器略不知”，就写了篇《房陵劝农文》，把浙江的“龙骨水车”介绍过来，说“用它车水，旱年能少受灾，平地也能种高粱”。在洋州（今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当官的宋莘更细心，看见当地“高田无激水之具”，不仅教“深耕浅种”的窍门，还建议每个村子建公共厕所，既能积肥，还能防病——把卫生和施肥一块儿解决了。
得益于印刷术，宋代还出版了很多农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用雕版印刷了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人韩谔的《四时纂要》等书，分发到各地的劝农司，“以助民务”。
不过，宋代老百姓识字的不多，这些劝农文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对于不识字的农民，图画是更直接的传播方式。南宋时，浙江于潜县令楼璹（音shú）绘制了一套《耕织图》。他画了45幅画，从“浸种”到“入仓”，从“浴蚕”到“剪帛”，把种田织布画成了“连环画”。您可别小看这套图，它可是古代的“农业科普画册”。后来连宋高宗看了都说好，下令全国推广。
先农坛内清代皇帝亲耕的“一亩三分地”。
明清北京先农坛上演“亲耕秀”
如果说宋代劝农“图册”是特色，那明清两代的劝农，皇帝的“真人秀”也很有名——主角是九五之尊，舞台就在北京先农坛的“耤田”里。这块“一亩三分地”，上演了六百年的“亲耕大戏”，既是皇帝给天下的“示范课”，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重农秀”。
先说说这“秀”的由来。耤田礼从西周就开始了：每年开春，天子扶犁推三次，三公九卿跟着耕，然后赐酒犒劳，既祈求丰收，也给百姓做榜样。《礼记·月令》里写得明白：“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这套流程从周朝传到明清，成了雷打不动的“劝农老规矩”。
到了北京先农坛，这“秀”就更讲究了。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照着南京旧制建先农坛。《大明会典》记载，他把耤田设在坛南（后来清代挪到东侧）。每年的立春日，皇帝要亲自到先农坛举行亲耕礼。
别以为这只是走个过场。康熙皇帝就很实在，他在西苑开辟了试验田，亲自种水稻，培育良种。雍正皇帝是亲耕最勤快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有12年都到先农坛亲耕。他觉得古礼“三推”不够，自己加到“四推”。《清实录》记载，他还把耤田礼变成了“全国统一行动”：命令各省府州县都要建自己的“先农坛”，地方官每年春天也必须举行亲耕仪式。这套规矩，把“亲耕”变成了全国官员的“必修课”。乾隆皇帝一生亲耕28次，创下了历史纪录。
民国时期的劝农，多了几分知识分子的“泥土味”和救国心。上世纪30年代，面对西北连年大旱，知名人士于右任痛心疾首。他奔走创办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培养了无数农业人才；更提出宏大的“十年万井”计划，誓要破解西北缺水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劝农进入新阶段。农民“耕者有其田”，不用谁劝，大伙儿起早贪黑也要把地种好。政策成了最好的“劝农文”。
跨入新世纪，劝农的主角换成了科学家。袁隆平院士九十高龄仍奔波田埂，他那句“电脑里长不出水稻”的大白话，成了最朴实的劝农格言。而在云南澜沧县，“农民院士”朱有勇60岁深入云南澜沧拉祜族山寨，卷起裤腿教乡亲种冬季马铃薯。从2亩试验田到亩产千斤，他让“闲田”变身“增收田”。
几千年的“劝农”史，其实就是把“吃饱饭”这件天大的事，一点点种进每个人心里。如今的田野，更添了几分“科技感”。在山东肥城，种粮大户陈瑶手持遥控器，指挥无人机10分钟完成300亩麦田“体检”；北斗导航引导农机作业，误差控制在5厘米内。在北京京西的稻香花海农田，搭载了人工智能“大脑”的60马力智能电动拖拉机有条不紊地旋耕、播种；无人运料车随时待命，在田边备好充足的种子。整个播种过程，工作人员只用添种子，剩下的活儿机器干。这股农耕的热潮还吹进了直播间和文创园。许多返乡的年轻人，直播的就是新农活儿。在北京阳台上的小番茄、上海弄堂里的共享菜地，同样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充满了中国人对土地的热爱与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