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实践说明了什么

2019-04-12 09:00 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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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家而言,深入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深入了解、深切体察、深刻理解,非如此,不可能将创作楔入到作家所生活的时代与现实,作家的创作就很可能错失了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表现,也错失了同时代和更长久时代读者的认可。

今天重提赵树理,探讨他在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必然联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赵树理生长在中国北方农村,是响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期重新回到农村工作、生活、创作的作家,他对生活的了解配得上“深入”这个定语。赵树理的小说是对他所生活的农村社会的真实描写,这些描写中,深刻地烙印着中国农村在政策层面上发生的变革,在建设热潮中产生的巨变,中央和政府的农村政策如何落实到农村、农业、农民当中,如何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对一段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既有对新时代农村生活的热情歌颂,也有对农村现实中存在的腐朽势力、落后现象的批评,甚至包含了具体政策在针对性上的偏差,在有效性上的距离。他的《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所谈的除了小说外,还有对“浮夸风”的批评,反映了农民关于“统购”问题的困惑。这些担忧,不是出于对个人创作的考虑,而是发自内心对农民利益的关心。没有深入生活,不可能掌握如此深刻的问题,没有对农民的深厚感情,也就不可能关心如此“非文学”的话题。

赵树理的小说是以大众化、通俗化为标识的,他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写农民感兴趣的故事,讲农民关心的社会主题。他的小说艺术却绝不是“低端”的,他从来不用粗鄙化的语言来显示“民间色彩”,他从来不以高一等的、冷漠的姿态看待农民,他是用朴实的语言在写乡村的故事,热爱与批评、歌赞与担忧在小说里融合着。他的语言艺术,是他长期浸润于农村生活的结果,走马观花的创作者不可能学得到。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语言是被我的出身所决定的。”他在“说说唱唱”的民间艺术中向农民学习,在同农民的漫谈中感受那些俏皮话,那种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独特而丰富的表达。对他来说,农村绝不仅仅是创作素材的搜集地,而是如鱼得水的栖居地,也是他文学创作得以维系的“语言学校”。

当我读到太多用粗鄙的俚语装扮“土得掉渣”的小说语言,看到太多被过滤成“符号化”的农民形象,读到太多以“底层”或时代落伍者塑造农民形象、讲述农民故事后,总会想到赵树理。今天重提他与深入生活的关系,其实有很多已不可能复制,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也决定了文学创作的丰富多彩。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一个创作者与生活的真正关系,表现生活时的态度与感情,朴素感情与朴实语言再生的可能性,勇敢地直面生活的勇气,热情讴歌时代发展,勇于面对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发自骨子里的民间气息,烂熟于心的生活语言的运用。从这些层面上讲,经典作家不会过时,因为他们不是用来模仿和照搬的,而是时时能带给我们启示,同时启示我们用新的创作需求去调整、去借鉴、去创新。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作者:阎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