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的名句，是我这本新作的书名，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古代文豪的人生与成败》，共分为二十篇，每一篇的话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与典故，比如诸葛亮、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读与写，我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喜悦与智慧。
寻常处有疑
《文章千古事》的写作契机，可以说是“在不疑处有疑，寻常处不寻常”。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企图为人类的过往寻求规律，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这些因果逻辑是研究者数年积累下来的结论。于我而言，过往的结论自有道理，但是，很多地方仍然令人费解。
比如，项羽为什么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
其实，这和项羽的观念密切相关。对今人来说，起义胜利后做皇帝，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制度，在当时运行了不到二十年，很多反秦的六国旧贵族，恰恰认为皇帝制度不可靠，一直以来的封国体系才是合理局面。项羽亦是如此，他对秦国的关中故地，只想劫掠和报复，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大一统皇帝，遑论战后的长期经营。
鸿门宴是项羽进行的服从性测试，刘邦、张良，包括闯帐的樊哙，都在表达同样一番意思：关中是项王的，我们只是暂时看管，处置权完全属于这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随后的事情众所周知，项羽搬“空”关中，火烧秦宫。
千百年后，一位胆气豪壮的女词人赞叹道：“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就是李清照。提到她，我们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一位“凄凄惨惨戚戚”的妇人形象，夸张一点说，甚至是一副悲伤的寡妇形象，这导致后人理解她的词作时，总要将她的身世和词句相关联，可是，这种理解真的合理吗？
南宋时期，关于李清照还有另一桩公案，就是她沸沸扬扬的二婚“离婚案”。她的再嫁丈夫张汝舟是一名军官，不幸婚后发生家暴，李清照完全无法接受这段婚姻。按当时的法律，即便丈夫有错，提起诉讼离婚，妇女也要定罪（可见古代法律对于妇女的不公），即便如此，李清照毫不犹豫地要结束这段关系。
赵明诚在南迁途中暴毙，再婚遭遇家暴，收藏品丢掉十之七八……种种的悲伤境地，哪一个不是彻骨铭心的忧愁呢？如果我们总是把李清照词中的悲伤，想当然地和丧夫联系起来，自然无法理解李清照人生的丰富性。更要说明的是，李清照既然能怀念项羽，足以说明她有另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性格特征，比如她从小受到士大夫教育，很有英雄气概，她在宋室南迁之后，曾写诗批判退缩的时局，这种仿若“热血男儿”的秉性，加上当时语境之下的女性身份，凄惨曲折的经历，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漱玉词”。
解史以明智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般热爱历史，“以史为鉴”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黑格尔也有相反的观点：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究竟能否通过历史来获得经验呢？
在我看来，“以史为鉴”不如“解史明智”，“以史为鉴”意味着归纳出来的历史规律，有着超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可以“古为今用”。也许，历史存在这样的金科玉律，但它要求当下的人能够完全运用历史规律。可是，理性和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人不是一段严丝合缝的代码，正因为“知”“信”“做”之间都有着损耗，所以黑格尔所说的情况便会发生。
“解史明智”是我更加倡导的态度——我并不先见地认为有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我坚信古今具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所观察到的“社会样本”不够，就可以借助历史来看，所以，我的观念恰恰不是以历史的方式观察当下，而是以现实生活的体会去研究历史，再从历史研究中观察到古人的所作所为，去评估古今的异同。其中，产生能对当下有启发的东西，那正是这种研究思路的成果；如果没有现实意义，我们也至少求得了“相对真实”。
比如写作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常见的叙事是他一直科举不中，蹉跎一生未能如愿，在困顿中坚持写作故事以抒怀。无疑，考生在未获功名前，都要靠家里资助，无法产生收入。那么，蒲松龄靠什么来维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
蒲松龄最重要的身份是家庭教师，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各村教书为生。后来，他结识了退休官员毕际有，自此之后，他与毕家祖孙三代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蒲松龄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毕家的“自家人”。毕家不仅为他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报酬，还给他营造了良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以今天考证看，《聊斋志异》中故事的打磨，少不了毕家的参与，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善于讲故事的老师，怎会不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呢？
蒲松龄一生确实没有获得真正的功名，但他在写作故事的过程中，依然有着“自我实现”的价值。正如心理学家所言：人的幸福不是拿金钱衡量的，更关乎于选择的自由、亲密的关系、持续的成长感。蒲松龄与功名失之交臂，也许并非坏事，世上少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官员，而多了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事启示我们，优绩主义的单向度竞争，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而为人，自有其个性与意义。
再如王安石，他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深受宋神宗信任。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践着自己的变法主张，并且对坚持的政见深信不疑。在本书中，我对王安石抱以遗憾和同情，并非源自对其政见的认可，而是对其勇于开拓局面、敢于动手实干的敬意。
作为对比，我将王安石和其好友司马光的轨迹，共同书写在同一个时间轴中。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他对新法的预判，有着“穿越者”般的敏感，比如他认为青苗法劳民伤财，未必有效，后来果然因为胥吏执行政策的“残暴”，导致新法动作变形，验证了他所预测的恶劣影响。
如此说来，司马光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吗？非也，司马光站在新法的对立面上，对于王安石政策的优劣，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辩，而如果我们考察司马光在元祐年间，重新出山后的所作所为，会发现他的政治成果十分有限，甚至很多人批判他尽废新法，把原本一些不错的改革也推翻重来。不得不说，即便如司马光这样写出《资治通鉴》的人，他的认知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也有他个人的好恶之别。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我的结论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应该看到“说与做”“想与行”之间巨大的鸿沟，当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一件事指指点点，是否想过自己为之，会比对方好多少？
见微而知著
求学时代，我阅读孔飞力的《叫魂》之后大受震撼，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切口大问题”的写作模式。在《文章千古事》中我力求做到这种思考的凝练度和语言的精准度，正如契诃夫所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短小精悍的篇幅不是一种自我限制，而是“逼迫”自己想得更清楚。
比如，我们都知道辋川时期的王维写作了很多幽静诗篇，加上他“诗佛”的名号，于是形成了他一生清静无为、内敛含蓄的印象。其实，如果考察王维的青年经历，还有他诗集中的其他诗歌，不难发现，他是相当擅长交往、好友众多的人，他早年间在宫廷官场的应酬宴会，都实实在在地记录在他的诗歌当中。也许，人们选择性地忽略这些诗，是因为动静内外之间，好像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这一点正启发了我重新审视王维在辋川的清静之诗。
王维在辋川时处于半官半隐，从官场沉浮之中，逐渐转变为寻找山水之乐。我们在王维这个阶段的诗歌中，会反复发现对于“无人”的讨论，比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什么状态下要强调“无人”呢？答案存在着一种悖反，那就是“在乎人”。换言之，王维在辋川的生活是新探索、新体验，他在体悟和思考“无人之美”，从众声喧嚣的官场到无人应和的乡间，王维的心路历程，恰恰在辋川诗集中透露出轨迹。
捕捉这一关键时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维的禅思，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天生就能彻悟，王维从一个青年时代和达官贵人热络的文艺青年，到中老年放下“我执”的摩诘，也经过了一番心灵的修行。从短短的一行诗、一句话中，我们也有可能窥见诗人的人生。也许，这正是佛家所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的名句，是我这本新作的书名，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感受。《文章千古事：古代文豪的人生与成败》，共分为二十篇，每一篇的话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与典故，比如诸葛亮、柳宗元、欧阳修、范仲淹……读与写，我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喜悦与智慧。
寻常处有疑
《文章千古事》的写作契机，可以说是“在不疑处有疑，寻常处不寻常”。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企图为人类的过往寻求规律，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这些因果逻辑是研究者数年积累下来的结论。于我而言，过往的结论自有道理，但是，很多地方仍然令人费解。
比如，项羽为什么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
其实，这和项羽的观念密切相关。对今人来说，起义胜利后做皇帝，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制度，在当时运行了不到二十年，很多反秦的六国旧贵族，恰恰认为皇帝制度不可靠，一直以来的封国体系才是合理局面。项羽亦是如此，他对秦国的关中故地，只想劫掠和报复，并没有将自己视为大一统皇帝，遑论战后的长期经营。
鸿门宴是项羽进行的服从性测试，刘邦、张良，包括闯帐的樊哙，都在表达同样一番意思：关中是项王的，我们只是暂时看管，处置权完全属于这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随后的事情众所周知，项羽搬“空”关中，火烧秦宫。
千百年后，一位胆气豪壮的女词人赞叹道：“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就是李清照。提到她，我们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一位“凄凄惨惨戚戚”的妇人形象，夸张一点说，甚至是一副悲伤的寡妇形象，这导致后人理解她的词作时，总要将她的身世和词句相关联，可是，这种理解真的合理吗？
南宋时期，关于李清照还有另一桩公案，就是她沸沸扬扬的二婚“离婚案”。她的再嫁丈夫张汝舟是一名军官，不幸婚后发生家暴，李清照完全无法接受这段婚姻。按当时的法律，即便丈夫有错，提起诉讼离婚，妇女也要定罪（可见古代法律对于妇女的不公），即便如此，李清照毫不犹豫地要结束这段关系。
赵明诚在南迁途中暴毙，再婚遭遇家暴，收藏品丢掉十之七八……种种的悲伤境地，哪一个不是彻骨铭心的忧愁呢？如果我们总是把李清照词中的悲伤，想当然地和丧夫联系起来，自然无法理解李清照人生的丰富性。更要说明的是，李清照既然能怀念项羽，足以说明她有另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性格特征，比如她从小受到士大夫教育，很有英雄气概，她在宋室南迁之后，曾写诗批判退缩的时局，这种仿若“热血男儿”的秉性，加上当时语境之下的女性身份，凄惨曲折的经历，共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漱玉词”。
解史以明智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般热爱历史，“以史为鉴”的观念深入人心。不过，黑格尔也有相反的观点：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我们究竟能否通过历史来获得经验呢？
在我看来，“以史为鉴”不如“解史明智”，“以史为鉴”意味着归纳出来的历史规律，有着超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可以“古为今用”。也许，历史存在这样的金科玉律，但它要求当下的人能够完全运用历史规律。可是，理性和感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空隙，人不是一段严丝合缝的代码，正因为“知”“信”“做”之间都有着损耗，所以黑格尔所说的情况便会发生。
“解史明智”是我更加倡导的态度——我并不先见地认为有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我坚信古今具有相似性，如果我们在现实世界所观察到的“社会样本”不够，就可以借助历史来看，所以，我的观念恰恰不是以历史的方式观察当下，而是以现实生活的体会去研究历史，再从历史研究中观察到古人的所作所为，去评估古今的异同。其中，产生能对当下有启发的东西，那正是这种研究思路的成果；如果没有现实意义，我们也至少求得了“相对真实”。
比如写作不朽名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常见的叙事是他一直科举不中，蹉跎一生未能如愿，在困顿中坚持写作故事以抒怀。无疑，考生在未获功名前，都要靠家里资助，无法产生收入。那么，蒲松龄靠什么来维系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
蒲松龄最重要的身份是家庭教师，他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各村教书为生。后来，他结识了退休官员毕际有，自此之后，他与毕家祖孙三代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说，蒲松龄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毕家的“自家人”。毕家不仅为他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报酬，还给他营造了良好的工作和居住环境。以今天考证看，《聊斋志异》中故事的打磨，少不了毕家的参与，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善于讲故事的老师，怎会不受到孩子们的喜欢呢？
蒲松龄一生确实没有获得真正的功名，但他在写作故事的过程中，依然有着“自我实现”的价值。正如心理学家所言：人的幸福不是拿金钱衡量的，更关乎于选择的自由、亲密的关系、持续的成长感。蒲松龄与功名失之交臂，也许并非坏事，世上少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官员，而多了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文学家。蒲松龄的故事启示我们，优绩主义的单向度竞争，不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而为人，自有其个性与意义。
再如王安石，他一向以天下为己任，深受宋神宗信任。在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践着自己的变法主张，并且对坚持的政见深信不疑。在本书中，我对王安石抱以遗憾和同情，并非源自对其政见的认可，而是对其勇于开拓局面、敢于动手实干的敬意。
作为对比，我将王安石和其好友司马光的轨迹，共同书写在同一个时间轴中。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他对新法的预判，有着“穿越者”般的敏感，比如他认为青苗法劳民伤财，未必有效，后来果然因为胥吏执行政策的“残暴”，导致新法动作变形，验证了他所预测的恶劣影响。
如此说来，司马光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吗？非也，司马光站在新法的对立面上，对于王安石政策的优劣，有着极为精彩的论辩，而如果我们考察司马光在元祐年间，重新出山后的所作所为，会发现他的政治成果十分有限，甚至很多人批判他尽废新法，把原本一些不错的改革也推翻重来。不得不说，即便如司马光这样写出《资治通鉴》的人，他的认知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也有他个人的好恶之别。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我的结论不是厚此薄彼，而是应该看到“说与做”“想与行”之间巨大的鸿沟，当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一件事指指点点，是否想过自己为之，会比对方好多少？
见微而知著
求学时代，我阅读孔飞力的《叫魂》之后大受震撼，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小切口大问题”的写作模式。在《文章千古事》中我力求做到这种思考的凝练度和语言的精准度，正如契诃夫所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短小精悍的篇幅不是一种自我限制，而是“逼迫”自己想得更清楚。
比如，我们都知道辋川时期的王维写作了很多幽静诗篇，加上他“诗佛”的名号，于是形成了他一生清静无为、内敛含蓄的印象。其实，如果考察王维的青年经历，还有他诗集中的其他诗歌，不难发现，他是相当擅长交往、好友众多的人，他早年间在宫廷官场的应酬宴会，都实实在在地记录在他的诗歌当中。也许，人们选择性地忽略这些诗，是因为动静内外之间，好像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这一点正启发了我重新审视王维在辋川的清静之诗。
王维在辋川时处于半官半隐，从官场沉浮之中，逐渐转变为寻找山水之乐。我们在王维这个阶段的诗歌中，会反复发现对于“无人”的讨论，比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什么状态下要强调“无人”呢？答案存在着一种悖反，那就是“在乎人”。换言之，王维在辋川的生活是新探索、新体验，他在体悟和思考“无人之美”，从众声喧嚣的官场到无人应和的乡间，王维的心路历程，恰恰在辋川诗集中透露出轨迹。
捕捉这一关键时期，有助于我们理解王维的禅思，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天生就能彻悟，王维从一个青年时代和达官贵人热络的文艺青年，到中老年放下“我执”的摩诘，也经过了一番心灵的修行。从短短的一行诗、一句话中，我们也有可能窥见诗人的人生。也许，这正是佛家所说：“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