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学者杨小洲对话，仿佛展开一幅流动的书海长卷。
从长沙街头的童年书店到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标，从线装古籍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本，他走访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书店，完成了《逛书店》《伦敦的书店》和《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等书。他的访书之路既是个人志趣的延伸，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温柔打捞。
在这个“快”字当头的时代，他用慢逛、细读、深藏的姿态，为我们示范了一种与书籍相处的诗意——那不是简单的收藏或阅读，而是将生命与书脉相连，让每一本旧书都成为时光的锚点。或许正如他所说：“访书不是寻找目的地，而是让自己始终走在与书相遇的路上。”
童年书趣与一生痴念
读书周刊：您曾在采访中提到五六岁就开始逛书店买书，那时候的阅读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这段童年经历如何成为您访书之路的起点？
杨小洲：说起来，这要追溯到六岁的童年。那是1967年，随父母迁居长沙的日子。小孩子没什么娱乐，书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带妹妹去买连环画，我攥着零花钱站在书架前，眼睛盯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封面，心里只觉得这些画里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或许那时还不懂“访书”的意义，但指尖触到纸张的那一刻，某种隐秘的联结就埋下了。从连环画到文学书，从单纯买书到“聚书成癖”，这一路兜兜转转，竟成了“为书籍的一生”。你看，人最初的热爱往往最纯粹，就像种子落入土壤，不知不觉就长成了参天大树。
读书周刊：这种早期的“聚书”习惯，是否为后来的藏书、写书埋下了伏笔？
杨小洲：确实。小时候攒书成癖，上学后便开始逛旧书摊、图书馆，从连环画读到文学名著，从中国古籍读到西方译作。渐渐发现，买书、藏书、读书形成了一个闭环——喜欢的书想拥有，拥有后想深入研究，研究后又想把心得写出来。就像古人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但我倒觉得，书非藏不能深也。
我常想，阅读品位的形成就像流水溯源——早期接触的书籍如同源头活水，决定了后来的流向。小时候对文字的好奇，让我在成年后更倾向于通过书籍构建精神世界。比如现在写文化类文章，总离不开早年积累的阅读惯性，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根源性影响”吧。
读书周刊：您访书时秉持“随遇而安”的态度，甚至在国外旅行时也会钻进小巷里的旧书店，这种“偶遇式”访书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哲学？
杨小洲：访书如遇知音，讲究一个“缘”字。在布鲁塞尔时，我曾误打误撞进入一家专卖18世纪科学文献的旧书店，在积灰的角落发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26年版的残卷——书页边缘虽有虫蛀，却盖着19世纪藏书家的私章。那一刻就像与历史撞了个满怀，即便只是残页，也觉得非买不可。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比按图索骥更有意味，就像陶渊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书与人的缘分，往往藏在转角的书架里。
从冲动收藏到文化见证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从“原始冲动”转向“实用研究”，能否谈谈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
杨小洲：早年买书多凭直觉，看到装帧精美或书名有趣的就收入囊中，家里一度“书满为患”。后来从事文化类写作，才发现藏书如建“知识仓库”——即便一本书中只有一段话可用，也需要广泛搜罗相关版本。
近十多年来，我的藏书兴趣转为收藏西方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初期我喜欢19世纪英国各种版本的精装书，慢慢往前走，进入到1450年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时期。由1450年到1500年这五十年间所印刷的书籍被称为摇篮本，我除收藏这个时期的书籍之外，还收藏了十多本1500年印刷出版的阿尔定本。
以摇篮本为例，最初收藏只是觉得“古老即是珍贵”，但随着藏品增多，便开始研究古登堡活字印刷的工艺特点、15世纪欧洲纸张的制作流程，甚至通过藏书票追溯几百年前欧洲贵族的阅读趣味。这时才明白，藏书不是简单的“囤积”，而是对文明切片的打捞与整理。
读书周刊：您提到“买书的乐趣在于拥有”，但很多书“读得很少”，这是否与大众认知中的“藏书为读”相悖？
杨小洲：这确实是个“灵魂拷问”。但对文化研究者而言，书籍的价值不仅在于阅读，更在于“在场”——它的版本、装帧、流传轨迹本身就是研究对象。比如我收藏的宋版《花间集》残页，虽只有几十页，却能从中看出宋代刻书的字体演变、纸张特性，这些实物证据是电子文献无法替代的。就像博物馆收藏青铜器，未必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见证文明的演进。
读书周刊：近十年您专注收藏西方古籍，尤其是摇篮本与阿尔定本，这些书籍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杨小洲：它们是印刷术诞生初期的“活化石”。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打破了手抄本的垄断，阿尔杜斯发明的斜体字和便携开本，则让书籍从贵族书房走向大众。我收藏的阿尔定本《神曲》，1502年威尼斯印刷，字体秀美如文艺复兴的晨光，书页间还夹着17世纪读者的眉批——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文明传播的脉络。与其说我在藏书，不如说在收藏人类走向知识民主化的脚印。
文化地标中的中外镜像
读书周刊：您走访过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书店，能否谈谈中外书店在经营模式与文化氛围上的差异？
杨小洲：书店是文化的聚散地，也是非常奇妙的所在，也是人类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桥梁。因此书店所呈现的形态各异，可以装饰得富丽堂皇，也可以简陋无华，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爱书的人所钟爱的书，只是书店经营者对书有着不同的态度。相比而言，书店又是最无奈的场所，比如在商场等地，人们不会滞留太久，也不会过多地翻翻看看挑挑拣拣；但是在书店，很多读者可以坐上一天看很多书，却不买，这对书店经营者来说是一个困境。我很赞同绍兴荒原书店的经营方式，凡进入荒原书店即需购买一杯咖啡，这种消费是对书和书店所给予的文化氛围的一种致意，或许也能起到敬惜书籍的作用。
国外的书店经营方式比较多样，一种是家庭传承，产业是自己的，经营状态稳定，比如巴黎的夜莺书店、皮卡尔德书店等；一种是企业连锁，也能做到老字号百年长存，比如巴黎的加里纳里书店、伦敦的佛耶尔书店；一种是个人志趣，书店立志为书而生存，最著名的就是巴黎莎士比亚书店；还有一种是财团支持，如伦敦二百多年历史的萨瑟伦书店，或基金会专有的书店，如伦敦的斯威登伯格纪念书店，仅卖斯威登伯格一个人历年出版的作品。我还遇到过一家有趣的书店，是英国王室授权为王室采购图书的书店，且将皇家房产作为书店经营场所，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开始，5英镑的租金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直到2016年租约到期。
对于书店的经营模式，我们可能只有两大类：国营和私营。延续百年历史的书店非常少，受时代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生存时好时坏。
读书周刊：在《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中，您为何选择对比北京与巴黎的书店？这种书写背后有怎样的文化思考？
杨小洲：北京与巴黎，一个是东方文明古都，一个是西方文化中心，书店恰是两种文明的缩影。北京的布衣书局搬迁十几次仍顽强存续，体现的是本土文化的韧性；巴黎的加里纳里书店陈列着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的哲学著作，展现的是西方思想的传承脉络。
我写《逛书店》《伦敦的书店》和新出版的这本《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其实是记录下这些书店的“此刻状态”，如同一帧帧文化切片——布衣书局的旧书堆里藏着市井烟火气，莎士比亚书店的木质楼梯间回荡着文学梦，这些细节拼贴起来，就是一部流动的文明对话史。
读书周刊：互联网时代，实体书店面临生存危机，您为何仍坚持“实地访书”？
杨小洲：因为书店是“有温度的文化现场”。你在网上搜索“摇篮本”，看到的是高清图片；但在伦敦萨瑟伦书店亲手翻开1475年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指触到粗糙的羊皮纸，闻到油墨与霉菌混合的气息，才能真切感受到“历史的质感”。这就像看纪录片无法替代实地旅行，实体书店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调动人的五感，让人在空间与时间的交汇处，与文明产生“肌肤之亲”。
旧书才是文明的原典
读书周刊：在电子书盛行的今天，旧书的文化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杨小洲：你看这册《东京梦华录》，明刻本，竹纸泛黄如蜜，宋体字端庄如士人立朝。电子书可以快速检索“汴河船运”的关键词，但无法呈现书页间的栏线误差、刻工的刀法变化——这些“不完美”恰恰是历史的指纹。旧书是“物”与“史”的复合体，就像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不仅记录词文，其旁注的工尺谱更是研究古代音乐的孤证。数字化是工具，旧书却是文明的原典。
读书周刊：快节奏生活中，读旧书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有何特殊意义？
杨小洲：读旧书如遇故交，能让人在喧嚣中慢下来。我常在地铁里读线装小册，《陶庵梦忆》里的“西湖七月半”，配上车窗外的霓虹，竟生出一种时空叠错的美感。旧书的文字带着前贤的体温，读《红楼梦》庚辰本批语，仿佛脂砚斋就坐在对面，边品茶边评点；读18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手稿影印本，能看见他修改时的墨团，仿佛目睹天才的灵光乍现。这种“沉浸式对话”，是碎片化阅读无法给予的精神滋养。
读书周刊：面对AI、VR等新技术，您认为未来书店会如何演变？藏书家的角色又将如何调整？
杨小洲：书店可能会变成“文化体验空间”——AI推荐书单、VR重现古籍场景，但核心仍应是“以书为媒”。对我而言，新技术是辅助，不是替代。就像现在可以通过拍卖网站竞拍古籍，但我仍会飞往纽约苏富比现场，亲眼见证一本摇篮本的落槌——那是数字屏幕无法传递的仪式感。未来的藏书家，或许需要兼具传统学识与科技素养，既能在故纸堆里考据版本，也能利用数据库构建知识图谱，但对书籍的热爱，永远是最根本的驱动力。
与文化学者杨小洲对话，仿佛展开一幅流动的书海长卷。
从长沙街头的童年书店到巴黎左岸的文化地标，从线装古籍到15世纪活字印刷本，他走访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书店，完成了《逛书店》《伦敦的书店》和《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等书。他的访书之路既是个人志趣的延伸，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温柔打捞。
在这个“快”字当头的时代，他用慢逛、细读、深藏的姿态，为我们示范了一种与书籍相处的诗意——那不是简单的收藏或阅读，而是将生命与书脉相连，让每一本旧书都成为时光的锚点。或许正如他所说：“访书不是寻找目的地，而是让自己始终走在与书相遇的路上。”
童年书趣与一生痴念
读书周刊：您曾在采访中提到五六岁就开始逛书店买书，那时候的阅读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这段童年经历如何成为您访书之路的起点？
杨小洲：说起来，这要追溯到六岁的童年。那是1967年，随父母迁居长沙的日子。小孩子没什么娱乐，书店成了最吸引人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带妹妹去买连环画，我攥着零花钱站在书架前，眼睛盯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封面，心里只觉得这些画里藏着说不完的故事。
或许那时还不懂“访书”的意义，但指尖触到纸张的那一刻，某种隐秘的联结就埋下了。从连环画到文学书，从单纯买书到“聚书成癖”，这一路兜兜转转，竟成了“为书籍的一生”。你看，人最初的热爱往往最纯粹，就像种子落入土壤，不知不觉就长成了参天大树。
读书周刊：这种早期的“聚书”习惯，是否为后来的藏书、写书埋下了伏笔？
杨小洲：确实。小时候攒书成癖，上学后便开始逛旧书摊、图书馆，从连环画读到文学名著，从中国古籍读到西方译作。渐渐发现，买书、藏书、读书形成了一个闭环——喜欢的书想拥有，拥有后想深入研究，研究后又想把心得写出来。就像古人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但我倒觉得，书非藏不能深也。
我常想，阅读品位的形成就像流水溯源——早期接触的书籍如同源头活水，决定了后来的流向。小时候对文字的好奇，让我在成年后更倾向于通过书籍构建精神世界。比如现在写文化类文章，总离不开早年积累的阅读惯性，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根源性影响”吧。
读书周刊：您访书时秉持“随遇而安”的态度，甚至在国外旅行时也会钻进小巷里的旧书店，这种“偶遇式”访书背后有怎样的文化哲学？
杨小洲：访书如遇知音，讲究一个“缘”字。在布鲁塞尔时，我曾误打误撞进入一家专卖18世纪科学文献的旧书店，在积灰的角落发现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726年版的残卷——书页边缘虽有虫蛀，却盖着19世纪藏书家的私章。那一刻就像与历史撞了个满怀，即便只是残页，也觉得非买不可。这种“不期而遇”的惊喜，比按图索骥更有意味，就像陶渊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书与人的缘分，往往藏在转角的书架里。
从冲动收藏到文化见证
读书周刊：您的藏书从“原始冲动”转向“实用研究”，能否谈谈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
杨小洲：早年买书多凭直觉，看到装帧精美或书名有趣的就收入囊中，家里一度“书满为患”。后来从事文化类写作，才发现藏书如建“知识仓库”——即便一本书中只有一段话可用，也需要广泛搜罗相关版本。
近十多年来，我的藏书兴趣转为收藏西方典型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初期我喜欢19世纪英国各种版本的精装书，慢慢往前走，进入到1450年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时期。由1450年到1500年这五十年间所印刷的书籍被称为摇篮本，我除收藏这个时期的书籍之外，还收藏了十多本1500年印刷出版的阿尔定本。
以摇篮本为例，最初收藏只是觉得“古老即是珍贵”，但随着藏品增多，便开始研究古登堡活字印刷的工艺特点、15世纪欧洲纸张的制作流程，甚至通过藏书票追溯几百年前欧洲贵族的阅读趣味。这时才明白，藏书不是简单的“囤积”，而是对文明切片的打捞与整理。
读书周刊：您提到“买书的乐趣在于拥有”，但很多书“读得很少”，这是否与大众认知中的“藏书为读”相悖？
杨小洲：这确实是个“灵魂拷问”。但对文化研究者而言，书籍的价值不仅在于阅读，更在于“在场”——它的版本、装帧、流传轨迹本身就是研究对象。比如我收藏的宋版《花间集》残页，虽只有几十页，却能从中看出宋代刻书的字体演变、纸张特性，这些实物证据是电子文献无法替代的。就像博物馆收藏青铜器，未必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见证文明的演进。
读书周刊：近十年您专注收藏西方古籍，尤其是摇篮本与阿尔定本，这些书籍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杨小洲：它们是印刷术诞生初期的“活化石”。古登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打破了手抄本的垄断，阿尔杜斯发明的斜体字和便携开本，则让书籍从贵族书房走向大众。我收藏的阿尔定本《神曲》，1502年威尼斯印刷，字体秀美如文艺复兴的晨光，书页间还夹着17世纪读者的眉批——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文明传播的脉络。与其说我在藏书，不如说在收藏人类走向知识民主化的脚印。
文化地标中的中外镜像
读书周刊：您走访过全球数十个国家的书店，能否谈谈中外书店在经营模式与文化氛围上的差异？
杨小洲：书店是文化的聚散地，也是非常奇妙的所在，也是人类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桥梁。因此书店所呈现的形态各异，可以装饰得富丽堂皇，也可以简陋无华，不论身处何地，都会有爱书的人所钟爱的书，只是书店经营者对书有着不同的态度。相比而言，书店又是最无奈的场所，比如在商场等地，人们不会滞留太久，也不会过多地翻翻看看挑挑拣拣；但是在书店，很多读者可以坐上一天看很多书，却不买，这对书店经营者来说是一个困境。我很赞同绍兴荒原书店的经营方式，凡进入荒原书店即需购买一杯咖啡，这种消费是对书和书店所给予的文化氛围的一种致意，或许也能起到敬惜书籍的作用。
国外的书店经营方式比较多样，一种是家庭传承，产业是自己的，经营状态稳定，比如巴黎的夜莺书店、皮卡尔德书店等；一种是企业连锁，也能做到老字号百年长存，比如巴黎的加里纳里书店、伦敦的佛耶尔书店；一种是个人志趣，书店立志为书而生存，最著名的就是巴黎莎士比亚书店；还有一种是财团支持，如伦敦二百多年历史的萨瑟伦书店，或基金会专有的书店，如伦敦的斯威登伯格纪念书店，仅卖斯威登伯格一个人历年出版的作品。我还遇到过一家有趣的书店，是英国王室授权为王室采购图书的书店，且将皇家房产作为书店经营场所，从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开始，5英镑的租金延续了一百五十年，直到2016年租约到期。
对于书店的经营模式，我们可能只有两大类：国营和私营。延续百年历史的书店非常少，受时代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生存时好时坏。
读书周刊：在《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中，您为何选择对比北京与巴黎的书店？这种书写背后有怎样的文化思考？
杨小洲：北京与巴黎，一个是东方文明古都，一个是西方文化中心，书店恰是两种文明的缩影。北京的布衣书局搬迁十几次仍顽强存续，体现的是本土文化的韧性；巴黎的加里纳里书店陈列着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的哲学著作，展现的是西方思想的传承脉络。
我写《逛书店》《伦敦的书店》和新出版的这本《逛书店：从北京到巴黎》其实是记录下这些书店的“此刻状态”，如同一帧帧文化切片——布衣书局的旧书堆里藏着市井烟火气，莎士比亚书店的木质楼梯间回荡着文学梦，这些细节拼贴起来，就是一部流动的文明对话史。
读书周刊：互联网时代，实体书店面临生存危机，您为何仍坚持“实地访书”？
杨小洲：因为书店是“有温度的文化现场”。你在网上搜索“摇篮本”，看到的是高清图片；但在伦敦萨瑟伦书店亲手翻开1475年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手指触到粗糙的羊皮纸，闻到油墨与霉菌混合的气息，才能真切感受到“历史的质感”。这就像看纪录片无法替代实地旅行，实体书店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它能调动人的五感，让人在空间与时间的交汇处，与文明产生“肌肤之亲”。
旧书才是文明的原典
读书周刊：在电子书盛行的今天，旧书的文化价值如何重新定义？
杨小洲：你看这册《东京梦华录》，明刻本，竹纸泛黄如蜜，宋体字端庄如士人立朝。电子书可以快速检索“汴河船运”的关键词，但无法呈现书页间的栏线误差、刻工的刀法变化——这些“不完美”恰恰是历史的指纹。旧书是“物”与“史”的复合体，就像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不仅记录词文，其旁注的工尺谱更是研究古代音乐的孤证。数字化是工具，旧书却是文明的原典。
读书周刊：快节奏生活中，读旧书对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有何特殊意义？
杨小洲：读旧书如遇故交，能让人在喧嚣中慢下来。我常在地铁里读线装小册，《陶庵梦忆》里的“西湖七月半”，配上车窗外的霓虹，竟生出一种时空叠错的美感。旧书的文字带着前贤的体温，读《红楼梦》庚辰本批语，仿佛脂砚斋就坐在对面，边品茶边评点；读18世纪英国诗人布莱克的手稿影印本，能看见他修改时的墨团，仿佛目睹天才的灵光乍现。这种“沉浸式对话”，是碎片化阅读无法给予的精神滋养。
读书周刊：面对AI、VR等新技术，您认为未来书店会如何演变？藏书家的角色又将如何调整？
杨小洲：书店可能会变成“文化体验空间”——AI推荐书单、VR重现古籍场景，但核心仍应是“以书为媒”。对我而言，新技术是辅助，不是替代。就像现在可以通过拍卖网站竞拍古籍，但我仍会飞往纽约苏富比现场，亲眼见证一本摇篮本的落槌——那是数字屏幕无法传递的仪式感。未来的藏书家，或许需要兼具传统学识与科技素养，既能在故纸堆里考据版本，也能利用数据库构建知识图谱，但对书籍的热爱，永远是最根本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