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为何上世纪八十年代会是文学的黄金时代？10月30日晚，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中，洪子诚和贺桂梅共同为读者分享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活动现场。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中国文学1949-1989》，作者：洪子诚，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本书作者、文学史家洪子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与大家交流了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看法。
我们该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洪子诚（左）。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洪子诚提到，在《中国文学1949-1989》里，他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是较低的，这是因为他在九十年代写这本书时，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基本倾向，就是否定“十七年文学”。
不过，洪子诚现在认为，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史中，“十七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它抛弃掉。“十七年文学”和民国的新文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变化？这其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这其中是不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新的运作机制？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什么？洪子诚认为，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学者探讨。
洪子诚是比较早在文学研究里面，注意到机构和体制重要性的学者。一般的文学研究者，会比较关注文学精神性上的东西，而忽略物质性上的东西。洪子诚认为，其实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写作的影响，比精神对他们的影响要重要得多。现在依然如此，作协的体制和其奖惩制度都会对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洪子诚在研究文学史时，会注意作协的性质及其在文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作家的收入，分析这些因素对作家在写作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中，这样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作家们都被归进了体制，他们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很值得探讨的。洪子诚认为，不管我们将“十七年文学”当作遗产还是债务，我们都要重视它。
贺桂梅对“十七年文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现在的读者如何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前30年本身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贺桂梅认为，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样的作家，能为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提供很好的文学经验。因此，她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会比洪子诚高。
洪子诚在书里认为，“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之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贺桂梅也不喜欢“文革”文学，但贺桂梅认为，大家不能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绑在一起，因为这关涉到大家如何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如中苏交恶，使得中国要面对新的现代化困境，这些因素使得当代文学拐了一个弯。其实，像赵树理、柳青这样的作家，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学史上是没有价值的。
洪子诚对贺桂梅的观点表示理解，但他依然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没有那么高。洪子诚认为，“十七年文学”虽然没有“文革”文学那么简陋，但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低潮。洪子诚透露，他可能喜欢赵树理比柳青更多一点。这其实跟他自己的品味有关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洪子诚也非常喜欢这种浪漫主义风格。柳青就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代表，他喜欢在作品里现身出来，说一些抒情性的话。但在六十年代之后，洪子诚就对浪漫主义不感兴趣了，他说，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跟他个人品味变化有关。
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洪子诚在书里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描述方式。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看起来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立的，但其实它们处在同一个文学体制或文学生产结构里面。那么，现在大家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过去了三十多年，那上世纪八十年代究竟离前三十年更近，还是与后四十年更近？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贺桂梅发言。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贺桂梅认为，她倾向于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多地和前三十年联系在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前三十年革命时代的尾声，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开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突破历史传统的时代，但它所有的创新突破都是在已有的革命体制里面完成的。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体制的构成样态、文学的市场化、新媒介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冲击，都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截然不同。
有很多人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不行了。因为在八十年代，诗歌界有北岛、顾城等代表诗人，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好像没有什么代表诗人。但洪子诚认为，其实九十年代的诗歌，无论从质量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要比八十年代好太多。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那么关注诗歌了？这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和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时，文学不仅是艺术，还承担着社会诉求，这也是当时文学为什么那么受关注的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文学在社会里的地位逐渐下降。
贺桂梅想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她把当代作家的作品和导演的影视作品，甚至是学者的学术著作放在一起来比较，贺桂梅发现，其实中国作家的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她对中国作家没那么满意。不过，从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史的脉络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成就要高。
贺桂梅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们，甚至导演们，一直“霸占”着中国的文化舞台四十年。这说明，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社会呈现出某种平稳性和连续性。而且，文学的影响力降低了，作家介入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水平都降低了。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活动现场。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洪子诚在对文学生产体制做研究时也发现，这个生产体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体制。而贺桂梅认为，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自下而上呼应的动员体制。这两个体制结合的最饱满的时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文学的体制还处与社会生活、政治思想等同一性结构里面，才使得文学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度。因为，文学的社会影响要通过这样的体制才能发生的；而今天的作家，要达到这样的影响是很难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为何上世纪八十年代会是文学的黄金时代？10月30日晚，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由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中，洪子诚和贺桂梅共同为读者分享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活动现场。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中国文学1949-1989》，作者：洪子诚，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本书作者、文学史家洪子诚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与大家交流了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看法。
我们该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洪子诚（左）。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洪子诚提到，在《中国文学1949-1989》里，他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是较低的，这是因为他在九十年代写这本书时，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基本倾向，就是否定“十七年文学”。
不过，洪子诚现在认为，在前三十年的文学史中，“十七年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它抛弃掉。“十七年文学”和民国的新文学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重大的变化？这其中出现了什么样的转折？这其中是不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和新的运作机制？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什么？洪子诚认为，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学者探讨。
洪子诚是比较早在文学研究里面，注意到机构和体制重要性的学者。一般的文学研究者，会比较关注文学精神性上的东西，而忽略物质性上的东西。洪子诚认为，其实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写作的影响，比精神对他们的影响要重要得多。现在依然如此，作协的体制和其奖惩制度都会对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洪子诚在研究文学史时，会注意作协的性质及其在文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还有作家的收入，分析这些因素对作家在写作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中，这样的影响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作家们都被归进了体制，他们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很值得探讨的。洪子诚认为，不管我们将“十七年文学”当作遗产还是债务，我们都要重视它。
贺桂梅对“十七年文学”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现在的读者如何面对当代中国和当代文学前30年本身就是很重要的问题。贺桂梅认为，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样的作家，能为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提供很好的文学经验。因此，她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会比洪子诚高。
洪子诚在书里认为，“十七年文学”到“文革”文学之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但贺桂梅也不喜欢“文革”文学，但贺桂梅认为，大家不能把“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绑在一起，因为这关涉到大家如何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因为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如中苏交恶，使得中国要面对新的现代化困境，这些因素使得当代文学拐了一个弯。其实，像赵树理、柳青这样的作家，在“文革”中也深受其害，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在文学史上是没有价值的。
洪子诚对贺桂梅的观点表示理解，但他依然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没有那么高。洪子诚认为，“十七年文学”虽然没有“文革”文学那么简陋，但也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低潮。洪子诚透露，他可能喜欢赵树理比柳青更多一点。这其实跟他自己的品味有关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洪子诚也非常喜欢这种浪漫主义风格。柳青就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代表，他喜欢在作品里现身出来，说一些抒情性的话。但在六十年代之后，洪子诚就对浪漫主义不感兴趣了，他说，这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跟他个人品味变化有关。
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
洪子诚在书里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描述方式。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看起来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立的，但其实它们处在同一个文学体制或文学生产结构里面。那么，现在大家离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过去了三十多年，那上世纪八十年代究竟离前三十年更近，还是与后四十年更近？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贺桂梅发言。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贺桂梅认为，她倾向于将上世纪八十年代更多地和前三十年联系在一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前三十年革命时代的尾声，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开端。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突破历史传统的时代，但它所有的创新突破都是在已有的革命体制里面完成的。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文学体制的构成样态、文学的市场化、新媒介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冲击，都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截然不同。
有很多人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不行了。因为在八十年代，诗歌界有北岛、顾城等代表诗人，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好像没有什么代表诗人。但洪子诚认为，其实九十年代的诗歌，无论从质量还是思想深度上，都要比八十年代好太多。但是，为什么大家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那么关注诗歌了？这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和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时，文学不仅是艺术，还承担着社会诉求，这也是当时文学为什么那么受关注的原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文学在社会里的地位逐渐下降。
贺桂梅想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她把当代作家的作品和导演的影视作品，甚至是学者的学术著作放在一起来比较，贺桂梅发现，其实中国作家的水平是比较有限的，她对中国作家没那么满意。不过，从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史的脉络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确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成就要高。
贺桂梅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们，甚至导演们，一直“霸占”着中国的文化舞台四十年。这说明，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社会呈现出某种平稳性和连续性。而且，文学的影响力降低了，作家介入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水平都降低了。
10月30日晚，作为“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学院和单向空间主办的《中国文学1949-1989》的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图为活动现场。北京出版集团供图
洪子诚在对文学生产体制做研究时也发现，这个生产体制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体制。而贺桂梅认为，这里面其实还包含了自下而上呼应的动员体制。这两个体制结合的最饱满的时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成了文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当时文学的体制还处与社会生活、政治思想等同一性结构里面，才使得文学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度。因为，文学的社会影响要通过这样的体制才能发生的；而今天的作家，要达到这样的影响是很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