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这个灵魂更加饱满。”
今年秋天，王玉珍带着她的新书《我恋禾谷》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签售会，书中收录了王玉珍创作的10篇文章，这些文章当中，有些曾发表在与新书同名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去到签售现场的读者有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也有从线上追到线下的年轻人。这位70岁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她笔下的“故人故事与柴米油盐”，意外地走进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心里，年轻人称她的作品是“老奶文学”，爱上了她字里行间的朴素与挚诚。面对排队等候的读者，她一边签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手有点抖，字磕碜点，你们凑合看。”
2023年，68岁的王玉珍在家人劝说下，终于结束了陀螺般转动不停的生活。在此之前，她当过乡村教师，当过基层公务员，退休后依然辗转于打工、做小买卖之间。为了消解突然闲下来的生活的无聊，在外甥女的帮助下，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最开始，王玉珍在平台上学手工，学做菜。后来，王玉珍发现平台上有很多博主在记录生活、回忆往事，这让她有了想要写点什么的念头。就这样，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经由外甥女帮忙发布到名为“我恋禾谷”的社交平台账号，帖文收获的关注令王玉珍欣喜，也给了她继续创作的动力。她后续连载创作的万字长文《老伴儿的生平》，获得了社交平台写作大赛的奖项，也吸引了媒体和出版社的关注。
如今，王玉珍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积攒了近10万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王玉珍给自己取了个“我恋禾谷”的网名，她在平台上介绍自己“无文学慧根，无文字功底，无创作灵感”，发布的多为记录上一代人与事的文本。一位退休老人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为何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与“我恋禾谷”本人王玉珍展开对话，讲述从退休老人到创作者的转变，以及她笔下那些在家乡土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比较热爱写故事的老年写作者”
新京报：从退休老人，到在网上发笔记，再到成为一个作家，你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转变吗？
王玉珍：别这么说，我诚惶诚恐，我不是作家，充其量就是一个有兴趣，比较热爱写故事的一个老年写作者。对生活，我现在很适应了。我之前做的小生意，从新冠（疫情）开始就效益不太好。我儿子和我女儿说，我年岁大了，也不让我做，就关了。像我们都忙了一辈子，从我退休以后，一下子闲下来，反倒是很茫然无措的，很不适应的，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生活就充实起来了，甚至每天都有安排。每天我就写1000字，发1000字，有的时候都觉着时间不够用，这种感觉在之前是没有的。
新京报：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
王玉珍：就是觉着忙了起来，其次就是精神上的变化。说得文雅一点，比如说过去情绪上的东西，比如说孤独，对故去亲人的一种怀念，这种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消解。因为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说这些事儿。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媒体人、编辑们，包括网友，通过跟网友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就说，“奶奶，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社交平台看你的笔记。我就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今天我要去考试了，我要好好考试，今后我也要好好地念书。你看，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学习，现在你老了，实际上你还是在学习，在成长，我们没脸说自己不应该努力。”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我就觉着，我的文字被别人看见是会影响别人的，就有点诚惶诚恐的。其实一开始写就是哄着我自己玩，有很大的随意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可能不想写了，就草草地写写那个人物我也就收场了。这样我就想，我应该把它写好一点。
新京报：之前参加过签售会吗？
王玉珍：我没参加过，也没看着过。但是你看，有一个小女孩还给了我一块她编织的茶杯垫，还有给我写信的，还有给我橙子的，暖贴的。我觉着他们都很热情、很好。他们是通过我的文字认识我的，他们读了我的文字，对我文字里边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有感，可能他们是热爱，或者叫喜欢故事里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其实离他们都不太远。也可能就是他们这样阅读，可以唤起他们的亲情或者是某种记忆。有的场景，或者有的画面可能都听他家里的老人说过，他们是通过文字，通过我的故事认识我的，因为喜欢故事里的人和事儿，进而成为我的粉丝，关注我。
新京报：你参加了好几场签售会，也遇到了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也是奶奶级的读者，她们可能没有写下她们的故事，你会不会鼓励她们像你一样去写故事，然后发到网上去？
王玉珍：我会鼓励她们，在我社交平台上留言的人，也有很多跟我年龄（相似），有退休的，有一个好像还是大学老师，她们都很有文化的。“这些故事我也想写，但是没有勇气，觉得我这东西写了，是不是没人看呢？”“我这东西能不能写好？”在（签售会）现场也有人说，“我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榜样。”我就跟她们说，不管有人看没人看，不管给钱不给钱，也不管能不能出书，你要有这个念头，你就拿起笔来写，肯定有收获。我都能做到，你有啥做不到的？
“‘我恋禾谷’没特殊含义，想起它就用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我恋禾谷”？
王玉珍：其实这个书出的时候，我的原意是想叫《总有春天再相逢》。因为书里有一篇写我跟我老伴儿的事儿，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总有春天再相逢》，而且我也觉着我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我写的每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通过文字和他们的一次相逢。但最后编辑认为还是《我恋禾谷》好，人家是专业的，所以我说“听专业人士”的。
新京报：“我恋禾谷”是你的笔名，也是你的社交平台网名，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恋禾谷”的含义？
王玉珍：“我恋禾谷”出自《大秦帝国》那个小说里边的两句招魂词，是老秦人让战死在疆场的战士魂归故里的招魂词。其中的两句词是“恋我禾谷，卧我黄土”。几年前，我中专的同学要组一个微信群，那时候我不会上网，她就来帮我弄，她说：“你得起个网名。”我正在看这本书，这两句话我就很喜欢，我说，那我就叫“我恋黄土”。好几个同学就乐，他们一致否定我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你就是叫“我恋红薯”“我恋白薯”，你也别叫“我恋黄土”。我想人家说得有道理，我说我改改，就用了另外一句“我恋禾谷”，没有特殊的含义，就是恰好想起了它，就用了它。
新京报：这本书里面一共有十个故事。你将《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第一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
王玉珍：我先简单地说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叫《60块大洋的爱情》？是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村的。在我父亲两岁，我母亲出生100天的时候，他们两家就定了娃娃亲了。我爷爷给了我姥姥60块大洋。这是我父母的定情礼。后来我母亲16岁嫁给我父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生活了57年。我父亲活到七十多岁没的，我母亲活到91岁。《60块大洋的爱情》就是从这60块大洋开始说，他们的一生颠沛流离也好，艰难困苦也好，但是恩恩爱爱地走完了这一生。这样一个故事之所以放在前边，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人物里边最亲的是我的父母，最近的是我的老伴儿。因为父母是长辈，所以我就把《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了第一篇。
新京报：你写的这些浪漫的爱情，包括你通过文字的方式纪念你逝去的老伴儿，你在文字里和他重逢。你期待的或者是你理解的浪漫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
王玉珍：其实我们俩的婚姻和恋爱算不上浪漫。你就想象他是个木匠，小学毕业上了技校，我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师。这样的两个人，没有那种花前月下、风花雪月，没有值得人羡慕的浪漫，甚至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我老伴订婚时说：“要不咱俩去照个相”。我说：“咱俩这形象，还是免了。”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尽管恋爱的过程不浪漫，但是在结婚以后，在这35年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中，我们就很默契了。虽然我老伴儿长得五大三粗的，但他也有心细的地儿。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买个小礼物，比如说给我买个金戒指、买个金手链、买个金项链这些。他觉得这比买花强，将来给孩子也是个东西，是吧？我就觉着，能够平平安安，这样平静地生活，就很知足了。
新京报：你的文章收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在与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你会认为年轻人的思路有所不同吗？
王玉珍：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写《风中消失的梅》，那是一个换亲的故事，是农村的两家（换亲），可能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不大能懂。农村的两家互相用自己的闺女给儿子换媳妇儿。这种换亲大都是男方的男孩子有缺陷，都是用他妹妹或姐姐出嫁换亲。宋家和艾家这两家的婚姻，两个男孩子都有缺陷，宋学林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这是他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说不上媳妇儿。艾春是因为长相不太好，人也有些木讷，所以也说不上媳妇儿。这两家的婚姻中，艾红跟宋学林过得还凑合，宋小梅是宋学林的妹妹，长得漂亮，她结婚以后，艾春知道她长得漂亮，所以就把她看得很紧，一种禁锢的生活状态，宋小梅对这种婚姻状态很不满意，曾经绝望过，曾经精神失常。后来到50岁的时候，她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也出走了。很多年轻的网友就说，换亲都是女孩做了牺牲品。她们不会做这种牺牲，不管哥哥说不说得上媳妇儿，坚决不会做这种选择，这是现在女孩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可能就没有别的选择。跟不同年龄的人沟通，在一个人物的看法上就有区别。
“我是因为写作，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
新京报：《我恋禾谷》出版后，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玉珍：这本书写完后，我就开始写下一本。写的是我自己，就是从我出生写到我老伴去世。写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生了八个孩子都是早产。包括我生下来都没有指甲盖，没有头发。最后八个孩子活下来三个，我是我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小的时候差一点就死了，我1955年出生，到1960年前后，我挨过饿，得过一次肺炎，中过一次暑。从小时候到我念书，我写了怎么读书，怎么求学，写我还在武汉给我小姨看过一年孩子，那年我17岁，一直到后来在我们庄里做民办学校老师。然后我上中专，到后来上了大专，上了本科，当了老师，后来又结婚，嫁给我老头，一直到后来当公务员，49岁退休。退休以后我有三年在私企打工，有三年是在北京潘家园卖古董，还有十多年是我自己做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生意，一直到上社交平台写笔记、发笔记，一直到得奖，一直到出书，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说过去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经历，也许验证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有某种新的可能性。
王玉珍：整个的社会氛围对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或者说老年人的意愿、尊严会得到尊重或得到实现，我觉着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一种表现。老年人的问题主要是空虚和孤独。我如果不写作，有时也是觉着很无聊的。我们楼下有一个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大平台，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老太太多，老头少，在那里坐着。有的老太太除了中午回去吃个饭，就会在那里一坐坐一天。其实就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她很孤独，很空虚的。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年轻人来去都匆匆忙忙的，包括子女能够倾听老人絮絮叨叨的都很少。很多老人也不是没有子女，但是感觉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忘了，这个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我是因为写作这些事儿，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所以我希望，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精神上，作为子女，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听家中老人絮叨一会儿，常回家看看他们。很多老人就是这么等着，等着出太阳了跟大伙坐坐，等着孩子们回来看看他。但实际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就是在等死。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应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更丰满一点。
“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这个灵魂更加饱满。”
今年秋天，王玉珍带着她的新书《我恋禾谷》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举办签售会，书中收录了王玉珍创作的10篇文章，这些文章当中，有些曾发表在与新书同名的社交平台账号上。去到签售现场的读者有与她年龄相仿的老人，也有从线上追到线下的年轻人。这位70岁老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她笔下的“故人故事与柴米油盐”，意外地走进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心里，年轻人称她的作品是“老奶文学”，爱上了她字里行间的朴素与挚诚。面对排队等候的读者，她一边签名一边略带歉意地说：“手有点抖，字磕碜点，你们凑合看。”
2023年，68岁的王玉珍在家人劝说下，终于结束了陀螺般转动不停的生活。在此之前，她当过乡村教师，当过基层公务员，退休后依然辗转于打工、做小买卖之间。为了消解突然闲下来的生活的无聊，在外甥女的帮助下，王玉珍在社交平台注册了账号。最开始，王玉珍在平台上学手工，学做菜。后来，王玉珍发现平台上有很多博主在记录生活、回忆往事，这让她有了想要写点什么的念头。就这样，一篇怀念母亲的文字，经由外甥女帮忙发布到名为“我恋禾谷”的社交平台账号，帖文收获的关注令王玉珍欣喜，也给了她继续创作的动力。她后续连载创作的万字长文《老伴儿的生平》，获得了社交平台写作大赛的奖项，也吸引了媒体和出版社的关注。
如今，王玉珍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积攒了近10万粉丝。在社交平台上，王玉珍给自己取了个“我恋禾谷”的网名，她在平台上介绍自己“无文学慧根，无文字功底，无创作灵感”，发布的多为记录上一代人与事的文本。一位退休老人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那些属于过去的故事，为何能打动今天的年轻人？带着这些疑问，新京报记者与“我恋禾谷”本人王玉珍展开对话，讲述从退休老人到创作者的转变，以及她笔下那些在家乡土地上真实发生的故事。
“我就是一个比较热爱写故事的老年写作者”
新京报：从退休老人，到在网上发笔记，再到成为一个作家，你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转变吗？
王玉珍：别这么说，我诚惶诚恐，我不是作家，充其量就是一个有兴趣，比较热爱写故事的一个老年写作者。对生活，我现在很适应了。我之前做的小生意，从新冠（疫情）开始就效益不太好。我儿子和我女儿说，我年岁大了，也不让我做，就关了。像我们都忙了一辈子，从我退休以后，一下子闲下来，反倒是很茫然无措的，很不适应的，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生活就充实起来了，甚至每天都有安排。每天我就写1000字，发1000字，有的时候都觉着时间不够用，这种感觉在之前是没有的。
新京报：写作对于你有什么意义？
王玉珍：就是觉着忙了起来，其次就是精神上的变化。说得文雅一点，比如说过去情绪上的东西，比如说孤独，对故去亲人的一种怀念，这种情绪（我）就不知道怎么去消解。因为我不大习惯跟别人说这些事儿。写作是桥梁，是一个能够让我到达对岸的桥梁。通过写作，得以和我写的那些人物，包括我的亲人，我的乡亲，可以和他们“重逢”，在文字里边也能够抵达我的内心深处，它能够使我的灵魂更加饱满。还有一些变化就是新结识了一些朋友，比如说媒体人、编辑们，包括网友，通过跟网友的一些互动，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就说，“奶奶，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社交平台看你的笔记。我就觉得我应该向你学习。今天我要去考试了，我要好好考试，今后我也要好好地念书。你看，你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学习，现在你老了，实际上你还是在学习，在成长，我们没脸说自己不应该努力。”通过这样一种写作，我就觉着，我的文字被别人看见是会影响别人的，就有点诚惶诚恐的。其实一开始写就是哄着我自己玩，有很大的随意性，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有的时候写着写着可能不想写了，就草草地写写那个人物我也就收场了。这样我就想，我应该把它写好一点。
新京报：之前参加过签售会吗？
王玉珍：我没参加过，也没看着过。但是你看，有一个小女孩还给了我一块她编织的茶杯垫，还有给我写信的，还有给我橙子的，暖贴的。我觉着他们都很热情、很好。他们是通过我的文字认识我的，他们读了我的文字，对我文字里边的那些故事和人物有感，可能他们是热爱，或者叫喜欢故事里的一些人物，或者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其实离他们都不太远。也可能就是他们这样阅读，可以唤起他们的亲情或者是某种记忆。有的场景，或者有的画面可能都听他家里的老人说过，他们是通过文字，通过我的故事认识我的，因为喜欢故事里的人和事儿，进而成为我的粉丝，关注我。
新京报：你参加了好几场签售会，也遇到了一些跟你年纪差不多的，也是奶奶级的读者，她们可能没有写下她们的故事，你会不会鼓励她们像你一样去写故事，然后发到网上去？
王玉珍：我会鼓励她们，在我社交平台上留言的人，也有很多跟我年龄（相似），有退休的，有一个好像还是大学老师，她们都很有文化的。“这些故事我也想写，但是没有勇气，觉得我这东西写了，是不是没人看呢？”“我这东西能不能写好？”在（签售会）现场也有人说，“我可以说，你就是我的榜样。”我就跟她们说，不管有人看没人看，不管给钱不给钱，也不管能不能出书，你要有这个念头，你就拿起笔来写，肯定有收获。我都能做到，你有啥做不到的？
“‘我恋禾谷’没特殊含义，想起它就用了”
新京报：为什么要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命名为“我恋禾谷”？
王玉珍：其实这个书出的时候，我的原意是想叫《总有春天再相逢》。因为书里有一篇写我跟我老伴儿的事儿，那个文章的题目，就叫《总有春天再相逢》，而且我也觉着我写的这些人物，都是我熟悉的人物。我写的每一个人物，对于我来说，都是通过文字和他们的一次相逢。但最后编辑认为还是《我恋禾谷》好，人家是专业的，所以我说“听专业人士”的。
新京报：“我恋禾谷”是你的笔名，也是你的社交平台网名，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恋禾谷”的含义？
王玉珍：“我恋禾谷”出自《大秦帝国》那个小说里边的两句招魂词，是老秦人让战死在疆场的战士魂归故里的招魂词。其中的两句词是“恋我禾谷，卧我黄土”。几年前，我中专的同学要组一个微信群，那时候我不会上网，她就来帮我弄，她说：“你得起个网名。”我正在看这本书，这两句话我就很喜欢，我说，那我就叫“我恋黄土”。好几个同学就乐，他们一致否定我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你就是叫“我恋红薯”“我恋白薯”，你也别叫“我恋黄土”。我想人家说得有道理，我说我改改，就用了另外一句“我恋禾谷”，没有特殊的含义，就是恰好想起了它，就用了它。
新京报：这本书里面一共有十个故事。你将《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第一篇。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篇？
王玉珍：我先简单地说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叫《60块大洋的爱情》？是因为我父亲跟母亲实际上是一个行政村的。在我父亲两岁，我母亲出生100天的时候，他们两家就定了娃娃亲了。我爷爷给了我姥姥60块大洋。这是我父母的定情礼。后来我母亲16岁嫁给我父亲，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生活了57年。我父亲活到七十多岁没的，我母亲活到91岁。《60块大洋的爱情》就是从这60块大洋开始说，他们的一生颠沛流离也好，艰难困苦也好，但是恩恩爱爱地走完了这一生。这样一个故事之所以放在前边，是因为我写的这些人物里边最亲的是我的父母，最近的是我的老伴儿。因为父母是长辈，所以我就把《60块大洋的爱情》放在了第一篇。
新京报：你写的这些浪漫的爱情，包括你通过文字的方式纪念你逝去的老伴儿，你在文字里和他重逢。你期待的或者是你理解的浪漫的爱情应该是什么样？
王玉珍：其实我们俩的婚姻和恋爱算不上浪漫。你就想象他是个木匠，小学毕业上了技校，我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老师。这样的两个人，没有那种花前月下、风花雪月，没有值得人羡慕的浪漫，甚至我们结婚的时候，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我老伴订婚时说：“要不咱俩去照个相”。我说：“咱俩这形象，还是免了。”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尽管恋爱的过程不浪漫，但是在结婚以后，在这35年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中，我们就很默契了。虽然我老伴儿长得五大三粗的，但他也有心细的地儿。比如说生日的时候他会给我买个小礼物，比如说给我买个金戒指、买个金手链、买个金项链这些。他觉得这比买花强，将来给孩子也是个东西，是吧？我就觉着，能够平平安安，这样平静地生活，就很知足了。
新京报：你的文章收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在与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你会认为年轻人的思路有所不同吗？
王玉珍：有不一样，比如说我写《风中消失的梅》，那是一个换亲的故事，是农村的两家（换亲），可能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不大能懂。农村的两家互相用自己的闺女给儿子换媳妇儿。这种换亲大都是男方的男孩子有缺陷，都是用他妹妹或姐姐出嫁换亲。宋家和艾家这两家的婚姻，两个男孩子都有缺陷，宋学林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这是他的一个缺陷，所以他说不上媳妇儿。艾春是因为长相不太好，人也有些木讷，所以也说不上媳妇儿。这两家的婚姻中，艾红跟宋学林过得还凑合，宋小梅是宋学林的妹妹，长得漂亮，她结婚以后，艾春知道她长得漂亮，所以就把她看得很紧，一种禁锢的生活状态，宋小梅对这种婚姻状态很不满意，曾经绝望过，曾经精神失常。后来到50岁的时候，她的两个女儿都结婚了，她也出走了。很多年轻的网友就说，换亲都是女孩做了牺牲品。她们不会做这种牺牲，不管哥哥说不说得上媳妇儿，坚决不会做这种选择，这是现在女孩的想法。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可能就没有别的选择。跟不同年龄的人沟通，在一个人物的看法上就有区别。
“我是因为写作，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
新京报：《我恋禾谷》出版后，你的下一步写作计划是什么？
王玉珍：这本书写完后，我就开始写下一本。写的是我自己，就是从我出生写到我老伴去世。写我生下来的时候，我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妇科病，生了八个孩子都是早产。包括我生下来都没有指甲盖，没有头发。最后八个孩子活下来三个，我是我母亲生的第七个孩子。小的时候差一点就死了，我1955年出生，到1960年前后，我挨过饿，得过一次肺炎，中过一次暑。从小时候到我念书，我写了怎么读书，怎么求学，写我还在武汉给我小姨看过一年孩子，那年我17岁，一直到后来在我们庄里做民办学校老师。然后我上中专，到后来上了大专，上了本科，当了老师，后来又结婚，嫁给我老头，一直到后来当公务员，49岁退休。退休以后我有三年在私企打工，有三年是在北京潘家园卖古董，还有十多年是我自己做一个加工包装盒的小生意，一直到上社交平台写笔记、发笔记，一直到得奖，一直到出书，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这一辈子，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就说过去了。
新京报：你的写作经历，也许验证了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有某种新的可能性。
王玉珍：整个的社会氛围对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越来越关注，或者说老年人的意愿、尊严会得到尊重或得到实现，我觉着这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一种表现。老年人的问题主要是空虚和孤独。我如果不写作，有时也是觉着很无聊的。我们楼下有一个小花园，那里有一个大平台，每天都有一群老年人，老太太多，老头少，在那里坐着。有的老太太除了中午回去吃个饭，就会在那里一坐坐一天。其实就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她很孤独，很空虚的。现在社会发展的节奏很快，年轻人来去都匆匆忙忙的，包括子女能够倾听老人絮絮叨叨的都很少。很多老人也不是没有子女，但是感觉他们已经被世界遗忘了，这个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我是因为写作这些事儿，又跟上了社会发展的脚步。所以我希望，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社会对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的关注点应该更多放在精神上，作为子女，如果能抽出时间的话，听家中老人絮叨一会儿，常回家看看他们。很多老人就是这么等着，等着出太阳了跟大伙坐坐，等着孩子们回来看看他。但实际上，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就是在等死。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应该让老年人在精神上更丰满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