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形而上”的审美境界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诗性传统没有被延续，日常的、世俗的、私语的故事成为叙事主流。有多少作家关注时代的变革、现实的严酷？即便书写宏大题材，比如战争历史，也只是逡巡于性格英雄和传奇故事，真正对战争历史进行哲学思辨与人性叩问者寥寥无几。
中国读者之所以谙熟俄罗斯文学且情感深厚，政治的作用曾经是有过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文学的品格——那种宏阔辽远的文学气象与审美境界。《战争与和平》与《静静的顿河》自不必说，近来我细读了前苏联时期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
小说全方位叙写了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作者都演绎了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一以贯之的是俄罗斯文学传统那种大河般泥沙俱下的生活吞吐，是群山样巍峨耸峙的人性观照。
在《生存与命运》中，格罗斯曼作为那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他以冷峻又不乏温情的笔触，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思想蕴藉；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战争、政治、人性等复杂的历史存在进行了理性而痛苦的哲学思辨；没有激烈的批判，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那沉静深邃的灵魂省察。在描绘战争中人们悲惨的生活及处境的同时，格罗斯曼仍然不忘以细腻的笔墨展现普通民众丰富的内心、美好的情愫和高贵的灵魂。无论命运怎样多舛、生活如何悲惨、境遇何等窘迫，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总是萦绕着虔敬安详的光环，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充盈着道德的高贵与诗性的力量。
作品结尾处，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相比整部作品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总基调，如此静谧安详的结尾，令人震撼的同时，也让我思考：俄罗斯作家们关注的问题都是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命运这类关乎人类存在的宏大命题，书写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验。一两个世纪之后，读者依然会被那种冷峻的思辨、人的尊严和高贵的精神所感动。
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并非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但对当下中国小说而言，却是一种稀缺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值得当代作家进行深入开掘与探索。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作家是否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情怀，是否具有追求伟大的野心和经典的自觉，作品的格调和境界是大不相同的。
伟大的文学信念与传统
几年前，作家哈金倡导中国作家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他做出这样的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如何写出 “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强调作家的“文学信念”的巨大作用。他说：“没有伟大的文学信念往往会给写作造成重大失误。鲁迅认真地写小说只写了七年，只出了两个短篇集子（《故事新编》不是纯文学创作）。对小说家来说，七年时间只不过是个开端，都不足以全面掌握小说的技艺。设想如果鲁迅当时怀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他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写小说，就会给我们留下比那些杂文更有意义的伟大作品。鲁迅临终前曾对冯雪峰说他希望能再活十年，每年都要写出一部长篇来。再来看张爱玲，她在自己汉语的创作高峰时期改用英语写小说，夭折了自己的才华。如果她头脑里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清楚自己的目标，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误。”对哈金的观点我颇以为然。没有伟大的“文学信念”，陈忠实如何能倾全部之心血，写作《白鹿原》？张炜如何写出皇皇长卷《你在高原》？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力，以及抗拒寂寞的勇气？
哈金的另一观点我认为也很重要，他说：“一旦你决心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我们一直信奉着进化论，以为文学或艺术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规律；其实不然，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要不断地返回传统本源的。老子就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此之“反”，通“返”。在老子的哲学中，道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的。近百年来，我们始终与传统断裂着，没有真正地返回到先秦与汉唐，汲取那个伟大时代的宏阔的思想精神与气质品格。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要排斥外国的优秀经典与传统，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包括拉美现代文学，永远都是我们的“他山之石”。
建构“形而上”的审美境界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诗性传统没有被延续，日常的、世俗的、私语的故事成为叙事主流。有多少作家关注时代的变革、现实的严酷？即便书写宏大题材，比如战争历史，也只是逡巡于性格英雄和传奇故事，真正对战争历史进行哲学思辨与人性叩问者寥寥无几。
中国读者之所以谙熟俄罗斯文学且情感深厚，政治的作用曾经是有过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文学的品格——那种宏阔辽远的文学气象与审美境界。《战争与和平》与《静静的顿河》自不必说，近来我细读了前苏联时期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
小说全方位叙写了震惊世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前方到后方,从斯大林格勒到莫斯科,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卢布扬卡监狱,从乌克兰农舍到喀山,作者都演绎了一段段动人心扉的故事。宏大而又自然的史诗般的艺术结构,展现出广阔的生活画面，一以贯之的是俄罗斯文学传统那种大河般泥沙俱下的生活吞吐，是群山样巍峨耸峙的人性观照。
在《生存与命运》中，格罗斯曼作为那场残酷战争的亲历者，他以冷峻又不乏温情的笔触，与长眠地下的亲人和战友对话，探寻真理，挖掘历史、战争、生存和命运中深层次的思想蕴藉；通过众多人物战前和战时的悲惨命运，通过他们的回忆与争论，对战争、政治、人性等复杂的历史存在进行了理性而痛苦的哲学思辨；没有激烈的批判，我们更多读到的，是一个孤独的爱国者，那沉静深邃的灵魂省察。在描绘战争中人们悲惨的生活及处境的同时，格罗斯曼仍然不忘以细腻的笔墨展现普通民众丰富的内心、美好的情愫和高贵的灵魂。无论命运怎样多舛、生活如何悲惨、境遇何等窘迫，作品中人物的生命总是萦绕着虔敬安详的光环，战争中的日常生活也充盈着道德的高贵与诗性的力量。
作品结尾处，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相比整部作品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总基调，如此静谧安详的结尾，令人震撼的同时，也让我思考：俄罗斯作家们关注的问题都是战争与和平，生存与命运这类关乎人类存在的宏大命题，书写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和经验。一两个世纪之后，读者依然会被那种冷峻的思辨、人的尊严和高贵的精神所感动。
宏阔辽远的审美之境，并非评判小说优劣的标准，但对当下中国小说而言，却是一种稀缺的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值得当代作家进行深入开掘与探索。中外文学史一再证明，作家是否具有宏阔的视野和博大的情怀，是否具有追求伟大的野心和经典的自觉，作品的格调和境界是大不相同的。
伟大的文学信念与传统
几年前，作家哈金倡导中国作家创作“伟大的中国小说”。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他做出这样的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如何写出 “伟大的中国小说”，哈金强调作家的“文学信念”的巨大作用。他说：“没有伟大的文学信念往往会给写作造成重大失误。鲁迅认真地写小说只写了七年，只出了两个短篇集子（《故事新编》不是纯文学创作）。对小说家来说，七年时间只不过是个开端，都不足以全面掌握小说的技艺。设想如果鲁迅当时怀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他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写小说，就会给我们留下比那些杂文更有意义的伟大作品。鲁迅临终前曾对冯雪峰说他希望能再活十年，每年都要写出一部长篇来。再来看张爱玲，她在自己汉语的创作高峰时期改用英语写小说，夭折了自己的才华。如果她头脑里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清楚自己的目标，就不会出现那种失误。”对哈金的观点我颇以为然。没有伟大的“文学信念”，陈忠实如何能倾全部之心血，写作《白鹿原》？张炜如何写出皇皇长卷《你在高原》？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力，以及抗拒寂寞的勇气？
哈金的另一观点我认为也很重要，他说：“一旦你决心写伟大的小说，你就会自然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伟大传统，这时你的眼光和标准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区区小利和雕虫小技上。”我们一直信奉着进化论，以为文学或艺术是一种线性发展的规律；其实不然，真正的文学艺术是要不断地返回传统本源的。老子就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此之“反”，通“返”。在老子的哲学中，道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的。近百年来，我们始终与传统断裂着，没有真正地返回到先秦与汉唐，汲取那个伟大时代的宏阔的思想精神与气质品格。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要排斥外国的优秀经典与传统，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包括拉美现代文学，永远都是我们的“他山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