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1993年）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这是翻译家余泽民笔下的匈牙利小说家拉斯洛，后者赢得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
旅途中，“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连余泽民都有点受不了，拉斯洛常拦住过路者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拉斯洛不懂中文，他真能读懂李白的诗？他迷上的李白，与真实的李白，差距多大？作为李白的“迷弟”，为什么拉斯洛的创作中毫无李白的影子呢？
“艺术无国界”“诗歌无国界”是优美的口号，但现实很骨感：对于拉斯洛等欧洲人来说，李白只是他们逃避现实时，想象出来的一个符号，虽不断涂改，却始终未能摆脱刻板印象。国人对此既不必当真，也无需上头——愿沟通始终是好事，沟通多，共鸣就多。
一位澳大利亚的中文博主曾说：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中国诗，其实任何国家的人都能读懂，都会喜欢它。
真希望这位博主所说的能早日变成现实。本文主要依据学者景若冰的论文《英美世界中的李白神话》，将西方人对李白的误读史，予以钩沉。
只介绍 不翻译
最早向欧洲介绍李白的，是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编者是耶稣会神父杜赫德。
据景若冰钩沉，书中介绍了中国诗：“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并提到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
阿那克里翁是一位快乐诗人，活到85岁，晚年仍沉迷于美酒和断袖癖，贺拉斯是哲学家，擅写讽刺诗，多道德说教。
杜赫德为什么要这么对比？很可能是随手一写。杜赫德的兴趣在传教，在书中，他认真介绍了中国的《五经》，认为与《圣经》相通。当时西方人把不信教者分为三类，中国人、日本人属第一类，“都离真理不远”，有稳定的政府、确定的法律、成熟的官僚体系和繁荣的市场，且都使用文字，“已初涉真理之河”，被当成容易传教的对象。说李白、杜甫像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潜台词是传教难度低。
杜赫德没打算恭维李白，作为传教士，他将所有异教徒视为野蛮人。
1780年，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编纂出版《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其中“有一篇较详细的法文李白生平资料”，称赞李白的诗是“九千尺高的火炬”，但“一个大诗人的心灵品质不总是与他的才气相匹配，他一朝重获自由，便终日烂醉如泥”。和杜赫德一样，钱德明也没翻译李白的诗，二人都不认为欧洲人有必要读它们。
突然成了启蒙者
1780年，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突然写了一首关于李白的长诗《东方牧歌之三：李白，或一个好官——中国牧歌》。
据景若冰钩沉，作者不了解李白，称李白是王子、总督、温和的统治者，管理河南、江西、西湖等大片地区，且气质忧郁。诗中称：“在愁绪中他忆起了昨夜之梦，他梦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在这里‘孔教’的‘牧师’给他带来了平静，他对李白说：‘弱则善辩，穷则善忍。’”
当时欧洲教会权力大，造成动荡、腐败、专制等，“没有哪个如此邪恶的预谋不披着宗教的外衣，没有哪次反叛出于自身目的不冠以华丽的宗教改革的名号”，相比之下，明朝是一个世俗政权，让伏尔泰、哥德斯密斯、瓦尔特·兰顿等启蒙者羡慕不已，视为最完美的治理方式。
诗人赞中国高官李白，意在讽刺欧洲教会。当时英国贵族以忧郁为身份象征，所以李白也变忧郁。拿李白说事，可能当时许多欧洲人只听说过这么一位中国名人。
类似的书在当时欧洲不罕见。1668年，英国人约翰·韦伯写出《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散论》，竟称中文与欧洲语言“同源”，作者对比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报道与《圣经》中的内容，认为中文更古老，因为符合原始语言的六大特征：古老、平易、普遍、表达端庄、有用、简洁。可见，欧洲的《圣经》被后人篡改了，原版在中国。还有欧洲学者“考证”出，中国的祖先是上帝的第三个儿子……欧洲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在此背景下，约翰·司各特将李白写成了启蒙者。
乱译失去了原味
随着德语国家崛起，李白形象再变。
德语国家近代化起步晚于英法，一度分裂为数百小国，为制造集体共识，只有寻找并建构共同神话，并将此视为全球经验。德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07年，歌德“宣告民族文学的结束以及世界文学的开始”，但德国学者吕福克在《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指出，歌德只看过中国古代二三流作品，所谓“世界文学”，不过是臆想出的赝品。于是，李白又成功转型为“伟大的抒情诗人”，致力于写民族神话，与德国文学同调。其实，那些神话多出自德国人的误译与翻作。
奥地利音乐家马勒据李白的7首诗，谱写《大地之歌》组曲，可“最为西方读者喜爱且被视为最典型的中国诗，有时根本就非中国诗的原文原貌，而是后人的改编、再创造”，吕福克称为“错误诠释的美感”。
据日本学者富士川英郎钩沉，以德迈尔译《静夜思》为例：
明亮的月光照在我的睡床上
我怀疑窗外是否已经天亮
抬头望见高空闪亮的他乡明月
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故乡
题目为《中国饮酒诗》，已失原味，但还能更离谱，如“晨钟响，战鼓鸣，家米空/弟兄们沉溺在醉梦中/过去已死，将来无害/不停地醉酒如泥的李太白”，谁能看出这首《永远酩酊》竟翻自《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
乱译带来巨大的传播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洲人熟悉的东方诗人，仅伊朗莪默·伽亚谟（《鲁拜集》的作者）和中国李白。
竟说李白“匠气太足”？
据学者蒋向艳钩沉，几代德国学者误导，被19世纪法国学者蒙太古当真：
要是在某些文学形式中找到了中国和欧洲特性的相似之处，也不用太惊讶……读到李白的一首小诗《静夜思》时，一些人大叫起来：“多么像一首德国的浪漫曲！”“多么像海涅的诗！”
蒙太古不懂中文，认为中国诗人只是欧洲的“小抒情诗人”。
据学者杨振在《用法文述说李白》一文中钩沉，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开始从李白的《悲歌行》中读出“因为灵魂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种莫大的空虚”；从《静夜思》中读出“李白代表中国人依恋故土的国民性”；从《春日醉起言志》中读出“李白爱的真是酒吗？难道他爱的完全不是醉后的糊涂，不是对隐忧，对在他诗中时常出现、萦绕在他心头的死亡的忘却吗”；从《行行且游猎篇》中读出“行动者的嫉妒”……
法国汉学家贝尔佩尔批评李白：“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被视为激情的呼喊。”“过于抽象，以至于难以深刻打动我们。”“李白匠气过重，人文气不足”。
贝尔佩尔甚至写道，李白是异教徒，作品中少夫妻别离之苦，“对家庭的眷恋”只有“深刻尊重女性，尊重母亲的民族才会理解，这种感情是基督教征服的成果之一”。他认为，在世事多变和死亡困扰前，李白没有基督徒的屈从精神，只会借酒浇愁。
贝尔佩尔对中国诗的抒情传统无基本了解，竟如此放言，暴露出持偏见者的狂妄。
人文精神被无视
读过古诗者皆知，李白是最具创造性、人文精神的诗人。在《李杜诗歌中人文思想的区别》一文中，学者袁立权做出精彩分析。
首先，“维护人格尊严，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这是李白人文思想中最闪光处，27岁时，他在求荐信中写：“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友人任华赞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低颜色”。
李白恃才傲物，“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他批评“下士大笑，如苍蝇声”，自己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欧洲，“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等传说流传甚广，常被误为真史，说明李白的张扬个性也得到欧洲读者们的认可。
其次，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豪；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以不可求之事求之”，这种生命中的逍遥，真潇洒者才能得。
其三，虽“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也绝不妥协。
其四，强烈的平等意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在人人低头“屈己”的时代，李白始终强项，所以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千古名句。
在压抑的前现代社会中，李白最大化保持了独立人格，蒙太古、贝尔佩尔等却假装没看到。
让拉斯洛着迷的是什么
李白从启蒙者、浪漫者，到“文人气不足”，体现出跨文化交流的艰难。
上世纪前半叶，曾仲鸣、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等中国学子赴海外留学，西方学者终于明白怎么读李白，才抓住了李白诗歌的根本特征——想象力。据学者蒋向艳的《法国的李白研究》一文钩沉，蒙太古将李白视为及时享乐主义者，徐仲年则击穿了该幻觉，他指出：李白是悲观主义者，他用喝酒驱赶愁绪，用写诗营造希望。
然而，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李白形象再次变模糊。
后现代文化正消解所有，随着永恒、经典、形而上、价值、深刻等被推倒，阅读丧失了沉重感，变成了消费，则谁还自找苦吃，去啃艰深的严肃书籍？谁还关注李白写了什么？
拉斯洛喜欢李白，更多是对一切意义被剥夺、资本成唯一主宰的世界感到恐惧。余泽民记，拉斯洛曾自道：“我喜欢他（指李白）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如李白也被篡改、被忽略、被遮蔽，写更难读的小说家拉斯洛，又该如何？不同文化圈的人被同一本书感动，彼此惺惺相惜的传说，还能延续吗？
让拉斯洛着迷的，是李白曾守护的、滋养过无数代人的那个空间，世上多一人读李白，这空间就大一分，少一人读李白，它就小一分。但实话实说，读真李白，拉斯洛还远没入门。
“拉斯洛喜欢李白，从我们第一次见面（1993年）他就跟我说，他有一个愿望，想找一个机会请我陪着他到中国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一圈。1998年5月，他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在一家国际新闻基金会的赞助下，我陪他到中国旅行了一个月，沿着李白的足迹走了近十座城市。”这是翻译家余泽民笔下的匈牙利小说家拉斯洛，后者赢得了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
旅途中，“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有作家、学者，也有平头百姓。不管遇到谁，话题总是离不开李白”，连余泽民都有点受不了，拉斯洛常拦住过路者问：你知道李白是谁吗？你能背李白的诗吗？你为什么喜欢李白？你认为李白和杨贵妃做过情人吗……
拉斯洛不懂中文，他真能读懂李白的诗？他迷上的李白，与真实的李白，差距多大？作为李白的“迷弟”，为什么拉斯洛的创作中毫无李白的影子呢？
“艺术无国界”“诗歌无国界”是优美的口号，但现实很骨感：对于拉斯洛等欧洲人来说，李白只是他们逃避现实时，想象出来的一个符号，虽不断涂改，却始终未能摆脱刻板印象。国人对此既不必当真，也无需上头——愿沟通始终是好事，沟通多，共鸣就多。
一位澳大利亚的中文博主曾说：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只有中国人才能读懂中国诗，其实任何国家的人都能读懂，都会喜欢它。
真希望这位博主所说的能早日变成现实。本文主要依据学者景若冰的论文《英美世界中的李白神话》，将西方人对李白的误读史，予以钩沉。
只介绍 不翻译
最早向欧洲介绍李白的，是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编者是耶稣会神父杜赫德。
据景若冰钩沉，书中介绍了中国诗：“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并提到李白和杜甫，认为他们“丝毫不逊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伟大诗人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
阿那克里翁是一位快乐诗人，活到85岁，晚年仍沉迷于美酒和断袖癖，贺拉斯是哲学家，擅写讽刺诗，多道德说教。
杜赫德为什么要这么对比？很可能是随手一写。杜赫德的兴趣在传教，在书中，他认真介绍了中国的《五经》，认为与《圣经》相通。当时西方人把不信教者分为三类，中国人、日本人属第一类，“都离真理不远”，有稳定的政府、确定的法律、成熟的官僚体系和繁荣的市场，且都使用文字，“已初涉真理之河”，被当成容易传教的对象。说李白、杜甫像阿那克里翁和贺拉斯，潜台词是传教难度低。
杜赫德没打算恭维李白，作为传教士，他将所有异教徒视为野蛮人。
1780年，另一位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编纂出版《北京耶稣会士杂记》，其中“有一篇较详细的法文李白生平资料”，称赞李白的诗是“九千尺高的火炬”，但“一个大诗人的心灵品质不总是与他的才气相匹配，他一朝重获自由，便终日烂醉如泥”。和杜赫德一样，钱德明也没翻译李白的诗，二人都不认为欧洲人有必要读它们。
突然成了启蒙者
1780年，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突然写了一首关于李白的长诗《东方牧歌之三：李白，或一个好官——中国牧歌》。
据景若冰钩沉，作者不了解李白，称李白是王子、总督、温和的统治者，管理河南、江西、西湖等大片地区，且气质忧郁。诗中称：“在愁绪中他忆起了昨夜之梦，他梦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世界，在这里‘孔教’的‘牧师’给他带来了平静，他对李白说：‘弱则善辩，穷则善忍。’”
当时欧洲教会权力大，造成动荡、腐败、专制等，“没有哪个如此邪恶的预谋不披着宗教的外衣，没有哪次反叛出于自身目的不冠以华丽的宗教改革的名号”，相比之下，明朝是一个世俗政权，让伏尔泰、哥德斯密斯、瓦尔特·兰顿等启蒙者羡慕不已，视为最完美的治理方式。
诗人赞中国高官李白，意在讽刺欧洲教会。当时英国贵族以忧郁为身份象征，所以李白也变忧郁。拿李白说事，可能当时许多欧洲人只听说过这么一位中国名人。
类似的书在当时欧洲不罕见。1668年，英国人约翰·韦伯写出《论中华帝国的语言可能是原始语言的历史散论》，竟称中文与欧洲语言“同源”，作者对比了传教士对中国的报道与《圣经》中的内容，认为中文更古老，因为符合原始语言的六大特征：古老、平易、普遍、表达端庄、有用、简洁。可见，欧洲的《圣经》被后人篡改了，原版在中国。还有欧洲学者“考证”出，中国的祖先是上帝的第三个儿子……欧洲掀起长达百年的“中国热”。
在此背景下，约翰·司各特将李白写成了启蒙者。
乱译失去了原味
随着德语国家崛起，李白形象再变。
德语国家近代化起步晚于英法，一度分裂为数百小国，为制造集体共识，只有寻找并建构共同神话，并将此视为全球经验。德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07年，歌德“宣告民族文学的结束以及世界文学的开始”，但德国学者吕福克在《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指出，歌德只看过中国古代二三流作品，所谓“世界文学”，不过是臆想出的赝品。于是，李白又成功转型为“伟大的抒情诗人”，致力于写民族神话，与德国文学同调。其实，那些神话多出自德国人的误译与翻作。
奥地利音乐家马勒据李白的7首诗，谱写《大地之歌》组曲，可“最为西方读者喜爱且被视为最典型的中国诗，有时根本就非中国诗的原文原貌，而是后人的改编、再创造”，吕福克称为“错误诠释的美感”。
据日本学者富士川英郎钩沉，以德迈尔译《静夜思》为例：
明亮的月光照在我的睡床上
我怀疑窗外是否已经天亮
抬头望见高空闪亮的他乡明月
不由得想起自己的故乡
题目为《中国饮酒诗》，已失原味，但还能更离谱，如“晨钟响，战鼓鸣，家米空/弟兄们沉溺在醉梦中/过去已死，将来无害/不停地醉酒如泥的李太白”，谁能看出这首《永远酩酊》竟翻自《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
乱译带来巨大的传播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洲人熟悉的东方诗人，仅伊朗莪默·伽亚谟（《鲁拜集》的作者）和中国李白。
竟说李白“匠气太足”？
据学者蒋向艳钩沉，几代德国学者误导，被19世纪法国学者蒙太古当真：
要是在某些文学形式中找到了中国和欧洲特性的相似之处，也不用太惊讶……读到李白的一首小诗《静夜思》时，一些人大叫起来：“多么像一首德国的浪漫曲！”“多么像海涅的诗！”
蒙太古不懂中文，认为中国诗人只是欧洲的“小抒情诗人”。
据学者杨振在《用法文述说李白》一文中钩沉，法国汉学家德理文开始从李白的《悲歌行》中读出“因为灵魂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种莫大的空虚”；从《静夜思》中读出“李白代表中国人依恋故土的国民性”；从《春日醉起言志》中读出“李白爱的真是酒吗？难道他爱的完全不是醉后的糊涂，不是对隐忧，对在他诗中时常出现、萦绕在他心头的死亡的忘却吗”；从《行行且游猎篇》中读出“行动者的嫉妒”……
法国汉学家贝尔佩尔批评李白：“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被视为激情的呼喊。”“过于抽象，以至于难以深刻打动我们。”“李白匠气过重，人文气不足”。
贝尔佩尔甚至写道，李白是异教徒，作品中少夫妻别离之苦，“对家庭的眷恋”只有“深刻尊重女性，尊重母亲的民族才会理解，这种感情是基督教征服的成果之一”。他认为，在世事多变和死亡困扰前，李白没有基督徒的屈从精神，只会借酒浇愁。
贝尔佩尔对中国诗的抒情传统无基本了解，竟如此放言，暴露出持偏见者的狂妄。
人文精神被无视
读过古诗者皆知，李白是最具创造性、人文精神的诗人。在《李杜诗歌中人文思想的区别》一文中，学者袁立权做出精彩分析。
首先，“维护人格尊严，具有强烈的平等意识”，这是李白人文思想中最闪光处，27岁时，他在求荐信中写：“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友人任华赞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低颜色”。
李白恃才傲物，“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他批评“下士大笑，如苍蝇声”，自己则“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欧洲，“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等传说流传甚广，常被误为真史，说明李白的张扬个性也得到欧洲读者们的认可。
其次，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他“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豪；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以不可求之事求之”，这种生命中的逍遥，真潇洒者才能得。
其三，虽“悲歌自怜。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寄绝国而何仰？若浮云而无依。南徙莫从，北游失路”，也绝不妥协。
其四，强烈的平等意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追求无拘无束的生活，在人人低头“屈己”的时代，李白始终强项，所以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千古名句。
在压抑的前现代社会中，李白最大化保持了独立人格，蒙太古、贝尔佩尔等却假装没看到。
让拉斯洛着迷的是什么
李白从启蒙者、浪漫者，到“文人气不足”，体现出跨文化交流的艰难。
上世纪前半叶，曾仲鸣、梁宗岱、徐仲年、罗大冈等中国学子赴海外留学，西方学者终于明白怎么读李白，才抓住了李白诗歌的根本特征——想象力。据学者蒋向艳的《法国的李白研究》一文钩沉，蒙太古将李白视为及时享乐主义者，徐仲年则击穿了该幻觉，他指出：李白是悲观主义者，他用喝酒驱赶愁绪，用写诗营造希望。
然而，在后现代文化冲击下，李白形象再次变模糊。
后现代文化正消解所有，随着永恒、经典、形而上、价值、深刻等被推倒，阅读丧失了沉重感，变成了消费，则谁还自找苦吃，去啃艰深的严肃书籍？谁还关注李白写了什么？
拉斯洛喜欢李白，更多是对一切意义被剥夺、资本成唯一主宰的世界感到恐惧。余泽民记，拉斯洛曾自道：“我喜欢他（指李白）的豪放，我喜欢他谈醉酒，谈月亮，谈生活，谈分离，谈朋友——我喜欢他的律动，他无尽的能量，他流浪的心性——我喜欢李白，喜欢这个人。当然，我只能在译文的基础上揣测诗歌，但是揣测的结果总是告诉我，天哪，这该是多么美妙的诗歌。”
如李白也被篡改、被忽略、被遮蔽，写更难读的小说家拉斯洛，又该如何？不同文化圈的人被同一本书感动，彼此惺惺相惜的传说，还能延续吗？
让拉斯洛着迷的，是李白曾守护的、滋养过无数代人的那个空间，世上多一人读李白，这空间就大一分，少一人读李白，它就小一分。但实话实说，读真李白，拉斯洛还远没入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