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和王杏芬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壮哉，桂西北》（漓江出版社），以深沉的笔触记录了广西河池市的“崛起与蝶变”。在时代语境中，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是正在书写的当下篇章，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实践注脚。河池人民在这场接续奋斗中，让这片土地的经济社会、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蜕变。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文学图谱中，《壮哉，桂西北》独树一帜，别见风景，另有精神，彰显着独特的文本价值。作品真切呈现了超越想象的“河池的艰难与河池人的顽强”，使作品生成鲜明的特质——壮。河池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又以壮族为主，人是“壮”人。而更深刻的“壮”，是因为山水之“壮”的孕育。这里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的旋律穿越时空，而《壮哉，桂西北》以“壮哉”为名，传唱的正是河池人民用激情、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新时代叫作“壮歌”的新山歌。它雄壮、嘹亮、深情、悠扬，感动读者。
《壮哉，桂西北》不足3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全篇有《苦难与荣光》《顽强地跋涉》《生长的力量》《山高人为峰》四章，既全方位勾勒出“六新河池”的经济繁荣、宜居宜业、生态秀美等新时代面貌，也通过多维度书写展示河池奇壮的地理和独特的文化、河池人乐观自强的精神，在地之“艰难”与人之“顽强”之间写出桂西北“壮哉”的时代宣言。
一方水土塑一方精神，地理环境对群体人格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述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与艺术特质的内在关联，在此得到生动印证。
桂西北除了山还是山，“境内大山几乎能人均一座”，山高道阻，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有“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之语。当地山歌中也有“瑶山路呀瑶山路，上山手攀藤，下山手勾树，背篓压弯腰，谁知行路苦”这一类的描写。“大雨成河，小雨成池。”河池由此得名。这里河多，水资源也丰富，但“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带来奇秀风景的同时，也让水寂静无声地流入地下，形成地下河，河水流向遥远的他乡”。取水之难，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天大难事。也正因如此，生活于此的河池人才淬炼出如山一般坚忍不拔的意志。
河池“是石海，也是歌海”。“刘三姐歌谣”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河池别具魅力的文化名片。山歌的繁盛，源于“在与世隔绝、缺粮少衣的贫困生活中，山歌成了慰藉他们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山歌里的生活气息，也反映出他们面对艰难而不气馁的自乐与达观。河池还是“挂满勋章的红土地”，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在此留下了革命足迹，韦拔群等红军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大地。这里的红，“不是地质意义上的，而是关乎精神特质，关乎信仰与力量”。作者对河池地理和文化的叙述，既说明了它自然条件的艰难，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艰巨作了注释，也揭示出河池人不畏困难、顽强奋斗的文化基因。
而“崛起与蝶变”，是河池新山乡巨变最壮美的风景，是新时代河池人奋斗创造新传奇的写照。“崛起与蝶变”在时间维度中得到直接的显现，报告文学通过现实与历史的比照，让河池的蜕变跃然纸上。例如，曾经大石山区养猪的村民既怕养瘦了，也怕养肥了。“猪肥运不出大山”，是因为行路难。现在，这里不仅建设有“四好农村路”、高速公路，还有“开往春天的高铁”“历时6年，削平65座山头建成的广西河池金城江机场”，交通的便捷使山的围城与外面精彩的世界畅通地连接起来。例如，往昔苦于取水之难的老人，捧着接入家中的清澈自来水老泪纵横：“80多年了，我也有了喝甘甜清水的命！”以一系列具体的数据和生动的事例，写实了河池大地的焕新巨变，使读者对此有了真切可感的认知。
创造河池“崛起与蝶变”传奇的，是这里的奋斗者。报告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的维度是《壮哉，桂西北》这部新作叙事的核心维度。作品中的人物群像熠熠生辉，他们中有县、乡镇和部门领导，有驻村扶贫干部，也有普通的群众。而牺牲者的故事最令人动容，全市有93名扶贫干部，“他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脱贫攻坚一线，留在了他们抛洒过汗水与深情的那些遥远的村㟖”。作品重点叙写的黄景教、庄宁斌、黄吉安等人物，他们各有各的感人故事和殉职情形，而河池的蝶变，成为他们共同的丰碑。青年民警郭孟德揣着感恩之心反哺乡土，一而再，再而三地忘我舍家驻村扶贫。获评广西优秀第一书记、广西青年榜样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他，不仅在扶贫岗位恪尽其职，还默默地捐资助学，将所获奖金捐给困难学子和群众。韦庆珠和唐素平“夫妻修路”的故事也让人肃然起敬。夫妻俩用10年之久，开掘出1.5公里山路，“花费了他们9.8万多元，其中1.6万元还是欠的外债”。他们本可以选择“等靠”国家来修路。“但为什么要等和靠呢？”“力所能及的事我们还是得自己做，不能事事依赖国家。”不加修饰的纯真话语，刻画出这对大山夫妻如山石般的品格与识大体的胸怀。
《壮哉，桂西北》是一部有劲道、有精神感染力的作品，让我们听见新时代壮歌的嘹亮。
纪红建和王杏芬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壮哉，桂西北》（漓江出版社），以深沉的笔触记录了广西河池市的“崛起与蝶变”。在时代语境中，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是正在书写的当下篇章，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实践注脚。河池人民在这场接续奋斗中，让这片土地的经济社会、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蜕变。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文学图谱中，《壮哉，桂西北》独树一帜，别见风景，另有精神，彰显着独特的文本价值。作品真切呈现了超越想象的“河池的艰难与河池人的顽强”，使作品生成鲜明的特质——壮。河池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又以壮族为主，人是“壮”人。而更深刻的“壮”，是因为山水之“壮”的孕育。这里是“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弯又多”的旋律穿越时空，而《壮哉，桂西北》以“壮哉”为名，传唱的正是河池人民用激情、热血乃至生命谱写的新时代叫作“壮歌”的新山歌。它雄壮、嘹亮、深情、悠扬，感动读者。
《壮哉，桂西北》不足30万字，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作品。全篇有《苦难与荣光》《顽强地跋涉》《生长的力量》《山高人为峰》四章，既全方位勾勒出“六新河池”的经济繁荣、宜居宜业、生态秀美等新时代面貌，也通过多维度书写展示河池奇壮的地理和独特的文化、河池人乐观自强的精神，在地之“艰难”与人之“顽强”之间写出桂西北“壮哉”的时代宣言。
一方水土塑一方精神，地理环境对群体人格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的。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论述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与艺术特质的内在关联，在此得到生动印证。
桂西北除了山还是山，“境内大山几乎能人均一座”，山高道阻，旅行家徐霞客在其游记中有“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之语。当地山歌中也有“瑶山路呀瑶山路，上山手攀藤，下山手勾树，背篓压弯腰，谁知行路苦”这一类的描写。“大雨成河，小雨成池。”河池由此得名。这里河多，水资源也丰富，但“大面积的喀斯特地貌带来奇秀风景的同时，也让水寂静无声地流入地下，形成地下河，河水流向遥远的他乡”。取水之难，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天大难事。也正因如此，生活于此的河池人才淬炼出如山一般坚忍不拔的意志。
河池“是石海，也是歌海”。“刘三姐歌谣”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河池别具魅力的文化名片。山歌的繁盛，源于“在与世隔绝、缺粮少衣的贫困生活中，山歌成了慰藉他们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山歌里的生活气息，也反映出他们面对艰难而不气馁的自乐与达观。河池还是“挂满勋章的红土地”，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在此留下了革命足迹，韦拔群等红军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大地。这里的红，“不是地质意义上的，而是关乎精神特质，关乎信仰与力量”。作者对河池地理和文化的叙述，既说明了它自然条件的艰难，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艰巨作了注释，也揭示出河池人不畏困难、顽强奋斗的文化基因。
而“崛起与蝶变”，是河池新山乡巨变最壮美的风景，是新时代河池人奋斗创造新传奇的写照。“崛起与蝶变”在时间维度中得到直接的显现，报告文学通过现实与历史的比照，让河池的蜕变跃然纸上。例如，曾经大石山区养猪的村民既怕养瘦了，也怕养肥了。“猪肥运不出大山”，是因为行路难。现在，这里不仅建设有“四好农村路”、高速公路，还有“开往春天的高铁”“历时6年，削平65座山头建成的广西河池金城江机场”，交通的便捷使山的围城与外面精彩的世界畅通地连接起来。例如，往昔苦于取水之难的老人，捧着接入家中的清澈自来水老泪纵横：“80多年了，我也有了喝甘甜清水的命！”以一系列具体的数据和生动的事例，写实了河池大地的焕新巨变，使读者对此有了真切可感的认知。
创造河池“崛起与蝶变”传奇的，是这里的奋斗者。报告文学是人的文学，人的维度是《壮哉，桂西北》这部新作叙事的核心维度。作品中的人物群像熠熠生辉，他们中有县、乡镇和部门领导，有驻村扶贫干部，也有普通的群众。而牺牲者的故事最令人动容，全市有93名扶贫干部，“他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脱贫攻坚一线，留在了他们抛洒过汗水与深情的那些遥远的村㟖”。作品重点叙写的黄景教、庄宁斌、黄吉安等人物，他们各有各的感人故事和殉职情形，而河池的蝶变，成为他们共同的丰碑。青年民警郭孟德揣着感恩之心反哺乡土，一而再，再而三地忘我舍家驻村扶贫。获评广西优秀第一书记、广西青年榜样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他，不仅在扶贫岗位恪尽其职，还默默地捐资助学，将所获奖金捐给困难学子和群众。韦庆珠和唐素平“夫妻修路”的故事也让人肃然起敬。夫妻俩用10年之久，开掘出1.5公里山路，“花费了他们9.8万多元，其中1.6万元还是欠的外债”。他们本可以选择“等靠”国家来修路。“但为什么要等和靠呢？”“力所能及的事我们还是得自己做，不能事事依赖国家。”不加修饰的纯真话语，刻画出这对大山夫妻如山石般的品格与识大体的胸怀。
《壮哉，桂西北》是一部有劲道、有精神感染力的作品，让我们听见新时代壮歌的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