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爱人同志。断断续续读《两地书》，便时不时想听罗大佑的歌，人们能否看到，世上其实充满着不是情歌的情歌和不是情书的情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哪怕在古希腊，个体的命运也无法脱离时代与秩序；更何况在革命年代，政治无差别地触及每个人。《两地书》的故事，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政治时代”里最坚韧的抵御和安慰。
1925年，民国动荡，风雨如晦。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先生收到“一个受教的小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此处苦闷自然不是儿女情长，而是“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此信不久后，便是女师大风波、五卅惨案……
愤怒的女学生质问：可诅咒的自身！可诅咒的万恶的环境！
坚毅的大先生回答：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44岁的鲁迅与27岁的许广平开始通信时，二人相差17岁。在与许广平当时年龄差不多时，大先生写下《摩罗诗力说》，盛赞雪莱、拜伦、普希金、密茨凯维奇那些“疯诗人”们的创造力和战斗精神。那时的青年，便在摩罗诗力巨大的内驱力下，不停燃烧、发光发热，直至要成为“唯一的光”。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使命，也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旧式婚姻的自我献祭中，在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英雄主义中，那种燃烧让他孤独，却也让他感到完整。
但终于，他们相遇了。大先生正以《过客》那充满深刻悲凉和虚无的冷眼，看着世间故事，点燃一支烟，人是为什么而活？甚或已遗忘质问，在那位行走的过客眼前，行走仅仅成为行走，远方也无非就是远方。黄昏里的行走，成为“等待戈多”般虚无的镜像。行者甚至拒绝女孩递来包扎伤口的纱布，对这“极少有”的好意，他只是“没法感激”，只是不想羁绊于来自他要逃离的世界的善意，这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自我怀疑吗？他可曾想到世间的坟冢中，尚有同样茫然的年轻人？他们同样在战斗，年轻的“害群之马”许广平，把同样行走在坟茔之间的苦痛，写成文字，向他倾诉。
他们开始通信。渐渐，有了善意的玩笑、生活的尘埃；“火与剑”的世界中有了屋顶天花板的谜题，黑漆漆的大海上有了船舷上的思念。如果没有这种安慰，过客依旧是过客，大先生依旧是大先生，但一定更为绝望和失落，会成为史诗，却只能谱写悲歌。而不知不觉间，那孤绝的大先生身旁，多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小鬼”，在这头“令人担忧的白象”身边有了一只“小刺猬”，来摘取荒凉大地上尚余的温度与杨桃，过客终于接受了那看到野冢上鲜花的女孩和她传来的安慰。于是爱人同志，让人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有了“美丽的口号挥不去”的温暖。
多情未必不豪杰，卿卿我我也未必真爱人。在那个混乱不安的时代，两个觉醒而完整的人，只以一封封平凡的书信，抗拒着如政治般复杂的爱情游戏。字里行间，是困于樊笼而无法不克制的爱，是水果，是蚊虫，是同志，是论敌，是语丝，是读书，当然更不乏战斗的炽热与坚定……
他们极少提及爱，更无海誓山盟，却能全然感受到彼此的在场，彼此把曾被世界剥夺的完整性投射到一个更亲近的爱人同志之中。于是，大先生，这位独行的过客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他开始装作浪漫地发誓“目不斜视”，甚至会睹物思人。他成了细嗅蔷薇的猛虎，而“小刺猬”也不再仅仅有战斗的刺，“我昨夜睡得很好……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织小毛绒背心，快成功了。你近来比初到时安静些么？你千万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思，自己好好地。”就在那时，他们彼此的完整性终于可以无所顾虑地显现给彼此和这世界，有些必须去恨，有些值得去爱，它不完美，但是我们一起经历。在那个革命时代，彼此全然彰显的存在和信任是多么可贵的礼物，没有羁绊，没有拖累，爱中亦是全然的自由。你在，我将用生命回答你；你不在，我也有我的完整。那或许也是革命时代本身的目的：每个独立自由的人，完全地尊重着他人作为人的真实。这便成为许广平一次次的叮嘱：能自爱，才能爱人；也成为大先生最真诚的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大先生是幸运的，从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到同至上海后的最后一封信，这份珍贵的革命时代爱情故事伴他度过十年的黑暗。战火在继续，他却拥有了那种幻想的权利：“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作者为青年作家、绘本画家）
革命时期，爱人同志。断断续续读《两地书》，便时不时想听罗大佑的歌，人们能否看到，世上其实充满着不是情歌的情歌和不是情书的情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哪怕在古希腊，个体的命运也无法脱离时代与秩序；更何况在革命年代，政治无差别地触及每个人。《两地书》的故事，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政治时代”里最坚韧的抵御和安慰。
1925年，民国动荡，风雨如晦。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先生收到“一个受教的小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此处苦闷自然不是儿女情长，而是“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悲观痛哭的了”。此信不久后，便是女师大风波、五卅惨案……
愤怒的女学生质问：可诅咒的自身！可诅咒的万恶的环境！
坚毅的大先生回答：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我要反抗，试他一试。
44岁的鲁迅与27岁的许广平开始通信时，二人相差17岁。在与许广平当时年龄差不多时，大先生写下《摩罗诗力说》，盛赞雪莱、拜伦、普希金、密茨凯维奇那些“疯诗人”们的创造力和战斗精神。那时的青年，便在摩罗诗力巨大的内驱力下，不停燃烧、发光发热，直至要成为“唯一的光”。斗争成了他的一种使命，也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旧式婚姻的自我献祭中，在一个人对抗全世界的英雄主义中，那种燃烧让他孤独，却也让他感到完整。
但终于，他们相遇了。大先生正以《过客》那充满深刻悲凉和虚无的冷眼，看着世间故事，点燃一支烟，人是为什么而活？甚或已遗忘质问，在那位行走的过客眼前，行走仅仅成为行走，远方也无非就是远方。黄昏里的行走，成为“等待戈多”般虚无的镜像。行者甚至拒绝女孩递来包扎伤口的纱布，对这“极少有”的好意，他只是“没法感激”，只是不想羁绊于来自他要逃离的世界的善意，这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自我怀疑吗？他可曾想到世间的坟冢中，尚有同样茫然的年轻人？他们同样在战斗，年轻的“害群之马”许广平，把同样行走在坟茔之间的苦痛，写成文字，向他倾诉。
他们开始通信。渐渐，有了善意的玩笑、生活的尘埃；“火与剑”的世界中有了屋顶天花板的谜题，黑漆漆的大海上有了船舷上的思念。如果没有这种安慰，过客依旧是过客，大先生依旧是大先生，但一定更为绝望和失落，会成为史诗，却只能谱写悲歌。而不知不觉间，那孤绝的大先生身旁，多了一个愤愤不平的“小鬼”，在这头“令人担忧的白象”身边有了一只“小刺猬”，来摘取荒凉大地上尚余的温度与杨桃，过客终于接受了那看到野冢上鲜花的女孩和她传来的安慰。于是爱人同志，让人在“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有了“美丽的口号挥不去”的温暖。
多情未必不豪杰，卿卿我我也未必真爱人。在那个混乱不安的时代，两个觉醒而完整的人，只以一封封平凡的书信，抗拒着如政治般复杂的爱情游戏。字里行间，是困于樊笼而无法不克制的爱，是水果，是蚊虫，是同志，是论敌，是语丝，是读书，当然更不乏战斗的炽热与坚定……
他们极少提及爱，更无海誓山盟，却能全然感受到彼此的在场，彼此把曾被世界剥夺的完整性投射到一个更亲近的爱人同志之中。于是，大先生，这位独行的过客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爱，“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他开始装作浪漫地发誓“目不斜视”，甚至会睹物思人。他成了细嗅蔷薇的猛虎，而“小刺猬”也不再仅仅有战斗的刺，“我昨夜睡得很好……今天仍在做生活，是织小毛绒背心，快成功了。你近来比初到时安静些么？你千万要想起我所希望的意思，自己好好地。”就在那时，他们彼此的完整性终于可以无所顾虑地显现给彼此和这世界，有些必须去恨，有些值得去爱，它不完美，但是我们一起经历。在那个革命时代，彼此全然彰显的存在和信任是多么可贵的礼物，没有羁绊，没有拖累，爱中亦是全然的自由。你在，我将用生命回答你；你不在，我也有我的完整。那或许也是革命时代本身的目的：每个独立自由的人，完全地尊重着他人作为人的真实。这便成为许广平一次次的叮嘱：能自爱，才能爱人；也成为大先生最真诚的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
大先生是幸运的，从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到同至上海后的最后一封信，这份珍贵的革命时代爱情故事伴他度过十年的黑暗。战火在继续，他却拥有了那种幻想的权利：“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作者为青年作家、绘本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