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云中记》献给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

2019-07-02 08:09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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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云中记》新书发布会

时间:2019年5月25日下午

地点:北京SKP RENDEZ-VOUS

嘉宾:阿    来  作家,小说《尘埃落定》《云中记》作者

陈 晓 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专家学者

欧阳江河  著名诗人

邱 华 栋  作家

主持:季 亚 娅  北京十月出版社

这本书的背景

是“5·12”汶川大地震

主持人:阿来老师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知识分子型写作者,对世界本身有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和可观的信息吞吐量。他每一本书的写作都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每本书无论信息还是思想含量都抵得过一本研究专著。

从这个意义上,陈晓明老师今天会非常兴奋。陈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也是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写作方式上,他和阿来老师会构成一个有趣的对话。

欧阳江河老师,著名诗人,其诗歌写作中涉及非常多的思想和文化内容。他和阿来老师都是古典音乐迷。阿来的《云中记》前面部分是莫扎特的《安魂曲》相伴写就的,欧阳江河老师今天上午在家就把《安魂曲》的6个版本都听了一遍。

邱华栋老师,是作家中据我所知藏书最多、阅读量最惊人、读书也最快的一位。他之于文化的视野和眼光、他的叙事雄心,正是这一代写作者能够跟阿来老师构成对话和对应的地方。

阿来老师多年前的《尘埃落定》中有一个人物是土司,代表着西藏土地上有关世俗治理的部分。而新作《云中记》中有一个人物是祭师,代表着精神层面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思考。一个世俗社会,一个精神社会,跨度二十多年。如果说《尘埃落定》带来的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现代化大势当前不可阻挡的进程,那么《云中记》刚像是一个停顿,一次回望——祭师阿巴这么一个经过科学启蒙的现代人要回去。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思考这个人物形象的?

阿来:这本书的背景是“5·12”大地震。“5·12”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就去到地震灾区,看到很多毁灭,很多死亡,当然更看到很多伤痛。

那个晚上没地方住,我就睡在自己的吉普车上,满天星光。背后那个小河谷里挖掘机在开动,每台挖掘机挖一个50米长、两米深的坑。白天已经忙了一天,晚上很疲倦,但睡不着。看满天星星,偶尔会听到遇难者家属的哭声。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当这么多生命消失,为什么我们这个文化哺育的人,面对之只有哭泣,只有悲痛?

如果不是有巨大的同情我不会在现场,只是我突然想到,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别的文化当中的人,他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不管现实生活当中,还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作品当中,好像他们更能在苦难悲伤当中发现另外一种东西——生命最高贵的那些东西。他们对悲伤之外东西的了解,更能帮助他们完成灵魂跟心灵的洗礼。

而除了哭声,我们没有办法对死亡完成一个仪式性的表达。比如我们不能唱一首歌,因为当此时刻我们所有知道的汉语歌声,都似乎会对死亡形成亵渎。我实在睡不着,就翻出来莫扎特的《安魂曲》,我感觉在那个时刻放出这样的乐音,应该不会对那些正被大片掩埋的遗骸构成亵渎。而且,当乐声起来,那悲悯的乐音沉郁上升,突然觉得它有个接近星光的光亮,感觉那些生命正在升华。

这是我第一天在现场夜半的感觉,那个时刻没有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天一早上大家吃点东西,就又投入废墟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感受又是另一种。那夜的感触就这样一闪而过。

进入《云中记》

要以对话和凝视的方式

阿来:中国从古至今有关悼亡的文字,面对巨大灾难的,好像一直鲜有,更别说具备莫扎特《安魂曲》那种力量的。要写中国的灾难文学,尤其汶川“5·12”地震这种当量的,我觉得很难,用传统我们已经习惯的方式可能很难下笔。

而如果我们不能参透众多死亡及其亲人的血泪,给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灵魂洗礼、心灵净化,如果他们的死没有启迪我们对于生命意义、价值的认知,那他们可能就是白死了。如果我们有所领悟,我们的领悟可以使他们的死亡发生意义。

所以我当时有个想法,有一天我会不会有这样的能力,来做这样一次表达?区别于惯常我们看到中国人面对死亡时的重复式的反应——马上躺在地下,不活了,活不下去了,哭天抢地“老天爷呀”……我们能不能有一些更庄重、更具尊严的,对生命本质有更深入认知跟领会的表达?

我等了十年,直到去年的5月12日。每年成都“5·12”下午两点全城会拉响警报。那天我正在家里写另外一部小说,突然觉得十年过去,当年我在地震灾区经历的事情、看到的情景,以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思考的,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尤其经历巨大灾难后作为幸存者的我们,在自己生命的建构中,经过这样的洗礼又得到什么……一切水到渠成。我把正在写作的电脑文件关掉,重开一个文件,就是《云中记》。

邱华栋:我最早见到阿来是2000年前后,那时候中国文学界流行一个事儿叫“行走文学”,就是作家要走出书斋,走向大地。一波作家就走黄河了,像李敬泽、张石山,采了很多山西黄河两岸的谣曲,很棒;另一波作家走新疆,我在新疆出生长大的,我就借机回了次老家;还有一波作家走西藏,阿来就走了西藏,然后写了一本书叫《大地的阶梯》。我们从北京望向西南,藏地不就是一个大地的阶梯吗?阿来有巨大的行动能力,走在大地上写了这样一本书。

阿来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为什么杰出?首先,他是个诗人。阿来的第一本诗集叫《梭磨河》,离现在可能有30年了。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诗性的,永远都有激情,而且我们知道诗歌是语言中的黄金,诗的语言精确、精微、精妙,那种一剑封喉的文字感觉,阿来保持得极好。

同时,阿来还是一个散文家,除了《大地的阶梯》,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还写了《成都物候记》。早年他还编过《科幻世界》,出版辑录过两本他在《科幻世界》当总编时写下的卷首语。我特别喜欢那两本书,每天只肯读三篇,因为好书特别怕读完。

刚才主持人说他是个“球面体”,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四面佛”,诗歌、散文,更不用提小说。我在《人民文学》当了很多年副主编,责编过他几部非常好的中篇小说,其中一部《三只虫草》,我觉得是近十年来中国作家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中篇小说。前两年我们一直在推动非虚构写作,阿来兄写了《瞻对:一个两百年康巴传奇》,把康巴地区的藏地历史理得非常清楚。他的长篇小说成绩更是骄人,《尘埃落定》《格萨尔王》,还有《空山》。

拿到《云中记》我特别感慨。“5·12”地震发生的2008年,我有好多诗人朋友直奔灾区,有的直接现场就发现金给灾民,还有的很快就写出一本本诗集。我坦率讲,有些作品不宜写得太快,也不宜写得太早。尤其文学作品,它是要跟时间抗衡的东西,要面对千百年。我们宜以对话和凝视的方式进入《云中记》,才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那一时刻,大地在颤抖,最终我们会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从结构、叙事上,从本身巨大的题材意义上讲,《云中记》都可以说是当代作家能够拿出的最杰出的作品。

从《尘埃落定》到《云中记》

阿来的灵知写作到达新的境界

陈晓明:今天这个场合不适合讨论文学史,谈点感想。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来老师的“灵知”写作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了一个更新的境界。

阿来老师在中国作家中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有宗教背景,有文化背景,有民族背景。历经20世纪历史的洗礼,作家被裹挟其中,能以他们个人的天分保持一份独立,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而阿来更有他得天独厚的地方,就是他地域、民族、宗教的独特背景。

所以,他一出手就不凡,《尘埃落定》。他后来的《机村史诗》其实是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因为《尘埃落定》名气太大,大家太喜欢那个文体,所以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机村史诗》呈现出的是他的另一面,再到《云中记》,我认为构成了他的“三部曲”。三者并非是内容上,而是精神上的关系。

《云中记》令我惊异的是,它的写实和灵知能结合得这么自然。这两种差异非常大的事物能结合在一起,其实是非常难的,不管是故事的连接,氛围的接续,还是那种感觉的变化。但是在阿来那里完全是大化天成,如入无人之境。

正如阿来面对死亡的思考,为什么别的民族的死亡经验是那样的,而我们就只是习惯于哭泣?西方的葬礼我们看到都会有人致词,而在我们这里,是所有人都不说话了,都用一种普遍性的嚎啕大哭的经验来把一切隔绝,关闭自己与灵魂、与死亡事实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事情。我们的死亡经验是亲友们被召集起来,通过在死者面前的集体哀悼,完成一个血缘共同体的重新建构。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人面对死亡这种经验的思考、态度,对生命和死者的再认识,灵魂的洗礼,我们没有。

《云中记》其实是通过阿巴这么一个孤独的灵魂,这么一个所谓“文化传承人”,一个苯教祭司的独特身份,来感知死亡经验。它没有被写得非常幽暗。

阿来这个作家是能把一切写得非常明朗的。《尘埃落定》是关于一个部落最后一个土司的故事,从出生开始,直到死亡终结,始终那么明朗。《云中记》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消失,前面铺垫了那么多死亡和死魂灵,他仍然能写得那么明朗。这是怎么办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和《安魂曲》有关。

阿来在灵知的意义上看到的是一个世界的通透,不是世界的幽暗。所以,阿巴这么一个祭师的形象,写得那么朴实、真实、自然,和我们那么亲近。没有神秘,没有不可知,没有巫术,他说到祭祀的工具,都像说耕地的农具一样。对于苯教徒、对于藏民族来说,宗教经验是生活本身,有它的日常性、生活性、直接性和亲切性。对灵魂、生命、死者的这种哀悼本身,因为是和自然一体的,所以一切显得自然,一切还归了自然。所以,不是生命和死亡的关系,而是生命和自然的关系。

大家不要仅仅把《云中记》看成是写地震的。写地震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行为,但是这部作品思考的是一个更大的东西。地震对于它来说只是里面的一个环节,一个需要去记忆和尊重的东西。

我的幸运在于遇到了文学

未被变成对这世界充满仇恨的人

阿来:为什么要明朗一点?因为我自己是生于上世纪60年代,“文革”期间长大的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很穷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有这么一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足以把我变成一个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的人,但我幸运在于我遇到了文学。

我记得年轻时代开始阅读那些文学的时候,是这些文学人性、人道的光芒、审美的光芒,把我从那种幽暗的,甚至有点野蛮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氛围中拯救出来。尤其是当我们从西方文学当中,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当中,获得我们最初关于人生的价值观时,这里面有充满了宽恕、原谅这样的主题。如果说今天我还残留了一点类似于宗教的信仰的话,这个信仰是从文学来的。

我特别喜欢美国一个批评家叫布卢姆,他在他的《小说跟小说家》这本书的前言中,对什么是好的小说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其实就三点:第一,审美的光芒;第二,认知的力量;第三,这两者合起来成智,智慧。

审美的光芒,就是小说形式、语言本身。今天我们可能过于被故事和人物所牵引,有点忽视小说形式层面的东西。但是我们使用了文学这个工具,它最基础的工具——字、词、句,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些连缀起来就变成小说。我在小说创作当中首要一点,就绝不会放弃对此追求。

认知的力量,认知要有力量首先对我们自己、对这个社会要有认知。认知产生力量,如果不在文学中寻找宽恕、理解、沟通的力量,我觉得我可能在写作当中会把自己毁掉。而且我觉得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之后,如果要对20世纪以来的近现代文学进行反思,可能我们讲冷漠、讲孤独、讲荒谬太多了一点。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回到“文艺复兴”,如果语言方面我们回到《诗经》、唐诗、宋词,这种力量肯定是在的。我相信这样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会得到一个关于社会、关于世界,当然更重要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生命的新的智慧。

欧阳江河:阿来老师在小说一开头的献辞中提到:“向莫扎特致敬!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稍微有点音乐常识的都知道,世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四部《安魂曲》中,莫扎特的《安魂曲》排位第一。它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安魂曲》。它的创作背景是1791年莫扎特临死之前,偕夫人一起去布拉格,计划第二天去看他的歌剧。结果头一天晚上半夜时分,有一个穿黑衣的人来访。他是受一位伯爵的委托前来,伯爵的夫人死于这一年的2月,伯爵想在第二年2月1日到来之前,委约一位作曲家写一部《安魂曲》,献给他的夫人。

8月从布拉格回来以后,这件事一直在莫扎特的心头萦绕。因为委托人预付了一半的酬金,酬金给得很高。莫扎特在布拉格期间就把这个钱花掉了,那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富有的日子。他8月之后开始动笔,一直到那一年的12月5日离世,期间屡遭催稿。莫扎特有一个预感,觉得有神或者魔鬼在索他的命。所以,写这部《安魂曲》时他已有告别人世、留下音乐遗嘱之意。他没能把这个作品写完,前8节完成之后他就死掉了。死前他交代该怎么写,他的学生和其他人续完了这个作品。

我是带着这样一个对音乐史的了解,在阿来篇首献辞的提醒下,进入这部小说的阅读的。莫扎特《安魂曲》我一共有11个版本,最长的是66分钟,最短的51分钟。其中最有意思的是1941年12月5日,莫扎特逝世150周年,也是这个作品创作完成150周年之际,在罗马大教堂演奏的版本。我听这个版本的时候特别感慨万千。这样一个作品,莫扎特认为他是写给自己的。

《云中记》中,阿巴去安抚那些死后的魂灵。他去寻找它们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寻找,他想寻找死后的他。这一伏笔跟《安魂曲》有一个对位关系,它化成了小说叙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元素。

把个人经历中那些痛苦经验

跟人类普遍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提问:从这本书里您希望我们得到什么?像沈从文一样往回看,觉得乡村比现在更好,乡村的什么东西都是美好的,还是希望我们从一个进化论的角度,思考明天怎么办?

阿来:我希望我们对世界的理解都不是单向度的。不是要么就说回去好,要么就说前进。我觉得往前走一段,回头看一看,再往前走一段,兼顾。甚至有时得空了左边也看看,右边也看看。那样我觉得我们可能就走得稳妥一些。

提问:您觉得《云中记》对最大多数读者的最大启迪是什么?

阿来:在死亡之前不要介意自己当过多高的领导,写过什么东西,而是期待我这个生命能再多创造一点。既然生命这么短暂,我们得到的东西都会跟生命一起消失,那倒不如从眼下这一分钟开始,创造一点对得起这几十年生命如花火绽放的那样时刻的东西。

提问:请问阿来老师怎么理解亲人的死亡和灾难性的国人的死亡,它们的不同?

阿来:中国人自己有一个伦理谱系,跟我生命会发生关联的人圈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而艺术也好,甚至跟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接近的宗教也好,我相信他们是另外一种——把所有生命的死亡,尤其是我们认为不相关的这些人的死亡,也当成我们本身的生命经验来面对。

我们之所以喜欢音乐,就是因为音乐好像很简单就能直接突破我们的那些表征,用一种单纯的声音组合来让我们得到共鸣。不然的话,莫扎特的《安魂曲》就不能成立了,他只能安自己的魂。为什么他的作品除了安自己还能安别人的魂呢?

我们的音乐,包括我们其他的很多东西,跟我们庞大的现实不能对应。今天中国的音乐经验过于关注那种小情小趣。我记得有一次去西藏,他们一路上放几个流行歌星的作品,两个钟头以后我真想吐了。我都要下车走了,我说我坚决不能忍受。跟那种雄浑的自然山川没有任何关联,假装在唱西藏。

我塞了一张《阿巴拉齐亚之春》进播放器,是描写美国西部的一个交响组曲。定音鼓一敲,小号一出来,乐队一起来,描绘的东西跟雄浑的自然山川极度吻合。后来我就问他们“明天听我这个还是听你们那个?”他们说听我这个,他们那个回到酒吧再听。

前些年讨论知识分子,萨义德有过一本书,认为能够把个人或者少数人经历当中那些痛苦、经验跟人类普遍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这样的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要想获得真正的公共性(不是流行的商家的那种公共性),那也必须具备这种。

我敢说《尘埃落定》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要不是我自己写的,我想说“伟大”这个词。

欧阳江河:你自己写的也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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