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为何选择了《东方杂志》

2019-04-04 15:51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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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辉

“不过这篇《祝福》却是有作意的。作者所要写的是那人世间同情心的淡薄,以及女仆无可诉苦的悲境。女仆被人强奸本非由她心愿,这完全是命运播弄她的。这就好像一个有残疾的人受人嘲笑一样的痛苦……总之,像这些对于弱者加以侮辱,都不能应该是人类的行为,并且是人类的羞耻。”这是著名出版家赵景深1928年发表在《文学周报》的评论,见识一般,且脱离文本谈作品,属于较陈旧的印象式批评,而此时《祝福》已发表了4年。

《祝福》被认为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但直到1946年和1948年,它两度走上话剧和越剧舞台,媒体相关报道才猛增,此前较少被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祝福》首发在《东方杂志》上,该杂志并非文学刊物,曾是侦探小说和鸳蝴派的大本营,“五四”期间,该杂志与《新青年》笔战。鲁迅一生只在该刊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却为何将《祝福》交给它?这其中,与名编胡愈之颇有瓜葛。

《祝福》发表于1924年3月25日,距今已95年,值此之际,钩沉其背后的历史,以更好地理解这篇杰作。

●发篇文章竟能当教授

《东方杂志》的创办者是商务印书馆,诞生于1904年3月11日,终于1948年,共出版819期,被称为民国时“标准最高,出版最好的”杂志。

梁漱溟当年能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源于蔡元培看到他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此外,巴金这一笔名也最早出现在《东方杂志》上。

《东方杂志》初期主编是徐珂,即《清稗类钞》的作者,以文摘为主,偶尔刊登文艺,多是侦探小说,用文言写成。

1909年后,杜亚泉接手主编。

杜亚泉16岁便考中秀才,1895年,22岁的他又在岁试中位列全县第一。甲午战败消息传来,杜亚泉遂弃旧学,转学格致、数学、化学等,还自学了日语。

杜亚泉是著名翻译家和科普工作者,他将杂志定位在“鼓吹东亚文明”上,对文艺更重视,《东方杂志》转向刊发文言体言情小说为主,成为鸳蝴派重镇。杜亚泉倚重林纾,并刊发了陈立三(陈寅恪的父亲)等人1700多首旧体诗,被“五四”学生领袖罗家伦讽为“古今杂乱派”。

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号刊登了主编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3个月后,杜亚泉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双方就“东西文明能否调和”展开论战。

杜亚泉认为东西文明“各生流弊”,无高低之分。陈独秀则反问:“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与国基,能否使吾族适应于二十世纪之生存而不消灭?”论战令《东方杂志》名望迅速下滑。

●幸亏有个文学高潮

早在1917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在日记中已将杜亚泉列为“旧人”。论战最高潮时,张决心换人,以陶葆霖暂代。

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受重创,不得不解雇大批员工,杜亚泉被转为馆外编辑,月薪仅100元。杜为办新中华中学,卖掉手中所持的商务印书馆股份。1933年他去世时,竟至“衾不蔽体,不异黔娄”,家中仅剩10余元。若非张元济、蔡元培等资助,几乎无法发丧。

陶葆霖接手《东方杂志》不久即病逝,钱智修又接手。钱氏是商务印书馆元老,毕业于复旦大学,当时该校监督高梦旦兼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将其招入。钱智修主持《东方杂志》达22年,他擅长翻译,在杂志上先后发表了207篇译稿。

上位后,钱智修主持改版,提出:“故今后拟以能传达真恉之白话文,迻译名家之代表著作,且叙述文学之派别,纂辑各家之批评,使国人知文学之果为何物。”

从1920年到1928年,《东方杂志》迎来了一个文学高潮期,刊登了大量白话小说,其背后很可能是胡愈之在推动。

1928年,胡愈之因避难赴欧,《东方杂志》定位又改成:“我们致力的集中点是什么?简单地说来,便是:普及国际知识,研究国际时事,以增读者对于外交事情及国际形势的兴趣,并图树立国民外交的基础。”

《祝福》恰好发表在8年的文学高潮期中。

●曾联手帮助爱罗先珂

胡愈之,本名胡学愚。1911年,他考入绍兴府中学堂,时该校学监是周豫才,即鲁迅。

在胡愈之印象中,当时鲁迅“身体甚康健,面白发黑,留有小胡子,无辫子;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执洋杖;目光炯炯,识人隐微”。学期末,鲁迅给胡愈之的评语为“不好学”。

因患病,胡愈之辍学回家,为了不降级,转去另一家英语补习学校,该校半年后倒闭,胡愈之只好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先任《东方杂志》助理编辑,很快升为编辑,月薪亦达120元。

胡愈之极勤奋,几乎每期都有作品发表,是《东方杂志》上发表作品最多的人,他同时还向多家媒体投稿。1920年,他和郑振铎、周作人、茅盾等人共同发起“文学研究会”。鲁迅时有公职,无法加入民间组织,但和文学研究会往来密切。

1921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也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拉近了鲁迅与胡愈之的关系。

因世界语,鲁迅与胡愈之密切往来。胡愈之17岁便学过世界语,他说:“学了世界语再学英文,进度就比较快。”后来他去法国,也用世界语学习法语。他认为,这样学习时间更短,且能同时掌握两门语言。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流亡上海时,一度靠给人按摩维生。1921年11月至12月间,胡愈之数次给鲁迅写信请求帮助。次年2月,蔡元培同意邀爱罗先珂到北大讲授世界语,其间一直寄住鲁迅家。

●鲁迅不肯配合谈梦想

有了这层交往,鲁迅把《祝福》交给《东方杂志》,也在情理之中。

查鲁迅日记,他在1924年3月17日记录道:“上午李慎斋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寄三弟信,附小说稿及张梓生信。”

李慎斋是周氏兄弟反目后,鲁迅购买的“老虎尾巴”的设计人。“小说稿”即《祝福》。张梓生是鲁迅好友,也在《东方杂志》当编辑。

在《祝福》末尾,鲁迅自注写于1924年2月7日,查鲁迅日记,这一天“休假。午风。无事”,但在前一天,记为:“休假。下午徐钦文来。夜失眠,尽酒一瓶。”

《东方杂志》刊发《祝福》,因它对“农民问题”的小说特别关注。1920年,胡愈之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提出:“艺术这东西,要是和人生问题全没干系,那便是一种奢侈品,和酒精烟草等物一样,只配当少数人的娱乐品,并不是大多数人民所必需的。”

因胡愈之推动,《东方杂志》先后发表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作品。

1928年初,胡愈之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国际法,1931年转道苏联回国,写出《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称赞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是《苏联见闻录》。”

1932年8月,胡愈之回商务印书馆,接手《东方杂志》主编。1933年1月,胡以《新年的梦想》为题,向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约400份,最终发表了140人的244个梦想,包括林语堂、胡适、柳亚子、徐悲鸿等,鲁迅却拒绝参与。

●鲁迅说“闹翻了”

对该策划,鲁迅颇不满意,讽刺说:“他(指胡愈之)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

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也不满意,生气地说:“你这些东西不得了呀,商务印书馆要封门的呀!你能不能少发这样的东西?”

胡愈之不服气,说:“你不是把刊物包给我办的吗?编辑权在我,不在你。”

半年后合同到期,王云五拒绝续约,上世纪50年代,胡愈之表示:“王云五既没有学问,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其实卸任后,《东方杂志》仍多次发表胡愈之的作品。

胡愈之担任主编时间虽短,却是《东方杂志》影响较大时期,也是密切关注文学的时期。

鲁迅与胡愈之亦师亦友,遗憾的是,1935年却发生误会。

据学者秋石钩沉,1935年8月起,邹韬奋接手生活书店,当时书店正出版《译文》杂志,由黄源主编,背后是鲁迅主持。

生活书店原计划再出《译文丛书》,邹韬奋认为已有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二者重复,表示取消原计划。鲁迅与黄源便找文化生活社的巴金等,巴金表示愿意接手,却引起生活书店不满。

1935年9月17日,生活书店邹韬奋、胡愈之等请鲁迅吃饭,可一上来,突然提出解除黄源的《译文》主编职务,请鲁迅同意。鲁迅拂袖而去,回家后说:“闹翻了,闹翻了。”

●鲁迅晚年为何不访苏

第二天,鲁迅请茅盾、黎烈文到家,表示《译文》今后与生活书店签约,由黄源署名,并撕掉自己署名的旧合同,表示支持黄。

胡愈之大怒,找到黄源,抱怨鲁迅的态度是官僚主义,威胁说:“现在你去对鲁迅先生说,《译文》合同你不能签字,仍请鲁迅先生签字,如不照办,后果由你负责。”

鲁迅决定《译文》停刊。在给萧军的信中,鲁迅说:“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4个月后,鉴于鲁迅身体不佳,莫斯科邀鲁迅访苏。奉宣侠父之命,胡愈之专程自港赴沪,面见鲁迅,但鲁迅拒绝了邀请。

当天晚上,鲁迅邀黄源吃饭,说:“你一定料不到,如果我答允去苏联,你下次来就看不到我了。有人来转达莫斯科方面的邀请。我的行程,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但我没有答允。”

鲁迅为什么不接受邀请,一直说法纷纭。据学者周正章考证,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曾说:“再后他(指鲁迅)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些担心,是不是自己人发生问题?’……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

虽有过误会,但鲁迅去世后,胡愈之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贡献巨大。许广平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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