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在秦代郡县城邑基础上，形成以京师、郡治、县治为中心的政区体系，承担中央管理地方乡村的功能。本文聚焦汉代豫章郡下的鄡阳县，从建置沿革、设置原因及历史影响三方面，探讨大一统中央集权背景下，地方县治在人口、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发展变迁。
汉代鄡阳建置沿革
古籍中关于“鄡阳”的记载零散且多有抵牾，通过梳理地理环境、历史地名及相关事件，可厘清其建置脉络、隶属关系与名称由来。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设置豫章郡鄡阳县，为该郡十八县之一，《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但未提及具体行政区划范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更改地名，将鄡阳更名为豫章。东汉建立后，刘秀恢复西汉郡、县旧称，《续后汉书·郡国志》载豫章郡辖二十一城，鄡阳位列其中。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分立鄱阳郡，鄡阳改隶该郡，与鄱阳、广晋等九县同属其管辖。
关于“鄡阳”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部族、古国说，颜师古注《汉书》称“鄡”音同“枭”，疑为古枭阳国加邑而成县，《山海经·海内南经》亦有相关记载，符合以民族、部族或古国命名的古代县名命名规律。二是历史事件说，认为因英布枭首于此得名，“鄡”与“枭”（古代刑名）同音，《史记》《汉书》均记载英布叛乱被杀于番阳兹乡，部分方志提及英布坟冢位置与鄡阳县境相近，但此说与鄡阳置县时间存在矛盾，可能为后世流传失实。
秦代虽无文献明确记载鄡阳县，但秦封泥中“鄡阳□玺”的发现，佐证秦代已设该县。汉代鄡阳县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均提及该县汉初置、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废，清《都昌县志》明确古鄡阳城位于周溪司前湖中司望山，城址犹存。结合考古发现，汉代鄡阳城址在今都昌县城东南40公里的周溪公社四山大队一带，三面环山、面朝鄱阳湖，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其地理范围大致在今“矶山—长山”一线以西的鄱阳南湖区域。
汉代鄡阳县设置原因分析
汉代设置鄡阳县，既得益于其自身的优越条件，也是中央王朝政治与军事需求的体现。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所言，政区的置废调整往往与地区开发成熟度相关。
地理优势及交通之利：中国古代设行政区域遵循“山川形便”原则，鄡阳县是近水建城的典型。汉代，鄡阳所在区域是赣江下游水系的冲积平原（即“鄡阳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具备水稻高产的自然条件，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交通方面，汉代陆路交通开凿艰难，水道成为主要交通方式。鄡阳处于河网交错之地，赣江在此汇合盱水、蜀水、信江等多条河流，形成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是赣水总枢纽。便利的交通不仅利于区域间交流，也便于中央政令传达，使其成为豫章郡的经济与军事核心。
中央王朝加强地方控制的政治需要：江西地区先秦时期虽有县邑，但发展滞后，秦代仅设县治，无郡府。西汉统一后，为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设立豫章郡并增设大量县区。豫章郡十八县分布不平衡，赣南、赣西北等山区县治稀疏，而环鄱阳湖地区的南昌、鄡阳等八县生产力水平高，居民集中。鄡阳县在秦代已存在，其名称可能沿袭秦汉之前的古越部落或聚落名称，至西汉已满足县域税收与社会控制条件，正式列为豫章郡下辖县，成为汉政权治理地方的重要枢纽。
军事需要：豫章郡县治分布具有明显军事战略意图，边防地位突出。秦始皇虽设闽中郡，但未实现对闽越的实际管辖。汉初设置豫章郡十八县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遏制闽越军事侵犯。鄡阳县作为豫章郡水系枢纽，处于军事战略中心，承担保障交通线畅通、支援军队兵力与后勤补给的重要职责，与彭泽、艾县、赣县等县相互配合，形成防范闽越进攻的军事防线。
汉代鄡阳的历史影响
从汉高帝置县至东汉末年，鄡阳存续400余年。在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下，其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与文化特征不断嬗变，古越文化印记逐渐消散，逐步向中原文化靠拢。
人口构成的变化：鄡阳在秦代已具备一定人口与经济基础，汉代县治是在当地古越族原有聚落基础上设立的。西汉初期，境内人群以百越部族和楚人为主，经秦代民族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比例大致相当。至东汉，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鄡阳境域内居民基本统称为汉族。考古发现的东汉墓群、花纹砖、“长乐未央”铭文瓦当等文物，表明当地居民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与牛耕，生活方式已深度趋同于汉族。
社会经济发展：汉代以前，鄡阳自然条件优越，但社会发展落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历经秦汉时期的开发，鄡阳社会经济实现显著发展。根据现存文献推测，西汉时豫章郡平均每县户数3747户，鄡阳作为鄡阳平原核心县区，户数不低于4000户。豫章郡人口从西汉的35万余增长至东汉的166万余，鄡阳作为重要产粮区，人口与农业生产实现质的飞跃。农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进步，考古工作者在鄡阳城遗址采集到陶坛、罐、纺轮等多样陶器，纹饰丰富，表明制陶业日趋成熟。遗址中发现的云纹瓦当、“万岁”“长乐未央”铭文瓦当等建筑遗物，与汉代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形制一致，说明当地建筑手工业已达到汉代发达地区水平。
文化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鄡阳平原地处吴、楚交界，远离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统一后，此处作为中央政权与闽越、南越的交界地带，古越文化、中原文化及周边文化交织，但中原文化影响有限，仍保留浓厚的古越“蛮夷”文化印记。汉朝将鄡阳纳入统一管理后，中原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长乐未央”“万岁”铭文瓦当、“昭明”铭文铜镜的出土，以及县城建筑模仿中原城制等现象，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与价值观念等均深受中原影响。汉朝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动汉文化与古越文化和平融合，使鄡阳文化成为豫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鄡阳县因鄡阳平原消失、沉入鄱阳湖底而废置，但“沉鄡阳，浮都昌”的传说在都昌境内广为流传。都昌方言中“鄡”仍读作“枭”，当地民众对鄡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共识延续至今，成为汉朝大一统制度下地方社会心理认同的生动见证。
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在秦代郡县城邑基础上，形成以京师、郡治、县治为中心的政区体系，承担中央管理地方乡村的功能。本文聚焦汉代豫章郡下的鄡阳县，从建置沿革、设置原因及历史影响三方面，探讨大一统中央集权背景下，地方县治在人口、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历史发展变迁。
汉代鄡阳建置沿革
古籍中关于“鄡阳”的记载零散且多有抵牾，通过梳理地理环境、历史地名及相关事件，可厘清其建置脉络、隶属关系与名称由来。
西汉初，汉高祖刘邦设置豫章郡鄡阳县，为该郡十八县之一，《汉书·地理志》有明确记载，但未提及具体行政区划范围。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更改地名，将鄡阳更名为豫章。东汉建立后，刘秀恢复西汉郡、县旧称，《续后汉书·郡国志》载豫章郡辖二十一城，鄡阳位列其中。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分立鄱阳郡，鄡阳改隶该郡，与鄱阳、广晋等九县同属其管辖。
关于“鄡阳”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部族、古国说，颜师古注《汉书》称“鄡”音同“枭”，疑为古枭阳国加邑而成县，《山海经·海内南经》亦有相关记载，符合以民族、部族或古国命名的古代县名命名规律。二是历史事件说，认为因英布枭首于此得名，“鄡”与“枭”（古代刑名）同音，《史记》《汉书》均记载英布叛乱被杀于番阳兹乡，部分方志提及英布坟冢位置与鄡阳县境相近，但此说与鄡阳置县时间存在矛盾，可能为后世流传失实。
秦代虽无文献明确记载鄡阳县，但秦封泥中“鄡阳□玺”的发现，佐证秦代已设该县。汉代鄡阳县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读史方舆纪要》《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均提及该县汉初置、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废，清《都昌县志》明确古鄡阳城位于周溪司前湖中司望山，城址犹存。结合考古发现，汉代鄡阳城址在今都昌县城东南40公里的周溪公社四山大队一带，三面环山、面朝鄱阳湖，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其地理范围大致在今“矶山—长山”一线以西的鄱阳南湖区域。
汉代鄡阳县设置原因分析
汉代设置鄡阳县，既得益于其自身的优越条件，也是中央王朝政治与军事需求的体现。正如历史学家谭其骧所言，政区的置废调整往往与地区开发成熟度相关。
地理优势及交通之利：中国古代设行政区域遵循“山川形便”原则，鄡阳县是近水建城的典型。汉代，鄡阳所在区域是赣江下游水系的冲积平原（即“鄡阳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具备水稻高产的自然条件，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交通方面，汉代陆路交通开凿艰难，水道成为主要交通方式。鄡阳处于河网交错之地，赣江在此汇合盱水、蜀水、信江等多条河流，形成发达的水陆交通网络，是赣水总枢纽。便利的交通不仅利于区域间交流，也便于中央政令传达，使其成为豫章郡的经济与军事核心。
中央王朝加强地方控制的政治需要：江西地区先秦时期虽有县邑，但发展滞后，秦代仅设县治，无郡府。西汉统一后，为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设立豫章郡并增设大量县区。豫章郡十八县分布不平衡，赣南、赣西北等山区县治稀疏，而环鄱阳湖地区的南昌、鄡阳等八县生产力水平高，居民集中。鄡阳县在秦代已存在，其名称可能沿袭秦汉之前的古越部落或聚落名称，至西汉已满足县域税收与社会控制条件，正式列为豫章郡下辖县，成为汉政权治理地方的重要枢纽。
军事需要：豫章郡县治分布具有明显军事战略意图，边防地位突出。秦始皇虽设闽中郡，但未实现对闽越的实际管辖。汉初设置豫章郡十八县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遏制闽越军事侵犯。鄡阳县作为豫章郡水系枢纽，处于军事战略中心，承担保障交通线畅通、支援军队兵力与后勤补给的重要职责，与彭泽、艾县、赣县等县相互配合，形成防范闽越进攻的军事防线。
汉代鄡阳的历史影响
从汉高帝置县至东汉末年，鄡阳存续400余年。在大一统中央集权制下，其社会结构、生活形态与文化特征不断嬗变，古越文化印记逐渐消散，逐步向中原文化靠拢。
人口构成的变化：鄡阳在秦代已具备一定人口与经济基础，汉代县治是在当地古越族原有聚落基础上设立的。西汉初期，境内人群以百越部族和楚人为主，经秦代民族融合，汉族与少数民族比例大致相当。至东汉，民族融合进一步深化，鄡阳境域内居民基本统称为汉族。考古发现的东汉墓群、花纹砖、“长乐未央”铭文瓦当等文物，表明当地居民广泛使用铁制生产工具与牛耕，生活方式已深度趋同于汉族。
社会经济发展：汉代以前，鄡阳自然条件优越，但社会发展落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历经秦汉时期的开发，鄡阳社会经济实现显著发展。根据现存文献推测，西汉时豫章郡平均每县户数3747户，鄡阳作为鄡阳平原核心县区，户数不低于4000户。豫章郡人口从西汉的35万余增长至东汉的166万余，鄡阳作为重要产粮区，人口与农业生产实现质的飞跃。农业的发展带动手工业进步，考古工作者在鄡阳城遗址采集到陶坛、罐、纺轮等多样陶器，纹饰丰富，表明制陶业日趋成熟。遗址中发现的云纹瓦当、“万岁”“长乐未央”铭文瓦当等建筑遗物，与汉代中原地区同类器物形制一致，说明当地建筑手工业已达到汉代发达地区水平。
文化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鄡阳平原地处吴、楚交界，远离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统一后，此处作为中央政权与闽越、南越的交界地带，古越文化、中原文化及周边文化交织，但中原文化影响有限，仍保留浓厚的古越“蛮夷”文化印记。汉朝将鄡阳纳入统一管理后，中原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长乐未央”“万岁”铭文瓦当、“昭明”铭文铜镜的出土，以及县城建筑模仿中原城制等现象，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与价值观念等均深受中原影响。汉朝以温和渐进的方式，推动汉文化与古越文化和平融合，使鄡阳文化成为豫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鄡阳县因鄡阳平原消失、沉入鄱阳湖底而废置，但“沉鄡阳，浮都昌”的传说在都昌境内广为流传。都昌方言中“鄡”仍读作“枭”，当地民众对鄡阳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共识延续至今，成为汉朝大一统制度下地方社会心理认同的生动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