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2018年的性侵丑闻，在10月10日诺奖结果正式公布之前，媒体预测今年诺奖的评选会与往年不同，必然要突出某种政治倾向。然而，当晚的结果似乎和人们预料的并不一样，没有黑人作家，没有亚非地区作家，两个来自欧洲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们过往对诺贝尔文学奖欧洲中心化的批判。这种争论凸显了一个问题：在当下我们如何选择文学。
彼得·汉德克糟糕的选项？
在近现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不乏德语作家获奖，其中包括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再加上今年的彼得·汉德克。尽管这些获奖者们来自不同国家，但在写作上，他们都存在某种德语文学的共性，那就是对历史、法西斯之类的反思。这与战后德国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成果有关，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反思纳粹与历史，讨论如何在战后重建德语文学。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都是四七社的成员，今年的获奖者彼得·汉德克也曾参与过四七社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风格与叙述密不可分，他的目的之一便是在现实体验中重新获取词语的意义，而不是继承纳粹德国所遗留的语言与表达方式。
在过去，彼得·汉德克一直被西方批判为右翼作家或法西斯分子。他曾替塞尔维亚发声，这被视为他作家生涯中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不光是汉德克本人十分惊讶，媒体也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纽约时报》对汉德克获奖表示“十分遗憾”：
“这让人感到震惊。他利用公开声音来破坏历史真相，向种族灭绝的肇事者提供公共援助，例如塞尔维亚前总统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在民族主义抬头，专职领导和全世界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刻，文学界应该有比他好得多的人选。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做出的这个选择，我们深感遗憾。”
这段话是美国作家、美国笔会中心前任主席珍妮弗·伊根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MollyMcKew也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称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名“米洛舍维奇的奥地利后卫，后者通过否认大屠杀的方式来为他辩解”。对此，瑞典文学院成员马茨·马尔姆回应，“在文学质量和政治之间考虑平衡并不是学院的职责”。
在美国之外，反对汉德克获奖的还大有人在。
彼得·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诺奖评委根本不读书。耶利内克得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没太多可读的，而鲍勃·迪伦获奖后，他也表示自己难以接受这个结果。“鲍勃·迪伦的歌词如果没有音乐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选择根本就是在反对阅读”。“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是六页纸的媒体报道，没什么的”。
现在，可谓全世界最火热的学术明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也站了出来讽刺汉德克。他对《卫报》说，“今天发生在瑞典的事情是：一个战争罪行的辩护律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国家充分参与了时代英雄朱利安·阿桑奇的行动。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把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而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阿桑奇。”
199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也发表文章，抨击汉德克的政治倾向，那篇文章帮助汉德克获得了《卫报》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白痴”第二名。在汉德克得奖后，拉什迪依旧向媒体表示，“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我坚持当时的说法”。
而更久之前，小说家乔纳森·利特尔也表示，“汉德克可能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作为一个人，他是我的敌人……他是一个混蛋”。法国知识分子阿兰形容汉德克为一个“意识形态怪物”。
这就是过去彼得·汉德克所处的舆论环境，罕有支持者——即便有，也几乎与文学无关，例如在得知汉德克获奖后欢呼雀跃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声称汉德克是他们的好朋友。齐泽克的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对的，人们对汉德克的讨论已不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辩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再次出现了左翼与右翼之类的立场。文学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与历史，但在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一个作家用何种方式获取结论。这便是文学语言和媒体语言间的天壤之别。也许，汉德克他亲身游历所得的观察也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今天谁还能说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真相呢，在那个罪恶的夜晚谁还能留下一份纪录片式的影像资料呢。但文学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在汉德克的文学中，所有他者给予的、媒体传递的都具有令人生疑的不可靠性，他用自身主体探索世界。他也表示过，自己从来没否认过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他对南斯拉夫的描写也已经结束。那么，大多数的反对者们是否也需要拿出一些更具价值的东西，去事件发生的地区亲自感受历史的可能性，而非接受某种单一的说法论调。尽管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可能依旧与汉德克完全不同，但那也并不重要，在不同主体与世界的真实接触，或者说哪怕是真实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边缘的淡化，人们将不会站在某个观点的屋檐下，而是在自身的双眼中。当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德克的确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但这个选择向我们预示了一点，在这个年代，文学依旧有它存在的空间，去阅读，去感受另一种主体接触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草率地融入现实。
托卡尔丘克她没什么问题
托卡尔丘克的获奖“没什么问题”——这是《纽约时报》给出的形容词。比起汉德克来说，她简直太政治正确了。她在布克奖和读者群体中一直很受欢迎，也对民族主义与移民问题有所关注。大概唯一让他们不满的问题在于，托卡尔丘克不是个黑人，也不是非欧洲作家。这也是为何媒体会声称，诺贝尔文学奖在2018年和2019年得主的选择上都违背了当初的承诺。
托卡尔丘克在接受波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彼得·汉德克和我一起获得了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非常珍视他”，“瑞典文学院非常欣赏欧洲中部地区的作品，这真是太好了”。
她的获奖，对于读者重新关注东欧文学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托卡尔丘克都是国际文学奖项的热门，2018年，她获得了国际布克奖，2019年，她的新作品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的名单。这要得益于文学的翻译交流，在此之前，她是只限于波兰国内闻名的文学明星。“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书能否被更快地翻译成英文，不知道生活将会如何发展。因为英语是一门世界范围的语言，当一本书问世时，英语普及了，它就将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出版物”。
据出版社消息，托卡尔丘克另外三本作品的版权已经购入，目前正在翻译当中。除了去年已经上市的两本小说，后浪出版公司还购买了国际布克奖作品《Flight》的版权，正在寻找译者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也购买了另外两部作品《糜骨之壤》和《怪诞故事集》的版权，前者曾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了2017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怪诞故事集》则以法语单词“Bizarre”为书名，讲述了发生在波兰与瑞典战争时期的、现代瑞士的、遥远亚洲的还有想象中的地方的故事。这种丰富、多元、历史现实与梦境混杂的写作风格，正是托卡尔丘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的原因。
【四七社】
1947年，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创办的知识分子社团，当时许多作家都在这里讨论与朗诵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它一度成为德国文学的中心，颁发荣誉奖项，但随后由于作家的思想开始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四七社也就自然解散。
撰文/新京报记者宫子
由于2018年的性侵丑闻，在10月10日诺奖结果正式公布之前，媒体预测今年诺奖的评选会与往年不同，必然要突出某种政治倾向。然而，当晚的结果似乎和人们预料的并不一样，没有黑人作家，没有亚非地区作家，两个来自欧洲的作家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们过往对诺贝尔文学奖欧洲中心化的批判。这种争论凸显了一个问题：在当下我们如何选择文学。
彼得·汉德克糟糕的选项？
在近现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不乏德语作家获奖，其中包括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再加上今年的彼得·汉德克。尽管这些获奖者们来自不同国家，但在写作上，他们都存在某种德语文学的共性，那就是对历史、法西斯之类的反思。这与战后德国文学社团“四七社”的成果有关，他们一直以文学的形式反思纳粹与历史，讨论如何在战后重建德语文学。伯尔和君特·格拉斯都是四七社的成员，今年的获奖者彼得·汉德克也曾参与过四七社的文学活动。他的文学风格与叙述密不可分，他的目的之一便是在现实体验中重新获取词语的意义，而不是继承纳粹德国所遗留的语言与表达方式。
在过去，彼得·汉德克一直被西方批判为右翼作家或法西斯分子。他曾替塞尔维亚发声，这被视为他作家生涯中抹不去的污点。因此，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不光是汉德克本人十分惊讶，媒体也觉得有些难以接受。《纽约时报》对汉德克获奖表示“十分遗憾”：
“这让人感到震惊。他利用公开声音来破坏历史真相，向种族灭绝的肇事者提供公共援助，例如塞尔维亚前总统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在民族主义抬头，专职领导和全世界充斥着虚假信息的时刻，文学界应该有比他好得多的人选。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做出的这个选择，我们深感遗憾。”
这段话是美国作家、美国笔会中心前任主席珍妮弗·伊根说的。另一位美国作家MollyMcKew也在社交媒体上表态，称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名“米洛舍维奇的奥地利后卫，后者通过否认大屠杀的方式来为他辩解”。对此，瑞典文学院成员马茨·马尔姆回应，“在文学质量和政治之间考虑平衡并不是学院的职责”。
在美国之外，反对汉德克获奖的还大有人在。
彼得·汉德克曾经嘲讽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诺奖评委根本不读书。耶利内克得奖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没太多可读的，而鲍勃·迪伦获奖后，他也表示自己难以接受这个结果。“鲍勃·迪伦的歌词如果没有音乐就什么都不是，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选择根本就是在反对阅读”。“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是六页纸的媒体报道，没什么的”。
现在，可谓全世界最火热的学术明星，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也站了出来讽刺汉德克。他对《卫报》说，“今天发生在瑞典的事情是：一个战争罪行的辩护律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国家充分参与了时代英雄朱利安·阿桑奇的行动。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不是把文学奖颁给了彼得·汉德克，而是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阿桑奇。”
199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也发表文章，抨击汉德克的政治倾向，那篇文章帮助汉德克获得了《卫报》评选出的“年度国际白痴”第二名。在汉德克得奖后，拉什迪依旧向媒体表示，“我没什么可补充的，我坚持当时的说法”。
而更久之前，小说家乔纳森·利特尔也表示，“汉德克可能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作为一个人，他是我的敌人……他是一个混蛋”。法国知识分子阿兰形容汉德克为一个“意识形态怪物”。
这就是过去彼得·汉德克所处的舆论环境，罕有支持者——即便有，也几乎与文学无关，例如在得知汉德克获奖后欢呼雀跃的塞尔维亚人，他们声称汉德克是他们的好朋友。齐泽克的最后一句话可能是对的，人们对汉德克的讨论已不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而是一场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辩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再次出现了左翼与右翼之类的立场。文学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与历史，但在文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一个作家用何种方式获取结论。这便是文学语言和媒体语言间的天壤之别。也许，汉德克他亲身游历所得的观察也会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今天谁还能说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真相呢，在那个罪恶的夜晚谁还能留下一份纪录片式的影像资料呢。但文学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在汉德克的文学中，所有他者给予的、媒体传递的都具有令人生疑的不可靠性，他用自身主体探索世界。他也表示过，自己从来没否认过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发生，他对南斯拉夫的描写也已经结束。那么，大多数的反对者们是否也需要拿出一些更具价值的东西，去事件发生的地区亲自感受历史的可能性，而非接受某种单一的说法论调。尽管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可能依旧与汉德克完全不同，但那也并不重要，在不同主体与世界的真实接触，或者说哪怕是真实的碰撞中，必然会产生边缘的淡化，人们将不会站在某个观点的屋檐下，而是在自身的双眼中。当下，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彼得·汉德克的确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但这个选择向我们预示了一点，在这个年代，文学依旧有它存在的空间，去阅读，去感受另一种主体接触世界的方式，而不是草率地融入现实。
托卡尔丘克她没什么问题
托卡尔丘克的获奖“没什么问题”——这是《纽约时报》给出的形容词。比起汉德克来说，她简直太政治正确了。她在布克奖和读者群体中一直很受欢迎，也对民族主义与移民问题有所关注。大概唯一让他们不满的问题在于，托卡尔丘克不是个黑人，也不是非欧洲作家。这也是为何媒体会声称，诺贝尔文学奖在2018年和2019年得主的选择上都违背了当初的承诺。
托卡尔丘克在接受波兰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彼得·汉德克和我一起获得了奖项，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非常珍视他”，“瑞典文学院非常欣赏欧洲中部地区的作品，这真是太好了”。
她的获奖，对于读者重新关注东欧文学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托卡尔丘克都是国际文学奖项的热门，2018年，她获得了国际布克奖，2019年，她的新作品再次入围国际布克奖的名单。这要得益于文学的翻译交流，在此之前，她是只限于波兰国内闻名的文学明星。“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书能否被更快地翻译成英文，不知道生活将会如何发展。因为英语是一门世界范围的语言，当一本书问世时，英语普及了，它就将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出版物”。
据出版社消息，托卡尔丘克另外三本作品的版权已经购入，目前正在翻译当中。除了去年已经上市的两本小说，后浪出版公司还购买了国际布克奖作品《Flight》的版权，正在寻找译者翻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也购买了另外两部作品《糜骨之壤》和《怪诞故事集》的版权，前者曾被改编为电影，并获得了2017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怪诞故事集》则以法语单词“Bizarre”为书名，讲述了发生在波兰与瑞典战争时期的、现代瑞士的、遥远亚洲的还有想象中的地方的故事。这种丰富、多元、历史现实与梦境混杂的写作风格，正是托卡尔丘克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欢迎的原因。
【四七社】
1947年，由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创办的知识分子社团，当时许多作家都在这里讨论与朗诵自己的作品。在20世纪，它一度成为德国文学的中心，颁发荣誉奖项，但随后由于作家的思想开始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四七社也就自然解散。
撰文/新京报记者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