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自然的永恒
关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英语学界中盛行的通常是以下这两种主流解释：第一种解释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将神等同于包含在属性之中的基本自然法则，归根到底，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披着自然神论或泛神论外衣的无神论。第二种解释则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复兴了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一元论，是彻头彻尾的“无世界论者”。也就是说，斯宾诺莎仅仅断言神的存在而否定了个别事物的存在，所谓的样态不过是流逝的、非现实的现象而已。
在迈拉迈德看来，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都没有充分重视斯宾诺莎的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即“无限者对于有限者的优先性”。斯宾诺莎相信，无限者无论是在本性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先于其他所有事物，研究哲学的正确次序应当是从无限者开始。这就意味着，作为有限者的人类“无法在不确定神存在的情况下拥有任何其他确定的知识”，人类无法通过对有限概念的逐渐净化来最终把握神或终极实在。
斯宾诺莎认为，从柏拉图在《会饮篇》提出的“美的理念”到笛卡尔的“我思”恰恰都颠倒了正确的次序，这种从有限事物开始的认识论路径甚至不能让人们理解有限物的本性。这些哲学家用他们构建自然知识的虚构物来考察神的本性，因而必然会将大量与有限事物属性有关的虚构想象强加到他们对于神的理解之中，由此导致的一个典型谬误就是将神等同于自然或自然法则。
按照惯常的理解，斯宾诺莎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中将上帝定义为唯一的、无限的、自由的实体，祂构成一切存在的基础。斯宾诺莎所理解的上帝被剥离了传统宗教的人格化特征，祂通过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表现自身。斯宾诺莎由此将神与自然等同起来，将上帝的观念转化为自然主义哲学的一元论体系。然而，斯宾诺莎在写给伦敦皇家秘书奥登堡的第73封信中就明确指出，自己关于神与自然的观点往往被某些人粗暴地误解为“建立在神与自然的等同之上”，这些人又将自然理解为“某种团块或物体性的质料”，这种理解注定会对斯宾诺莎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犯下很大的错误”。
对斯宾诺莎来说，上帝这个唯一的实体具有“绝对无限的”存在力量，其绝对本质表现为能存在和施动的无限力量。也就是说，有限存在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存在或保存自己，它们必须依靠单凭自身便得以存在的实体。让有限存在得以存在、保持、产生作用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因此，斯宾诺莎的神并非被动僵死的物质自然，而是“所有可被无限理智所囊括之物的动力因”，更多地展现于自然的能动部分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仅仅按照人类所把握的自然法则来理解上帝，因为这些自然法则在人类有限的经验中或许显得是永恒不变的，但它们实际上都取决于基本粒子的构成、结构及其在基本作用力下的相互作用。相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人类文明累积的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但相较于无限的时空来说，人类的经验则是相当有限的。在超越了既定的时空范围之后，人类的认知迄今所把握到的自然法则就很可能要施加必要的修正乃至发生重大的变化。上帝作为无处不在的绝对无限之存在，显然不可能等同于人类的有限理智所理解的自然法则。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理解上帝的方式，体现的恰恰是庸常心智“从自己的有限视角评估所有事物的狂妄”。
但由此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斯宾诺莎的上帝理解为拿破仑式的专断意志，完全不受任何理性法则的约束，随时都可以打着“例外状况”或“紧急状态”的名义来违背先前制定的理性法则，创造种种所谓的人间奇迹。在斯宾诺莎看来，庸常心智总是喜欢用拟人论的方式来想象上帝的形象，这种对上帝的理解表面上似乎颂扬了上帝的意志，但实际上贬低了上帝的能力。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者，上帝在开创世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因而已经通过祂的理智所制定的诸多律法，对所有状态都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人类眼中的奇迹只是无法用人类迄今所认识的规律或法则来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无法按照上帝所制定的律法和规则来解释。把上帝理解为热衷于无视自然规律和社会律法的专断意志，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绝对理智的最大亵渎。因此，斯宾诺莎否认存在违背自然法则的奇迹，在他看来，这种对奇迹的信仰“表现了无知，破坏了对上帝的恰当认识”。
但斯宾诺莎发现，以奇迹的方式来解释上帝和相关教义，总是能对普通民众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普通民众拥有崇拜奇迹的心理，他们是如此软弱，不管他们平日多么热衷于鼓吹道德，但在内心崇拜的仅仅是强权和暴力，因此“只有当上帝的力量凌驾于自然的力量时，他们才崇拜上帝的力量”。而民众之所以普遍存在如此成问题的心态，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目光远大的理性审慎者建立和指导的开放社会严格恪守法律，最不容易形成这样的愚妄态度。但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其成员“没有熟练的技巧”，多半凭借机运才能实现自身的长期存续与事业繁盛，那就必然“惊叹与崇拜上帝指导的灵”，因为“这种社会所发生的事都是突如其来，出乎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而由此产生的志得意满的反智狂热必让其越来越远离健全信仰的审慎和智慧。
不难看出，反智狂热纵容自己的激情遮蔽了充足理由律在理性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充足理由律主张，一切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与发生都必须有充分的原因或理性的解释，“无理由则不存在”，而根据迈拉迈德的观点，这就是理解斯宾诺莎的另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实体并不像德国观念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某种赤裸的、无形的基底。恰恰相反，神的本性决定了实体必然拥有某些真实的结果。
德国观念论者对斯宾诺莎的无世界论解读，将斯宾诺莎理解为激进的宗教思想家，他们主张，斯宾诺莎并未否定神的现实性，而仅仅否认了有限物和多样化的世界的现实性。然而，倘若仔细审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就可以发现，斯宾诺莎的神是所有事物的内持因，即“其结果在原因之中的动力因”，因而所有事物都在神之中表现着实体生成无数事物的无限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表现：“实体首先表现自身于属性中，每一种属性皆表现了某种本质。然而诸属性亦表现其自身：它们表现自身于其所各自具有的样态中，每一样态皆表现了该所属之属性的一个方面。”迈拉迈德断言，作为实体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样态“既谓述实体，也内附于实体”，神的绝对理智的无限力量确保了样态不可能仅仅是幻象。显然，世界和自然并没有没入或消失于斯宾诺莎的神之中。
然而，有限的存在并不仅仅内附于神的本质，它也在时间之中内附于产生了它的其他有限事物。倘若后面这种时间性的内附关系遮蔽了前面这种真正的内附关系，那么一个人就会在封闭的环境下被各式各样的错误观念和被动情状所支配。他关于恶的观念“来自自我中心的拟人论幻象”，他会囿于有限认知建构的残缺视野，将原本是理性法则必然结果的自然现象视为人为的罪恶，而把人为的罪恶视为自然现象，由此虚假的道德说教取代了真正的哲学沉思。这种人恰如达·芬奇寓言中的那只随心所欲的飞蛾，虽然它心向光明，但由于错将蜡烛的火焰当作太阳的光芒，结果在飞蛾扑火的鲁莽行动中烧毁了自己精美的翅膀。
迈拉迈德强调，尽管思想属性在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但鉴于斯宾诺莎所持有的观念－事物平行论与属性间平行论，斯宾诺莎始终无法接受还原主义式的唯心论。因此在迈拉迈德看来，斯宾诺莎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实体一元论者，而是思想与存在的二元论者，身体或物体的存在无法被还原为思想。神的理智可以在无限多的属性下构想神的形态，人类的心灵却仅仅能够认识思想与广延的样态。神的思想属性虽然只是神的一个属性，但它之所以能够与整个实体同构，是因为思想的样态是无限多面的，每个观念都有无限多面来表象其他属性下的平行样态。既然“所有的观念都分有思想的力量”，那么人类要从有限环境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就需要通过对上帝的理性直观来形成超越自身局限的共同观念，以便于诉诸无限理智来分有思想的力量，让自身表现出具有更大的行动力量和理解力量的现实性或完善性。因此，人类最终的救赎之路就是表现的道路，即通过理智的认识主动表现上帝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上帝本质展开自身的一个观念，设法拥有那些可以借由我们自身之本质而得到解释，并且表现了上帝的诸多情感”。
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绝不是无视信仰与道德的必要约束的无神论者，恰恰相反，与上帝有关的终极关切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倘若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者，何以他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如此众多的批判乃至迫害？黑格尔对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斯宾诺莎的反对者们做得好像自己是为了神似的，好像就该他们为神说话似的”，但“那些给斯宾诺莎抹黑的人并不是愿意维护神，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企图维护有限的东西和有限的世界”，可以认为，他们所力图维护的那个有限世界，恰恰就是斯宾诺莎努力消解的狂热激情的黑暗源泉。
告别狂热，走向自发性
这种反智的狂热激情不仅让荷兰的大学里原本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蜕变为批量贩售盲目仇恨的符号暴力的廉价文化产业机构，还对荷兰共和国这个17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国运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斯宾诺莎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祖国的悲剧性结局，但他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察觉到狂热的激情对荷兰的智识生活和政治秩序造成的强大破坏作用。在斯宾诺莎看来，造成社会和国家动荡的，并不是坚持理性思考和自由思想的哲学家，而是那群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维护秩序的卫道士，却又私自在民间煽风点火的黑暗使徒。摆脱这些黑暗使徒的精神操控的关键，就是要让一个人从裹挟他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狂热的激情，不管是哪一种，总是标志着人们的无能为力，这些激情并不表现人们的本质或力量。奴隶或弱者只具有狂热的激情，这些激情“源自错误的观念”，使他们处于“既不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也不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被奴役状态。他们无法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无法以理性和开明的方式解决各种分歧，因而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
按照流俗的理解，斯宾诺莎似乎是在倡导用理性来控制乃至消灭特定的激情，但斯宾诺莎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仅凭理性是无法根除激情对身体的支配作用的，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用一种稳健的情感来征服病态的激情。人类的情感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当人类的心灵具有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就必然是主动的，而当人类的心灵具有不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必然是被动的。专断的权力擅长利用仇恨、畏惧、嫉妒、傲慢等被动的情感来操控人心，因为人们通常贪恋的是诸如名利肉欲这样“变幻无常的东西”，这样的人即便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会陷入相反情感的牵扯和纠葛之中。“凡为相反的情感所激动的人，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每遇着一件小事，都易变得没有主见、左右摇摆”，这就让他们极易在精巧的诱导下陷于被奴役状态。但倘若一个人的爱好是追求永恒无限的知识和智慧，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逐渐培养出宁静平和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这样的人就很难在世俗的诱惑或威胁下彻底交出自己的理智和自由。
摆脱被动情感支配的关键，就是要在理性的指导下准确理解和践行德性，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超越封闭世界的有限视角，通过自然的本质或在永恒的形式下去认识更多的事物，激发对上帝的理智之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正是上帝对自己的爱，这是就上帝通过我们的本质而被展开这一点来说的，因之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本质的爱。至福不仅指的是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快乐，也是指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的爱。”
尽管黑暗使徒总是极力主张，刻意制造对外敌的仇恨，可以有效增强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对他人的无端仇恨不会长久维持一个群体的稳定，却会让这个群体充满戾气地在群体之外树立无数敌人。这种充满敌意的大环境即便没有摧毁这个群体，也堵塞了这个群体发展壮大自身的诸多通道。在不断变得贫瘠的环境中，这个群体成员的生存面临的往往是更严峻的挑战，而不是更稳妥的安排。仇恨滋长仇恨，无限增殖的仇恨只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仇恨只能被爱与宽容所彻底征服，而“为爱所完全征服的恨，将变成爱，这种爱将比此前未曾经历过恨时变得更为强大”，这才是一种将人类引向自发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主动情感。归根到底，“一种感情只能被另一种感情所征服，那唯一能战胜狂热情绪影响的感情是心灵的感情，即灵魂对其永恒基础的精神之爱或理智之爱。”
斯宾诺莎由衷地相信，通过持久缜密的理性反思，人们迟早可以看透野心的虚妄。不断利用被动情感来刺激民众、蛊惑人心的黑暗使徒，不管他们暂时攫取了多大的权势，他们终究是受困于消极情绪的精神奴隶。“奴隶通过痛苦激情而为我们所知，自由人则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快乐而被辨认出来”，“城邦若是越建立在快乐情感的基础上，则自身越健全；这样一来，对自由的爱将压过虚幻的希望、恐惧和自信。”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能够理性地行动，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是自我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或机械模式的结果。”在自由和健全的生存处境中，智者不会“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而会克服种种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的奴役，“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斯宾诺莎承认，在不幸被狂热侵扰乃至支配的世界里，一切高贵的精神品质都是稀少的，通向最高福祉的至善之道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正是这种艰难险阻，才配得上哲学崇高的智识地位和沉重的智识责任，因为哲学思辨的魅力恰恰在于通过不懈的理性沉思来完成艰难沉重的智识使命。
找到自然的永恒
关于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英语学界中盛行的通常是以下这两种主流解释：第一种解释深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将神等同于包含在属性之中的基本自然法则，归根到底，斯宾诺莎的哲学是披着自然神论或泛神论外衣的无神论。第二种解释则深受德国观念论的影响，认为斯宾诺莎复兴了古希腊埃利亚学派的一元论，是彻头彻尾的“无世界论者”。也就是说，斯宾诺莎仅仅断言神的存在而否定了个别事物的存在，所谓的样态不过是流逝的、非现实的现象而已。
在迈拉迈德看来，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都没有充分重视斯宾诺莎的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即“无限者对于有限者的优先性”。斯宾诺莎相信，无限者无论是在本性上还是在认识论上都先于其他所有事物，研究哲学的正确次序应当是从无限者开始。这就意味着，作为有限者的人类“无法在不确定神存在的情况下拥有任何其他确定的知识”，人类无法通过对有限概念的逐渐净化来最终把握神或终极实在。
斯宾诺莎认为，从柏拉图在《会饮篇》提出的“美的理念”到笛卡尔的“我思”恰恰都颠倒了正确的次序，这种从有限事物开始的认识论路径甚至不能让人们理解有限物的本性。这些哲学家用他们构建自然知识的虚构物来考察神的本性，因而必然会将大量与有限事物属性有关的虚构想象强加到他们对于神的理解之中，由此导致的一个典型谬误就是将神等同于自然或自然法则。
按照惯常的理解，斯宾诺莎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中将上帝定义为唯一的、无限的、自由的实体，祂构成一切存在的基础。斯宾诺莎所理解的上帝被剥离了传统宗教的人格化特征，祂通过自然法则的必然性表现自身。斯宾诺莎由此将神与自然等同起来，将上帝的观念转化为自然主义哲学的一元论体系。然而，斯宾诺莎在写给伦敦皇家秘书奥登堡的第73封信中就明确指出，自己关于神与自然的观点往往被某些人粗暴地误解为“建立在神与自然的等同之上”，这些人又将自然理解为“某种团块或物体性的质料”，这种理解注定会对斯宾诺莎自己的基本哲学立场“犯下很大的错误”。
对斯宾诺莎来说，上帝这个唯一的实体具有“绝对无限的”存在力量，其绝对本质表现为能存在和施动的无限力量。也就是说，有限存在无法仅凭自身的力量存在或保存自己，它们必须依靠单凭自身便得以存在的实体。让有限存在得以存在、保持、产生作用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因此，斯宾诺莎的神并非被动僵死的物质自然，而是“所有可被无限理智所囊括之物的动力因”，更多地展现于自然的能动部分之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就不能仅仅按照人类所把握的自然法则来理解上帝，因为这些自然法则在人类有限的经验中或许显得是永恒不变的，但它们实际上都取决于基本粒子的构成、结构及其在基本作用力下的相互作用。相对于有限的个人来说，人类文明累积的经验是无限丰富的，但相较于无限的时空来说，人类的经验则是相当有限的。在超越了既定的时空范围之后，人类的认知迄今所把握到的自然法则就很可能要施加必要的修正乃至发生重大的变化。上帝作为无处不在的绝对无限之存在，显然不可能等同于人类的有限理智所理解的自然法则。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理解上帝的方式，体现的恰恰是庸常心智“从自己的有限视角评估所有事物的狂妄”。
但由此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斯宾诺莎的上帝理解为拿破仑式的专断意志，完全不受任何理性法则的约束，随时都可以打着“例外状况”或“紧急状态”的名义来违背先前制定的理性法则，创造种种所谓的人间奇迹。在斯宾诺莎看来，庸常心智总是喜欢用拟人论的方式来想象上帝的形象，这种对上帝的理解表面上似乎颂扬了上帝的意志，但实际上贬低了上帝的能力。作为全知全能的存在者，上帝在开创世界的时候应该就已经考虑到了所有的情况，因而已经通过祂的理智所制定的诸多律法，对所有状态都做出了妥善的安排。人类眼中的奇迹只是无法用人类迄今所认识的规律或法则来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无法按照上帝所制定的律法和规则来解释。把上帝理解为热衷于无视自然规律和社会律法的专断意志，这本身就是对上帝的绝对理智的最大亵渎。因此，斯宾诺莎否认存在违背自然法则的奇迹，在他看来，这种对奇迹的信仰“表现了无知，破坏了对上帝的恰当认识”。
但斯宾诺莎发现，以奇迹的方式来解释上帝和相关教义，总是能对普通民众产生致命的吸引力。普通民众拥有崇拜奇迹的心理，他们是如此软弱，不管他们平日多么热衷于鼓吹道德，但在内心崇拜的仅仅是强权和暴力，因此“只有当上帝的力量凌驾于自然的力量时，他们才崇拜上帝的力量”。而民众之所以普遍存在如此成问题的心态，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目光远大的理性审慎者建立和指导的开放社会严格恪守法律，最不容易形成这样的愚妄态度。但倘若一个社会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其成员“没有熟练的技巧”，多半凭借机运才能实现自身的长期存续与事业繁盛，那就必然“惊叹与崇拜上帝指导的灵”，因为“这种社会所发生的事都是突如其来，出乎预料的，甚至可以说是奇迹”，而由此产生的志得意满的反智狂热必让其越来越远离健全信仰的审慎和智慧。
不难看出，反智狂热纵容自己的激情遮蔽了充足理由律在理性观念中的核心地位。充足理由律主张，一切事物或事件的存在与发生都必须有充分的原因或理性的解释，“无理由则不存在”，而根据迈拉迈德的观点，这就是理解斯宾诺莎的另一条基本的形而上学原则。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中，实体并不像德国观念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某种赤裸的、无形的基底。恰恰相反，神的本性决定了实体必然拥有某些真实的结果。
德国观念论者对斯宾诺莎的无世界论解读，将斯宾诺莎理解为激进的宗教思想家，他们主张，斯宾诺莎并未否定神的现实性，而仅仅否认了有限物和多样化的世界的现实性。然而，倘若仔细审视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就可以发现，斯宾诺莎的神是所有事物的内持因，即“其结果在原因之中的动力因”，因而所有事物都在神之中表现着实体生成无数事物的无限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两个层次的表现：“实体首先表现自身于属性中，每一种属性皆表现了某种本质。然而诸属性亦表现其自身：它们表现自身于其所各自具有的样态中，每一样态皆表现了该所属之属性的一个方面。”迈拉迈德断言，作为实体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样态“既谓述实体，也内附于实体”，神的绝对理智的无限力量确保了样态不可能仅仅是幻象。显然，世界和自然并没有没入或消失于斯宾诺莎的神之中。
然而，有限的存在并不仅仅内附于神的本质，它也在时间之中内附于产生了它的其他有限事物。倘若后面这种时间性的内附关系遮蔽了前面这种真正的内附关系，那么一个人就会在封闭的环境下被各式各样的错误观念和被动情状所支配。他关于恶的观念“来自自我中心的拟人论幻象”，他会囿于有限认知建构的残缺视野，将原本是理性法则必然结果的自然现象视为人为的罪恶，而把人为的罪恶视为自然现象，由此虚假的道德说教取代了真正的哲学沉思。这种人恰如达·芬奇寓言中的那只随心所欲的飞蛾，虽然它心向光明，但由于错将蜡烛的火焰当作太阳的光芒，结果在飞蛾扑火的鲁莽行动中烧毁了自己精美的翅膀。
迈拉迈德强调，尽管思想属性在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但鉴于斯宾诺莎所持有的观念－事物平行论与属性间平行论，斯宾诺莎始终无法接受还原主义式的唯心论。因此在迈拉迈德看来，斯宾诺莎并不是通常认为的实体一元论者，而是思想与存在的二元论者，身体或物体的存在无法被还原为思想。神的理智可以在无限多的属性下构想神的形态，人类的心灵却仅仅能够认识思想与广延的样态。神的思想属性虽然只是神的一个属性，但它之所以能够与整个实体同构，是因为思想的样态是无限多面的，每个观念都有无限多面来表象其他属性下的平行样态。既然“所有的观念都分有思想的力量”，那么人类要从有限环境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就需要通过对上帝的理性直观来形成超越自身局限的共同观念，以便于诉诸无限理智来分有思想的力量，让自身表现出具有更大的行动力量和理解力量的现实性或完善性。因此，人类最终的救赎之路就是表现的道路，即通过理智的认识主动表现上帝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上帝本质展开自身的一个观念，设法拥有那些可以借由我们自身之本质而得到解释，并且表现了上帝的诸多情感”。
不难看出，斯宾诺莎绝不是无视信仰与道德的必要约束的无神论者，恰恰相反，与上帝有关的终极关切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倘若斯宾诺莎不是无神论者，何以他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受如此众多的批判乃至迫害？黑格尔对此意味深长地评论道，“斯宾诺莎的反对者们做得好像自己是为了神似的，好像就该他们为神说话似的”，但“那些给斯宾诺莎抹黑的人并不是愿意维护神，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而企图维护有限的东西和有限的世界”，可以认为，他们所力图维护的那个有限世界，恰恰就是斯宾诺莎努力消解的狂热激情的黑暗源泉。
告别狂热，走向自发性
这种反智的狂热激情不仅让荷兰的大学里原本神圣庄严的学术殿堂蜕变为批量贩售盲目仇恨的符号暴力的廉价文化产业机构，还对荷兰共和国这个17世纪欧洲海上强国的国运施加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斯宾诺莎没有亲眼见证自己祖国的悲剧性结局，但他有足够的先见之明察觉到狂热的激情对荷兰的智识生活和政治秩序造成的强大破坏作用。在斯宾诺莎看来，造成社会和国家动荡的，并不是坚持理性思考和自由思想的哲学家，而是那群热衷于将自己标榜为维护秩序的卫道士，却又私自在民间煽风点火的黑暗使徒。摆脱这些黑暗使徒的精神操控的关键，就是要让一个人从裹挟他的狂热激情中解脱出来。狂热的激情，不管是哪一种，总是标志着人们的无能为力，这些激情并不表现人们的本质或力量。奴隶或弱者只具有狂热的激情，这些激情“源自错误的观念”，使他们处于“既不知道自身的利益是什么，也不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的被奴役状态。他们无法成为自己思想的主人，无法以理性和开明的方式解决各种分歧，因而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
按照流俗的理解，斯宾诺莎似乎是在倡导用理性来控制乃至消灭特定的激情，但斯宾诺莎完全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仅凭理性是无法根除激情对身体的支配作用的，真正有效的做法是用一种稳健的情感来征服病态的激情。人类的情感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当人类的心灵具有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就必然是主动的，而当人类的心灵具有不正确的观念时，它的情感必然是被动的。专断的权力擅长利用仇恨、畏惧、嫉妒、傲慢等被动的情感来操控人心，因为人们通常贪恋的是诸如名利肉欲这样“变幻无常的东西”，这样的人即便在短暂的时间内也会陷入相反情感的牵扯和纠葛之中。“凡为相反的情感所激动的人，不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每遇着一件小事，都易变得没有主见、左右摇摆”，这就让他们极易在精巧的诱导下陷于被奴役状态。但倘若一个人的爱好是追求永恒无限的知识和智慧，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逐渐培养出宁静平和的心灵，“使得它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这样的人就很难在世俗的诱惑或威胁下彻底交出自己的理智和自由。
摆脱被动情感支配的关键，就是要在理性的指导下准确理解和践行德性，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超越封闭世界的有限视角，通过自然的本质或在永恒的形式下去认识更多的事物，激发对上帝的理智之爱。“我们对上帝的爱正是上帝对自己的爱，这是就上帝通过我们的本质而被展开这一点来说的，因之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本质的爱。至福不仅指的是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快乐，也是指拥有上帝之中那样的主动的爱。”
尽管黑暗使徒总是极力主张，刻意制造对外敌的仇恨，可以有效增强特定群体的凝聚力，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对他人的无端仇恨不会长久维持一个群体的稳定，却会让这个群体充满戾气地在群体之外树立无数敌人。这种充满敌意的大环境即便没有摧毁这个群体，也堵塞了这个群体发展壮大自身的诸多通道。在不断变得贫瘠的环境中，这个群体成员的生存面临的往往是更严峻的挑战，而不是更稳妥的安排。仇恨滋长仇恨，无限增殖的仇恨只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仇恨只能被爱与宽容所彻底征服，而“为爱所完全征服的恨，将变成爱，这种爱将比此前未曾经历过恨时变得更为强大”，这才是一种将人类引向自发性、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主动情感。归根到底，“一种感情只能被另一种感情所征服，那唯一能战胜狂热情绪影响的感情是心灵的感情，即灵魂对其永恒基础的精神之爱或理智之爱。”
斯宾诺莎由衷地相信，通过持久缜密的理性反思，人们迟早可以看透野心的虚妄。不断利用被动情感来刺激民众、蛊惑人心的黑暗使徒，不管他们暂时攫取了多大的权势，他们终究是受困于消极情绪的精神奴隶。“奴隶通过痛苦激情而为我们所知，自由人则是通过其所具有的快乐而被辨认出来”，“城邦若是越建立在快乐情感的基础上，则自身越健全；这样一来，对自由的爱将压过虚幻的希望、恐惧和自信。”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的意思就是能够理性地行动，这意味着人们的活动是自我决定的，而不仅仅是无意识的或机械模式的结果。”在自由和健全的生存处境中，智者不会“单纯为外因所激动，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灵魂的满足”，而会克服种种不合理的激情和欲望的奴役，“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决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斯宾诺莎承认，在不幸被狂热侵扰乃至支配的世界里，一切高贵的精神品质都是稀少的，通向最高福祉的至善之道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正是这种艰难险阻，才配得上哲学崇高的智识地位和沉重的智识责任，因为哲学思辨的魅力恰恰在于通过不懈的理性沉思来完成艰难沉重的智识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