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花崎采琰认为李清照污名化的祸根早在其为父请命时就已经埋下，至于后来搜集到怎样的材料，是词作荒淫无顾籍，还是失节改嫁，或者丈夫去世后与文人交往，都是为攻击才女而搜罗的罪证。
李清照晚年是否改嫁是她生平事迹中一个广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疑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艾朗诺所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用大量笔墨梳理南宋至当代的李清照接受过程，对这桩疑案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但由于立论所据资料不全，该书在近现代史料的梳理上有不少疏漏。华东师范大学杨焄教授作《近代学界的“李清照改嫁”之争》（《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对近代学界关于“李清照改嫁”事件的相关评论作了翔实梳理。综合两位教授所论可以看出，近代以前的李清照改嫁事件评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评论者以男性为主。南宋至明清，女性地位不高，知识女性较少，在李清照改嫁事件的评论上女性仿佛集体噤声。在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批评者中，也罕见为此疑案置评者。究其原因，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若为才女改嫁置评，无论站在“确有其事”还是“辨诬”的立场，都不免惹人非议。近代妇女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为此疑案发声的仍在少数。二是辨诬目的与贞节观念密切相关。由于中国传统贞节观念根深蒂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才女是否失节改嫁是一件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的大事。近代以来，虽然贞节观念有所松动，如胡适在李清照小传中就认为“改嫁并非不道德的事”（《词选》，中华书局，2007），但才女形象是否完美仍然引人瞩目。本文论述的则是近代日本学者花崎采琰对此疑案的评论，她的“李清照改嫁”辨诬，既站在知识女性的立场，又非完全为了维护才女的贞节形象，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花崎采琰，原名贞，“花崎”是夫姓，明治三十六年（1903）生于东京。祖父石井信义是日本近代医学开创者绪方洪庵的高足，父亲石井哲吉过继给梶田氏，因此“梶田”是采琰未嫁前的姓氏。花崎采琰三岁时母亲穗积静子去世，她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大正十三年（1924）入东洋大学文学科学习汉文，曾从日本知名汉学家宇野哲人、古城贞吉等学习中国文学。她的生平事迹见其《自叙传》（私家版，1980年）。花崎采琰是日本著名的翻译家、词学家，有日本当代李清照之誉，日本词学大家中田勇次郎在《〈新译漱玉词〉序》中称她为“日本唯一的闺秀词人”（《新译漱玉词》，新树社，1958年）。
大学时代的花崎采琰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中国女性诗人的作品爱不释手。花崎采琰偏爱李清照，也缘于她大学读书时的一段经历，她在《〈新译漱玉词〉跋》中回忆道：“当读到赵明诚所梦‘司与言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因此向古城贞吉先生请教，先生立刻解释了这种离合字之法。我在惊叹先生学识的同时，因为解开了李易安结婚之谜，也无比高兴。”从此她投入李清照的研究与译介之中，陆续在《桃源》杂志创刊号、《东方文艺》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李清照的文章。在她编译出版的《泪眼集》（四季社，1954年）、《中国词选·花谱》（大雅洞，1961年）、《爱情的宋词》（东方文艺会，1981年）、《中国的女诗人》（西田书店，1985年）、《中国诗词选——平和·山水·爱恋》（东方文艺会，1981年）、《花的文化词》（东方文艺会，1989年）等书籍中，都收录有易安词，可见对李清照的喜爱，而《新译漱玉词》为李清照日语译介的集大成之作。
《新译漱玉词》内封有今关天彭所题《采琰夫人新译易安居士漱玉词题词》绝句二首，其后是孙伯醇序、中田勇次郎序。该书不仅有李清照词作的译介，还包括《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的译介，此外还有花崎采琰《关于宋词》《关于李清照》《辨诬》《易安居士年谱》等研究成果。《新译漱玉词》所依照的底本是李文所编《漱玉词》二卷，花崎采琰从小林健志处获得此本。在翻译过程中，又参照了四印斋本《漱玉词》。需要指出的是，花崎采琰所撰《辨诬》并非翻译自四印斋本书后附录的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等人的辨诬之辞，而是她在研读、译介李清照时，心有不平，有感而发的。她在《关于李清照》中指出：“丈夫去世以后、易安晚年如何度过？当时有种种臆测，或说其改嫁，或说她与其他文人交往，这些无聊的评判无非是想给她真实的生涯泼上污点。……为了她我不惜辨诬，我相信李易安绝不是那样的人。”因此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
《辨诬》开篇即满腔怒火地批判明代叶文壮评李清照《武陵春》之语“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花崎采琰指出：“易安居士见识如此之高，高洁且又优雅，却成了流言的种子，人间的诬告之罪实在无可救药。”她进一步分析李清照污名化的原因，将李清照与蔡文姬作比，两人是中国女性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而经历却如此相似，“如同蔡文姬为父蔡邕请命，李清照亦为其父李格非的党籍之罪请命。元祐官僚们嫉妒她的才华，憎恨她的作为，因此到处搜集攻击她的材料”。由此可见，花崎采琰认为李清照污名化的祸根早在其为父请命时就已经埋下，至于后来搜集到怎样的材料，是词作荒淫无顾籍，还是失节改嫁，或者丈夫去世后与文人交往，都是为攻击才女而搜罗的罪证。“恰好李清照所撰《词论》对同时代词人多有批判，且又以‘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嘲弄当时第一流的进士张九成，出于嫉妒和报复，这些才华不及、心胸狭窄的小人编造一些诋毁李清照品格的乌有之事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李清照撰《词论》与嘲弄张九成相隔许久，一在南渡前的政和三年（1113，据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一在南渡后的绍兴二年（1132），但在花崎采琰看来，两件事都是李清照高超才华的表现，也是她遭受污言的原因所在。
在为李清照辨诬过程中，花崎采琰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证据材料，所据仍然是《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丈夫的深情，花崎采琰指出：“是何缘故一边改嫁燃烧激情，一边却作深情回忆丈夫的文字？常人尚不肯为，明达的易安如何肯为？”此外提及李清照南渡之后行迹清晰可辨，南渡时已至“行将就木”之年，以及绍兴五年（1135）上韩、胡二公诗中自称嫠妇。这几则材料都是明清以来为李清照辨诬的学人常引用的。但此后她引录了清人很少注意到的明代宋景濂《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并在关键语句中加有着重号：
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抆泪悲叹，可谓不善处患难矣。然其辞之传，读者犹怆然，况闻其事者乎！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而永嘉陈傅良题识其言，则有可异者。余戏作一诗，止之于礼仪，亦古诗人之遗音欤。
佳人薄命纷无数，岂独浔阳老商妇。青衫司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此身已失将怨谁？世间哀乐常相随。易安写此别有意，字字似诉中心悲。永嘉陈侯好奇士，梦里谬为儿女语。花颜国色草上尘，朽骨何堪污唇齿。生男当如鲁男子，生女当如夏侯女。千年秽迹吾欲洗，安得浔阳半江水。（《宋学士集》）
宋景濂所言“其意盖有所寓”当然指李清照自叹命运之悲、佳人薄命，非指她的人生经历、所思所感与琵琶女相同。花崎采琰高度赞赏宋景濂对易安“了解之同情”，她断言李清照生前已闻流言，藉书写《琵琶行》来抒怀心中之悲，这悲也是对流言的控诉！花崎采琰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妇德”观，指出在压迫妇女观念的笼罩下，再婚妇女变得低贱，被视为最可耻的女人，她痛斥“这些流言实在可恼，决不能相信这些谎言”！还将这些污言秽语比作杀
人利刃，“以刑罚杀人，和以文笔流言杀人，又有何区别呢”？此后花崎采琰以赵执信《登州杂诗》之一、陈文述《题查伯葵撰〈李易安论后〉》为例，简略梳理了清朝学者的辨诬之辞。
《辨诬》最后，花崎采琰满怀悲愤地写道：“毕竟人生不过是一个空虚的争斗场。要有这样的觉悟：清白纯真的人会被玷污声誉，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心。愚拙如我，却得到易安高洁品格的陶冶，从易安处了解到人生的悲愁。对照自身，我越来越由衷地敬爱她，不能抑制地尊崇她。只管朗读《漱玉词》吧，感动于那样优美的词境。我只能不惜薄才，以此译作将易安居士的真实价值传递给世人。”这一段言语暗藏花崎采琰对自我身世的感叹，她为了爱情与养家梶田氏决裂，因为她不愿承担为梶田家传宗接代的责任，“这种代代单传的家庭责任不可能由我一个养女来承担”（《自叙传》，私家版，1980年）。从女性角度来说，她勇于挑战男权社会压在女性肩膀的重任，这与李清照敢于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展露自己的才华是相似的。花崎采琰当时无力直面家庭纠纷，只能以起诉方式与梶田家决裂，她承担的社会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她自信能完全感受到李清照在男权社会的种种压力。同时她还指出要将李清照研究重点回归到文学层面，只有广为传播李清照的作品，才能将才女的价值发扬光大。
在花崎采琰之前，铃木虎雄是日本较早研究李清照的学者。他颇钦佩清人的辨诬之说，“经多方之考订，始辨明其无再嫁之事，而数千年之疑团，得以冰释”“今幸得诸家之考订，匪特女士千余年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即后世钦慕女士之才华如不佞者，亦增无上快慰也”（《女词人李易安》，铃木虎雄著，陈彬龢译，《妇女杂志》1927年第十三卷第四号）。铃木虎雄大概没有想到，他撰写此文时，花崎采琰正在东洋大学研读李清照，日后成为另一位“后世钦慕女士才华”的日本学者，并且她还更进一步，投入为李清照辨诬的队伍中，并不断推进李清照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她将李清照与上田敏译《海潮音》、永井风荷译《珊瑚集》中收录的诗人相比，认为易安词中的幽玄、哀怨与艳丽的艺术风格足可与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意大利诗人达芬奇相媲美。在花崎采琰的努力下，易安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是走在前列的，而未曾改嫁的李清照的完美才女形象也已深入日本民众的心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花崎采琰认为李清照污名化的祸根早在其为父请命时就已经埋下，至于后来搜集到怎样的材料，是词作荒淫无顾籍，还是失节改嫁，或者丈夫去世后与文人交往，都是为攻击才女而搜罗的罪证。
李清照晚年是否改嫁是她生平事迹中一个广受关注却又悬而未决的疑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讲座教授艾朗诺所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用大量笔墨梳理南宋至当代的李清照接受过程，对这桩疑案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但由于立论所据资料不全，该书在近现代史料的梳理上有不少疏漏。华东师范大学杨焄教授作《近代学界的“李清照改嫁”之争》（《文汇学人》，2018年3月16日），对近代学界关于“李清照改嫁”事件的相关评论作了翔实梳理。综合两位教授所论可以看出，近代以前的李清照改嫁事件评论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评论者以男性为主。南宋至明清，女性地位不高，知识女性较少，在李清照改嫁事件的评论上女性仿佛集体噤声。在为数不多的女性文学批评者中，也罕见为此疑案置评者。究其原因，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若为才女改嫁置评，无论站在“确有其事”还是“辨诬”的立场，都不免惹人非议。近代妇女地位虽有所提升，但为此疑案发声的仍在少数。二是辨诬目的与贞节观念密切相关。由于中国传统贞节观念根深蒂固，中国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才女是否失节改嫁是一件足以引起社会关注的大事。近代以来，虽然贞节观念有所松动，如胡适在李清照小传中就认为“改嫁并非不道德的事”（《词选》，中华书局，2007），但才女形象是否完美仍然引人瞩目。本文论述的则是近代日本学者花崎采琰对此疑案的评论，她的“李清照改嫁”辨诬，既站在知识女性的立场，又非完全为了维护才女的贞节形象，因此显得别具一格。
花崎采琰，原名贞，“花崎”是夫姓，明治三十六年（1903）生于东京。祖父石井信义是日本近代医学开创者绪方洪庵的高足，父亲石井哲吉过继给梶田氏，因此“梶田”是采琰未嫁前的姓氏。花崎采琰三岁时母亲穗积静子去世，她由外祖母抚养长大。大正十三年（1924）入东洋大学文学科学习汉文，曾从日本知名汉学家宇野哲人、古城贞吉等学习中国文学。她的生平事迹见其《自叙传》（私家版，1980年）。花崎采琰是日本著名的翻译家、词学家，有日本当代李清照之誉，日本词学大家中田勇次郎在《〈新译漱玉词〉序》中称她为“日本唯一的闺秀词人”（《新译漱玉词》，新树社，1958年）。
大学时代的花崎采琰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中国女性诗人的作品爱不释手。花崎采琰偏爱李清照，也缘于她大学读书时的一段经历，她在《〈新译漱玉词〉跋》中回忆道：“当读到赵明诚所梦‘司与言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因此向古城贞吉先生请教，先生立刻解释了这种离合字之法。我在惊叹先生学识的同时，因为解开了李易安结婚之谜，也无比高兴。”从此她投入李清照的研究与译介之中，陆续在《桃源》杂志创刊号、《东方文艺》等期刊上发表关于李清照的文章。在她编译出版的《泪眼集》（四季社，1954年）、《中国词选·花谱》（大雅洞，1961年）、《爱情的宋词》（东方文艺会，1981年）、《中国的女诗人》（西田书店，1985年）、《中国诗词选——平和·山水·爱恋》（东方文艺会，1981年）、《花的文化词》（东方文艺会，1989年）等书籍中，都收录有易安词，可见对李清照的喜爱，而《新译漱玉词》为李清照日语译介的集大成之作。
《新译漱玉词》内封有今关天彭所题《采琰夫人新译易安居士漱玉词题词》绝句二首，其后是孙伯醇序、中田勇次郎序。该书不仅有李清照词作的译介，还包括《词论》《金石录后序》《打马图经序》的译介，此外还有花崎采琰《关于宋词》《关于李清照》《辨诬》《易安居士年谱》等研究成果。《新译漱玉词》所依照的底本是李文所编《漱玉词》二卷，花崎采琰从小林健志处获得此本。在翻译过程中，又参照了四印斋本《漱玉词》。需要指出的是，花崎采琰所撰《辨诬》并非翻译自四印斋本书后附录的俞正燮、陆心源、李慈铭等人的辨诬之辞，而是她在研读、译介李清照时，心有不平，有感而发的。她在《关于李清照》中指出：“丈夫去世以后、易安晚年如何度过？当时有种种臆测，或说其改嫁，或说她与其他文人交往，这些无聊的评判无非是想给她真实的生涯泼上污点。……为了她我不惜辨诬，我相信李易安绝不是那样的人。”因此在翻译完李清照作品之后，花崎采琰特撰《辨诬》一节。此节饱含悲愤之情，让我们感受到异域女性为维护心中完美形象的不遗余力。
《辨诬》开篇即满腔怒火地批判明代叶文壮评李清照《武陵春》之语“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花崎采琰指出：“易安居士见识如此之高，高洁且又优雅，却成了流言的种子，人间的诬告之罪实在无可救药。”她进一步分析李清照污名化的原因，将李清照与蔡文姬作比，两人是中国女性诗人中成就最高的，而经历却如此相似，“如同蔡文姬为父蔡邕请命，李清照亦为其父李格非的党籍之罪请命。元祐官僚们嫉妒她的才华，憎恨她的作为，因此到处搜集攻击她的材料”。由此可见，花崎采琰认为李清照污名化的祸根早在其为父请命时就已经埋下，至于后来搜集到怎样的材料，是词作荒淫无顾籍，还是失节改嫁，或者丈夫去世后与文人交往，都是为攻击才女而搜罗的罪证。“恰好李清照所撰《词论》对同时代词人多有批判，且又以‘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嘲弄当时第一流的进士张九成，出于嫉妒和报复，这些才华不及、心胸狭窄的小人编造一些诋毁李清照品格的乌有之事也在情理之中。”其实李清照撰《词论》与嘲弄张九成相隔许久，一在南渡前的政和三年（1113，据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一在南渡后的绍兴二年（1132），但在花崎采琰看来，两件事都是李清照高超才华的表现，也是她遭受污言的原因所在。
在为李清照辨诬过程中，花崎采琰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证据材料，所据仍然是《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对丈夫的深情，花崎采琰指出：“是何缘故一边改嫁燃烧激情，一边却作深情回忆丈夫的文字？常人尚不肯为，明达的易安如何肯为？”此外提及李清照南渡之后行迹清晰可辨，南渡时已至“行将就木”之年，以及绍兴五年（1135）上韩、胡二公诗中自称嫠妇。这几则材料都是明清以来为李清照辨诬的学人常引用的。但此后她引录了清人很少注意到的明代宋景濂《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并在关键语句中加有着重号：
乐天谪居江州，闻商妇琵琶，抆泪悲叹，可谓不善处患难矣。然其辞之传，读者犹怆然，况闻其事者乎！李易安图而书之，其意盖有所寓。而永嘉陈傅良题识其言，则有可异者。余戏作一诗，止之于礼仪，亦古诗人之遗音欤。
佳人薄命纷无数，岂独浔阳老商妇。青衫司马太多情，一曲琵琶泪如雨。此身已失将怨谁？世间哀乐常相随。易安写此别有意，字字似诉中心悲。永嘉陈侯好奇士，梦里谬为儿女语。花颜国色草上尘，朽骨何堪污唇齿。生男当如鲁男子，生女当如夏侯女。千年秽迹吾欲洗，安得浔阳半江水。（《宋学士集》）
宋景濂所言“其意盖有所寓”当然指李清照自叹命运之悲、佳人薄命，非指她的人生经历、所思所感与琵琶女相同。花崎采琰高度赞赏宋景濂对易安“了解之同情”，她断言李清照生前已闻流言，藉书写《琵琶行》来抒怀心中之悲，这悲也是对流言的控诉！花崎采琰将矛头对准中国的“妇德”观，指出在压迫妇女观念的笼罩下，再婚妇女变得低贱，被视为最可耻的女人，她痛斥“这些流言实在可恼，决不能相信这些谎言”！还将这些污言秽语比作杀
人利刃，“以刑罚杀人，和以文笔流言杀人，又有何区别呢”？此后花崎采琰以赵执信《登州杂诗》之一、陈文述《题查伯葵撰〈李易安论后〉》为例，简略梳理了清朝学者的辨诬之辞。
《辨诬》最后，花崎采琰满怀悲愤地写道：“毕竟人生不过是一个空虚的争斗场。要有这样的觉悟：清白纯真的人会被玷污声誉，会引起他人的嫉妒心。愚拙如我，却得到易安高洁品格的陶冶，从易安处了解到人生的悲愁。对照自身，我越来越由衷地敬爱她，不能抑制地尊崇她。只管朗读《漱玉词》吧，感动于那样优美的词境。我只能不惜薄才，以此译作将易安居士的真实价值传递给世人。”这一段言语暗藏花崎采琰对自我身世的感叹，她为了爱情与养家梶田氏决裂，因为她不愿承担为梶田家传宗接代的责任，“这种代代单传的家庭责任不可能由我一个养女来承担”（《自叙传》，私家版，1980年）。从女性角度来说，她勇于挑战男权社会压在女性肩膀的重任，这与李清照敢于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展露自己的才华是相似的。花崎采琰当时无力直面家庭纠纷，只能以起诉方式与梶田家决裂，她承担的社会压力是可以想见的，因此她自信能完全感受到李清照在男权社会的种种压力。同时她还指出要将李清照研究重点回归到文学层面，只有广为传播李清照的作品，才能将才女的价值发扬光大。
在花崎采琰之前，铃木虎雄是日本较早研究李清照的学者。他颇钦佩清人的辨诬之说，“经多方之考订，始辨明其无再嫁之事，而数千年之疑团，得以冰释”“今幸得诸家之考订，匪特女士千余年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即后世钦慕女士之才华如不佞者，亦增无上快慰也”（《女词人李易安》，铃木虎雄著，陈彬龢译，《妇女杂志》1927年第十三卷第四号）。铃木虎雄大概没有想到，他撰写此文时，花崎采琰正在东洋大学研读李清照，日后成为另一位“后世钦慕女士才华”的日本学者，并且她还更进一步，投入为李清照辨诬的队伍中，并不断推进李清照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她将李清照与上田敏译《海潮音》、永井风荷译《珊瑚集》中收录的诗人相比，认为易安词中的幽玄、哀怨与艳丽的艺术风格足可与法国诗人波特莱尔、意大利诗人达芬奇相媲美。在花崎采琰的努力下，易安词在日本的传播接受是走在前列的，而未曾改嫁的李清照的完美才女形象也已深入日本民众的心中。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