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何志森是一名建筑师，但他更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教师。
四年前，澳洲博士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何志森决定回国教书。回国后他以“背包客”的形式流浪于中国的各大建筑院校展开教学，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坊项目。
这个工作坊是干吗的？其实很简单，教给学生两件事：同理心和洞察力。怎么教呢？他带着学生做田野调查，他们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摊贩、清洁工人、保安、流浪者和广场舞大妈这些普通民众。
2017年，他带着学生在广州扉美术馆所在的社区菜市场，给40多个摊贩的手拍了一组照片，并在菜场办了摄影展。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事情不断延展，后来他曾带着学生把床大剌剌地搬进社区，和环卫工人、社区大爷大妈、摊贩一起，组织了好几次“百家宴”，大家在床上吃饭、喝茶、聊天，在床上睡觉、看电影、写春联，把床变成舞台、展厅，甚至是厨房和贩卖空间……这几乎成了一个个移动的街头美术馆，人人都可以参与。
何志森和“菜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了“网红”。但他有一段时间会自责“没有给摊贩们带来收入”。当他无意中跟菜场的阿姨说起这些，阿姨沉默了很久告诉他，“现在的菜市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家觉得，每一个人在菜市场里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工作，这让他感到欣慰。
工作坊打开了一扇窗户，学生看到了建筑人性的一面
1977年出生的何志森，讲普通话时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他很幽默，时不时会“自黑”一下。他的童年在福建的一个山区里度过，没有玩伴，特别孤独，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去山里追气球，“五岁到七岁，每天都去山里，就我一个人，去找气球，有时候突然发现天空飘着气球，就会翻山越岭一直跟着，直到消失。”
他们一家人是那座山唯一的住户，“那个时候我可以跑一天，中午都不回来，就去找这些东西。有的气球飘到树上给撕破了，然后散落一地的饼干、各种各样的文具，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天上外星人拿过来的？”也因为孤单，他从小就习惯了观察和幻想，养成了一颗好奇的心。
何志森的妈妈在大学毕业之后到福建一个最贫穷、最偏远的山村支教，在那里遇见了何志森的爸爸，于是一家人就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直到妈妈退休，一家人才回到县城。
小时候何志森觉得山里的小伙伴看起来特别傻特别笨，每次被妈妈感觉到他的这个念头，妈妈就会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不要以貌取人。
2010年，在墨尔本工作了6年之后，何志森因为喜欢上了教书，决定回母校读博士。第一年他每天在电脑前面画各种很炫的图。有一次他回福建，看到路边的小贩用晾衣竿把盒饭传递给围墙后面的学生，当时就惊呆了：我们设计师设计的围墙，被一根晾衣竿就给捅破了！回到墨尔本之后，他开始对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用了四年时间，跟踪了一位在大学围墙上卖盒饭的小哥。我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非常荣幸的是，我毕业了。我的导师就是卖盒饭的小哥。”在这个过程中，何志森才慢慢读懂从小母亲跟他说的话——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书，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回国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在何志森博士汇报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回馈到中国？“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答案的，我真的不知道博士研究的这些东西怎么能回馈或者应用到中国的建筑实践。我观察的这些人群其实是被大部分建筑师忽略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之后的一个星期，何志森就回国了，三个月内受到二十多个高校邀请，分享他的博士论文。
2015年初，何志森发起了mapping工作坊，“很简单，工作坊的目的是想唤醒学生的同理心和洞察力。”第一次工作坊项目，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进行。那之后，他发现学生对工作坊的内容感到特别新鲜、好奇，“工作坊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学生看到了建筑人性的一面”。何志森觉得所有那些最有用的知识跟经验，应该是在围墙之外、在生活之中，特别是对未来的建筑师们，“未来无论你设计什么，最终还是回归到人，人的使用、人对空间的感受”。他开始尝试用这一种流浪的工作坊模式来教书，虽然是一个不在计划中的事，但5年里一个接一个的工作坊项目，让他特别享受又惊喜。
读建筑学，要到生活里“跟踪观察”
何志森觉得读建筑学，最好的老师不在学校里，而是在生活中。普通平凡的爸爸、妈妈，也让他体悟到很多生活的智慧，“那些是教科书永远没有办法回答的”。
搬到县城后，妈妈房前屋后都是花圃，她就请何志森每天移走一株花，自己开出空地种上菜。很快，邻居们也纷纷行动起来，种上自己喜欢的菜。这让何志森从中悟到，作为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是谁在用这个空间？什么是他们的真实需求？
后来，何志森在广州竹丝岗社区和艺术家宋冬一起，发起了“民众花园”项目，“那里本来是一个放垃圾的地方，我们清理好之后，让居民自己设计一个花园”，为此他们组织居民种植活动，告诉邻里们，家里不用的器物可以带来一起改造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刚开始居民是不愿意的，我们就带头把自己的植物拿出来种，摆给他们看。后面居民慢慢参与进来。”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场所都焕然一新了，马桶、浴缸、箱子、沙发……这些容器里都种满了植物。居民们也很高兴，觉得自己还有能力成为公共空间的主导者，而且情感和记忆都融入进去了。“两年的时间，他们有时间就过去维护和给路人讲解，真的把那个地方当成他们的家，每一盆植物都放了种植人的名字，他们都是这个花园的设计师。到最后民众花园的作用其实不只是一个花园，而成为了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平台。前不久花园撤离的时候，好多居民都哭了。”
最初带学生时，何志森发现，学生们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比较不知所措，就觉得“我去理解一个人，跟他聊天就行了，为什么要去跟踪他们，还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呢？”
但实际上，类似的方法在国外建筑学院或艺术学院是特别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很多先锋的建筑学院里，“跟踪观察”是一个特别基本的能力。何志森发现很多学生养成了一种对着电脑、闭门造车的习惯，对于外面的世界，完全靠想象，而不去投入真实的世界，感受和理解真实的生活。
每一次工作坊开始，何志森都会让每一个学生聊聊自己喜欢做什么，可以跟建筑根本没有关系。比如有一个学生说“我就喜欢做菜”，他就说“诶？那你可不可以通过做菜的方式，把你的想法表现出来？”有的女孩子说喜欢织毛衣，何志森就让她通过编织的方式，把这个建筑模型给做出来。
“当学生找到自己兴趣点的时候，他就特别疯狂，所有的能量都激发出来了。”在何志森看来，做老师最难的是因材施教，“教书一定要想如何去激发学生的热情”，而不是“把自己会的那一套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就完了”。
也因此，每一次工作坊第一天，何志森都有个雷打不动的分享——“让学生告诉我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按兴趣类别分组，兴趣相投的人分在一组。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投入到专业中去，他们才会真正地享受。”
“你们的手还要不要？”
广州扉美术馆的一墙之隔，有个老式的菜场。过去的11年，摊贩从来没有去过美术馆。
2017年底，艺术家宋冬从北京淘到很多胡同平房拆了之后丢弃的门窗，运到广州，在美术馆跟菜场旁做了一个“无界的墙”。后来何志森在美术馆和菜场那里放上床，再放电影、吃饭、做展览。让何志森困惑的是，周围很多居民都过来了，但菜场的摊主们还是没有过来。
正巧，何志森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有一门《菜市场改造》设计课程，他让学生跟摊贩一起生活、工作了两个月。一开始摊贩挺抗拒的，他们觉得“你一个研究生、大学生，来我这儿干吗？”觉得是在利用他们。
一场暴雨成为打开心扉的转折点。
“那天市场被淹了，有一个学生小马去菜场帮助摊贩们抬货物，让摊贩们特别感动。”从这一天起，摊贩真心地接纳了所有的学生，告诉学生他们的故事。“后面很有意思，我们把所有的故事都排列出来，发现大部分的故事跟摊贩的手发生了关系。于是我就鼓励学生们去为摊贩们的手拍照，然后我们做个展览，把手和故事呈现出来。”
布展那一天的早晨，一个海鲜档的阿姨突然跑过来，站在门口问：“何老师我可以进来吗？”这让何志森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摊贩，主动到我们空间里面来。”那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所有摊贩都过来了，要知道这是他们一天里难得的休息时间。“刻满伤痕的手、弯曲变形的手、泡得发白的手……每双手都有一个故事。”
第二天撤展的时候，一大早又有一个阿姨过来问：“何老师，你们的手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们想领回去，放到我们的摊位上。”那一瞬间，何志森意识到这些作品才刚刚开始，“她这一句话，给这些作品附上了一个全新的意义。”
“如果为了赚钱，我们会特别瞧不起你”
前两天一个阿姨来美术馆找何志森，她带着女儿过来，想请何老师在高考报名的事上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实际上，在新闻关注报道“菜市场”的时候，何志森的心里却藏着一份特别的内疚，“我从来没说过，我觉得现在把这个菜市场变得这么热闹了，这种热闹并没有给商贩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长。很多人慕名而来，只是在菜市场看手的照片、拍照，而没有消费。”
然而当他把这份愧疚对菜场一位阿姨说出来时，那个阿姨想了很久，突然说出的一句话，让何志森思考了很久——“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我们多赚钱而去做这件事，我们会特别瞧不起你。”
在美术馆举办过的多次百家宴活动中，何志森感受到摊贩的变化。“之前菜市场的人是从来没有做过饭菜的，第一次百家宴我们美术馆提供食物，但摊贩都没过来，一个是不感兴趣，一个是摊贩们蛮累的，哪有精力啊？每天一下班匆匆忙忙回家睡觉，然后凌晨起来上货卖货。第二次百家宴是居民提供食物，摊贩们来吃饭了，但只是来吃饭，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准备食物。第三次百家宴，菜市场摊贩做了两大锅万宝粥，并且带了自己家人一起在美术馆吃饭。最近一次百家宴是一个月前，摊贩们提前了好几天准备食材，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最喜欢的菜来到美术馆分享给大家吃。”
一个摊主告诉何志森，“现在的菜市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在市场里有一个鸡肉档的摊主，她很会做生意，是菜市场里赚钱比较多的。以前她和其他摊主都不怎么来往，也不跟何志森们聊天，见面从来不打招呼的那种。但在美术馆和大家吃过一次饭之后，“每一个星期都会送一只鸡给我。”何志森笑着说。
“我们在菜市场里已经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哪天去你家吃饭，哪天我们做几道菜，聚在一起’。现在呢？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聊‘什么时候去谁谁家聚餐’。你做的这些活动，不是说最终要为我们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而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菜市场里，可以开心地工作，有尊严地工作。”菜场阿姨说的这一番话，让何志森特别感动，也特别意外。
何志森坦言，“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的这种介入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但我一直在讲同理心、感同身受。她的这番话让我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另外一个意义——通过这种介入去重新构建人之为人的这种尊严、自信，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的钱都来得更重要。”
建筑学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尊重
越来越多的高校找上门来合作工作坊，全国各地都有。何志森明显感觉“太辛苦了，体力跟之前不一样了”。去年开始，工作坊少做了很多。“我的初衷是影响别人，做得少了不但不遗憾反而有一种欣慰。因为我的工作坊真的蛮简单的，所有的方法和步骤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已经有好多学校在效仿mapping工作坊，就是他们老师自己按照这个步骤在做。”这让何志森开心和感动，“就像一个小火苗越烧越旺，去传播去真正地影响到别人，然后他们又会把我的东西重新去创新，从这里延展。我做的东西并不是说是我的东西，而是建筑学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尊重。”
未来他更加坚定的是教书，“教书，就是实践，就是做项目。通过教书来影响学生，然后学生会改变他做设计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和学生一起合作完成设计。”
何志森觉得，教育就像撒种子，“老师需要在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中影响学生，它不能立竿见影。”但他想把自己这种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坚持下去。
作为扉美术馆的馆长，在何志森看来，大部分美术馆都应该保持一定的公益性，“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非营利机构，是件好事。因为当我们不以金钱为驱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做到最好，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未来，何志森希望更多跟企业合作，去影响企业。他甚至已经开始筹划一所mapping学校了，“我有一个做校长的梦想。”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何志森是一名建筑师，但他更认同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教师。
四年前，澳洲博士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何志森决定回国教书。回国后他以“背包客”的形式流浪于中国的各大建筑院校展开教学，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坊项目。
这个工作坊是干吗的？其实很简单，教给学生两件事：同理心和洞察力。怎么教呢？他带着学生做田野调查，他们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摊贩、清洁工人、保安、流浪者和广场舞大妈这些普通民众。
2017年，他带着学生在广州扉美术馆所在的社区菜市场，给40多个摊贩的手拍了一组照片，并在菜场办了摄影展。
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事情不断延展，后来他曾带着学生把床大剌剌地搬进社区，和环卫工人、社区大爷大妈、摊贩一起，组织了好几次“百家宴”，大家在床上吃饭、喝茶、聊天，在床上睡觉、看电影、写春联，把床变成舞台、展厅，甚至是厨房和贩卖空间……这几乎成了一个个移动的街头美术馆，人人都可以参与。
何志森和“菜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了“网红”。但他有一段时间会自责“没有给摊贩们带来收入”。当他无意中跟菜场的阿姨说起这些，阿姨沉默了很久告诉他，“现在的菜市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大家觉得，每一个人在菜市场里都可以开开心心地工作，这让他感到欣慰。
工作坊打开了一扇窗户，学生看到了建筑人性的一面
1977年出生的何志森，讲普通话时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他很幽默，时不时会“自黑”一下。他的童年在福建的一个山区里度过，没有玩伴，特别孤独，记得小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去山里追气球，“五岁到七岁，每天都去山里，就我一个人，去找气球，有时候突然发现天空飘着气球，就会翻山越岭一直跟着，直到消失。”
他们一家人是那座山唯一的住户，“那个时候我可以跑一天，中午都不回来，就去找这些东西。有的气球飘到树上给撕破了，然后散落一地的饼干、各种各样的文具，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天上外星人拿过来的？”也因为孤单，他从小就习惯了观察和幻想，养成了一颗好奇的心。
何志森的妈妈在大学毕业之后到福建一个最贫穷、最偏远的山村支教，在那里遇见了何志森的爸爸，于是一家人就一直生活在大山里，直到妈妈退休，一家人才回到县城。
小时候何志森觉得山里的小伙伴看起来特别傻特别笨，每次被妈妈感觉到他的这个念头，妈妈就会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不要以貌取人。
2010年，在墨尔本工作了6年之后，何志森因为喜欢上了教书，决定回母校读博士。第一年他每天在电脑前面画各种很炫的图。有一次他回福建，看到路边的小贩用晾衣竿把盒饭传递给围墙后面的学生，当时就惊呆了：我们设计师设计的围墙，被一根晾衣竿就给捅破了！回到墨尔本之后，他开始对建筑和人之间的关系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用了四年时间，跟踪了一位在大学围墙上卖盒饭的小哥。我跟他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非常荣幸的是，我毕业了。我的导师就是卖盒饭的小哥。”在这个过程中，何志森才慢慢读懂从小母亲跟他说的话——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书，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老师。
回国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在何志森博士汇报的时候，有一个老师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把这些东西回馈到中国？“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没有答案的，我真的不知道博士研究的这些东西怎么能回馈或者应用到中国的建筑实践。我观察的这些人群其实是被大部分建筑师忽略的。”博士论文答辩完成之后的一个星期，何志森就回国了，三个月内受到二十多个高校邀请，分享他的博士论文。
2015年初，何志森发起了mapping工作坊，“很简单，工作坊的目的是想唤醒学生的同理心和洞察力。”第一次工作坊项目，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进行。那之后，他发现学生对工作坊的内容感到特别新鲜、好奇，“工作坊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它，学生看到了建筑人性的一面”。何志森觉得所有那些最有用的知识跟经验，应该是在围墙之外、在生活之中，特别是对未来的建筑师们，“未来无论你设计什么，最终还是回归到人，人的使用、人对空间的感受”。他开始尝试用这一种流浪的工作坊模式来教书，虽然是一个不在计划中的事，但5年里一个接一个的工作坊项目，让他特别享受又惊喜。
读建筑学，要到生活里“跟踪观察”
何志森觉得读建筑学，最好的老师不在学校里，而是在生活中。普通平凡的爸爸、妈妈，也让他体悟到很多生活的智慧，“那些是教科书永远没有办法回答的”。
搬到县城后，妈妈房前屋后都是花圃，她就请何志森每天移走一株花，自己开出空地种上菜。很快，邻居们也纷纷行动起来，种上自己喜欢的菜。这让何志森从中悟到，作为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首先要想到，是谁在用这个空间？什么是他们的真实需求？
后来，何志森在广州竹丝岗社区和艺术家宋冬一起，发起了“民众花园”项目，“那里本来是一个放垃圾的地方，我们清理好之后，让居民自己设计一个花园”，为此他们组织居民种植活动，告诉邻里们，家里不用的器物可以带来一起改造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刚开始居民是不愿意的，我们就带头把自己的植物拿出来种，摆给他们看。后面居民慢慢参与进来。”一段时间之后，整个场所都焕然一新了，马桶、浴缸、箱子、沙发……这些容器里都种满了植物。居民们也很高兴，觉得自己还有能力成为公共空间的主导者，而且情感和记忆都融入进去了。“两年的时间，他们有时间就过去维护和给路人讲解，真的把那个地方当成他们的家，每一盆植物都放了种植人的名字，他们都是这个花园的设计师。到最后民众花园的作用其实不只是一个花园，而成为了一个连接人与人的平台。前不久花园撤离的时候，好多居民都哭了。”
最初带学生时，何志森发现，学生们的接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比较不知所措，就觉得“我去理解一个人，跟他聊天就行了，为什么要去跟踪他们，还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呢？”
但实际上，类似的方法在国外建筑学院或艺术学院是特别正常的事。尤其是在很多先锋的建筑学院里，“跟踪观察”是一个特别基本的能力。何志森发现很多学生养成了一种对着电脑、闭门造车的习惯，对于外面的世界，完全靠想象，而不去投入真实的世界，感受和理解真实的生活。
每一次工作坊开始，何志森都会让每一个学生聊聊自己喜欢做什么，可以跟建筑根本没有关系。比如有一个学生说“我就喜欢做菜”，他就说“诶？那你可不可以通过做菜的方式，把你的想法表现出来？”有的女孩子说喜欢织毛衣，何志森就让她通过编织的方式，把这个建筑模型给做出来。
“当学生找到自己兴趣点的时候，他就特别疯狂，所有的能量都激发出来了。”在何志森看来，做老师最难的是因材施教，“教书一定要想如何去激发学生的热情”，而不是“把自己会的那一套东西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就完了”。
也因此，每一次工作坊第一天，何志森都有个雷打不动的分享——“让学生告诉我他们喜欢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按兴趣类别分组，兴趣相投的人分在一组。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投入到专业中去，他们才会真正地享受。”
“你们的手还要不要？”
广州扉美术馆的一墙之隔，有个老式的菜场。过去的11年，摊贩从来没有去过美术馆。
2017年底，艺术家宋冬从北京淘到很多胡同平房拆了之后丢弃的门窗，运到广州，在美术馆跟菜场旁做了一个“无界的墙”。后来何志森在美术馆和菜场那里放上床，再放电影、吃饭、做展览。让何志森困惑的是，周围很多居民都过来了，但菜场的摊主们还是没有过来。
正巧，何志森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有一门《菜市场改造》设计课程，他让学生跟摊贩一起生活、工作了两个月。一开始摊贩挺抗拒的，他们觉得“你一个研究生、大学生，来我这儿干吗？”觉得是在利用他们。
一场暴雨成为打开心扉的转折点。
“那天市场被淹了，有一个学生小马去菜场帮助摊贩们抬货物，让摊贩们特别感动。”从这一天起，摊贩真心地接纳了所有的学生，告诉学生他们的故事。“后面很有意思，我们把所有的故事都排列出来，发现大部分的故事跟摊贩的手发生了关系。于是我就鼓励学生们去为摊贩们的手拍照，然后我们做个展览，把手和故事呈现出来。”
布展那一天的早晨，一个海鲜档的阿姨突然跑过来，站在门口问：“何老师我可以进来吗？”这让何志森特别感动，“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摊贩，主动到我们空间里面来。”那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所有摊贩都过来了，要知道这是他们一天里难得的休息时间。“刻满伤痕的手、弯曲变形的手、泡得发白的手……每双手都有一个故事。”
第二天撤展的时候，一大早又有一个阿姨过来问：“何老师，你们的手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我们想领回去，放到我们的摊位上。”那一瞬间，何志森意识到这些作品才刚刚开始，“她这一句话，给这些作品附上了一个全新的意义。”
“如果为了赚钱，我们会特别瞧不起你”
前两天一个阿姨来美术馆找何志森，她带着女儿过来，想请何老师在高考报名的事上提供一些建议，他们聊了整整一个下午。
实际上，在新闻关注报道“菜市场”的时候，何志森的心里却藏着一份特别的内疚，“我从来没说过，我觉得现在把这个菜市场变得这么热闹了，这种热闹并没有给商贩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增长。很多人慕名而来，只是在菜市场看手的照片、拍照，而没有消费。”
然而当他把这份愧疚对菜场一位阿姨说出来时，那个阿姨想了很久，突然说出的一句话，让何志森思考了很久——“如果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我们多赚钱而去做这件事，我们会特别瞧不起你。”
在美术馆举办过的多次百家宴活动中，何志森感受到摊贩的变化。“之前菜市场的人是从来没有做过饭菜的，第一次百家宴我们美术馆提供食物，但摊贩都没过来，一个是不感兴趣，一个是摊贩们蛮累的，哪有精力啊？每天一下班匆匆忙忙回家睡觉，然后凌晨起来上货卖货。第二次百家宴是居民提供食物，摊贩们来吃饭了，但只是来吃饭，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准备食物。第三次百家宴，菜市场摊贩做了两大锅万宝粥，并且带了自己家人一起在美术馆吃饭。最近一次百家宴是一个月前，摊贩们提前了好几天准备食材，每个人都带了一个最喜欢的菜来到美术馆分享给大家吃。”
一个摊主告诉何志森，“现在的菜市场，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在市场里有一个鸡肉档的摊主，她很会做生意，是菜市场里赚钱比较多的。以前她和其他摊主都不怎么来往，也不跟何志森们聊天，见面从来不打招呼的那种。但在美术馆和大家吃过一次饭之后，“每一个星期都会送一只鸡给我。”何志森笑着说。
“我们在菜市场里已经30多年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哪天去你家吃饭，哪天我们做几道菜，聚在一起’。现在呢？几乎每一天都有人在聊‘什么时候去谁谁家聚餐’。你做的这些活动，不是说最终要为我们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而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菜市场里，可以开心地工作，有尊严地工作。”菜场阿姨说的这一番话，让何志森特别感动，也特别意外。
何志森坦言，“很多时候，并不知道我的这种介入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但我一直在讲同理心、感同身受。她的这番话让我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另外一个意义——通过这种介入去重新构建人之为人的这种尊严、自信，我觉得这个比所有的钱都来得更重要。”
建筑学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尊重
越来越多的高校找上门来合作工作坊，全国各地都有。何志森明显感觉“太辛苦了，体力跟之前不一样了”。去年开始，工作坊少做了很多。“我的初衷是影响别人，做得少了不但不遗憾反而有一种欣慰。因为我的工作坊真的蛮简单的，所有的方法和步骤在网上都可以找到。已经有好多学校在效仿mapping工作坊，就是他们老师自己按照这个步骤在做。”这让何志森开心和感动，“就像一个小火苗越烧越旺，去传播去真正地影响到别人，然后他们又会把我的东西重新去创新，从这里延展。我做的东西并不是说是我的东西，而是建筑学最基本的，就是对人的尊重。”
未来他更加坚定的是教书，“教书，就是实践，就是做项目。通过教书来影响学生，然后学生会改变他做设计的方案。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和学生一起合作完成设计。”
何志森觉得，教育就像撒种子，“老师需要在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中影响学生，它不能立竿见影。”但他想把自己这种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坚持下去。
作为扉美术馆的馆长，在何志森看来，大部分美术馆都应该保持一定的公益性，“中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非营利机构，是件好事。因为当我们不以金钱为驱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才会做到最好，社会才会变得更好。”未来，何志森希望更多跟企业合作，去影响企业。他甚至已经开始筹划一所mapping学校了，“我有一个做校长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