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先后创排了《花儿声声》《狗儿爷涅槃》两部现代戏，均获得了好口碑和社会反响。此次创排《王贵与李香香》是宁夏秦腔经典现代戏“三部曲”的第三部。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创作于2016年，该戏当年入选原文化部剧本孵化支持项目，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作资助项目，2017年6月18日在银川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开幕式上首演并获得成功，还入选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获得“十大重点扶持剧目”，2018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60周年大庆献礼演出。该戏由著名编剧刘锦云编剧，著名舞台剧导演张曼君执导，梅花奖获得者、秦腔名角柳萍、李小雄主演。主创团队精益求精的创作和宁夏大学银川校友合唱团的大力支持，使得该剧的传统与现代艺术元素融合自然，场面震撼，演绎了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的壮美时光，展现出那一代人朴实正直的精神风貌。
守正创新培根铸魂
仲呈祥
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与民族歌剧《白毛女》齐名的红色经典。1950年曾由梁光寒作曲将其改编为五幕歌剧搬上舞台，1952年又由上海淮剧团改编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并荣获剧本奖和表演奖；如今，编、导、演、音、美等强强联合创作的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贵启示呢？有幸观之，果然非凡。
首先，这部戏是对红色经典和秦腔戏曲优秀历史传统的“守正”。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经历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其精神与灵魂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礼赞、对反剥削反压迫精神的讴歌、对美好纯真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对自由平等的深情呼唤。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坚守并强化了原著的这种精神灵魂，即坚定地“守正”。这部大型秦腔现代戏也是敬畏、继承、坚守并发展的。不仅坚守住了秦腔艺术从“救正人心”“移风易俗”到“觉民”宗旨的优秀历史传统之“正”，而且牢牢坚守住了秦腔艺术的审美优势、审美个性、审美风格的本体之“正”。其次是“守正”基础上的大胆“创新”。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为观众带来一台面目全新，但骨子里仍秦腔味十足的现代戏。舞台被划分为前区与后区：前区坚持“各美其美”，充分展现秦腔戏曲艺术“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的奔放激越的审美优势、审美个性、审美风格，并辅之以阵容整齐的乐师们的伴奏伴唱；后区则大胆“美人之美”，借鉴西方以高台钢琴伴奏、两旁严正的唱诗班合唱队吟唱，既承担叙事抒情功能，又有效烘托气氛，深沉而又灵动的钢琴伴奏、合唱队深情而又叙事的颂诗演唱烘托前区“酸心热耳”的激越唱腔、悠扬悲凉的唢呐声声，令前后区浑然一体，以前为主，以后为辅，水乳交融，直抵人心，内在的诗意美感和高远境界，真让人回味无穷。
末了，我还要为这部优秀作品的编、导、演叫好。编剧刘锦云对原著精神的精准把握，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导演张曼君对秦腔艺术的“守正创新”功夫和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借鉴的“化西”功夫，以及“美美与共”的整合交融功夫，令人感佩。演员柳萍、李小雄和白大平塑造李香香、王贵和崔二爷形象的演技，令人叫绝。
文艺的宗旨在“培根铸魂”，要“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正践行着。
“唯一”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王馗
将《王贵与李香香》从叙事长诗改编成秦腔现代戏，极具挑战意义。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独特性在于创造性地通过陕北民间信天游形式，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展现民间立场、描摹民间情感、张扬民间理想的高峰之作。创作这部戏所面临的困难，在于保持长诗的经典性的同时实现艺术高峰的再创造。
该戏紧紧聚焦“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的长诗主旨，完全承袭了长诗用民间视角来透视“人”与“革命”关系的艺术辩证法则，同时用浓郁的民间风格来重造秦腔的剧诗文学。鲜活的语言将李季长诗作为叙述体嵌入戏剧结构，找到了秦腔与西北大众相契合的文化本源，做到了乡土诗意的流畅宣叙。
该戏的文学表达除了保持戏曲自有的叙事、抒情等艺术法则外，还借用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展现极具民间个性的秦风秦韵。例如“头顶人家的天来脚踏人家的地，站着坐着都受人家的欺；山坡上的谷子圪登登的个青，掌柜的贪心没有个尽”，或者点缀于一段唱腔，成为民间趣味的典型标识；或者直接渲染情境，展示民间风格的表达逻辑；或者前后连贯，在剧诗音韵转接中形成铺排有序的叙事形式。总之，这些取之于信天游的剧诗在再现李季长诗的基本特色之时，也让秦腔板腔体文学结构增加了民间诗歌的意境和俚曲乡音的韵律，为秦腔文学注入了原生活力和艺术持续生长的乡土品质。
该戏在保持剧诗乡土诗意追求时，寻绎着男女两个主要形象的悲欢离合，始终聚焦于王贵与李香香在面对威胁、欺凌和破坏时的生命主体意志。在《一个妹子一个大》一场“井边相会”中，李香香的脚印引动了王贵的青春畅想，“数着梅花心花开”的王贵“循着脚印一路走着，不觉寻到了香香的脚跟前”，演绎出一对青年基于生命冲动而缔结的浪漫爱情。同样是一串脚印，“露出了奸笑的崔二爷”却暴露了“井台边偷看了一场戏，心忌恨小男女狗扯羊皮”的嫉妒与仇恨。在这场戏中随着崔二爷“彩礼已送到你家门”一句唱词，接入“那一边，崔府送彩礼的人来到香香家窑前”的“媒婆提亲”场面，展现同一时间的李德瑞为女儿拒婚的农民本色，形成父女同情共命的人性本色。这种用行动、场面来回应乡土剧诗所表达的纯粹诗意和明朗态度，展现出以“一人之本”透视“一国之事”的观照与升华。单纯个体的生命成长便与三边革命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为乡土诗剧赋予了革命史诗的色彩，剧中泾渭分明的阶级群体在人性化的抉择中，被清晰地分隔开来，诠释出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阶层分化乃至实现革命启蒙的必然趋向。简单的男女爱情被镶嵌在上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背景中，悠长的抒情与叙述成为一个时代里中国农民的生活与理想的集体记忆。
该戏被凸显出来的民间个性和乡土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剧诗和形象表达中，更体现在主创者对舞台视觉的选择。该戏通过歌队的设置，在舞台和剧场中，构建起了多维视觉影像，既形成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生态形态，也让演员在歌队之间、乐池上下灵活游走，让人的表演充分地在广场艺术感十足的场域中流动起来。特别是一架钢琴和数十人的歌队，以高度间离的形式，让秦腔所表达的一段爱情故事，被映衬于中性的现代歌唱中，形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空间。尤其是《革命是个好东西》一场中，舞台上庄严肃穆的歌队合唱衬托出王贵的心理空间和活动情境，羊群、人群都是通过他与歌队之间的转接和对话，来升华走向觉醒的青年对于“革命”的理解、接受和信仰。此时的舞台上，秦腔再现故事，歌队表达叙述；秦腔核心乐队渲染故事情境、表达人物心理，钢琴诉诸理性宣叙、引发现代观照，彼此交织，相得益彰，时空自由转化，情感古今呼应。由此，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就真切地回应了李季长诗所要表达的文学境界，也持续推进了一个既往的革命故事在当代审美中的现代回归。秦腔改编将长诗的艺术高度成功推进到戏曲的艺术高度，革命经典也实现了戏曲的经典再造。
当现代钢琴伴奏的合唱形式与秦腔的唱做表演杂糅在一起时，不是两种艺术的彼此削减，而是让秦腔在现代剧场观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这种异质融合所带来的现代质感很好地解决了秦腔受容于现代剧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秦腔的传统优势。这样的创作来自于宁夏秦腔“现代秦腔”的艺术理念，更来自于导演张曼君在“三部曲”的相续创造中不拘一格的创作思维。当然，这样的一部秦腔现代戏，在舞台形式和叙事结构中体现出的“唯一”，或许只适用于李季长诗所表达的特定故事和艺术风格，但是对于有着数百年艺术传统的秦腔而言，“现代”最直接的诉求即是让秦腔活在当下和未来，这样的“唯一”恰恰是现代艺术独立个性的必然结果。
文学经典卓越的舞台转换
傅谨
2017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了由刘锦云编剧、张曼君导演的秦腔新剧目《王贵与李香香》，由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柳萍、李小雄主演，赢得了戏曲界一片喝彩。该剧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提取了长诗的精神内核，围绕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展现出底层民众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共振”。导演对舞台场面的别致处理，同样是其亮点。扮演王贵、李香香和崔二爷的演员都有着精彩的表现，乐队在左前侧台的亮相别具意义；钢琴伴奏和歌队在后方衬托着舞台中心的秦腔表演，用西洋音乐做绿叶衬托民族戏曲这朵红花，丰富了舞台表现力。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改编自延安时期李季的同名长诗，李季的原诗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革命叙事模式的建构中有奠基性的意义，而且让民歌体进入了现代文学书写的范畴。
要实现文学经典卓越的舞台转换，就要对原著与戏曲剧本文学体裁上的差异有准确的认知与把握。就《王贵与李香香》而言，李季的长诗既不同于戏曲的结构，在文体上也有明显区隔，假如编剧完全撇开原著，只取其故事、人物和结构框架，自然是一条改编的捷径。但是他显然不忍舍弃原著那些民歌体的经典表达，尤其是其中别具风格的比兴手法和其中迭出的风土味极浓的意象，因此我们可以在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的剧中看到大量借用原诗的精彩句子，让该剧处处体现着陕北地区民间流传的信天游标识性的文学描述，不过编剧同样深知长诗源于信天游的文体与戏曲剧本的差异，原诗多种多样的韵脚变化里，最为多见的是“AABBCCDD”式双句换韵的形式，直接搬用到习惯于一韵到底的戏曲唱段中，并不完全适宜。编剧刘锦云巧妙地运用了双重处理方式，他在歌队的演唱中较多保留了原诗的声韵特点，在剧中人演唱时，则更多兼顾到戏曲唱腔的特点与要求。编剧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学修养，剧中多有不露痕迹的改写，将戏曲人物改写的唱词和原著民歌体的诗句有机地融为一体，很好地拓展了原著的意境。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对原著最重要的改变，是秦腔版增加的两个重要段落。在第一个段落，每天放羊路上都和李香香在井台边相会的王贵，这次路过井台却没有见到她，只看到她留下的两行湿漉漉的脚印。对李香香的情愫每天都在生长却不敢直接表达的王贵，把对李香香的所有感情都投射到这双脚印上，从用自己的脚跟随她的脚步，到用手一个一个地按压她的脚趾印痕，这近乎痴傻的行动，用极质朴的诗意含蓄地表达了主人公的情爱；在后一个段落，被支到几十里外放羊的王贵听说李香香遭难火速赶回村子相救，在羊群牵扯下却只能缓缓而行。他突然意识到这些羊是那个残害了他父亲而且现在还想霸占李香香的地主的财产，应果断丢弃。然而就在他决心丢下羊群之时，内心突然为这些羊儿所触动，虽然这些羊是地主的，毕竟在几年里和他朝夕相处，陪伴他度过艰苦而孤独的日子。这一唱段揭示了这位朴实的农村青年内心动人的柔软。这两个重要场景是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异于原著的华彩篇章，它们既有强烈的动作性，又贴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用完全不同于文学的叙述方式，丰满和立体了王贵在原著中略嫌单薄的形象。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从首演至今已经两年左右，一直是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重点演出剧目。当代戏曲需要这样的优秀作品为文学经典的舞台转换提供示范；而精彩的转换要靠戏曲界编、导、舞、音、美的协力，更要靠演员与乐师创造性的舞台演绎。还要让更多观众领略其精彩，为戏曲在当代文化发展中争得其应有的地位。
把“革命”发酵成深情的中国故事
马也
“讲好中国故事”，说起来易，做起来难。不但故事要好，更要“讲好”。张曼君、刘锦云就讲得好，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王贵与李香香》就讲得好。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原作基本上是“革命”叙事、“红色”叙事、“阶级斗争”叙事；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传承革命、红色基因的同时，又有现代解读、现代生成、现代发展、现代发现，灌注现代性的生机与活力，以适应当代大众审美需求，这对于戏剧改编者来说，仍具有挑战性。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颠覆原故事的结构、框架、主题，关键在于“讲好”，讲法的改变，讲得精彩，讲得有创造性，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面貌，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舞台上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像是把“红色”与“革命”都发酵了，带给我们的是一坛芬芳四溢的醇香佳酿，纯洁、纯净、纯粹、淳朴，有艰苦艰辛，有坚定坚强。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把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结合得最完美、处理得最深情的一部作品。
这部戏的舞台后部左右各有一个歌队，后部中间一人演奏钢琴，右前台口是乐队，舞台正中部分是戏剧的实体再现的表演区。这可以归为两部分：故事的讲述、讲唱，“叙述体”部分；舞台正中是“戏剧体”部分。全剧有三条线索拉动、推进：一是唱诗班对故事、事件、情节、人物的叙述、交代、评价；二是戏剧性再现部分，例如“井台”“送羊”“参军”“智斗”；三是“再现”部分与“叙述”部分的互动。
全剧开场歌队的第一句讲唱：“公元一九三○年，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了三边。”叙事的悠远、深情的美学基调就被确立；之后的所有故事、所有悬念、所有命运的展开，都是由上述三条线索共同完成的。整个演出，你可以当作是多声部、多角度紧紧围绕一个故事的讲唱、讲述、说唱、说书；你也可以把这种多声部讲唱当成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演剧方法。这部戏中的讲唱部分和再现部分已经水乳交融为一体。张曼君、刘锦云和唱诗班、钢琴家、乐队演奏员，还有柳萍和李小雄等艺术家，已经幻化为一个说书人，一个讲唱者，在一个现代剧场中用一种新的方法，在给我们演唱、讲唱一段具有永恒魅力的“陕北传奇”。
是什么力量可以把以上诸多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艺术地统一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叙述体的“讲唱”，但本质上是张曼君的“三民主义”。张曼君戏曲的“三民主义”是：从人物出发，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融入“歌舞演故事”中去，建立新的赋形坐标。“民间”看上去似乎只是形式结构，但有时又左右着、影响着甚至是改变着、统摄着整个艺术的流向。她的“三民主义”的“再民间化”不只是样式、样态、形式及语汇的更新变革，也包含着精神气质的重塑。
张曼君的神奇之处在于，她的“民间化”，使唱诗班和钢琴民间化中国化了。让唱诗班、钢琴与秦腔、信天游、花儿融为一体、圆整无痕，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在她创作的初期，很可能只是外在化的东西，但是在作品孕育生成的过程中，她把“外在化”的东西“内在化”了，她把“技术性”的东西转化为“艺术性”的东西了，她把“形式”的东西上升为“精神”的东西了。形式，果真就转化成了内容。
看完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脑子里突然冒出“黄土高原”四个字，中国戏曲的“黄土高原”。一个剧院、四个人、“三部曲”——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由张曼君、刘锦云、柳萍、李小雄四个人贯穿创作了《花儿声声》《狗儿爷涅槃》《王贵与李香香》现代戏“三部曲”；这“三部曲”是不是当代中国戏剧的高峰，可以先不说，但高原应该是。
探索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无限可能
李一赓
如果读过陕北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不难被诗中既朴实又生动的语言所吸引，几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于词句之间，让读者的心与主人公们的境遇一起在故事中跌宕起伏。由刘锦云编剧、张曼君执导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将这首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呈现在了舞台之上。与一般的秦腔戏不同，这部戏在保留秦腔艺术原汁原味的同时，将西方合唱的艺术形式加入到了舞台之中。这种“中西合璧”的表现手法，在秦腔舞台上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不仅没有格格不入，反而相得益彰。张曼君导演在《王贵与李香香》这出秦腔现代戏中的探索，牢牢抓住了表现手法为故事核心服务的本质，无论是悠扬荡气的西方大合唱，还是高亢硬朗的西北秦腔，都围绕着故事的主体，为故事歌唱，为人物歌唱，为情感歌唱。除了在舞台表现形式上的突破之外，《王贵与李香香》这出好戏的成功与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优秀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密不可分。王贵的扮演者——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得者李小雄，将原本故事中朴实又傻憨的庄稼汉，塑造出了几分“可爱”。尤其是水井边王贵寻找李香香那场戏，就连地上留下的香香的脚印，都像捧在手心里一样去观察，将一个青壮男子对心上人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剧中的女主角李香香的扮演者柳萍，表演同样可圈可点。虽然已经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但她依然坚守在表演的第一线，将李香香这个原本停留在文字间的女子，立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刻画得惟妙惟肖。除了这两位主角，白大平饰演的崔二爷也是在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俗话说无丑不成戏，一出戏没有一个出彩的反派，就总觉得差点什么。白大平将崔二爷那种尖酸刻薄、胆小怕事、斤斤计较的细节表现得入木三分，叹为观止。另外，该剧在演员的表演上，突破了传统戏曲中身段的限制，围绕着剧情给演员编排了一些类似现代舞的动作，这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上的碰撞，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舞台艺术，演员是当仁不让的核心，一次成功的表演，与舞台上每一个出现的角色都密不可分。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在《王贵与李香香》上的尝试，丝毫没有让这个团队削弱他们最大的优势——演员，这也是《王贵与李香香》最终可以在如此多“实验”与“创新”的尝试下，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艺术水准的重要原因。《王贵与李香香》这出戏，不仅让观众们看到了戏曲艺术在舞台表现上的多种可能，也再次证明了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实力。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会为中国戏曲舞台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近几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先后创排了《花儿声声》《狗儿爷涅槃》两部现代戏，均获得了好口碑和社会反响。此次创排《王贵与李香香》是宁夏秦腔经典现代戏“三部曲”的第三部。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创作于2016年，该戏当年入选原文化部剧本孵化支持项目，2017年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剧创作资助项目，2017年6月18日在银川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戏剧节开幕式上首演并获得成功，还入选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获得“十大重点扶持剧目”，2018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60周年大庆献礼演出。该戏由著名编剧刘锦云编剧，著名舞台剧导演张曼君执导，梅花奖获得者、秦腔名角柳萍、李小雄主演。主创团队精益求精的创作和宁夏大学银川校友合唱团的大力支持，使得该剧的传统与现代艺术元素融合自然，场面震撼，演绎了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的壮美时光，展现出那一代人朴实正直的精神风貌。
守正创新培根铸魂
仲呈祥
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与民族歌剧《白毛女》齐名的红色经典。1950年曾由梁光寒作曲将其改编为五幕歌剧搬上舞台，1952年又由上海淮剧团改编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并荣获剧本奖和表演奖；如今，编、导、演、音、美等强强联合创作的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贵启示呢？有幸观之，果然非凡。
首先，这部戏是对红色经典和秦腔戏曲优秀历史传统的“守正”。红色经典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经历了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经典，其精神与灵魂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礼赞、对反剥削反压迫精神的讴歌、对美好纯真的爱情的执着追求、对自由平等的深情呼唤。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坚守并强化了原著的这种精神灵魂，即坚定地“守正”。这部大型秦腔现代戏也是敬畏、继承、坚守并发展的。不仅坚守住了秦腔艺术从“救正人心”“移风易俗”到“觉民”宗旨的优秀历史传统之“正”，而且牢牢坚守住了秦腔艺术的审美优势、审美个性、审美风格的本体之“正”。其次是“守正”基础上的大胆“创新”。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为观众带来一台面目全新，但骨子里仍秦腔味十足的现代戏。舞台被划分为前区与后区：前区坚持“各美其美”，充分展现秦腔戏曲艺术“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的奔放激越的审美优势、审美个性、审美风格，并辅之以阵容整齐的乐师们的伴奏伴唱；后区则大胆“美人之美”，借鉴西方以高台钢琴伴奏、两旁严正的唱诗班合唱队吟唱，既承担叙事抒情功能，又有效烘托气氛，深沉而又灵动的钢琴伴奏、合唱队深情而又叙事的颂诗演唱烘托前区“酸心热耳”的激越唱腔、悠扬悲凉的唢呐声声，令前后区浑然一体，以前为主，以后为辅，水乳交融，直抵人心，内在的诗意美感和高远境界，真让人回味无穷。
末了，我还要为这部优秀作品的编、导、演叫好。编剧刘锦云对原著精神的精准把握，在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导演张曼君对秦腔艺术的“守正创新”功夫和对西方艺术的学习借鉴的“化西”功夫，以及“美美与共”的整合交融功夫，令人感佩。演员柳萍、李小雄和白大平塑造李香香、王贵和崔二爷形象的演技，令人叫绝。
文艺的宗旨在“培根铸魂”，要“在正本清源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大型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正践行着。
“唯一”的秦腔《王贵与李香香》
王馗
将《王贵与李香香》从叙事长诗改编成秦腔现代戏，极具挑战意义。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独特性在于创造性地通过陕北民间信天游形式，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展现民间立场、描摹民间情感、张扬民间理想的高峰之作。创作这部戏所面临的困难，在于保持长诗的经典性的同时实现艺术高峰的再创造。
该戏紧紧聚焦“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的长诗主旨，完全承袭了长诗用民间视角来透视“人”与“革命”关系的艺术辩证法则，同时用浓郁的民间风格来重造秦腔的剧诗文学。鲜活的语言将李季长诗作为叙述体嵌入戏剧结构，找到了秦腔与西北大众相契合的文化本源，做到了乡土诗意的流畅宣叙。
该戏的文学表达除了保持戏曲自有的叙事、抒情等艺术法则外，还借用信天游的比兴手法，展现极具民间个性的秦风秦韵。例如“头顶人家的天来脚踏人家的地，站着坐着都受人家的欺；山坡上的谷子圪登登的个青，掌柜的贪心没有个尽”，或者点缀于一段唱腔，成为民间趣味的典型标识；或者直接渲染情境，展示民间风格的表达逻辑；或者前后连贯，在剧诗音韵转接中形成铺排有序的叙事形式。总之，这些取之于信天游的剧诗在再现李季长诗的基本特色之时，也让秦腔板腔体文学结构增加了民间诗歌的意境和俚曲乡音的韵律，为秦腔文学注入了原生活力和艺术持续生长的乡土品质。
该戏在保持剧诗乡土诗意追求时，寻绎着男女两个主要形象的悲欢离合，始终聚焦于王贵与李香香在面对威胁、欺凌和破坏时的生命主体意志。在《一个妹子一个大》一场“井边相会”中，李香香的脚印引动了王贵的青春畅想，“数着梅花心花开”的王贵“循着脚印一路走着，不觉寻到了香香的脚跟前”，演绎出一对青年基于生命冲动而缔结的浪漫爱情。同样是一串脚印，“露出了奸笑的崔二爷”却暴露了“井台边偷看了一场戏，心忌恨小男女狗扯羊皮”的嫉妒与仇恨。在这场戏中随着崔二爷“彩礼已送到你家门”一句唱词，接入“那一边，崔府送彩礼的人来到香香家窑前”的“媒婆提亲”场面，展现同一时间的李德瑞为女儿拒婚的农民本色，形成父女同情共命的人性本色。这种用行动、场面来回应乡土剧诗所表达的纯粹诗意和明朗态度，展现出以“一人之本”透视“一国之事”的观照与升华。单纯个体的生命成长便与三边革命的历史背景紧密结合起来，为乡土诗剧赋予了革命史诗的色彩，剧中泾渭分明的阶级群体在人性化的抉择中，被清晰地分隔开来，诠释出特定历史阶段中社会阶层分化乃至实现革命启蒙的必然趋向。简单的男女爱情被镶嵌在上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背景中，悠长的抒情与叙述成为一个时代里中国农民的生活与理想的集体记忆。
该戏被凸显出来的民间个性和乡土风格，不仅仅体现在剧诗和形象表达中，更体现在主创者对舞台视觉的选择。该戏通过歌队的设置，在舞台和剧场中，构建起了多维视觉影像，既形成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生态形态，也让演员在歌队之间、乐池上下灵活游走，让人的表演充分地在广场艺术感十足的场域中流动起来。特别是一架钢琴和数十人的歌队，以高度间离的形式，让秦腔所表达的一段爱情故事，被映衬于中性的现代歌唱中，形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事空间。尤其是《革命是个好东西》一场中，舞台上庄严肃穆的歌队合唱衬托出王贵的心理空间和活动情境，羊群、人群都是通过他与歌队之间的转接和对话，来升华走向觉醒的青年对于“革命”的理解、接受和信仰。此时的舞台上，秦腔再现故事，歌队表达叙述；秦腔核心乐队渲染故事情境、表达人物心理，钢琴诉诸理性宣叙、引发现代观照，彼此交织，相得益彰，时空自由转化，情感古今呼应。由此，王贵与李香香的爱情故事就真切地回应了李季长诗所要表达的文学境界，也持续推进了一个既往的革命故事在当代审美中的现代回归。秦腔改编将长诗的艺术高度成功推进到戏曲的艺术高度，革命经典也实现了戏曲的经典再造。
当现代钢琴伴奏的合唱形式与秦腔的唱做表演杂糅在一起时，不是两种艺术的彼此削减，而是让秦腔在现代剧场观照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这种异质融合所带来的现代质感很好地解决了秦腔受容于现代剧场的局限，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秦腔的传统优势。这样的创作来自于宁夏秦腔“现代秦腔”的艺术理念，更来自于导演张曼君在“三部曲”的相续创造中不拘一格的创作思维。当然，这样的一部秦腔现代戏，在舞台形式和叙事结构中体现出的“唯一”，或许只适用于李季长诗所表达的特定故事和艺术风格，但是对于有着数百年艺术传统的秦腔而言，“现代”最直接的诉求即是让秦腔活在当下和未来，这样的“唯一”恰恰是现代艺术独立个性的必然结果。
文学经典卓越的舞台转换
傅谨
2017年，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创排了由刘锦云编剧、张曼君导演的秦腔新剧目《王贵与李香香》，由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柳萍、李小雄主演，赢得了戏曲界一片喝彩。该剧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它“提取了长诗的精神内核，围绕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展现出底层民众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的共振”。导演对舞台场面的别致处理，同样是其亮点。扮演王贵、李香香和崔二爷的演员都有着精彩的表现，乐队在左前侧台的亮相别具意义；钢琴伴奏和歌队在后方衬托着舞台中心的秦腔表演，用西洋音乐做绿叶衬托民族戏曲这朵红花，丰富了舞台表现力。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改编自延安时期李季的同名长诗，李季的原诗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进程中革命叙事模式的建构中有奠基性的意义，而且让民歌体进入了现代文学书写的范畴。
要实现文学经典卓越的舞台转换，就要对原著与戏曲剧本文学体裁上的差异有准确的认知与把握。就《王贵与李香香》而言，李季的长诗既不同于戏曲的结构，在文体上也有明显区隔，假如编剧完全撇开原著，只取其故事、人物和结构框架，自然是一条改编的捷径。但是他显然不忍舍弃原著那些民歌体的经典表达，尤其是其中别具风格的比兴手法和其中迭出的风土味极浓的意象，因此我们可以在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的剧中看到大量借用原诗的精彩句子，让该剧处处体现着陕北地区民间流传的信天游标识性的文学描述，不过编剧同样深知长诗源于信天游的文体与戏曲剧本的差异，原诗多种多样的韵脚变化里，最为多见的是“AABBCCDD”式双句换韵的形式，直接搬用到习惯于一韵到底的戏曲唱段中，并不完全适宜。编剧刘锦云巧妙地运用了双重处理方式，他在歌队的演唱中较多保留了原诗的声韵特点，在剧中人演唱时，则更多兼顾到戏曲唱腔的特点与要求。编剧具有深厚的民间文学修养，剧中多有不露痕迹的改写，将戏曲人物改写的唱词和原著民歌体的诗句有机地融为一体，很好地拓展了原著的意境。
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对原著最重要的改变，是秦腔版增加的两个重要段落。在第一个段落，每天放羊路上都和李香香在井台边相会的王贵，这次路过井台却没有见到她，只看到她留下的两行湿漉漉的脚印。对李香香的情愫每天都在生长却不敢直接表达的王贵，把对李香香的所有感情都投射到这双脚印上，从用自己的脚跟随她的脚步，到用手一个一个地按压她的脚趾印痕，这近乎痴傻的行动，用极质朴的诗意含蓄地表达了主人公的情爱；在后一个段落，被支到几十里外放羊的王贵听说李香香遭难火速赶回村子相救，在羊群牵扯下却只能缓缓而行。他突然意识到这些羊是那个残害了他父亲而且现在还想霸占李香香的地主的财产，应果断丢弃。然而就在他决心丢下羊群之时，内心突然为这些羊儿所触动，虽然这些羊是地主的，毕竟在几年里和他朝夕相处，陪伴他度过艰苦而孤独的日子。这一唱段揭示了这位朴实的农村青年内心动人的柔软。这两个重要场景是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异于原著的华彩篇章，它们既有强烈的动作性，又贴合人物的身份与性格，用完全不同于文学的叙述方式，丰满和立体了王贵在原著中略嫌单薄的形象。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从首演至今已经两年左右，一直是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重点演出剧目。当代戏曲需要这样的优秀作品为文学经典的舞台转换提供示范；而精彩的转换要靠戏曲界编、导、舞、音、美的协力，更要靠演员与乐师创造性的舞台演绎。还要让更多观众领略其精彩，为戏曲在当代文化发展中争得其应有的地位。
把“革命”发酵成深情的中国故事
马也
“讲好中国故事”，说起来易，做起来难。不但故事要好，更要“讲好”。张曼君、刘锦云就讲得好，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王贵与李香香》就讲得好。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原作基本上是“革命”叙事、“红色”叙事、“阶级斗争”叙事；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传承革命、红色基因的同时，又有现代解读、现代生成、现代发展、现代发现，灌注现代性的生机与活力，以适应当代大众审美需求，这对于戏剧改编者来说，仍具有挑战性。
秦腔《王贵与李香香》给我们的启示是：不颠覆原故事的结构、框架、主题，关键在于“讲好”，讲法的改变，讲得精彩，讲得有创造性，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艺术面貌，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艺术感受。舞台上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像是把“红色”与“革命”都发酵了，带给我们的是一坛芬芳四溢的醇香佳酿，纯洁、纯净、纯粹、淳朴，有艰苦艰辛，有坚定坚强。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把革命叙事和爱情叙事结合得最完美、处理得最深情的一部作品。
这部戏的舞台后部左右各有一个歌队，后部中间一人演奏钢琴，右前台口是乐队，舞台正中部分是戏剧的实体再现的表演区。这可以归为两部分：故事的讲述、讲唱，“叙述体”部分；舞台正中是“戏剧体”部分。全剧有三条线索拉动、推进：一是唱诗班对故事、事件、情节、人物的叙述、交代、评价；二是戏剧性再现部分，例如“井台”“送羊”“参军”“智斗”；三是“再现”部分与“叙述”部分的互动。
全剧开场歌队的第一句讲唱：“公元一九三○年，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了三边。”叙事的悠远、深情的美学基调就被确立；之后的所有故事、所有悬念、所有命运的展开，都是由上述三条线索共同完成的。整个演出，你可以当作是多声部、多角度紧紧围绕一个故事的讲唱、讲述、说唱、说书；你也可以把这种多声部讲唱当成一种独特的崭新的演剧方法。这部戏中的讲唱部分和再现部分已经水乳交融为一体。张曼君、刘锦云和唱诗班、钢琴家、乐队演奏员，还有柳萍和李小雄等艺术家，已经幻化为一个说书人，一个讲唱者，在一个现代剧场中用一种新的方法，在给我们演唱、讲唱一段具有永恒魅力的“陕北传奇”。
是什么力量可以把以上诸多元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艺术地统一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是叙述体的“讲唱”，但本质上是张曼君的“三民主义”。张曼君戏曲的“三民主义”是：从人物出发，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融入“歌舞演故事”中去，建立新的赋形坐标。“民间”看上去似乎只是形式结构，但有时又左右着、影响着甚至是改变着、统摄着整个艺术的流向。她的“三民主义”的“再民间化”不只是样式、样态、形式及语汇的更新变革，也包含着精神气质的重塑。
张曼君的神奇之处在于，她的“民间化”，使唱诗班和钢琴民间化中国化了。让唱诗班、钢琴与秦腔、信天游、花儿融为一体、圆整无痕，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在她创作的初期，很可能只是外在化的东西，但是在作品孕育生成的过程中，她把“外在化”的东西“内在化”了，她把“技术性”的东西转化为“艺术性”的东西了，她把“形式”的东西上升为“精神”的东西了。形式，果真就转化成了内容。
看完秦腔《王贵与李香香》，脑子里突然冒出“黄土高原”四个字，中国戏曲的“黄土高原”。一个剧院、四个人、“三部曲”——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由张曼君、刘锦云、柳萍、李小雄四个人贯穿创作了《花儿声声》《狗儿爷涅槃》《王贵与李香香》现代戏“三部曲”；这“三部曲”是不是当代中国戏剧的高峰，可以先不说，但高原应该是。
探索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无限可能
李一赓
如果读过陕北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不难被诗中既朴实又生动的语言所吸引，几个鲜活的人物跃然于词句之间，让读者的心与主人公们的境遇一起在故事中跌宕起伏。由刘锦云编剧、张曼君执导的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将这首荡气回肠的民族史诗呈现在了舞台之上。与一般的秦腔戏不同，这部戏在保留秦腔艺术原汁原味的同时，将西方合唱的艺术形式加入到了舞台之中。这种“中西合璧”的表现手法，在秦腔舞台上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不仅没有格格不入，反而相得益彰。张曼君导演在《王贵与李香香》这出秦腔现代戏中的探索，牢牢抓住了表现手法为故事核心服务的本质，无论是悠扬荡气的西方大合唱，还是高亢硬朗的西北秦腔，都围绕着故事的主体，为故事歌唱，为人物歌唱，为情感歌唱。除了在舞台表现形式上的突破之外，《王贵与李香香》这出好戏的成功与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优秀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密不可分。王贵的扮演者——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院长、梅花奖获得者李小雄，将原本故事中朴实又傻憨的庄稼汉，塑造出了几分“可爱”。尤其是水井边王贵寻找李香香那场戏，就连地上留下的香香的脚印，都像捧在手心里一样去观察，将一个青壮男子对心上人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作为剧中的女主角李香香的扮演者柳萍，表演同样可圈可点。虽然已经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但她依然坚守在表演的第一线，将李香香这个原本停留在文字间的女子，立体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刻画得惟妙惟肖。除了这两位主角，白大平饰演的崔二爷也是在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俗话说无丑不成戏，一出戏没有一个出彩的反派，就总觉得差点什么。白大平将崔二爷那种尖酸刻薄、胆小怕事、斤斤计较的细节表现得入木三分，叹为观止。另外，该剧在演员的表演上，突破了传统戏曲中身段的限制，围绕着剧情给演员编排了一些类似现代舞的动作，这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上的碰撞，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舞台艺术，演员是当仁不让的核心，一次成功的表演，与舞台上每一个出现的角色都密不可分。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在《王贵与李香香》上的尝试，丝毫没有让这个团队削弱他们最大的优势——演员，这也是《王贵与李香香》最终可以在如此多“实验”与“创新”的尝试下，依然保持着极高的艺术水准的重要原因。《王贵与李香香》这出戏，不仅让观众们看到了戏曲艺术在舞台表现上的多种可能，也再次证明了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的实力。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会为中国戏曲舞台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