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从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等首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25年西夏陵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这40年，是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中国从世界遗产大国迈向保护管理强国。
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总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经验与启示。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遗产走向世界，更多中国经验惠及全球。
——编 者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 珏
访谈嘉宾：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刘曙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郑 军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主任 熊 军
深入挖掘世界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记者：我国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
郑军：40年来，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前列，保护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申遗工作，营造了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多公众关注和支持申遗，加入保护传承利用的队伍。
刘曙光：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一是保护法规规划体系初步建立，二是保护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三是保护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四是保护状态全面改善，五是展示阐释基本满足需求，六是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实用、好用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通过监测系统进行数据统计、趋势分析、信息公开，为评估遗产保护状况、制定保护决策提供了客观真实的数据支持。自2014年上线以来，它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工作中均已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全球领先，也备受国际同行赞誉。
通过遗产的保护和申报，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
熊军：西夏陵作为2025年中国申遗项目，实现宁夏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申遗过程中，西夏陵不断健全完善管理机制、管理机构、队伍建设、法规体系、资金保障、档案管理、游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在遗产监测、价值阐释、公众参与、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丰富工作内容，构筑起多层次、多角度的科学保护管理体系，累积了经验。
申遗不仅要深入挖掘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历史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推动世界遗产从数量领先向质量领先、从单一保护向综合价值实现转型
记者：如何更好推动世界遗产融入社会？
刘曙光：遗产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命题。我们要探索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环境的可持续，但最终要体现社会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世界遗产也是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因此它可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和我们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本心最为接近。
熊军：西夏陵在申遗过程中，注重让公众主动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志愿进行文物安全保护和宣传。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建议。周边居民同步参与到西夏陵旅游业发展中，促进了居民的就业及收入增加，实现了西夏陵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共同发展。举办主题摄影、书法、儿童画、征文比赛，LOGO征集大赛以及徒步观星露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并同步推进进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等活动，旨在加深公众对西夏陵遗产价值的认识，并提高参与西夏陵保护管理的积极性。
记者：对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传承利用有什么建议？
刘曙光：我们不要忘了申请世界遗产的初心。需要常常问问自己，我们申请世界遗产的初心还在不在？
要站在为全人类保护珍贵遗产的高度，推动立法与机制改革，探索提高遗产地管理层级、扩大国家与省级权限的新机制，解决属地化管理弊端；加强能力建设与专家智库建设，组建跨学科专家委员会，加强人才培养与监测系统整合，提升决策科学性与保护精准性。
我们要放开胸怀，守正创新，努力奋斗，立足保护、传承和展示中华文明和历史，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郑军：要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和政绩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申遗成功，申遗过程中暂停了一些破坏世界遗产价值的项目。但申遗成功后，就重新启动这些项目，不顾对世界遗产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拿“世界遗产”这个金字招牌当摇钱树。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一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多了一份为全人类保护好世界遗产的责任。申遗成功是政绩，保护好世界遗产是更大的政绩。
此外，要用科技赋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水平。随着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更多的先进科技可以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中。我国在古蛋白质组学和古基因分析、石窟壁画保护、干旱地区土遗址加固技术、世界遗产监测系统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应扩大行业间、学科间的合作，将更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当中。
面对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需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
记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刘曙光：世界遗产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以保护管理为先，第二是以提升内涵为要，第三是以服务大众为本。
在提升内涵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现在中国拥有60项世界遗产，但是我们对早些年申报那些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是不充分的。长城是我国第一批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但当年申报的时候，我们对长城的认识还有不少的局限性。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们做长城资源调查，实施长城保护工程，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长城价值的认识，已经跟当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例如，当年的价值叙述强调了长城的苦难象征。我们现在已认识到，长城的精神魅力和终极价值是文化融合，透过“冲突”，最后看到的是“融合”。当前，许多地方都把自己本地的长城当成世界遗产，但实际上许多地段并没有被列入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要素，也没有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来开展保护、利用和阐释，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郑军：目前，世界遗产保护中很大的问题是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统计，截至目前，有62个国家的103处世界遗产受到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滑坡、生物病害等的影响，有69个国家的97处世界遗产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评估咨询机构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世界遗产的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应注重系统性、预防性和能力建设。系统性是指防灾减灾是系统工程，由国家、地方政府和遗产地，以及气象、地震、消防、交通、通信、电力等各个部门构成。遗产地应充分利用系统的力量，而不应单打独斗。预防性是指遗产地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提升文物自身抗灾能力，通过建设预防性保护设施将灾害抵御在遗产地以外；和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及时获取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制定灾害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并实施；注重发挥传统智慧。
记者：一些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如何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郑军：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世界遗产的利用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以国家为主导，对外展示中华文化，对内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世界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如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和”思想，孔庙体现的儒学文化，天坛、泰山等传递的敬天法祖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取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第二层面是知识技能层面的利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性、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性、故宫的规划范式等，都可以成为科技创新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古代城镇、村庄、建筑等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条件，使人居环境更健康、安全、节能。将这种理论知识与当今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等现代学科结合起来，用于完善当今的规划设计，就是在知识层面对世界遗产的利用。文创开发也能从中汲取文化精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层面包括旅游、居住、商业等活动的利用，直接涉及遗产实体。要根据世界遗产的价值特征、类型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等，合理使用，避免过度利用。
保护与利用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应加强前两个层面的利用，同时严格监督第三层面的使用，实现遗产的永续传承。
刘曙光：中国的世界遗产分布于广阔地域之中，也处于地方发展的不同阶段之中，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同的挑战，但我们已形成两个共识，一是“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申遗成功后，保护与价值阐释仍然是重任。保护需遵循国际标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如大运河申遗时创新采用“系列遗产”申报模式，协调8省份近3200公里河段，建立国家主导的监测系统。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封闭的学术工程，而是开放的社会实践，唯有融入民生、赋能社区、对话世界，方能在保护与利用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今年是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40周年。从1987年长城、北京故宫等首批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2025年西夏陵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这40年，是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不断更新、实践不断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中国从世界遗产大国迈向保护管理强国。
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者，总结中国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经验与启示。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遗产走向世界，更多中国经验惠及全球。
——编 者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 珏
访谈嘉宾：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 刘曙光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郑 军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主任 熊 军
深入挖掘世界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记者：我国在世界遗产申报、保护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
郑军：40年来，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居世界前列，保护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申遗工作，营造了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越来越多公众关注和支持申遗，加入保护传承利用的队伍。
刘曙光：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一是保护法规规划体系初步建立，二是保护管理体制逐步完善，三是保护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四是保护状态全面改善，五是展示阐释基本满足需求，六是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国际交流建设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实用、好用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通过监测系统进行数据统计、趋势分析、信息公开，为评估遗产保护状况、制定保护决策提供了客观真实的数据支持。自2014年上线以来，它在我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国际合作等各方面工作中均已发挥出重要作用，在全球领先，也备受国际同行赞誉。
通过遗产的保护和申报，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明，增强了文化自信，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推动了文明交流互鉴。
熊军：西夏陵作为2025年中国申遗项目，实现宁夏世界文化遗产“零”的突破。申遗过程中，西夏陵不断健全完善管理机制、管理机构、队伍建设、法规体系、资金保障、档案管理、游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在遗产监测、价值阐释、公众参与、对外交流、学术研究、文旅融合等方面不断丰富工作内容，构筑起多层次、多角度的科学保护管理体系，累积了经验。
申遗不仅要深入挖掘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要向全世界讲述中国历史故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阐发中华民族精神，构建文明大国形象，全面生动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推动世界遗产从数量领先向质量领先、从单一保护向综合价值实现转型
记者：如何更好推动世界遗产融入社会？
刘曙光：遗产保护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社会命题。我们要探索中国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的、环境的可持续，但最终要体现社会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世界遗产也是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为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因此它可以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完全融合在一起，而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和我们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本心最为接近。
熊军：西夏陵在申遗过程中，注重让公众主动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志愿进行文物安全保护和宣传。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公开渠道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建议。周边居民同步参与到西夏陵旅游业发展中，促进了居民的就业及收入增加，实现了西夏陵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共同发展。举办主题摄影、书法、儿童画、征文比赛，LOGO征集大赛以及徒步观星露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并同步推进进社区、机关、企业、学校等活动，旨在加深公众对西夏陵遗产价值的认识，并提高参与西夏陵保护管理的积极性。
记者：对世界遗产的申报、保护传承利用有什么建议？
刘曙光：我们不要忘了申请世界遗产的初心。需要常常问问自己，我们申请世界遗产的初心还在不在？
要站在为全人类保护珍贵遗产的高度，推动立法与机制改革，探索提高遗产地管理层级、扩大国家与省级权限的新机制，解决属地化管理弊端；加强能力建设与专家智库建设，组建跨学科专家委员会，加强人才培养与监测系统整合，提升决策科学性与保护精准性。
我们要放开胸怀，守正创新，努力奋斗，立足保护、传承和展示中华文明和历史，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更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郑军：要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和政绩观，有的地方政府为了申遗成功，申遗过程中暂停了一些破坏世界遗产价值的项目。但申遗成功后，就重新启动这些项目，不顾对世界遗产价值产生的负面影响，拿“世界遗产”这个金字招牌当摇钱树。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一处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多了一份为全人类保护好世界遗产的责任。申遗成功是政绩，保护好世界遗产是更大的政绩。
此外，要用科技赋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水平。随着我国科技的迅速发展，更多的先进科技可以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中。我国在古蛋白质组学和古基因分析、石窟壁画保护、干旱地区土遗址加固技术、世界遗产监测系统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应扩大行业间、学科间的合作，将更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世界遗产的保护当中。
面对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需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
记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还需解决哪些问题？
刘曙光：世界遗产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几个关键词。第一是以保护管理为先，第二是以提升内涵为要，第三是以服务大众为本。
在提升内涵这个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虽然现在中国拥有60项世界遗产，但是我们对早些年申报那些世界遗产的价值认识是不充分的。长城是我国第一批加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但当年申报的时候，我们对长城的认识还有不少的局限性。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我们做长城资源调查，实施长城保护工程，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对于长城价值的认识，已经跟当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例如，当年的价值叙述强调了长城的苦难象征。我们现在已认识到，长城的精神魅力和终极价值是文化融合，透过“冲突”，最后看到的是“融合”。当前，许多地方都把自己本地的长城当成世界遗产，但实际上许多地段并没有被列入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要素，也没有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来开展保护、利用和阐释，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
郑军：目前，世界遗产保护中很大的问题是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统计，截至目前，有62个国家的103处世界遗产受到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滑坡、生物病害等的影响，有69个国家的97处世界遗产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评估咨询机构均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世界遗产的防灾减灾和应对气候变化，应注重系统性、预防性和能力建设。系统性是指防灾减灾是系统工程，由国家、地方政府和遗产地，以及气象、地震、消防、交通、通信、电力等各个部门构成。遗产地应充分利用系统的力量，而不应单打独斗。预防性是指遗产地要加强对文物的保护，提升文物自身抗灾能力，通过建设预防性保护设施将灾害抵御在遗产地以外；和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及时获取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准备；制定灾害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并实施；注重发挥传统智慧。
记者：一些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利用、轻保护的问题，如何平衡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郑军：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世界遗产的利用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以国家为主导，对外展示中华文化，对内增强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世界遗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如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和”思想，孔庙体现的儒学文化，天坛、泰山等传递的敬天法祖理念，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历史、文化取向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第二层面是知识技能层面的利用。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科学性、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性、故宫的规划范式等，都可以成为科技创新和艺术创作的源泉。古代城镇、村庄、建筑等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自然条件，使人居环境更健康、安全、节能。将这种理论知识与当今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等现代学科结合起来，用于完善当今的规划设计，就是在知识层面对世界遗产的利用。文创开发也能从中汲取文化精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层面包括旅游、居住、商业等活动的利用，直接涉及遗产实体。要根据世界遗产的价值特征、类型特征、保存状况、环境条件等，合理使用，避免过度利用。
保护与利用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应加强前两个层面的利用，同时严格监督第三层面的使用，实现遗产的永续传承。
刘曙光：中国的世界遗产分布于广阔地域之中，也处于地方发展的不同阶段之中，在保护与利用方面存在不同的挑战，但我们已形成两个共识，一是“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申遗成功后，保护与价值阐释仍然是重任。保护需遵循国际标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如大运河申遗时创新采用“系列遗产”申报模式，协调8省份近3200公里河段，建立国家主导的监测系统。世界遗产保护不是封闭的学术工程，而是开放的社会实践，唯有融入民生、赋能社区、对话世界，方能在保护与利用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