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提高出版质量的探讨时常见诸媒体和报端，有关提高出版质量的举措也陆续出台。
我们关注到在出版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少出版物的质量有所下滑。特别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要重点抽查的文艺、少儿、教材、教辅、科普这几个图书类别中，质量方面更是有不少“险情”。譬如：由于图书品种增长过快，单品种的印数持续下滑，图书的创效能力持续下跌，优质人才的流动等因素，出版业的教辅书、引进书尤其成为质量下滑的高风险区。无“错”不成书，成为广大读者诟病低劣出版物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出版业片面地以经济效益来考核出版单位的业绩，极大地影响了从业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创新力和原创性的发展。出版业的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就被或大或少地降低了，甚至放在了脑后，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此注重出版品质，提升出版质量，再创出版业辉煌，就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这个意见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奏响了出版回归本身价值的一个号角。
紧接着，2018年年底，中宣部正式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主要从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考核。图书出版单位绩效考核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占比权重在50%以上。
毫无疑问，这是多年来，由中央主管部门出台的关于出版物社会效益的最为详细的一个办法。而对我国出版单位实行社会效益打分的办法，也是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一个标准。
由于主管部门及时有效地纠偏，出版业出现了降品种而重质量的局面。从2018年开始，各个出版机构的图书品种大幅度下滑，到2019年这一降低品种而重品质的做法仍在持续进行。
笔者以为，提高出版质量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就决定了它的导向性、传承性要始终如一。出版业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连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再好的观点，再好的发明，都需要作为出版物的形式载体来传播体现。因此，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出版业承担的历史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空前的。传播主流声音，极大地赋予了出版业崇高的政治站位、学术站位。
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出版传统和建构了切实可行的质量保障体系。而主管部门把今年都作为质量管理年来常抓不懈，无疑对图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有了重要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质量管理方面的规定也需要及时升级完善。质量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还需要从出版机制、优化出版结构、政策扶持、资金支持、退税待遇上持续优化。
三是要努力培养和发现、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优质作者队伍。各行各业的作者是出版物的源头，没有优质作者，提高出版质量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在近年来被诟病或者查处的低劣出版物中，部分出版机构为了经济效益，把在资金或者销售渠道上能带来益处的人作为了作者，却不顾作者水平能力的高低。由此很多出版物的文化价值、阅读价值都乏善可陈。还有一批作者，因为写作态度不端正，从书稿阶段就错讹百出。因此，物色好优质的作者，是达到高质量出版的源头保障。
四是出版业要认真研究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要与读者同频共振。因为任何形式的忽视读者都是出版业致命的错误。要正视如今读者电子化、网络化的阅读变化，加快出版融合，积极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我国既是一个出版大国，也是一个读者大国。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读者，对阅读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些需求都应得到照顾和满足。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实现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而图书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产品，在推动文化大发展，改善人们精神需求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出版人要最大限度地研究读者、服务读者，这样才能出版高质量的图书，惠及广大读者！
近年来，有关提高出版质量的探讨时常见诸媒体和报端，有关提高出版质量的举措也陆续出台。
我们关注到在出版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不少出版物的质量有所下滑。特别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要重点抽查的文艺、少儿、教材、教辅、科普这几个图书类别中，质量方面更是有不少“险情”。譬如：由于图书品种增长过快，单品种的印数持续下滑，图书的创效能力持续下跌，优质人才的流动等因素，出版业的教辅书、引进书尤其成为质量下滑的高风险区。无“错”不成书，成为广大读者诟病低劣出版物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出版业片面地以经济效益来考核出版单位的业绩，极大地影响了从业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创新力和原创性的发展。出版业的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就被或大或少地降低了，甚至放在了脑后，成为“聋子的耳朵——摆设”。因此注重出版品质，提升出版质量，再创出版业辉煌，就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
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优质的出版产品和服务。这个意见为出版业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奏响了出版回归本身价值的一个号角。
紧接着，2018年年底，中宣部正式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主要从出版质量、文化和社会影响、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考核。图书出版单位绩效考核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占比权重在50%以上。
毫无疑问，这是多年来，由中央主管部门出台的关于出版物社会效益的最为详细的一个办法。而对我国出版单位实行社会效益打分的办法，也是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一个标准。
由于主管部门及时有效地纠偏，出版业出现了降品种而重质量的局面。从2018年开始，各个出版机构的图书品种大幅度下滑，到2019年这一降低品种而重品质的做法仍在持续进行。
笔者以为，提高出版质量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出版业是内容产业，就决定了它的导向性、传承性要始终如一。出版业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连接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再好的观点，再好的发明，都需要作为出版物的形式载体来传播体现。因此，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出版业承担的历史使命、文化使命也是空前的。传播主流声音，极大地赋予了出版业崇高的政治站位、学术站位。
二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积累了大量出版传统和建构了切实可行的质量保障体系。而主管部门把今年都作为质量管理年来常抓不懈，无疑对图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有了重要保障。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版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质量管理方面的规定也需要及时升级完善。质量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还需要从出版机制、优化出版结构、政策扶持、资金支持、退税待遇上持续优化。
三是要努力培养和发现、造就一批高水平的优质作者队伍。各行各业的作者是出版物的源头，没有优质作者，提高出版质量只能是空中楼阁，水中捞月。在近年来被诟病或者查处的低劣出版物中，部分出版机构为了经济效益，把在资金或者销售渠道上能带来益处的人作为了作者，却不顾作者水平能力的高低。由此很多出版物的文化价值、阅读价值都乏善可陈。还有一批作者，因为写作态度不端正，从书稿阶段就错讹百出。因此，物色好优质的作者，是达到高质量出版的源头保障。
四是出版业要认真研究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要与读者同频共振。因为任何形式的忽视读者都是出版业致命的错误。要正视如今读者电子化、网络化的阅读变化，加快出版融合，积极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我国既是一个出版大国，也是一个读者大国。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的读者，对阅读的需求是不同的。这些需求都应得到照顾和满足。
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等18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20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实现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和互联互通。而图书作为公共文化的重要产品，在推动文化大发展，改善人们精神需求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出版人要最大限度地研究读者、服务读者，这样才能出版高质量的图书，惠及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