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周五，本版摘选两篇论文。本周选摘一篇，另附过去两个月的初选论文篇目。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一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通过搭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2026年第5期（总第20期）。作者高慧琳、王垚讲述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可能消解人的主体性这一潜在风险。科技日新月异，从自动化设备、仿生人、聊天机器人，再到脑机接口，各类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速度嵌入我们的生活与生产。其中，脑机接口技术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它参与人体活动的程度又最深刻。近年来，该技术在医疗康复、养老助残等领域已取得诸多实绩，在帮助恢复与延展身体机能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当然，需注意的是，技术发展不能仅以效率为导向，否则机器逐渐取代人的判断，人的主体性亦可能随之遭遇侵蚀。试想，当身体已发出疲惫的信号，而机器却坚持“不要休息”——那一刻，是人使用机器，还是机器在使用人？本期另附“1-2月备览文献索引”，将初选论文辑录于此，供大家索引。
本期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授权摘转。
脑机接口技术与人的主体性
脑机接口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在头皮表面放置一定数量的电极，从而收集从大脑皮质处产生的神经信号，通过对信号进行解码并形成运动指令输出给身体或外部器械，不同肢体部位与大脑区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脑机接口技术利用机器与大脑连接，对人类听、说、想进行重构。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在实验中给接受癫痫或脑瘤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声音刺激，从植入颞上回和颞中回的皮层表面电极阵列获取记录到的神经信号，并获取相应重建的声音频谱图，对输入的语音信号进行重建，即“重构所听”。利用用户说出的完整句子进行解码来合成语音，即“重构所说”。通过将屏幕上的目标单词或句子呈现给使用者并使其尝试产生相应语音，进而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解码和检测，揭示在无酒精和瘫痪的人的感觉运动皮层活动时可用于实时解码完整的单词和句子，即“重构所想”。由此可见，脑机接口技术未来可能读取或控制人类听、说、想等意识行为，当人脑与机器实现无缝衔接和信息实时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与机器的相互嵌入，推进了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
但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当中，由计算机完全控制且用户无法影响的闭环脑机接口应用程序很可能会颠覆用户的自主性。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初衷是实现对个体部分感知、行为与认知功能的补偿，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一旦以实现“技术目的”被滥用，必然会面临人的主体性地位被消解、主客体边界模糊，甚至主体认知被重构等伦理风险。
主体意识削弱。一旦“我”的记忆、情感和意识全都可以被编码时，“我”是否还存在？若人无法依靠自身做决策而是完全依赖外界力量，人则无法成为主体。如脑机系统不会因为疲劳或情绪不佳而“休息”，但是人作为生物体需要通过睡眠缓解神经疲劳。当系统受到攻击时，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神经活动使个体产生“我不需要休息”的想法，此类“读心术”可能会诱使受者做出与自我意识相悖的行为。
主客体边界模糊。在传统认识实践活动当中，人为主体，机器为客体。大脑是“人类最后的隐私边界”。除了人对外部设备进行控制外，机器也通过反馈系统实现对人脑的刺激与控制，甚至直接读取和编辑大脑神经数据信息，进一步通过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诱导受者产生认知错位，最终导致受者自我同一性分解和认知模式改变。
主体认知重构。人们对世界认知的产生主要通过感官、想象、记忆、思维、语言、情感等构成。脑机接口技术不仅在视觉和听觉上加强人们的沉浸性与交互性体验，更是在意识层面实现直接干预，使个体产生“我认为我看到了”“我以为我得到了”等虚拟的意识体验，难以判断“是技术控制下的经验”还是“环境的真实反馈”，由此混淆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体验。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以人的解放为逻辑主线。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替代人类行为与认知能力，在思维和肢体上拓展人类机能，进而发展人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对人的解放。人作为主体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其能动性来自自身的意识，如果失去了自主意识和能动性，虽然人依然是人，但不再是作为主体的人。当人与脑机系统实现直接交互，大脑获取外部信息途径发生改变，其神经通路模式也会随之调整，进而可能导致主体记忆、思维方式、心理感受等被重塑。脑机接口作为一种新兴的颠覆性技术，其终极目标是让无生命的硅基器件与碳基生命进行有机融合，实现生命进化的新篇章。技术研发人员应当警惕脑机交互过程中产生的高电压强磁场在干扰大脑生理过程时是否会打破人类先天生理平衡。研究者和使用者应当主动引导技术应用走向良性发展，完善相关伦理框架和法律政策，加强伦理体系建设，通过算法的提高加强神经数据的隐私性和保护性，制定技术伦理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以避免主体性被消解和重构。（详见高慧琳、王垚：《人机交互：脑机接口对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5年第4期，页74-81）
1-2月备览文献索引
本索引所列均为1-2月初选篇目，因其独特选题或视角，特此辑录，以供读者朋友们参考。以下文献按作者的首字母顺序排列。
曹刚：《论文化人的“装”》，《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1期，页5-9。从《繁花》剧组的“古二”录音事件到江苏科技大学的郭伟造假事件，一个关键词被忽略了，这就是“装”。“装”如同一条隐秘的线，串联起两个看似不同的事件。“装”，并非寻常的修饰与体面，而是一种旨在塑造特定自我形象以实现某种策略性目的的社会表演行为。
陈本皓：《AI论文自动生产中心——关于知识生产新范式的思考》，《开放时代》2026年2月7日，线上新媒体版（2026年3月1日访）。我们以为写作本身就是知识，以为文献的堆积就是学科的增长，以为系统化的论述就代表了思想的深度。然而，当AI能以极低的成本生成这些外部形式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那些形式所指向的内核究竟在哪里。
冯辉：《市场化催收调解机构的法律规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1期。市场化催收调解机构有助于提高催收的合规性与效率，实现调解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然而，这类机构目前尚存在法律依据缺位、法律定位模糊、登记管理制度与监管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和风险。
李凌：《以人为媒与他者临场：“闲聊”舆论的道德调节机制和规范机理》，《齐鲁学刊》2025年第2期，页57-65。口传道德舆论既不深奥也无逻辑,却能生动地反映出人们所聊的共同体最紧要的利益关系和道德规范,并借助于他者的临场而发挥其舆论之调节功用,使众人能服膺于体系性、规范性的道德要求。
刘强、俞涵：《“电子布洛芬”的物质性与媒介化疗愈》，《青年记者》2026年第1期，页106-112。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中，情绪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心理体验，其通过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实践，得以被转化为可存储、可操控的“情绪胶囊”。媒介内容通过格式化过程模拟药物机制，使社会情绪得以溶解、封装并被个体摄取，从而实现情绪的扩散与疗愈。
马草原、倪修凤、李清彬：《“族旺返原籍”：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当代经济科学》2026年第1期，页61-74。通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力量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原籍地区宗族力量强度越高，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大，而家乡认同和特殊信任是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两个重要途径。
戎宗柳：《以山为奁：明清福建的嫁妆与山区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26年第1期，页17-29。明中叶前后，在福建山区，缔结姻亲关系、索取嫁妆成为外来移民参与山区开发的重要途径。他们通过娶本地女性，以嫁妆形式得到经营妻家山场的权利，并签订契约作为产权转让的凭证。妇女参与土地转让，不只是性别权利的议题，也是山区开发的重要环节。
肖文婷：《历史叙事如何为记忆塑形？——保罗·利科记忆理论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页139-147。叙事逐渐成为历史与文学的共有属性。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叙事的表象策略能够产生类似于记忆—图像的“似真性”,从而达到为记忆塑形的目的。借助叙述融贯性，历史叙事实现了对不在场事物的一种在场表象，从而确证过去的事件“曾经存在过”。
俞明雅：《钱塘潮患与吴越王钱镠形象的再发明》，《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页119-127。清雍正时期，吴越王钱镠作为浙江“江海保障之神”的典型被敕封为“诚应武肃王”，列入国家祀典。在此之前，钱镠实则并不具备江河水利守护神的神格。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神圣性建构，既与钱塘江潮患日益严峻的特殊情境密切相关，亦是钱镠治潮英雄形象广泛流传与钱氏后裔群体积极推动等多重因素耦合的产物。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每逢周五，本版摘选两篇论文。本周选摘一篇，另附过去两个月的初选论文篇目。
《新京报·书评周刊》在图书评介的基础上拓展“学术评议和文摘”这一全新的知识传播工作，筹备“新京报中文学术文摘服务所”，与期刊界一道服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每一期均由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议人参与推选。通过搭建学术与大众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将近期兼具专业性和前沿性的论文传递给大家，我们还希望所选论文具有鲜明的本土或世界问题意识，具有中文写作独到的气质。
此为2026年第5期（总第20期）。作者高慧琳、王垚讲述了脑机接口技术的伦理问题，尤其是可能消解人的主体性这一潜在风险。科技日新月异，从自动化设备、仿生人、聊天机器人，再到脑机接口，各类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速度嵌入我们的生活与生产。其中，脑机接口技术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它参与人体活动的程度又最深刻。近年来，该技术在医疗康复、养老助残等领域已取得诸多实绩，在帮助恢复与延展身体机能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当然，需注意的是，技术发展不能仅以效率为导向，否则机器逐渐取代人的判断，人的主体性亦可能随之遭遇侵蚀。试想，当身体已发出疲惫的信号，而机器却坚持“不要休息”——那一刻，是人使用机器，还是机器在使用人？本期另附“1-2月备览文献索引”，将初选论文辑录于此，供大家索引。
本期由《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授权摘转。
脑机接口技术与人的主体性
脑机接口技术的原理是通过在头皮表面放置一定数量的电极，从而收集从大脑皮质处产生的神经信号，通过对信号进行解码并形成运动指令输出给身体或外部器械，不同肢体部位与大脑区域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脑机接口技术利用机器与大脑连接，对人类听、说、想进行重构。脑机接口技术应用在实验中给接受癫痫或脑瘤神经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声音刺激，从植入颞上回和颞中回的皮层表面电极阵列获取记录到的神经信号，并获取相应重建的声音频谱图，对输入的语音信号进行重建，即“重构所听”。利用用户说出的完整句子进行解码来合成语音，即“重构所说”。通过将屏幕上的目标单词或句子呈现给使用者并使其尝试产生相应语音，进而通过深度学习模型进行解码和检测，揭示在无酒精和瘫痪的人的感觉运动皮层活动时可用于实时解码完整的单词和句子，即“重构所想”。由此可见，脑机接口技术未来可能读取或控制人类听、说、想等意识行为，当人脑与机器实现无缝衔接和信息实时交换，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与机器的相互嵌入，推进了人与机器的深度融合。
但是在人机交互的过程当中，由计算机完全控制且用户无法影响的闭环脑机接口应用程序很可能会颠覆用户的自主性。脑机接口技术的研发初衷是实现对个体部分感知、行为与认知功能的补偿，在人机交互的过程中一旦以实现“技术目的”被滥用，必然会面临人的主体性地位被消解、主客体边界模糊，甚至主体认知被重构等伦理风险。
主体意识削弱。一旦“我”的记忆、情感和意识全都可以被编码时，“我”是否还存在？若人无法依靠自身做决策而是完全依赖外界力量，人则无法成为主体。如脑机系统不会因为疲劳或情绪不佳而“休息”，但是人作为生物体需要通过睡眠缓解神经疲劳。当系统受到攻击时，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神经活动使个体产生“我不需要休息”的想法，此类“读心术”可能会诱使受者做出与自我意识相悖的行为。
主客体边界模糊。在传统认识实践活动当中，人为主体，机器为客体。大脑是“人类最后的隐私边界”。除了人对外部设备进行控制外，机器也通过反馈系统实现对人脑的刺激与控制，甚至直接读取和编辑大脑神经数据信息，进一步通过与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诱导受者产生认知错位，最终导致受者自我同一性分解和认知模式改变。
主体认知重构。人们对世界认知的产生主要通过感官、想象、记忆、思维、语言、情感等构成。脑机接口技术不仅在视觉和听觉上加强人们的沉浸性与交互性体验，更是在意识层面实现直接干预，使个体产生“我认为我看到了”“我以为我得到了”等虚拟的意识体验，难以判断“是技术控制下的经验”还是“环境的真实反馈”，由此混淆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体验。
马克思主义认为，主体性以人的解放为逻辑主线。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通过替代人类行为与认知能力，在思维和肢体上拓展人类机能，进而发展人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对人的解放。人作为主体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其能动性来自自身的意识，如果失去了自主意识和能动性，虽然人依然是人，但不再是作为主体的人。当人与脑机系统实现直接交互，大脑获取外部信息途径发生改变，其神经通路模式也会随之调整，进而可能导致主体记忆、思维方式、心理感受等被重塑。脑机接口作为一种新兴的颠覆性技术，其终极目标是让无生命的硅基器件与碳基生命进行有机融合，实现生命进化的新篇章。技术研发人员应当警惕脑机交互过程中产生的高电压强磁场在干扰大脑生理过程时是否会打破人类先天生理平衡。研究者和使用者应当主动引导技术应用走向良性发展，完善相关伦理框架和法律政策，加强伦理体系建设，通过算法的提高加强神经数据的隐私性和保护性，制定技术伦理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以避免主体性被消解和重构。（详见高慧琳、王垚：《人机交互：脑机接口对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25年第4期，页74-81）
1-2月备览文献索引
本索引所列均为1-2月初选篇目，因其独特选题或视角，特此辑录，以供读者朋友们参考。以下文献按作者的首字母顺序排列。
曹刚：《论文化人的“装”》，《道德与文明》2026年第1期，页5-9。从《繁花》剧组的“古二”录音事件到江苏科技大学的郭伟造假事件，一个关键词被忽略了，这就是“装”。“装”如同一条隐秘的线，串联起两个看似不同的事件。“装”，并非寻常的修饰与体面，而是一种旨在塑造特定自我形象以实现某种策略性目的的社会表演行为。
陈本皓：《AI论文自动生产中心——关于知识生产新范式的思考》，《开放时代》2026年2月7日，线上新媒体版（2026年3月1日访）。我们以为写作本身就是知识，以为文献的堆积就是学科的增长，以为系统化的论述就代表了思想的深度。然而，当AI能以极低的成本生成这些外部形式时，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那些形式所指向的内核究竟在哪里。
冯辉：《市场化催收调解机构的法律规制》，《法制与社会发展》2026年第1期。市场化催收调解机构有助于提高催收的合规性与效率，实现调解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然而，这类机构目前尚存在法律依据缺位、法律定位模糊、登记管理制度与监管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和风险。
李凌：《以人为媒与他者临场：“闲聊”舆论的道德调节机制和规范机理》，《齐鲁学刊》2025年第2期，页57-65。口传道德舆论既不深奥也无逻辑,却能生动地反映出人们所聊的共同体最紧要的利益关系和道德规范,并借助于他者的临场而发挥其舆论之调节功用,使众人能服膺于体系性、规范性的道德要求。
刘强、俞涵：《“电子布洛芬”的物质性与媒介化疗愈》，《青年记者》2026年第1期，页106-112。在深度媒介化的社会中，情绪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心理体验，其通过媒介技术的物质性实践，得以被转化为可存储、可操控的“情绪胶囊”。媒介内容通过格式化过程模拟药物机制，使社会情绪得以溶解、封装并被个体摄取，从而实现情绪的扩散与疗愈。
马草原、倪修凤、李清彬：《“族旺返原籍”：宗族力量与农民工返乡》，《当代经济科学》2026年第1期，页61-74。通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宗族力量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研究表明，宗族力量能够对农民工返乡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原籍地区宗族力量强度越高，农民工返乡的可能性越大，而家乡认同和特殊信任是宗族力量影响农民工返乡的两个重要途径。
戎宗柳：《以山为奁：明清福建的嫁妆与山区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26年第1期，页17-29。明中叶前后，在福建山区，缔结姻亲关系、索取嫁妆成为外来移民参与山区开发的重要途径。他们通过娶本地女性，以嫁妆形式得到经营妻家山场的权利，并签订契约作为产权转让的凭证。妇女参与土地转让，不只是性别权利的议题，也是山区开发的重要环节。
肖文婷：《历史叙事如何为记忆塑形？——保罗·利科记忆理论探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页139-147。叙事逐渐成为历史与文学的共有属性。保罗·利科认为历史叙事的表象策略能够产生类似于记忆—图像的“似真性”,从而达到为记忆塑形的目的。借助叙述融贯性，历史叙事实现了对不在场事物的一种在场表象，从而确证过去的事件“曾经存在过”。
俞明雅：《钱塘潮患与吴越王钱镠形象的再发明》，《文化遗产》2026年第1期，页119-127。清雍正时期，吴越王钱镠作为浙江“江海保障之神”的典型被敕封为“诚应武肃王”，列入国家祀典。在此之前，钱镠实则并不具备江河水利守护神的神格。这种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神圣性建构，既与钱塘江潮患日益严峻的特殊情境密切相关，亦是钱镠治潮英雄形象广泛流传与钱氏后裔群体积极推动等多重因素耦合的产物。
本期评议：梅剑华 陈新宇
文本摘选：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