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收藏家汪世林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等33张黑胶唱片及发行时的文献资料。国博表示，此次入藏珍贵唱片及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博物馆在唱片类馆藏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展陈内容与形式。今后，国博将进一步拓展藏品征集范围，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类馆藏。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但在是否修改歌词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最终由毛泽东决定，歌词不改。9月27日下午3时，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直到1982年12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
1950年9月12日，音乐家王莘到北京出差，当他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庆祝国庆彩排的队伍，深深感受到全国人民奋发作为、建设新中国的豪迈。酝酿已久的情绪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点燃，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拿起笔，在随身携带的烟盒反面飞快书写。午夜时分，他回到天津家中，把将要分娩的爱妻叫醒，一起完成了《歌唱祖国》全曲。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一年的国庆节，除了要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外，《歌唱祖国》也是全国人民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自此，《歌唱祖国》成为重大活动的礼仪用曲，素有“第二国歌”之誉。
汪世林此次捐赠的唱片中，其中两张唱片尤其珍贵：一张是1949年12月录制的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样片；另一张是1951年9月底录制的第一张《歌唱祖国》内部发行的唱片及唱片上报文件。“每一张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收藏黑胶唱片大约10年，最多的时候拥有四五万张唱片，这几年逐渐精简，目前收藏量在2万张左右。”汪世林说，在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黑胶唱片的同时，他也更加了解了中国黑胶唱片的历史价值和背后的故事。经过认真考虑，他主动提出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无偿捐赠有历史价值的不同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等文件资料，“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认为收藏品在个人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国家收藏发挥的作用久远。收藏的最高境界是让那些艺术品进入博物馆，才能使它们更好地得到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成为公众财富和社会财富。这是我作为北京市民应该做的。”汪世林说。
昨天下午，收藏家汪世林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首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等33张黑胶唱片及发行时的文献资料。国博表示，此次入藏珍贵唱片及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博物馆在唱片类馆藏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展陈内容与形式。今后，国博将进一步拓展藏品征集范围，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类馆藏。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但在是否修改歌词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最终由毛泽东决定，歌词不改。9月27日下午3时，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直到1982年12月，在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
1950年9月12日，音乐家王莘到北京出差，当他看见天安门广场上庆祝国庆彩排的队伍，深深感受到全国人民奋发作为、建设新中国的豪迈。酝酿已久的情绪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点燃，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拿起笔，在随身携带的烟盒反面飞快书写。午夜时分，他回到天津家中，把将要分娩的爱妻叫醒，一起完成了《歌唱祖国》全曲。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规定在这一年的国庆节，除了要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外，《歌唱祖国》也是全国人民普遍歌唱的基本歌曲。自此，《歌唱祖国》成为重大活动的礼仪用曲，素有“第二国歌”之誉。
汪世林此次捐赠的唱片中，其中两张唱片尤其珍贵：一张是1949年12月录制的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样片；另一张是1951年9月底录制的第一张《歌唱祖国》内部发行的唱片及唱片上报文件。“每一张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我收藏黑胶唱片大约10年，最多的时候拥有四五万张唱片，这几年逐渐精简，目前收藏量在2万张左右。”汪世林说，在倾心收集、整理和研究黑胶唱片的同时，他也更加了解了中国黑胶唱片的历史价值和背后的故事。经过认真考虑，他主动提出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无偿捐赠有历史价值的不同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歌唱祖国》等文件资料，“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认为收藏品在个人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国家收藏发挥的作用久远。收藏的最高境界是让那些艺术品进入博物馆，才能使它们更好地得到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成为公众财富和社会财富。这是我作为北京市民应该做的。”汪世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