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一种较为热门的观点称，明代史籍、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佛郎机大炮由来有因，作为武器的“佛郎机”和作为器具的“珐琅”，指的其实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并可以上溯到中世纪的“法兰克”。是否真的如此呢？这就要从译名的词源说起了。
由于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通常采用音义兼顾的借用方法，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词的音义又发生多种变化，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原来它们是同一个词？”
“珐琅”和“佛郎机” 谁是真的“法兰克”
《西游记》第十六回写道，唐僧、孙悟空师徒取经途中来到观音禅院，得到住持金池长老款待，请他们喝茶的茶具是“法蓝镶金的茶钟”，唐僧夸赞：“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引出了金池长老趁机求看天朝上国的宝贝、对唐僧的袈裟起了贪心的后续情节。
书中被视为珍品的“法蓝”，现在通常写作“珐琅”。它的制作原理是在器物的金属胎上施以石英、长石、硝石、碳酸钠、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等釉料，以硼砂为助熔剂，烧制后呈彩色玻璃质效果，质地坚实有光泽，所以牙釉质也有别名“珐琅质”。著名的北京工艺品“景泰蓝”，即为掐丝铜胎珐琅工艺，因其在明代景泰年间达到新高峰，且蓝色釉料最为出众，后世称之为“景泰蓝”。
珐琅的名字采用的都是玉字边的汉字，和它的质地很适配，容易被人认为是本土工艺。但实际上，珐琅制造是13世纪左右从欧洲、阿拉伯等地传入的，之后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游记》成书的年代，珐琅还不太多见，才被270岁的金池长老视为珍宝。今天在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搪瓷器具也属于珐琅工艺，但如果金池长老命人端上三个搪瓷缸子，可能就不容易给人“美器”的联想了。
“珐琅”是“佛郎嵌”的音译，明代《格古要论》中写到阿拉伯地区的铜掐丝珐琅工艺，当时称为“大食窑”，并与佛郎嵌作比较：“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虽然“佛郎”的发音确实有点像法兰克福或者法兰克，但“佛郎”所指的是“拂菻”，即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拜占庭的珐琅工艺继承自古罗马，可以上溯至古埃及。这和德国就没有关系了。
“佛郎机”虽与“珐琅”的原名“佛郎嵌”发音相近，但二者的词源不一样。元明时期，枪炮从西方传入中国，其输出国家被统称为“佛郎机”，有时也用“佛郎机”直接代指欧洲武器，或者更形象地写成“伏狼机”。《明史·佛郎机传》载：“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但当时人所说的佛郎机和德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最初，佛郎机指的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朝直接交往的首个欧洲国家葡萄牙；后来，随着西班牙在万历初年遣使中国，佛郎机又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泛指，因为西班牙以被它殖民的吕宋（今属菲律宾）作为与中国发生经济和政治往来的重要基地，西班牙也被明朝人称为“吕宋佛郎机”，以示区分。
这两个国家的名字都和佛郎机的发音相差很大，怎么指“牙”为“佛郎”的？原来，“佛郎机”其实是东南亚的穆斯林对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的称呼，沿用了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名字，被明朝人吸纳。9世纪初，法兰克的查理大帝建立了幅员辽阔的查理曼帝国，后来他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帝国分成三个国家，成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到了清代中期，因为读音相近的关系，清朝人又将法兰西称作佛郎机，甚至在一些记载里佛郎机成了西欧国家的泛指。
所以，能够制造大炮的“佛郎机”，词源来自“法兰克”；珐琅的词源“拂菻”则来自古代波斯对罗马称呼的音转。一定要说和德国城市法兰克福的关系的话，那还是佛郎机更近，因为法兰克福的词源是由“Frank”（法兰克人）和“furt”（浅滩）组成的。
美食音译闹“乌龙”
看似相近的“珐琅”和“佛郎机”居然不是同源，但日本的传统面食“乌冬面”却与“馄饨”同源。乌冬面在日文汉字中写作“饂飩”，“乌冬”是音译。关于这个有点拗口的名字来源，也是众说纷纭。较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是：遣唐高僧空海大师将中国的馄饨做法带回日本后，演变成今天的乌冬面。这就让人疑惑了，因为乌冬面和馄饨除了面食这一共同点之外，做法和外形都相差甚远。
《齐民要术》的日语译者奥村彪生认为，从“馄饨”到“饂飩”的变化是在镰仓时期出现的。当时寺院常以热汤面待客，但纤细的索面不耐煮，劲道的乌冬面成为主角。乌冬面和馄饨都是以汤煮制的做法，因此以馄饨中的“饨”为之命名，为体现热面的特点，又用“温”代替“馄”，写成“饂”，最后乌冬面就和“馄饨”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关系。
从“乌冬”到“馄饨”，并不是译名变化的个例。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小零食“仙贝”，不仅长得不像贝壳，成分里也没有鲜贝，吃完一大包还是没想明白为啥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它是“煎饼”（せんべい）的日语音译，因为在日本主要用大米为原料，也可以直译为“米菓”。
相同的词源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关联。新加坡的英文名“Singapore”是马来语“Singapura”的转写，而这个马来词是梵语里“狮子”和“城”的组合。清末蒙古族重臣僧格林沁的名字来自藏语，其中僧格意为“狮子”，同样可以追溯到梵语里的词源。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有趣的联系。
换个马甲不一样
同词源不同写法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和地名同名的事物里，因为许多地名的译名往往由来已久，古音和今音已有变化；或是约定俗成，采用了与原本发音不完全相近的写法，再命名其他事物时，就会产生不同译法的情况。比如，位于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西北方与阿拉善高原相邻，“阿拉善”就是“贺兰”的另一种音译。
上班族、学生党的续命神器咖啡，名字其实也来自地名。野生咖啡豆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Kefa（卡法）地区，据说当地一位牧羊人最先发现山羊吃了咖啡植物的种子后分外兴奋，便将它采下来制成饮料。15世纪，有助于提神的咖啡在阿拉伯半岛广泛流行，16至17世纪由威尼斯商人引入欧洲，荷兰人称它为“koffie”，英语写作“coffee”。咖啡在清末传入中国后，一度译名众多，比如根据外观意译的黑酒、看上去像某种娱乐活动的架啡、令人联想起考试的考非、对减肥者不太友好的磕肥等等，最后还是最符合饮品特点的“咖啡”传承至今。
西餐里的招牌菜“罗宋汤”，同样是以地名命名的，“罗宋”其实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一些俄侨辗转来到上海定居，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名淮海路）就是俄侨的聚居地之一，当时的上海人给它取了“罗宋大马路”的别名。他们在上海开设多家俄式西餐馆，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传统头盘红菜汤引入中国。为了更符合国人的口味，红菜汤被中国的“山东帮”厨师进一步改良，增加了食材中番茄酱的用量，减少了正宗做法里的红菜头比例，改变了“冷汤”吃法，转变为鲜香酸甜、浓郁热烫的海派风味，备受食客喜爱，也成为上海家庭便于复刻的经典菜。
位于拉萨市区西北红山上的布达拉宫，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的松赞干布时代。它和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虽相距4000余公里，名字看似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布达拉”和“普陀”都来自梵文，指佛教中的观音道场，即印度的补怛洛迦山（PotaIoka）。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也是以“观音圣地”命名的，建筑风格仿照布达拉宫，俗称“小布达拉宫”。
这些或在意料之外、或在情理之中的名字，不仅是日常聊天中的“冷知识”，更展现了生动鲜活的文化交流史，体现出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平衡，最终根植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
网上一种较为热门的观点称，明代史籍、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佛郎机大炮由来有因，作为武器的“佛郎机”和作为器具的“珐琅”，指的其实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并可以上溯到中世纪的“法兰克”。是否真的如此呢？这就要从译名的词源说起了。
由于在引进外来词的时候，通常采用音义兼顾的借用方法，经过千百年的演变，词的音义又发生多种变化，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原来它们是同一个词？”
“珐琅”和“佛郎机” 谁是真的“法兰克”
《西游记》第十六回写道，唐僧、孙悟空师徒取经途中来到观音禅院，得到住持金池长老款待，请他们喝茶的茶具是“法蓝镶金的茶钟”，唐僧夸赞：“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引出了金池长老趁机求看天朝上国的宝贝、对唐僧的袈裟起了贪心的后续情节。
书中被视为珍品的“法蓝”，现在通常写作“珐琅”。它的制作原理是在器物的金属胎上施以石英、长石、硝石、碳酸钠、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等釉料，以硼砂为助熔剂，烧制后呈彩色玻璃质效果，质地坚实有光泽，所以牙釉质也有别名“珐琅质”。著名的北京工艺品“景泰蓝”，即为掐丝铜胎珐琅工艺，因其在明代景泰年间达到新高峰，且蓝色釉料最为出众，后世称之为“景泰蓝”。
珐琅的名字采用的都是玉字边的汉字，和它的质地很适配，容易被人认为是本土工艺。但实际上，珐琅制造是13世纪左右从欧洲、阿拉伯等地传入的，之后在我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西游记》成书的年代，珐琅还不太多见，才被270岁的金池长老视为珍宝。今天在我们生活里常见的搪瓷器具也属于珐琅工艺，但如果金池长老命人端上三个搪瓷缸子，可能就不容易给人“美器”的联想了。
“珐琅”是“佛郎嵌”的音译，明代《格古要论》中写到阿拉伯地区的铜掐丝珐琅工艺，当时称为“大食窑”，并与佛郎嵌作比较：“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佛郎嵌相似。”虽然“佛郎”的发音确实有点像法兰克福或者法兰克，但“佛郎”所指的是“拂菻”，即东罗马帝国，又名拜占庭。拜占庭的珐琅工艺继承自古罗马，可以上溯至古埃及。这和德国就没有关系了。
“佛郎机”虽与“珐琅”的原名“佛郎嵌”发音相近，但二者的词源不一样。元明时期，枪炮从西方传入中国，其输出国家被统称为“佛郎机”，有时也用“佛郎机”直接代指欧洲武器，或者更形象地写成“伏狼机”。《明史·佛郎机传》载：“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但当时人所说的佛郎机和德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最初，佛郎机指的是新航路开辟后，与明朝直接交往的首个欧洲国家葡萄牙；后来，随着西班牙在万历初年遣使中国，佛郎机又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泛指，因为西班牙以被它殖民的吕宋（今属菲律宾）作为与中国发生经济和政治往来的重要基地，西班牙也被明朝人称为“吕宋佛郎机”，以示区分。
这两个国家的名字都和佛郎机的发音相差很大，怎么指“牙”为“佛郎”的？原来，“佛郎机”其实是东南亚的穆斯林对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的称呼，沿用了中世纪法兰克王国的名字，被明朝人吸纳。9世纪初，法兰克的查理大帝建立了幅员辽阔的查理曼帝国，后来他的三个孙子订立《凡尔登条约》，帝国分成三个国家，成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的雏形。到了清代中期，因为读音相近的关系，清朝人又将法兰西称作佛郎机，甚至在一些记载里佛郎机成了西欧国家的泛指。
所以，能够制造大炮的“佛郎机”，词源来自“法兰克”；珐琅的词源“拂菻”则来自古代波斯对罗马称呼的音转。一定要说和德国城市法兰克福的关系的话，那还是佛郎机更近，因为法兰克福的词源是由“Frank”（法兰克人）和“furt”（浅滩）组成的。
美食音译闹“乌龙”
看似相近的“珐琅”和“佛郎机”居然不是同源，但日本的传统面食“乌冬面”却与“馄饨”同源。乌冬面在日文汉字中写作“饂飩”，“乌冬”是音译。关于这个有点拗口的名字来源，也是众说纷纭。较为常见的一种解释是：遣唐高僧空海大师将中国的馄饨做法带回日本后，演变成今天的乌冬面。这就让人疑惑了，因为乌冬面和馄饨除了面食这一共同点之外，做法和外形都相差甚远。
《齐民要术》的日语译者奥村彪生认为，从“馄饨”到“饂飩”的变化是在镰仓时期出现的。当时寺院常以热汤面待客，但纤细的索面不耐煮，劲道的乌冬面成为主角。乌冬面和馄饨都是以汤煮制的做法，因此以馄饨中的“饨”为之命名，为体现热面的特点，又用“温”代替“馄”，写成“饂”，最后乌冬面就和“馄饨”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关系。
从“乌冬”到“馄饨”，并不是译名变化的个例。许多人的童年回忆小零食“仙贝”，不仅长得不像贝壳，成分里也没有鲜贝，吃完一大包还是没想明白为啥叫这个名字。实际上它是“煎饼”（せんべい）的日语音译，因为在日本主要用大米为原料，也可以直译为“米菓”。
相同的词源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关联。新加坡的英文名“Singapore”是马来语“Singapura”的转写，而这个马来词是梵语里“狮子”和“城”的组合。清末蒙古族重臣僧格林沁的名字来自藏语，其中僧格意为“狮子”，同样可以追溯到梵语里的词源。两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名字就这样产生了有趣的联系。
换个马甲不一样
同词源不同写法的情况，往往出现在和地名同名的事物里，因为许多地名的译名往往由来已久，古音和今音已有变化；或是约定俗成，采用了与原本发音不完全相近的写法，再命名其他事物时，就会产生不同译法的情况。比如，位于宁夏和内蒙古交界的贺兰山，西北方与阿拉善高原相邻，“阿拉善”就是“贺兰”的另一种音译。
上班族、学生党的续命神器咖啡，名字其实也来自地名。野生咖啡豆原产于埃塞俄比亚的Kefa（卡法）地区，据说当地一位牧羊人最先发现山羊吃了咖啡植物的种子后分外兴奋，便将它采下来制成饮料。15世纪，有助于提神的咖啡在阿拉伯半岛广泛流行，16至17世纪由威尼斯商人引入欧洲，荷兰人称它为“koffie”，英语写作“coffee”。咖啡在清末传入中国后，一度译名众多，比如根据外观意译的黑酒、看上去像某种娱乐活动的架啡、令人联想起考试的考非、对减肥者不太友好的磕肥等等，最后还是最符合饮品特点的“咖啡”传承至今。
西餐里的招牌菜“罗宋汤”，同样是以地名命名的，“罗宋”其实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一些俄侨辗转来到上海定居，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名淮海路）就是俄侨的聚居地之一，当时的上海人给它取了“罗宋大马路”的别名。他们在上海开设多家俄式西餐馆，将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传统头盘红菜汤引入中国。为了更符合国人的口味，红菜汤被中国的“山东帮”厨师进一步改良，增加了食材中番茄酱的用量，减少了正宗做法里的红菜头比例，改变了“冷汤”吃法，转变为鲜香酸甜、浓郁热烫的海派风味，备受食客喜爱，也成为上海家庭便于复刻的经典菜。
位于拉萨市区西北红山上的布达拉宫，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建筑历史可以追溯到1300多年前的松赞干布时代。它和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虽相距4000余公里，名字看似不同，其实是一样的。“布达拉”和“普陀”都来自梵文，指佛教中的观音道场，即印度的补怛洛迦山（PotaIoka）。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也是以“观音圣地”命名的，建筑风格仿照布达拉宫，俗称“小布达拉宫”。
这些或在意料之外、或在情理之中的名字，不仅是日常聊天中的“冷知识”，更展现了生动鲜活的文化交流史，体现出不同文明的碰撞、交流与融合、平衡，最终根植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汉语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