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往的鲁迅研究成果中不乏丛书，但是由八部专著构成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与众不同，其整体性与系统性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丛书”观念。宏大的整体构思、精心的专题选择、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或使该丛书在鲁迅研究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八部专著各自从特定的侧面阐释鲁迅，实质上是一部大书的八个分节。八部专著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的结项成果为基础编选而成的。项目负责人谭桂林教授，实际上是这套丛书的主编，却未挂“主编”之名。丛书总序《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为他所作。总序批评了近二十年来鲁迅研究的娱乐化、边缘化及矮化鲁迅等现象，“这三种现象尽管对鲁迅研究的态度、对鲁迅精神的认知截然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倾向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鲁迅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当下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正是针对鲁迅研究中的这三种现象，我们撰写了这一套丛书，目的就在于将鲁迅研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重新联系起来”。撰写或主持编写这八部专著的十多位专家，均为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中坚或新锐，他们将自己近年的部分研究成果纳入了这套丛书。
八部专著，除了《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本以外，书名都是“鲁迅与20世纪中国……”，分别是“国民信仰建构”“民族国家话语”“学术转型”“政治文化”“都市化进程”“传媒发展”“文学教育”等。这一系列问题展示了丛书策划者的“学术野心”——多维度、整体性地探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关联。丛书总序说：“鲁迅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以及鲁迅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符号功能与象征意义等，则是本丛书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问题。”丛书对于鲁迅与都市文化、鲁迅与文学教育的研究，确有开拓性。现代中国的各类转型，均与“乡镇—都市”的二元结构及这种结构的持续变化有关。鲁迅处在这个结构之中，感受并呈现着这个结构的内在张力与复杂性。他是在离开作为乡镇的“S城”，沿着“异路”走到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之后，成长为现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巨人。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提出“侨寓文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了来自乡镇的现代作家（包括他本人）在那个结构中的位置，而且他当时“侨寓”上海。“侨寓”这一生存形态意味着位置、身份、思想、情感的流动。关于“文学教育”问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鲁迅的思想曾在很大范围内长期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文学教育”是修辞训练，是价值观培养，是精神熏陶。尤其是其短篇名作《故乡》进入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表明“文学教育”功能已经国际化。
八部专著八种视角、分工明确，但毕竟是针对同一鲁迅、同一现代中国，因此各视角之间存在着深层关联，最终指向相同的问题、相同的主体。《鲁迅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同样论述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同样论述了鲁迅的儿童观，而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传媒发展》中，都市、媒体、政治文化、教育问题则是“四位一体”。当同一问题被置于多种视角下审视的时候，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被充分阐释出来。这套丛书的八部专著，在对各自的对象进行充分阐释的基础上，最终共同呈现出整体性的“鲁迅/20世纪中国”。在这里，“鲁迅”与“20世纪中国”各自呈现出崭新的形态，二者的同一性、互文性、镜像关系，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符号的价值，均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释。
对于鲁迅研究来说，这套丛书是新起点。它的框架是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框架，也是梳理鲁迅研究史的框架——多部著作都梳理了所涉领域的鲁迅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丛书的框架具有开放性，鲁迅研究者们均可通过这个框架重新进入鲁迅的话语体系。一些概念的内部空间很大，均可重新阐释，为我所用。
（作者：董炳月，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既往的鲁迅研究成果中不乏丛书，但是由八部专著构成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与众不同，其整体性与系统性已经打破了传统的“丛书”观念。宏大的整体构思、精心的专题选择、细致的文本分析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或使该丛书在鲁迅研究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八部专著各自从特定的侧面阐释鲁迅，实质上是一部大书的八个分节。八部专著是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与20世纪中国研究”的结项成果为基础编选而成的。项目负责人谭桂林教授，实际上是这套丛书的主编，却未挂“主编”之名。丛书总序《让鲁迅重新回到民族的现实生存中去》为他所作。总序批评了近二十年来鲁迅研究的娱乐化、边缘化及矮化鲁迅等现象，“这三种现象尽管对鲁迅研究的态度、对鲁迅精神的认知截然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倾向却是共同的，这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把鲁迅这一民族精神的象征同当下民族的生存现实和文化建构疏离开来。正是针对鲁迅研究中的这三种现象，我们撰写了这一套丛书，目的就在于将鲁迅研究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重新联系起来”。撰写或主持编写这八部专著的十多位专家，均为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中坚或新锐，他们将自己近年的部分研究成果纳入了这套丛书。
八部专著，除了《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本以外，书名都是“鲁迅与20世纪中国……”，分别是“国民信仰建构”“民族国家话语”“学术转型”“政治文化”“都市化进程”“传媒发展”“文学教育”等。这一系列问题展示了丛书策划者的“学术野心”——多维度、整体性地探讨鲁迅与现代中国的关联。丛书总序说：“鲁迅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20世纪中国的文学教育，以及鲁迅在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符号功能与象征意义等，则是本丛书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问题。”丛书对于鲁迅与都市文化、鲁迅与文学教育的研究，确有开拓性。现代中国的各类转型，均与“乡镇—都市”的二元结构及这种结构的持续变化有关。鲁迅处在这个结构之中，感受并呈现着这个结构的内在张力与复杂性。他是在离开作为乡镇的“S城”，沿着“异路”走到南京、东京、仙台、北京、上海这种大都市之后，成长为现代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巨人。1935年，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提出“侨寓文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了来自乡镇的现代作家（包括他本人）在那个结构中的位置，而且他当时“侨寓”上海。“侨寓”这一生存形态意味着位置、身份、思想、情感的流动。关于“文学教育”问题，《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一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鲁迅的思想曾在很大范围内长期发挥文学教育的功能。“文学教育”是修辞训练，是价值观培养，是精神熏陶。尤其是其短篇名作《故乡》进入日本中学国语教科书，表明“文学教育”功能已经国际化。
八部专著八种视角、分工明确，但毕竟是针对同一鲁迅、同一现代中国，因此各视角之间存在着深层关联，最终指向相同的问题、相同的主体。《鲁迅与20世纪中国民族国家话语》和《鲁迅与20世纪中国都市化进程》同样论述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同样论述了鲁迅的儿童观，而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传媒发展》中，都市、媒体、政治文化、教育问题则是“四位一体”。当同一问题被置于多种视角下审视的时候，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被充分阐释出来。这套丛书的八部专著，在对各自的对象进行充分阐释的基础上，最终共同呈现出整体性的“鲁迅/20世纪中国”。在这里，“鲁迅”与“20世纪中国”各自呈现出崭新的形态，二者的同一性、互文性、镜像关系，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巨人、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符号的价值，均得到全面而深刻的阐释。
对于鲁迅研究来说，这套丛书是新起点。它的框架是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的框架，也是梳理鲁迅研究史的框架——多部著作都梳理了所涉领域的鲁迅研究史。更重要的是，丛书的框架具有开放性，鲁迅研究者们均可通过这个框架重新进入鲁迅的话语体系。一些概念的内部空间很大，均可重新阐释，为我所用。
（作者：董炳月，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