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人类探索世界时，我们将周边的环境和其他人纳入对自身的认知之中。我们的哲学和科学同样完全始于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我们将自己看作宇宙的焦点和终极目标。然而百年来，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不仅远非宇宙的中心，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在宇宙中也只占据极其渺小的一部分。这种戏剧性的自我再定位在宗教与哲学、科学与社会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我们开始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审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意义。在本书中，我希望通过分享我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的了解，激发人们以类似的方式修正对自我的认知。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一直都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密不可分。我们知道，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在我们的星球上只进化了这一次，因为所有的生命体，从病毒和细菌到人类，都是基于相同的基因规则形成的，具有相同的DNA编组语言。人类DNA与蛤蜊DNA的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与犬类DNA的相似程度，与灵长类动物的DNA则近乎相同。虽然我们已经进化成了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并挣脱了许多目前仍约束着其他物种的束缚，却仍生活在自然史的基本原则之中并受其束缚。塑造了所有生命的生态与进化过程也同样塑造了我们这种大脑发达的物种，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人类文明、动物种群和植物种群在空间和社会结构上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已经忘却了这种渊源和共同的谱系，但将人类历史当作自然史来研究有助于我们回忆过去并预测未来。
让自然史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尽管自然史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也历经了数百万年的磕磕绊绊，但如今的自然史却常常被贬为一门观察动植物的过时学科。自然史研究始于古希腊，彼时它还是一门崇高的学问，是第一科学，以理解从天空中的星星到森林中的树木等世间万物为目标。今天的情形却截然不同，自然史研究往往被用于构建二手甚至三手观测结果和公共数据的大数据集。不过，自然史研究并不依赖博物馆，它的科学前沿仍然由那些大胆、独特而又富有创新性的发现驱动。
有三个互相关联的主题贯穿本书的始终：第一，地球上最古老的对抗来自竞争与合作。从文化群体的形成到工业和信息革命，创新都是由合作驱动的。此外，合作也是应对当今全球环境危机的唯一办法。历史学家、生态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们总是聚焦于消极竞争性的和掠夺性的互动，却忽略了合作在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生物之间的共同进化，比如猎手和猎物在生存竞赛中的共同进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约束着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并将其置于共同的生存处境当中。
第三，通过为生态和进化过程、模式与系统赋予大量决定性因素，自组织、分层控制、共生起源和共同进化互相增补。这种时空决定论为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诞生提供了自然史角度的路线图或模板。
这些进化过程的效力并未止步于文明。我们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将文明简单地定义为人类的组织方式，它导致了越来越发达的文化、科学、工业和管理体制。或者我们也可以将文明简单地定义为野蛮、无序和混乱的对立面，这些词语指的都是缺乏社会组织的状态。
在追踪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从狩猎采集者的延伸性家庭群组到人类通过农业和工业革命大规模地组织自己的劳动力，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的控制。在很多方面，我们正在控制自然，而不是受制于自然。因此，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有机关联并不仅仅导致了文明的进化，也导致了创造人类本身的自然系统的退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人类行为驱动星球模式的地质时代已经改变了自然史的语境，而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本土干扰因素：自然曾经决定人类的发展方向，而如今人类正决定着自然与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
（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荣休教授）
当我们人类探索世界时，我们将周边的环境和其他人纳入对自身的认知之中。我们的哲学和科学同样完全始于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我们将自己看作宇宙的焦点和终极目标。然而百年来，我们开始意识到人类不仅远非宇宙的中心，我们所在的时间和空间在宇宙中也只占据极其渺小的一部分。这种戏剧性的自我再定位在宗教与哲学、科学与社会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我们开始以一种激进的方式重新审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意义。在本书中，我希望通过分享我对人类这个物种的自然史的了解，激发人们以类似的方式修正对自我的认知。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人类一直都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密不可分。我们知道，能够自我复制的生命在我们的星球上只进化了这一次，因为所有的生命体，从病毒和细菌到人类，都是基于相同的基因规则形成的，具有相同的DNA编组语言。人类DNA与蛤蜊DNA的相似程度甚至超过了与犬类DNA的相似程度，与灵长类动物的DNA则近乎相同。虽然我们已经进化成了在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并挣脱了许多目前仍约束着其他物种的束缚，却仍生活在自然史的基本原则之中并受其束缚。塑造了所有生命的生态与进化过程也同样塑造了我们这种大脑发达的物种，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人类文明、动物种群和植物种群在空间和社会结构上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已经忘却了这种渊源和共同的谱系，但将人类历史当作自然史来研究有助于我们回忆过去并预测未来。
让自然史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是一项重要且艰巨的任务。尽管自然史对于我们祖先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也历经了数百万年的磕磕绊绊，但如今的自然史却常常被贬为一门观察动植物的过时学科。自然史研究始于古希腊，彼时它还是一门崇高的学问，是第一科学，以理解从天空中的星星到森林中的树木等世间万物为目标。今天的情形却截然不同，自然史研究往往被用于构建二手甚至三手观测结果和公共数据的大数据集。不过，自然史研究并不依赖博物馆，它的科学前沿仍然由那些大胆、独特而又富有创新性的发现驱动。
有三个互相关联的主题贯穿本书的始终：第一，地球上最古老的对抗来自竞争与合作。从文化群体的形成到工业和信息革命，创新都是由合作驱动的。此外，合作也是应对当今全球环境危机的唯一办法。历史学家、生态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们总是聚焦于消极竞争性的和掠夺性的互动，却忽略了合作在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生物之间的共同进化，比如猎手和猎物在生存竞赛中的共同进化，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约束着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并将其置于共同的生存处境当中。
第三，通过为生态和进化过程、模式与系统赋予大量决定性因素，自组织、分层控制、共生起源和共同进化互相增补。这种时空决定论为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诞生提供了自然史角度的路线图或模板。
这些进化过程的效力并未止步于文明。我们可以在实际操作中将文明简单地定义为人类的组织方式，它导致了越来越发达的文化、科学、工业和管理体制。或者我们也可以将文明简单地定义为野蛮、无序和混乱的对立面，这些词语指的都是缺乏社会组织的状态。
在追踪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从狩猎采集者的延伸性家庭群组到人类通过农业和工业革命大规模地组织自己的劳动力，人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自然的控制。在很多方面，我们正在控制自然，而不是受制于自然。因此，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有机关联并不仅仅导致了文明的进化，也导致了创造人类本身的自然系统的退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人类行为驱动星球模式的地质时代已经改变了自然史的语境，而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影响力最大的本土干扰因素：自然曾经决定人类的发展方向，而如今人类正决定着自然与这颗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
（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荣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