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张立行（本报记者）
嘉宾：施大畏（著名画家、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由文汇报社和上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的《火红的年代——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艺术特展》近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四楼展厅推出后，不仅观众络绎不绝，好评如潮，而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
这批由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中国画，将人们的视线拉回解放上海的峥嵘岁月，投向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年代。这些作品以往或甚少展出，或从未露面。拂去时间的尘埃，今天回望，依然那么动人，散发出艺术家真挚的创作激情和恒久的艺术魅力。观者既能触摸到时代的气息，也必然会感受到艺术家从文化观念、笔墨语言乃至艺术主体创作心态、创作方法等各个维度的审美转换。
还原、梳理、研究当年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创作心理、创作手法乃至他们所创作的这些珍贵的作品的收藏、流布过程，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也会有诸多启迪。
传统的中国画画家以艺术上的新突破，回应了时代的新课题
文汇报：这批作品创作的背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掀起了建设的热潮。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艺术家面对眼前的新气象新发展新人物新精神，感同身受，心悦诚服。展现和讴歌这一切便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艺术选择。他们热情高涨，纷纷行动起来，创作出一批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
施大畏：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的创作态度极其真诚，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怀着对新生活的激情、真情，真诚地记录下他们对时代真切的感受。翻阅当年的历史记载，画院的画师不管是有组织地还是自发地下生活，都是那么充满主动性，发自肺腑。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某些技法上还有欠缺，但是，作品所体现的情感是饱满的、实打实的，不是勾兑来的。
当年成立画院，是为了团结一批散落在社会上的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资助，承继和弘扬民族艺术以及这些传统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精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画院这样权威的国家艺术创作机构，才催生了这批优秀的、今天看来带有相当示范性的佳作，并完好地予以了保存，能够展示于世人。
反观当下部分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画面苍白，似曾相识，模式化、概念化。单就这些作品呈现的技巧而言，可能并不差，但也只是仅仅局限于“炫技”，难以令观众“入戏”，更不必说“入心”，感动观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作者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他们有的对自己所创作的题材并不完全地认同和相信，因此，也就不会真诚地对待创作，投入真情，无法调动起创作的激情。他们画这些现实题材主题绘画，往往抱着“是你们要我画”的完成任务的态度，草草敷衍，例行公事。这些作品与这次展出的几十年前的经典之作相较，高下立判，值得深思。
文汇报：社会的现实图景发生了变化，视觉的图形也应有相应的不同。新中国成立，过去属于自我的文人绘画自然会更多地从书斋画室走入现实之中，这对那些还长期沉浸于传统笔墨中的画家特别是老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有所突破是相当不容易的。
施大畏：要有所突破自然不易，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些艺术家，他们以丰厚的学养、深湛的功力和对艺术创新从不满足的探索精神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从表现自我，抒写胸中逸气，到转向表现新时代新生活，这些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转型“是成功的。“新国画”“新人物画”“新山水画”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所进行的现实转换，不仅体现在描绘了传统中国画亘古没有表现过的题材，而且体现在中国画家入世心理与现实情感的表达。这些作品唤起的境界，是崭新的社会风貌，境界的转换无疑也引发并直接促成了笔墨语言的重新整合与新的生机的注入。
当时，在中国画家中大兴“写生”之风，“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对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的几次写生活动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美术史意义。李可染每次出去写生，少则两个月，最长的一次长达七八个月，辗转上万里，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三峡、重庆、成都、峨眉山、嘉陵江、岷江等地一路走来，作画近二百幅。从传统走来的这位国画大家，把写生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写生如何与传统笔墨对接？新的时代风貌如何与程式化的山水画相融合？他可以说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后来因此而创作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样的名作，形成了独特的“李家山水”。
其实，有一批与李可染同时代的中国画家都以不同的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作出不少值得进入美术史的优秀之作。如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吴湖帆的《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陆俨少的《峡江险水图》，贺天健的《河清可俟图》，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钱松喦的《常熟田》等。这些作品来自生活，但没有排斥与传统的联系，相反却是依靠这样的关系在新与旧之间架构了能够沟通的桥梁，将现实的感受和传统的笔墨结合起来，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应以更为丰富的艺术语汇来展现时代的各个侧面
文汇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与差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新格局，艺术家们也有了更为自由更为多样的创作选择。但是，为历史造像，替时代发声，理应是有抱负的优秀艺术家自觉的艺术追求。然而这并不是说让艺术家陷入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创作窠臼，而是希望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尽可能以更为丰富的艺术语汇来展现时代的各个侧面。
施大畏：我们对艺术表现时代不能做简单、机械的理解。我更愿意从时代精神、时代情绪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命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哪种创作方法能够很好地表现时代，哪种方法不合适。每个艺术家的天赋、审美取向、创作能力不同。关键是他的作品是否准确地体现了时代精神、时代情绪。
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艺术风格、艺术语汇的呈现上截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深刻、准确而精彩地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把握、揭示了艺术家身处的时代情绪。即便是德·库宁这样的抽象画家，你仔细审视，也会发现他作品的“挖掘”主题，实际上非常概括、传神地表现了二次大战之后的城市重建和移民创业的艰辛历程。前不久在上海举行了法国雕塑家贾科梅蒂作品展，贾科梅蒂所塑造的火柴杆式细如豆芽的人物，象征了被战火烧焦了的欧洲小人物的形象。当时欧洲饱受战争的沧桑，普通民众的内心是孤单、脆弱的，甚至是恐慌的。贾科梅蒂正是用这种非常独特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这样一种时代情绪。
文汇报：《火红的年代——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艺术特展》展出后，有不少观众认为当年那些艺术家甚少受到外界市场的物质诱惑。从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艺术家对艺术创作本身的专注和执着，作品也少浮躁气。
施大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动力，也会有不同的创作困惑，不能做简单类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没有多少艺术市场；现在有了艺术市场，还十分红火，这是时代使然。关键是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看待市场。有市场不是坏事，市场从某种角度看也能推动创作的发展和艺术的传播。
但是，对艺术家特别是有社会使命感的艺术家来说，不能被艺术市场的浮躁所囿。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完全为市场所左右，那么那些暂时未必受到市场追捧、但真正受内心驱使而创作的作品可能越来越少，市场程式化的东西也许会越来越多，艺术的原创力也因此而弱化。有的作品从短期看可能未必有多少市场收益，但是在艺术的提升突破上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将这样的艺术创作放置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去观察，会收获到真正的价值。现在有部分书画家，为市场所惑，不断重复自己，机械化生产，画了不少题材画法雷同、迎合市场的所谓的“行画”。这样的作品既是对创作者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时代、对艺术的欣赏和收藏者不负责任。
如今的艺术家面临的还是如何处理好艺术与生活、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回答的还是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为谁而画；二是画给谁看，对方能否看得懂；三是即便是高雅的东西，怎么样通过引导让别人懂得你所要传达的意思。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家体验生活的方式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毕竟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艺术家面对的受众也多种多样，但关键仍然在于你的艺术表现。作品所要表达的首先要先打动自己，即所谓的“心里要有一个太阳感动着自己”，然后才能打动接受者。
承载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画，能够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到应有作用
文汇报：已故的中国画大家、原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曾经在改革开放后说，上海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应该“既具有现代性并反映都市特有的意趣，也要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作为深受传统浸润的杰出的中国画前辈画家，程十发先生当时就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提出了中国画的“国际化倾向”，应该说是十分超前而富于前瞻性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载体之一的中国画如何在国际语境下保持自己的民族艺术特色，不仅让中国观众同时又能让外国观众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喜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传播力，确实需要予以深入的研究。记得前几年“春华秋实——上海中国画院藏品展”在海外主流博物馆成功推出，就为现当代中国画在国际语境下的有效传播，树立了一个范例。
施大畏：这也应该是当下这个时代对我们艺术家提出的新要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画理应在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要对我们自己的国画艺术从历史、现状和未来等不同的维度进行透彻的了解和判断。这样，当我们的中国画“走出去”，与外部进行交流时，我们才心中有数，才能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就如已故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评论莫言作品时所说，“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中国绘画发展到今天，要从科学角度看待发展中碰到的问题，从中梳理出真正的艺术规律。比方说透视，西方人用了，我们为什么长期不用？是不懂还是不想用？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与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有关。中国有“中庸”之说，用到绘画上，可以理解为“在似与不似之间”。你说它是落后吗？未必，因为写意常需要这样的思维，太相像了，意就出不来。对于古人的思维，我们无法用“先进”“落后”来衡量，这是历史自然进程。黑格尔说，存在即是合理。把古人的东西全部丢掉，肯定荒唐，对古人全盘接受，也不行。
中国人绘画的技术性很强，很多技法现在依然适用。不过，把技法强调过头，并不科学。古人美学的精髓、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不是那些类似标本式的技术样式，那主要是“术”，而中华民族的精髓是“道”，就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智慧，那才是有远见的艺术家首先要把握的。除了中国绘画技术的传承和改造，更多的还要了解和研究艺术的基本规律和价值，能否对人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这才是科学地发展中国绘画的重要命题。
当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理解，从昔日的好奇走到理性的思考，这是一个必然、一个进步。我们这一代人由盲从而转向思考和探索，有欣喜，更多的是困惑。
文汇报：确实，对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了解得越透彻，与外部进行交流时，才越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自豪的文化自信，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采访：张立行（本报记者）
嘉宾：施大畏（著名画家、上海中国画院院长）
由文汇报社和上海中国画院共同主办的《火红的年代——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艺术特展》近日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四楼展厅推出后，不仅观众络绎不绝，好评如潮，而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
这批由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中国画，将人们的视线拉回解放上海的峥嵘岁月，投向建设新中国的火红年代。这些作品以往或甚少展出，或从未露面。拂去时间的尘埃，今天回望，依然那么动人，散发出艺术家真挚的创作激情和恒久的艺术魅力。观者既能触摸到时代的气息，也必然会感受到艺术家从文化观念、笔墨语言乃至艺术主体创作心态、创作方法等各个维度的审美转换。
还原、梳理、研究当年这些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创作心理、创作手法乃至他们所创作的这些珍贵的作品的收藏、流布过程，对今天的艺术创作也会有诸多启迪。
传统的中国画画家以艺术上的新突破，回应了时代的新课题
文汇报：这批作品创作的背景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掀起了建设的热潮。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艺术家面对眼前的新气象新发展新人物新精神，感同身受，心悦诚服。展现和讴歌这一切便成为他们发自内心的自觉的艺术选择。他们热情高涨，纷纷行动起来，创作出一批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的优秀作品。
施大畏：这些作品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的创作态度极其真诚，全身心地投入。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使命感，怀着对新生活的激情、真情，真诚地记录下他们对时代真切的感受。翻阅当年的历史记载，画院的画师不管是有组织地还是自发地下生活，都是那么充满主动性，发自肺腑。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某些技法上还有欠缺，但是，作品所体现的情感是饱满的、实打实的，不是勾兑来的。
当年成立画院，是为了团结一批散落在社会上的优秀的中国画画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资助，承继和弘扬民族艺术以及这些传统所包含的民族文化精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画院这样权威的国家艺术创作机构，才催生了这批优秀的、今天看来带有相当示范性的佳作，并完好地予以了保存，能够展示于世人。
反观当下部分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画面苍白，似曾相识，模式化、概念化。单就这些作品呈现的技巧而言，可能并不差，但也只是仅仅局限于“炫技”，难以令观众“入戏”，更不必说“入心”，感动观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创作者对所要表现的对象没有深入的了解和理解，他们有的对自己所创作的题材并不完全地认同和相信，因此，也就不会真诚地对待创作，投入真情，无法调动起创作的激情。他们画这些现实题材主题绘画，往往抱着“是你们要我画”的完成任务的态度，草草敷衍，例行公事。这些作品与这次展出的几十年前的经典之作相较，高下立判，值得深思。
文汇报：社会的现实图景发生了变化，视觉的图形也应有相应的不同。新中国成立，过去属于自我的文人绘画自然会更多地从书斋画室走入现实之中，这对那些还长期沉浸于传统笔墨中的画家特别是老艺术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有所突破是相当不容易的。
施大畏：要有所突破自然不易，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那些艺术家，他们以丰厚的学养、深湛的功力和对艺术创新从不满足的探索精神来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从表现自我，抒写胸中逸气，到转向表现新时代新生活，这些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转型“是成功的。“新国画”“新人物画”“新山水画”应运而生，这些作品所进行的现实转换，不仅体现在描绘了传统中国画亘古没有表现过的题材，而且体现在中国画家入世心理与现实情感的表达。这些作品唤起的境界，是崭新的社会风貌，境界的转换无疑也引发并直接促成了笔墨语言的重新整合与新的生机的注入。
当时，在中国画家中大兴“写生”之风，“画山水必须画真山水”。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去看，这对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上世纪50年代李可染的几次写生活动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对中国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美术史意义。李可染每次出去写生，少则两个月，最长的一次长达七八个月，辗转上万里，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三峡、重庆、成都、峨眉山、嘉陵江、岷江等地一路走来，作画近二百幅。从传统走来的这位国画大家，把写生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写生如何与传统笔墨对接？新的时代风貌如何与程式化的山水画相融合？他可以说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后来因此而创作了《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样的名作，形成了独特的“李家山水”。
其实，有一批与李可染同时代的中国画家都以不同的具有开创性的艺术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作出不少值得进入美术史的优秀之作。如程十发的《歌唱祖国的春天》，吴湖帆的《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陆俨少的《峡江险水图》，贺天健的《河清可俟图》，傅抱石、关山月的《江山如此多娇》，钱松喦的《常熟田》等。这些作品来自生活，但没有排斥与传统的联系，相反却是依靠这样的关系在新与旧之间架构了能够沟通的桥梁，将现实的感受和传统的笔墨结合起来，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应以更为丰富的艺术语汇来展现时代的各个侧面
文汇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艺术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与差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画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开放的新格局，艺术家们也有了更为自由更为多样的创作选择。但是，为历史造像，替时代发声，理应是有抱负的优秀艺术家自觉的艺术追求。然而这并不是说让艺术家陷入千篇一律的模式化的创作窠臼，而是希望他们能根据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尽可能以更为丰富的艺术语汇来展现时代的各个侧面。
施大畏：我们对艺术表现时代不能做简单、机械的理解。我更愿意从时代精神、时代情绪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命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哪种创作方法能够很好地表现时代，哪种方法不合适。每个艺术家的天赋、审美取向、创作能力不同。关键是他的作品是否准确地体现了时代精神、时代情绪。
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在艺术风格、艺术语汇的呈现上截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深刻、准确而精彩地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把握、揭示了艺术家身处的时代情绪。即便是德·库宁这样的抽象画家，你仔细审视，也会发现他作品的“挖掘”主题，实际上非常概括、传神地表现了二次大战之后的城市重建和移民创业的艰辛历程。前不久在上海举行了法国雕塑家贾科梅蒂作品展，贾科梅蒂所塑造的火柴杆式细如豆芽的人物，象征了被战火烧焦了的欧洲小人物的形象。当时欧洲饱受战争的沧桑，普通民众的内心是孤单、脆弱的，甚至是恐慌的。贾科梅蒂正是用这种非常独特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这样一种时代情绪。
文汇报：《火红的年代——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艺术特展》展出后，有不少观众认为当年那些艺术家甚少受到外界市场的物质诱惑。从展览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些艺术家对艺术创作本身的专注和执着，作品也少浮躁气。
施大畏：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创作动力，也会有不同的创作困惑，不能做简单类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没有多少艺术市场；现在有了艺术市场，还十分红火，这是时代使然。关键是我们的艺术家应该怎样看待市场。有市场不是坏事，市场从某种角度看也能推动创作的发展和艺术的传播。
但是，对艺术家特别是有社会使命感的艺术家来说，不能被艺术市场的浮躁所囿。如果艺术家的创作完全为市场所左右，那么那些暂时未必受到市场追捧、但真正受内心驱使而创作的作品可能越来越少，市场程式化的东西也许会越来越多，艺术的原创力也因此而弱化。有的作品从短期看可能未必有多少市场收益，但是在艺术的提升突破上却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将这样的艺术创作放置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轴去观察，会收获到真正的价值。现在有部分书画家，为市场所惑，不断重复自己，机械化生产，画了不少题材画法雷同、迎合市场的所谓的“行画”。这样的作品既是对创作者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时代、对艺术的欣赏和收藏者不负责任。
如今的艺术家面临的还是如何处理好艺术与生活、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回答的还是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为谁而画；二是画给谁看，对方能否看得懂；三是即便是高雅的东西，怎么样通过引导让别人懂得你所要传达的意思。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家体验生活的方式可能会跟过去不一样，毕竟今天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艺术家面对的受众也多种多样，但关键仍然在于你的艺术表现。作品所要表达的首先要先打动自己，即所谓的“心里要有一个太阳感动着自己”，然后才能打动接受者。
承载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画，能够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到应有作用
文汇报：已故的中国画大家、原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程十发曾经在改革开放后说，上海的中国画家的作品应该“既具有现代性并反映都市特有的意趣，也要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倾向”。作为深受传统浸润的杰出的中国画前辈画家，程十发先生当时就有这样的认识，特别是提出了中国画的“国际化倾向”，应该说是十分超前而富于前瞻性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的时代，作为中国文化载体之一的中国画如何在国际语境下保持自己的民族艺术特色，不仅让中国观众同时又能让外国观众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喜欢，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艺术传播力，确实需要予以深入的研究。记得前几年“春华秋实——上海中国画院藏品展”在海外主流博物馆成功推出，就为现当代中国画在国际语境下的有效传播，树立了一个范例。
施大畏：这也应该是当下这个时代对我们艺术家提出的新要求。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国画理应在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要对我们自己的国画艺术从历史、现状和未来等不同的维度进行透彻的了解和判断。这样，当我们的中国画“走出去”，与外部进行交流时，我们才心中有数，才能有充分的文化自信。就如已故的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在评论莫言作品时所说，“中国传统与世界新潮的浑融”。
中国绘画发展到今天，要从科学角度看待发展中碰到的问题，从中梳理出真正的艺术规律。比方说透视，西方人用了，我们为什么长期不用？是不懂还是不想用？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与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有关。中国有“中庸”之说，用到绘画上，可以理解为“在似与不似之间”。你说它是落后吗？未必，因为写意常需要这样的思维，太相像了，意就出不来。对于古人的思维，我们无法用“先进”“落后”来衡量，这是历史自然进程。黑格尔说，存在即是合理。把古人的东西全部丢掉，肯定荒唐，对古人全盘接受，也不行。
中国人绘画的技术性很强，很多技法现在依然适用。不过，把技法强调过头，并不科学。古人美学的精髓、中华民族的思想精神，不是那些类似标本式的技术样式，那主要是“术”，而中华民族的精髓是“道”，就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态度，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智慧，那才是有远见的艺术家首先要把握的。除了中国绘画技术的传承和改造，更多的还要了解和研究艺术的基本规律和价值，能否对人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这才是科学地发展中国绘画的重要命题。
当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展示在中国人面前，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理解，从昔日的好奇走到理性的思考，这是一个必然、一个进步。我们这一代人由盲从而转向思考和探索，有欣喜，更多的是困惑。
文汇报：确实，对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了解得越透彻，与外部进行交流时，才越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自豪的文化自信，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