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岭，亦即帕米尔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古往今来，这里留下了诸多中外探险家的足迹——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远游东方，皆曾翻越此岭，并留下翔实记载。正因如此，谈及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人们总会立刻联想到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多次深入葱岭以西实地考察的侯杨方教授，在其著作《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便以技术史与地理互动为脉络，系统梳理了中亚作为亚欧文明枢纽的四千年发展历程。
地理也是历史的主角
在《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侯杨方教授指出，“中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或受害者”。
这样的提法，或许会令人想到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麦金德的经典之作《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在书中将视野投向欧亚大陆，断言：“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实际上，本书作者在书中的确也有类似的论述，“帕米尔高原像一个天然的地理枢纽，东北连天山，南接兴都库什，西邻河中地区”，“山间通道共同织成了丝绸之路的庞大网络，将中国的丝绸、波斯的珠宝、印度的香料连接在一起，这些山脉成为不同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舞台”。
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十几年间，我多次重返中亚各地，从哈萨克草原到费尔干纳盆地，从天山雪峰到阿姆河谷底。每一次考察都让我更加确信：地理不仅是历史的舞台，更是历史的主角之一”。
在作者看来，中亚的地理条件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距离大海最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亚的干旱气候，这意味着农业完全依赖灌溉。人们只能集中在河流沿岸和绿洲地带，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定居点。这就使得“中亚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也很难积累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其二，这片土地的平坦开阔，使得任何具有移动优势的技术都能在这里发挥到极致。这就决定了中亚“必然会成为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比如，书中提到，在近代英国与俄国围绕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中，“技术差距已经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因素”，俄军装备的步枪射程远超中亚各政权还在使用的传统火绳枪，而改良后的野战炮兵系统，特别是轻型山地榴弹炮，为在复杂地形作战提供了强大支持，“这些技术优势共同构成了俄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使其能够克服地理障碍，在广阔的中亚投射力量”，“而征服者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文化影响力，重塑了被征服地区的文明面貌”。
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作者的创见。早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以全面描述中亚文明为主题的皇皇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第三卷，便是一个例证。而与其他一些中亚通史类读物不同，本书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了作者的亲身考察经历。比如，玄奘与15世纪初造访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都提到过“铁门”。后者曾经记载：“本日所过的山峡，极为狭隘；其窄处，似乎人之两手可触到，而两边山岩峭直，不可攀援……此处名为铁门。”这是撒马尔罕以南的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地标。而作者在考察丝绸之路时，将史料当作线索，终于在实地找到了铁门：“实际为一段位于分水岭下方的山峡……通道最窄处不足10米宽，两侧石壁近乎垂直，高达数十米……与玄奘、克拉维约的记录完全一致。”
可信度依赖实地考察
这样的实地考察不仅增加了书中论述的可信度，还补充了史书上的一些未及记载的地方。譬如著名的怛逻斯之战，从史料上只能知道，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与对阵的阿拉伯帝国军队交战五天之久。除此之外，关于作战细节的“一切描述，包括网络上的信息和相关论著都是凭空想象的”。到了第五天傍晚，灾难突然降临，唐朝不可靠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高仙芝的后方发动了袭击，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当天夜里，唐军撤离阵地。但是唐军具体走的是哪条撤退路线呢？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唐军原本的进军路线是一马平川的天山北道，但那里无法摆脱阿拉伯骑兵的追击，而战场南方“是天山山脉（白石岭），山路险峻，利于后卫部队阻击敌人骑兵追击”。因此唐军应是南下撤退。但也正是因为山路险峻，早先溃散的唐朝盟军拔汗那的部众在前，人畜塞路，令高仙芝不能乘马而过。最后是唐军大将李嗣业“前驱，奋力挺击之，人马俱毙，胡等遁，路开”，才得以顺利突围。应该说，作者这样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
怛逻斯这个地方，是中亚重镇。这里还与另一件史事有关。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胁迫上司甘延寿发兵四万两路夹攻，南路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北路则穿过乌孙，在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唐译怛逻斯）下合围。经过激战，郅支城陷落，汉军斩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陈汤在他给朝廷的报告中，陈述所以发兵的理由，留下千古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北匈奴就此灭亡。后来有人将郅支城战役中出现的一些奇怪的军人与古罗马军团残部联系到一起，声称是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虏的罗马军人后来流落到北匈奴郅支单于那里。李约瑟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赞成这种说法。而作者则根据多次的亲身考察经历指出，一支罗马残军横穿整个帕提亚帝国来到中亚是不可能的，这些摆出“夹门鱼鳞阵”而不是匈奴人惯用骑兵阵法的军士更可能是匈奴人雇佣的当地的希腊化军队。对此，书中也提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的远征，在中亚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中亚阿姆河和科克恰河交汇处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就发现了原样抄录自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所以，他们在军事上效法古希腊的步兵方阵，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超越了“丝绸之路叙事”
书中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则是运用了分子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传统史学中的疑难问题提供新的解释路径。譬如，在世界语言地图上，印欧语系分布在从不列颠群岛到南亚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因此产生了“库尔干假说”，也就是认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原始家园位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黑海—里海草原，也就是颜那亚文化的分布区域。书中对此则提到，“近年来的基因研究为库尔干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凭借马拉战车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征服能力，“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颜那亚人的基因特征开始从草原地区向四面八方扩散传播”。“葱岭北麓的草原考古遗址中马骨与铜矛往往共存，而基因检测结果表明这些遗骸与颜那亚人群有着明确的联系，这些证据共同证实了该地区是这场大迁徙的重要起点之一。”
另外，向来还有一个说法，北匈奴被汉军击败后西遁而去，不知所终。几百年后，东欧平原却突然出现了一支“匈人”，两者名称相似，因此早有匈人就是匈奴人的猜测——毕竟，早在罗马人的记载里，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就是一副非印欧人的长相。而书中提到，“最近的基因研究证明，北匈奴在西逃中亚后，与塞种民族相遇”，“形成了混合族群，然后继续西迁”，并在公元4世纪以匈人的身份横扫欧洲，引发了著名的民族大迁徙。故而作者感叹，“基因研究与考古发现的结合”，能够将史实“从迷雾中揭示出来”。
当然中亚四千年的文明交汇史，所涉甚广，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书中的一些提法，就有可商榷的余地。譬如，书中提到，“青铜时代，马匹的驯化是草原武力崛起的关键起点”，此话自然不谬。对于野马最早的驯化地点，书中指向中亚地区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遗址（公元前3500年）。当地的确出现了驯化马匹的强有力的证据（包括马具和马奶）。问题在于，2018年的一项对古马基因组的研究有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发现：现存家马仅有2.7%的波泰马血统，反而如今“纯野生”的普氏野马，从基因上看，竟然是波泰马的那些逃回荒野、恢复野性的后代。这就意味着博泰遗址出现的驯化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直系祖先，因此家马的起源问题就还有待新的研究了。
或许，这些信息可以提醒读者：中亚史并非一个已经“尘埃落定”的研究领域，而仍在不断被新材料与新方法重塑。
无论如何，抛开这些无碍大局的细节不论，《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一书的确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叙事”，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动态、立体且充满现场感的中亚观察方式。就像作者在结语中所说的，“这片土地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知识，更是看待世界的方法”，“关键在于能否认清时代的潮流，把握技术的脉搏，顺应地理的规律”。
葱岭，亦即帕米尔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古往今来，这里留下了诸多中外探险家的足迹——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远游东方，皆曾翻越此岭，并留下翔实记载。正因如此，谈及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人们总会立刻联想到它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多次深入葱岭以西实地考察的侯杨方教授，在其著作《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便以技术史与地理互动为脉络，系统梳理了中亚作为亚欧文明枢纽的四千年发展历程。
地理也是历史的主角
在《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中，侯杨方教授指出，“中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革命的首要受益者或受害者”。
这样的提法，或许会令人想到英国著名地理学家哈·麦金德的经典之作《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在书中将视野投向欧亚大陆，断言：“那一片广大的、船舶不能到达的，但在古代却任凭骑马牧民纵横驰骋，而今天又即将布满铁路的地区，不是世界政治的一个枢纽区域吗？”实际上，本书作者在书中的确也有类似的论述，“帕米尔高原像一个天然的地理枢纽，东北连天山，南接兴都库什，西邻河中地区”，“山间通道共同织成了丝绸之路的庞大网络，将中国的丝绸、波斯的珠宝、印度的香料连接在一起，这些山脉成为不同文明交汇融合的重要舞台”。
作者更进一步指出，“十几年间，我多次重返中亚各地，从哈萨克草原到费尔干纳盆地，从天山雪峰到阿姆河谷底。每一次考察都让我更加确信：地理不仅是历史的舞台，更是历史的主角之一”。
在作者看来，中亚的地理条件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距离大海最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亚的干旱气候，这意味着农业完全依赖灌溉。人们只能集中在河流沿岸和绿洲地带，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定居点。这就使得“中亚很难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也很难积累足够的资源来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其二，这片土地的平坦开阔，使得任何具有移动优势的技术都能在这里发挥到极致。这就决定了中亚“必然会成为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比如，书中提到，在近代英国与俄国围绕中亚控制权的“大博弈”中，“技术差距已经成为决定战局的关键因素”，俄军装备的步枪射程远超中亚各政权还在使用的传统火绳枪，而改良后的野战炮兵系统，特别是轻型山地榴弹炮，为在复杂地形作战提供了强大支持，“这些技术优势共同构成了俄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使其能够克服地理障碍，在广阔的中亚投射力量”，“而征服者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文化影响力，重塑了被征服地区的文明面貌”。
这一点，其实并不是作者的创见。早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以全面描述中亚文明为主题的皇皇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的第三卷，便是一个例证。而与其他一些中亚通史类读物不同，本书的一个亮点，就是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了作者的亲身考察经历。比如，玄奘与15世纪初造访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都提到过“铁门”。后者曾经记载：“本日所过的山峡，极为狭隘；其窄处，似乎人之两手可触到，而两边山岩峭直，不可攀援……此处名为铁门。”这是撒马尔罕以南的丝绸之路上的著名地标。而作者在考察丝绸之路时，将史料当作线索，终于在实地找到了铁门：“实际为一段位于分水岭下方的山峡……通道最窄处不足10米宽，两侧石壁近乎垂直，高达数十米……与玄奘、克拉维约的记录完全一致。”
可信度依赖实地考察
这样的实地考察不仅增加了书中论述的可信度，还补充了史书上的一些未及记载的地方。譬如著名的怛逻斯之战，从史料上只能知道，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与对阵的阿拉伯帝国军队交战五天之久。除此之外，关于作战细节的“一切描述，包括网络上的信息和相关论著都是凭空想象的”。到了第五天傍晚，灾难突然降临，唐朝不可靠的盟军葛逻禄部队突然叛变，从高仙芝的后方发动了袭击，阿拉伯军队趁唐军阵脚已乱之机，突击唐军阵线中央，致使唐军全线溃败。当天夜里，唐军撤离阵地。但是唐军具体走的是哪条撤退路线呢？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唐军原本的进军路线是一马平川的天山北道，但那里无法摆脱阿拉伯骑兵的追击，而战场南方“是天山山脉（白石岭），山路险峻，利于后卫部队阻击敌人骑兵追击”。因此唐军应是南下撤退。但也正是因为山路险峻，早先溃散的唐朝盟军拔汗那的部众在前，人畜塞路，令高仙芝不能乘马而过。最后是唐军大将李嗣业“前驱，奋力挺击之，人马俱毙，胡等遁，路开”，才得以顺利突围。应该说，作者这样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
怛逻斯这个地方，是中亚重镇。这里还与另一件史事有关。公元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胁迫上司甘延寿发兵四万两路夹攻，南路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北路则穿过乌孙，在郅支城（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唐译怛逻斯）下合围。经过激战，郅支城陷落，汉军斩杀郅支单于，传首长安。陈汤在他给朝廷的报告中，陈述所以发兵的理由，留下千古豪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北匈奴就此灭亡。后来有人将郅支城战役中出现的一些奇怪的军人与古罗马军团残部联系到一起，声称是公元前53年卡莱战役中被帕提亚人俘虏的罗马军人后来流落到北匈奴郅支单于那里。李约瑟这样的著名学者也赞成这种说法。而作者则根据多次的亲身考察经历指出，一支罗马残军横穿整个帕提亚帝国来到中亚是不可能的，这些摆出“夹门鱼鳞阵”而不是匈奴人惯用骑兵阵法的军士更可能是匈奴人雇佣的当地的希腊化军队。对此，书中也提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亚历山大的远征，在中亚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中亚阿姆河和科克恰河交汇处的阿伊哈努姆遗址，就发现了原样抄录自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所以，他们在军事上效法古希腊的步兵方阵，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
超越了“丝绸之路叙事”
书中的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则是运用了分子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为传统史学中的疑难问题提供新的解释路径。譬如，在世界语言地图上，印欧语系分布在从不列颠群岛到南亚次大陆的广大地区，因此产生了“库尔干假说”，也就是认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原始家园位于欧亚草原中部的黑海—里海草原，也就是颜那亚文化的分布区域。书中对此则提到，“近年来的基因研究为库尔干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凭借马拉战车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征服能力，“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颜那亚人的基因特征开始从草原地区向四面八方扩散传播”。“葱岭北麓的草原考古遗址中马骨与铜矛往往共存，而基因检测结果表明这些遗骸与颜那亚人群有着明确的联系，这些证据共同证实了该地区是这场大迁徙的重要起点之一。”
另外，向来还有一个说法，北匈奴被汉军击败后西遁而去，不知所终。几百年后，东欧平原却突然出现了一支“匈人”，两者名称相似，因此早有匈人就是匈奴人的猜测——毕竟，早在罗马人的记载里，匈奴人的首领阿提拉就是一副非印欧人的长相。而书中提到，“最近的基因研究证明，北匈奴在西逃中亚后，与塞种民族相遇”，“形成了混合族群，然后继续西迁”，并在公元4世纪以匈人的身份横扫欧洲，引发了著名的民族大迁徙。故而作者感叹，“基因研究与考古发现的结合”，能够将史实“从迷雾中揭示出来”。
当然中亚四千年的文明交汇史，所涉甚广，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书中的一些提法，就有可商榷的余地。譬如，书中提到，“青铜时代，马匹的驯化是草原武力崛起的关键起点”，此话自然不谬。对于野马最早的驯化地点，书中指向中亚地区今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博泰遗址（公元前3500年）。当地的确出现了驯化马匹的强有力的证据（包括马具和马奶）。问题在于，2018年的一项对古马基因组的研究有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发现：现存家马仅有2.7%的波泰马血统，反而如今“纯野生”的普氏野马，从基因上看，竟然是波泰马的那些逃回荒野、恢复野性的后代。这就意味着博泰遗址出现的驯化马并不是现代家马的直系祖先，因此家马的起源问题就还有待新的研究了。
或许，这些信息可以提醒读者：中亚史并非一个已经“尘埃落定”的研究领域，而仍在不断被新材料与新方法重塑。
无论如何，抛开这些无碍大局的细节不论，《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一书的确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叙事”，而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动态、立体且充满现场感的中亚观察方式。就像作者在结语中所说的，“这片土地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知识，更是看待世界的方法”，“关键在于能否认清时代的潮流，把握技术的脉搏，顺应地理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