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魏晋玄言诗的创作，不可忽略当时盛行的两个思辨：一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刻抽象内容与语言文字自身的客观制约的矛盾冲突，即言意之辨。另一个则是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言为心声”，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有“诗言其志”（《礼记·乐记》）之说，把言作为表意的基本方式和功能。因此，“辞达而已”的观点也比较深入人心。但《老子》《庄子》等却又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等言不尽意的理论，使语言的表达功能受到了严重质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倾向于老庄之学，因此言不尽意的理论一时占了上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讲：“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晋人张韩更鲜明地说：“余以为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不用舌论》）。
但魏晋文人明白，诗歌总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不尽意性可以导致人们完全不在乎语言的使用状况，也可以相反促使人们更加追求能够尽量表达意义的词语。这两种情况，都在魏晋玄言诗的写作中得到了体现。不在乎语言使用状况者，干脆把《老子》《庄子》等理论书籍中的概念、词语，直接引入诗歌作品，出现了充斥着理论词汇、始终刻板言理的诗作，比如孙放的《咏庄子》和支遁的佛理诗。而尽量寻求可以表达情意词语者，则一方面热衷于玄谈活动，通过玄谈来锻炼语言能力，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口头写作局面，另一方面又用客观意象比如山水意象等，来引导人们进入客观意象后面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居然也被人们视为玄言诗的根本原因。
因此，魏晋玄言诗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却是创作主体第一次思考诗歌表现的本体意义、寻求语言表达功能的本质突破，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展开的，但对诗歌创作行为的意义则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说汉末的时世变易引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那么，以魏晋玄言诗为标志，则意味着诗歌创作本身开始了更深刻的本体意义思考，是围绕诗歌要表达的主体内容与语言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所展开的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意义的可贵探索。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角度看，参与魏晋玄言诗写作或者与此有关的诗人们，普遍表现出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此风张举于曹操之“唯才是举”，而突出表现为王弼、何晏等才俊之士的才德反差和浮辞游说，最后则发展为张扬才情，超越常规，以不假思索、无待整饰的自然形态，去展示或追寻本体的真实内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嵇康《琴赋》）。何晏曾倡言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何晏这种以“神”自许的张扬个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庸才所不能企望的一种认识境界。
魏晋文人对个人才情的高扬，更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当时的许多咏物赋都在竭力渲染此物之珍奇绝异，如嵇康《琴赋》称琴“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首先把制作琴的原料描写为充满了奇特瑰异色彩的物质，以下又从生长环境、选材、制作以及调音过程，一步步地加深这一种色彩。这种渲染手法当然与汉大赋之铺张扬厉有关，但汉大赋只是营造一种空前的气势，形成物理的张力，魏晋咏物赋则显示了个性的品格，物之奇异仅是外形手段，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主体的超绝才情。
那么这种超绝才情是什么呢？从现存的玄言诗及其诗人情况来看，当时的诗人大都富有才学而且擅长思辨。《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辩难之言和玄谈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论建树，但从论辩的技巧中，我们仍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论辩双方的才思辉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大家已经完全被支道林、许掾二人论辩的过程包括用词及其音声等效果所征服了，反而忘记了辩论的议题和内容。这种类似于说书所达到的听觉效果，从说者（论者）的角度，恰好就是他们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才华外现，是通过口辩的形式，集中体现他们对言意关系的把握和对语言功能的极限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魏晋诗人一方面为深邃的思理与苍白的语言之间的不和谐而煎熬，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所做的有关尝试即玄言诗的写作而得意，因为玄言诗可能不是最适合阅读的作品，但一定是他们个人才情的充分展示，或者说玄言诗成了他们展示自己高隽才思的主要形式。于是，作品可能失败了，个人却胜利了。甚至于有些人如嵇康、何晏等虽然因无限张扬个性而导致肉体的毁灭，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从未承认失败。我们今天在阅读玄言诗时，可能不觉得有多少美感可言，但如果联系写作玄言诗的诗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必然会体会到诗人们不屈的志气和横溢的才气。
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魏晋玄言诗将表现的范围触及抽象的义理层面，又孜孜于寻求诗歌语言的最佳表达方式，这种类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现，反映的是诗人可贵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我们今天读玄言诗，应该通过对言意之辨和才性之辨的深刻理解，从而认识玄言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言理诗歌不断走向成熟的积极贡献。
（作者：马国栋，系赣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观察魏晋玄言诗的创作，不可忽略当时盛行的两个思辨：一是诗歌所要表达的深刻抽象内容与语言文字自身的客观制约的矛盾冲突，即言意之辨。另一个则是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言为心声”，相信人的心思是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就诗歌创作而言，则有“诗言其志”（《礼记·乐记》）之说，把言作为表意的基本方式和功能。因此，“辞达而已”的观点也比较深入人心。但《老子》《庄子》等却又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等言不尽意的理论，使语言的表达功能受到了严重质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们普遍倾向于老庄之学，因此言不尽意的理论一时占了上风。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就讲：“知之之道，不可待言也……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晋人张韩更鲜明地说：“余以为留意于言，不如留意于不言；徒知无舌之通心，未尽有舌之必通心也。”（《不用舌论》）。
但魏晋文人明白，诗歌总是要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语言的不尽意性可以导致人们完全不在乎语言的使用状况，也可以相反促使人们更加追求能够尽量表达意义的词语。这两种情况，都在魏晋玄言诗的写作中得到了体现。不在乎语言使用状况者，干脆把《老子》《庄子》等理论书籍中的概念、词语，直接引入诗歌作品，出现了充斥着理论词汇、始终刻板言理的诗作，比如孙放的《咏庄子》和支遁的佛理诗。而尽量寻求可以表达情意词语者，则一方面热衷于玄谈活动，通过玄谈来锻炼语言能力，形成了非常壮观的口头写作局面，另一方面又用客观意象比如山水意象等，来引导人们进入客观意象后面的意义所在，这就是陶渊明的一些田园诗、谢灵运的一些山水诗居然也被人们视为玄言诗的根本原因。
因此，魏晋玄言诗虽然在整体上没有留下什么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它却是创作主体第一次思考诗歌表现的本体意义、寻求语言表达功能的本质突破，尽管这一切都是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展开的，但对诗歌创作行为的意义则是非常重大的。如果说汉末的时世变易引发了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那么，以魏晋玄言诗为标志，则意味着诗歌创作本身开始了更深刻的本体意义思考，是围绕诗歌要表达的主体内容与语言的不可实现之间的矛盾，所展开的兼具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意义的可贵探索。
从诗歌创作的主体角度看，参与魏晋玄言诗写作或者与此有关的诗人们，普遍表现出轻视品德修养而高扬才情的个性追求，即才性之辨。此风张举于曹操之“唯才是举”，而突出表现为王弼、何晏等才俊之士的才德反差和浮辞游说，最后则发展为张扬才情，超越常规，以不假思索、无待整饰的自然形态，去展示或追寻本体的真实内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非夫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非放达者不能与之无吝，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也”（嵇康《琴赋》）。何晏曾倡言说：“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何晏这种以“神”自许的张扬个性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庸才所不能企望的一种认识境界。
魏晋文人对个人才情的高扬，更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当时的许多咏物赋都在竭力渲染此物之珍奇绝异，如嵇康《琴赋》称琴“惟椅梧之所生兮，托峻岳之崇冈。披重壤以诞载兮，参辰极而高骧。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郁纷纭以独茂兮，飞英蕤于昊苍”。首先把制作琴的原料描写为充满了奇特瑰异色彩的物质，以下又从生长环境、选材、制作以及调音过程，一步步地加深这一种色彩。这种渲染手法当然与汉大赋之铺张扬厉有关，但汉大赋只是营造一种空前的气势，形成物理的张力，魏晋咏物赋则显示了个性的品格，物之奇异仅是外形手段，真正所要表达的是主体的超绝才情。
那么这种超绝才情是什么呢？从现存的玄言诗及其诗人情况来看，当时的诗人大都富有才学而且擅长思辨。《世说新语》中所记录的辩难之言和玄谈之语，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理论建树，但从论辩的技巧中，我们仍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论辩双方的才思辉光。《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大家已经完全被支道林、许掾二人论辩的过程包括用词及其音声等效果所征服了，反而忘记了辩论的议题和内容。这种类似于说书所达到的听觉效果，从说者（论者）的角度，恰好就是他们思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才华外现，是通过口辩的形式，集中体现他们对言意关系的把握和对语言功能的极限实现。因此，我们可以想象，魏晋诗人一方面为深邃的思理与苍白的语言之间的不和谐而煎熬，另一方面则为他们所做的有关尝试即玄言诗的写作而得意，因为玄言诗可能不是最适合阅读的作品，但一定是他们个人才情的充分展示，或者说玄言诗成了他们展示自己高隽才思的主要形式。于是，作品可能失败了，个人却胜利了。甚至于有些人如嵇康、何晏等虽然因无限张扬个性而导致肉体的毁灭，但他们在精神上却从未承认失败。我们今天在阅读玄言诗时，可能不觉得有多少美感可言，但如果联系写作玄言诗的诗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就必然会体会到诗人们不屈的志气和横溢的才气。
从文学发展史的眼光来看，魏晋玄言诗将表现的范围触及抽象的义理层面，又孜孜于寻求诗歌语言的最佳表达方式，这种类似于取火自焚的表现，反映的是诗人可贵的开拓精神和探险精神。我们今天读玄言诗，应该通过对言意之辨和才性之辨的深刻理解，从而认识玄言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言理诗歌不断走向成熟的积极贡献。
（作者：马国栋，系赣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