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参与乃至主持新中国“十大建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等见证民族历史的设计工程、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学府的第一位女院长、国内最早从事敦煌图案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之一……重重荣誉光环，常沙娜却只是淡淡说道：“我这一辈子就干了4件事：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
她的名字“沙娜”是流经法国里昂的那条河流“LaSaone”的中文音译，原是为了纪念她的出生地，却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这个出生在法国的中国女孩与敦煌，这座沙漠中的艺术宝窟的难解缘分。12岁那年，常沙娜便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黄沙漫天的敦煌，在莫高窟里临摹起了壁画，从那里开始了她的艺术人生。
来敦煌的第一晚，他们吃的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沙娜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常书鸿答：“为了保护好这些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不让伯希和之辈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贫瘠荒凉的沙漠里，父女两代人攻苦食淡，那些“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形态万千的佛像却为他们开启了一个瑰丽生动、气象万千的世界。从此敦煌艺术贯穿了常沙娜的整个艺术生涯，奠定了她艺术事业的成功，她也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反馈敦煌，致力于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
有人说，常书鸿通过艺术家的视角开启世人对敦煌艺术的敬崇，而常沙娜对洞窟艺术的解析，则让世人从图案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敦煌。
“绵延两代敦煌梦，繁花万里丝路情”——对传统文脉的惜护与坚守在父女两代身上一脉相承。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常沙娜仍跋涉在父亲开辟的道路上，在广袤的大漠里，投下一个小小的、坚毅的身影，不畏风蚀、不畏雨侵。
【人物档案】
常沙娜，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著名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45年至1948年跟随其父——著名画家常书鸿临摹敦煌历代壁画，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攻读绘画。1951年归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设计系任教，1982年至1998年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和工艺美术设计家，常沙娜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并结合现代装饰图案设计的创新需要进行创作设计。她曾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和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设计，以及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1997年，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编著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常沙娜花卉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多部著作。
在大漠里修完“没有学历的学业”
1936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遇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一翻阅就如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缝隙，常书鸿惊叹那些距今1000多年的壁画和雕塑是那么气势雄伟、笔触奔放，倾倒于西洋文化中的他惭愧于自己的“数典忘祖”，对敦煌艺术顿生向往。
不久，常书鸿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便毅然放弃巴黎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半年后，太太陈秀芝也带着常沙娜从巴黎回到了祖国。
此时，日寇正在中华大地上狼奔豕突，团聚后的一家三口跟随北平艺专，在战火中四处辗转，途经贵阳时，年仅6岁的常沙娜和母亲还差点在一次日军轰炸中丧命。加入逃难之旅的还有许多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其中不少是常书鸿的老相识，他们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互相支撑，并依旧进行着绘画创作，长辈们风雨晦明、不改其度的高贵心境给年龄尚幼的常沙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等到生活稍稍稳定，常书鸿酝酿起去往敦煌的计划。1942年，在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命常书鸿为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敦煌，常书鸿遇到了在莫高窟临摹的张大千及其弟子。不久，张大千一行便离开敦煌。临别之际，张大千对常书鸿开玩笑说，你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
常书鸿一行人来到莫高窟时，由于当地人求神拜佛、挖土烧香以及自然的风化腐蚀，莫高窟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常书鸿一边招兵买马、筹措经费；一边修墙种树、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就这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壁画的保护与研究也一点点步入正轨。
这期间，常书鸿遭遇了妻子出走、人员流失、经费停发等一系列打击和变故，女儿常沙娜休学照顾弟弟，料理家务，陪父亲度过了那段低谷时期。父女二人在困境中缔结了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结，敦煌的艺术之美成了照亮他们艰涩生活的亮光。
常沙娜记得，父亲第一次领着她看千佛洞时，明明像“穿着一件破烂衣裳”的洞窟，走近时却“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
每回从酒泉的河西中学放假回到敦煌，喜爱画画的常沙娜用不着人催，自己便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即便夕阳西下，光线渐暗，她仍意犹未尽画着那些慈眉善目的菩萨、鲜艳的梁柱花纹。
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准上墙拓稿，他还亲自教女儿打格子对临的方法，如何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抓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大，却也迫使人“把眼睛练得很准”。
按照父亲的要求，常沙娜每天一早起来，先要练字，接着读一小时法语，然后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去洞窟临摹壁画，晚上则跟着大家画速写。跟随着研究所里的前辈能手，常沙娜一步步学习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等客观临摹过关后，她又学整理临摹，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临了个遍，当时别人给她的评价是“画得不比大人差”。在敦煌艺术的常年浸润下，常沙娜在“大漠荒烟中完成了艺术人生里第一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70多年过去，在画册、美术馆展厅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常沙娜依然会“怦然心动”：“你看西魏258窟那几个力士，我线随感觉走，笔触特别放得开。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中，迸发出了多么灿烂的火花！”
敦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1946年，常沙娜在兰州展出的敦煌临摹壁画打动了一位叫叶丽华的美国人。两年后，在这位美国人的资助下，她前往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深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留美学生中掀起了回国建设的热潮。看着在中美两岸穿梭的轮船，常沙娜也盼着回到焕然一新的中国。1950年，她终于下决心中断原定4年的学业，靠在陶瓷工厂打工挣来的300多美金，买了一张回国的三等舱船票。
回国后的常沙娜恰逢父亲筹办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敦煌文物展。对敦煌艺术神往已久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拖着病体前来参观，常沙娜受父亲嘱托，扶着病弱的林徽因一步步登上午门城楼的台阶。攀谈中，梁林二人得知了常沙娜的敦煌经历，亲眼见到了她的临摹作品。几天之后，父亲告诉常沙娜，林徽因邀请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帮助林徽因将传统艺术用于现代工艺品的改进。
当时常沙娜没有任何艺术专业的文凭，前辈不拘一格的举荐让她很是感动。也正因这一意外的机缘，常沙娜的艺术之路由绘画转向了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并自此从事了一辈子的艺术设计教育。
1952年，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常沙娜等人为大会设计一批礼品。看到常沙娜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设计的真丝头巾，林徽因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按照指点，常沙娜将洁白的鸽子嵌进古老的东方图案里，顿时灵气四溢。
当时参会的代表之一、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接到礼品后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因全国院系大调整，1953年，常沙娜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虽然只在梁林二人身边呆了两年，但林徽因关于发展“新时代民族工艺”、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种种教诲及其为人修养，都如山头白雪，浸润在常沙娜的心间。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1958年，北京开始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第一批“十大建筑”。当时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在原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师资基础上新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承担了设计任务，常沙娜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同时参与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装饰设计。
接到如此重大的任务，年仅27岁的常沙娜既激动又紧张。她至今记得周恩来总理对大会堂设计的指示：“要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了体现富丽堂皇的民族气派，常沙娜再次调动自己的“敦煌储备”，以唐代风格的宝相花为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的主图形，并结合美观与功能需求几易其稿。如今，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抬眼望去，常沙娜设计的天顶花灯依然流光溢彩。
除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常沙娜还参与设计了大会堂外墙的琉璃花板、须弥座石雕花饰等。这些以敦煌图案为蓝本的设计，不仅凝聚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韵味，更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岸气度。
对常沙娜而言，敦煌艺术既是她的艺术源流，也是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宝库，敦煌元素也在她紧贴时代和国家发展的设计中焕发了熠熠生机，汇铸成对民族与时代的双重赞歌。
1997年，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主持设计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方案，经过前后5轮筛选，在总共63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区的礼品雕塑工程。这个看似简单、取材于日常生活的雕塑，在维多利亚湾香港会展中心广场含苞欲放，与庄严的五星红旗、绚丽的香港区旗交相辉映。
常沙娜说，做完这作品，自己也为完成国家使命尽了力，“无憾人生了”。和她所有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脉一样，这朵“紫荆花”也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如今，凡是到过香港的人，几乎都要到坐落在维多利亚湾的香港会展中心广场，与那座金灿灿的“紫荆花”合影留念。
完成长辈遗愿，费尽苦心整理敦煌图案
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她接过这一重担，从教学安排到食堂饭菜，无事不抓。曾有人说，“当官即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句话反而激励了常沙娜，在担任院长后，仍在原来所在的染织系上课和参与设计项目。
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最让常沙娜惬意的仍是打开书房的窗户，摊开纸笔，一边听着音乐，一边作画。1983年，她用挤出来的无数个深夜完成了中国大剧院的烧瓷壁画《华夏之舞》。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常书鸿写信给常沙娜：“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这封信，常沙娜至今仍小心保存着。除了父亲的教诲，她也一直没忘林徽因在病榻前的感慨：“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好的图案，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
1959年夏天，常沙娜和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的同事李绵璐、黄能馥到敦煌莫高窟对临服饰图案，并按服装部位和年代分类，整理出彩图328幅。27年后，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图稿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常书鸿为其题写了书名——《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2003年，已经72岁的常沙娜又带着自己的5位硕士研究生去了敦煌，她要求学生们用传统的手绘方式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一幅纹样，并融入自己对敦煌的理解。在学生临摹的基础上，常沙娜又编绘了图案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在书的序言处，常沙娜把她偶然发现的林徽因生前一篇论敦煌图案的文章放了上去——两代人的勠力同心凝结在了这本书里。
人物的服饰、头饰、佩饰图案，建筑的华盖、花砖图案，还有隐藏在繁密壁画间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常沙娜整理的敦煌图案让我们看到敦煌艺术跨越时代的宏大之美和流淌在细节里的智慧，从图案和设计的角度去审视这一古老遗产。
常沙娜感叹，现代人对敦煌艺术的理解多是片面的，非常可惜。“一般人不了解，光知道壁画一看，以为只是佛教艺术。错了，每一张都有它的生命与构造，它们延续了十个朝代，每个时代都在发展。”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文脉：“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继承。目前设计界出现的一些哗众取宠，违背实用和审美原则，所做的肤浅表面，甚至丑怪、粗劣、庸俗的设计，我是极其反对的，一定要重新树立正确的设计宗旨和观念。”
她反对超短裙、反对奇形怪状的建筑，反对花花绿绿的舞台，有人说她太过保守，她却说：“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
虽然已届米寿，常沙娜依然忙着与敦煌相关的策展、讲座和宣传。“不要说我老了，我走不动了，我不干了，‘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记者手记
继续采到“幸运草”
闲暇散步的时侯，常沙娜总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路边草丛，寻找有着4个心形叶片苜蓿草。这种的变化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因而被称为“幸运草”。常沙娜却常在不经意间便能发现它们。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常沙娜说，她有一个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父亲，“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她蒙受过林徽因、庞薰琹、雷圭元等诸位大师的指点和提携……甚至在2008年，患上乳腺癌的她挺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幸运地跨过了那条生死线。
然而，就如抛掷在空中的硬币，人生也往往是两面的交织博弈，“幸运”的另一面也对应着诸多不幸：在敦煌，母亲受不了贫瘠的生活和丈夫的“忽视”而出走，常沙娜少年时代的生活里便没了母亲的影子；“文革”中，她被当做“资产阶级小姐”“修正主义黑苗子”，受到自己学生的种种刁难；1989年，丈夫崔泰山因用药不当患肝癌去世，常沙娜因忙于校务、疏忽了丈夫病情，至今愧疚不已……
对于那些过去的事，常沙娜总是淡淡地说一句：“C'estlavie!”（法语，这就是生活！）仿佛就此把那些褶皱与伤痛都抚平。她曾说，父亲身上的坚毅顽强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跟被称为“杭铁头”的父亲一样，常沙娜也有着岩石一般坚固的性格，在做事上笃行认真，不为苦难所折，甚至能在挫折前快速平复。
无论周遭黄沙漫天，还是身处困厄磨难，只要世上还有“美”存在，常沙娜总会被深深触动。哪怕这种“美”幼弱渺小，也能成为她生命与艺术的滋养。即使下放农村，她也为野地、菜园里不起眼的小花儿所感动：“这些花儿默默无闻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得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
在艺术的世界里浸润数十年，如今88岁的常沙娜依然目光清澈，说话笑盈盈的，有时候仍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说，在今后的日子里，想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参与乃至主持新中国“十大建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等见证民族历史的设计工程、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学府的第一位女院长、国内最早从事敦煌图案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之一……重重荣誉光环，常沙娜却只是淡淡说道：“我这一辈子就干了4件事：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
她的名字“沙娜”是流经法国里昂的那条河流“LaSaone”的中文音译，原是为了纪念她的出生地，却似乎冥冥之中预示了这个出生在法国的中国女孩与敦煌，这座沙漠中的艺术宝窟的难解缘分。12岁那年，常沙娜便跟随父亲常书鸿来到黄沙漫天的敦煌，在莫高窟里临摹起了壁画，从那里开始了她的艺术人生。
来敦煌的第一晚，他们吃的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沙娜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常书鸿答：“为了保护好这些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不让伯希和之辈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贫瘠荒凉的沙漠里，父女两代人攻苦食淡，那些“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壁画、形态万千的佛像却为他们开启了一个瑰丽生动、气象万千的世界。从此敦煌艺术贯穿了常沙娜的整个艺术生涯，奠定了她艺术事业的成功，她也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反馈敦煌，致力于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
有人说，常书鸿通过艺术家的视角开启世人对敦煌艺术的敬崇，而常沙娜对洞窟艺术的解析，则让世人从图案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敦煌。
“绵延两代敦煌梦，繁花万里丝路情”——对传统文脉的惜护与坚守在父女两代身上一脉相承。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常沙娜仍跋涉在父亲开辟的道路上，在广袤的大漠里，投下一个小小的、坚毅的身影，不畏风蚀、不畏雨侵。
【人物档案】
常沙娜，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著名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45年至1948年跟随其父——著名画家常书鸿临摹敦煌历代壁画，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攻读绘画。1951年归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设计系任教，1982年至1998年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敦煌艺术研究专家和工艺美术设计家，常沙娜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壁画及传统装饰图案的研究和临摹，并结合现代装饰图案设计的创新需要进行创作设计。她曾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的建筑装饰和宴会厅的建筑装饰图案设计，以及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1997年，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编著了《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常沙娜花卉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多部著作。
在大漠里修完“没有学历的学业”
1936年，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造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遇了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一翻阅就如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缝隙，常书鸿惊叹那些距今1000多年的壁画和雕塑是那么气势雄伟、笔触奔放，倾倒于西洋文化中的他惭愧于自己的“数典忘祖”，对敦煌艺术顿生向往。
不久，常书鸿接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报，聘请他为北平艺专教授，便毅然放弃巴黎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半年后，太太陈秀芝也带着常沙娜从巴黎回到了祖国。
此时，日寇正在中华大地上狼奔豕突，团聚后的一家三口跟随北平艺专，在战火中四处辗转，途经贵阳时，年仅6岁的常沙娜和母亲还差点在一次日军轰炸中丧命。加入逃难之旅的还有许多留学归来的艺术家，其中不少是常书鸿的老相识，他们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互相支撑，并依旧进行着绘画创作，长辈们风雨晦明、不改其度的高贵心境给年龄尚幼的常沙娜留下了深刻印象。
等到生活稍稍稳定，常书鸿酝酿起去往敦煌的计划。1942年，在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命常书鸿为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在敦煌，常书鸿遇到了在莫高窟临摹的张大千及其弟子。不久，张大千一行便离开敦煌。临别之际，张大千对常书鸿开玩笑说，你的工作将是“无期徒刑”。
常书鸿一行人来到莫高窟时，由于当地人求神拜佛、挖土烧香以及自然的风化腐蚀，莫高窟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常书鸿一边招兵买马、筹措经费；一边修墙种树、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研究所”就这样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壁画的保护与研究也一点点步入正轨。
这期间，常书鸿遭遇了妻子出走、人员流失、经费停发等一系列打击和变故，女儿常沙娜休学照顾弟弟，料理家务，陪父亲度过了那段低谷时期。父女二人在困境中缔结了更为紧密的精神联结，敦煌的艺术之美成了照亮他们艰涩生活的亮光。
常沙娜记得，父亲第一次领着她看千佛洞时，明明像“穿着一件破烂衣裳”的洞窟，走近时却“透出五彩斑斓的颜色，方知那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神秘的美丽”。
每回从酒泉的河西中学放假回到敦煌，喜爱画画的常沙娜用不着人催，自己便蹬着“蜈蚣梯”，“跟着大人爬进蜂房般的洞窟临摹壁画”，即便夕阳西下，光线渐暗，她仍意犹未尽画着那些慈眉善目的菩萨、鲜艳的梁柱花纹。
为了保护壁画，常书鸿规定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不准上墙拓稿，他还亲自教女儿打格子对临的方法，如何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抓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大，却也迫使人“把眼睛练得很准”。
按照父亲的要求，常沙娜每天一早起来，先要练字，接着读一小时法语，然后跟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块儿去洞窟临摹壁画，晚上则跟着大家画速写。跟随着研究所里的前辈能手，常沙娜一步步学习描稿、勾线、着色、渲染、开脸，等客观临摹过关后，她又学整理临摹，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临了个遍，当时别人给她的评价是“画得不比大人差”。在敦煌艺术的常年浸润下，常沙娜在“大漠荒烟中完成了艺术人生里第一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70多年过去，在画册、美术馆展厅看到自己十几岁时的临摹作品，常沙娜依然会“怦然心动”：“你看西魏258窟那几个力士，我线随感觉走，笔触特别放得开。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中，迸发出了多么灿烂的火花！”
敦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1946年，常沙娜在兰州展出的敦煌临摹壁画打动了一位叫叶丽华的美国人。两年后，在这位美国人的资助下，她前往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深造。
1949年，新中国成立，留美学生中掀起了回国建设的热潮。看着在中美两岸穿梭的轮船，常沙娜也盼着回到焕然一新的中国。1950年，她终于下决心中断原定4年的学业，靠在陶瓷工厂打工挣来的300多美金，买了一张回国的三等舱船票。
回国后的常沙娜恰逢父亲筹办配合抗美援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敦煌文物展。对敦煌艺术神往已久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拖着病体前来参观，常沙娜受父亲嘱托，扶着病弱的林徽因一步步登上午门城楼的台阶。攀谈中，梁林二人得知了常沙娜的敦煌经历，亲眼见到了她的临摹作品。几天之后，父亲告诉常沙娜，林徽因邀请她到清华大学营建系做助教，帮助林徽因将传统艺术用于现代工艺品的改进。
当时常沙娜没有任何艺术专业的文凭，前辈不拘一格的举荐让她很是感动。也正因这一意外的机缘，常沙娜的艺术之路由绘画转向了艺术设计与工艺美术，并自此从事了一辈子的艺术设计教育。
1952年，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常沙娜等人为大会设计一批礼品。看到常沙娜以敦煌隋代藻井图案设计的真丝头巾，林徽因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按照指点，常沙娜将洁白的鸽子嵌进古老的东方图案里，顿时灵气四溢。
当时参会的代表之一、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接到礼品后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因全国院系大调整，1953年，常沙娜调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虽然只在梁林二人身边呆了两年，但林徽因关于发展“新时代民族工艺”、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种种教诲及其为人修养，都如山头白雪，浸润在常沙娜的心间。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1958年，北京开始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第一批“十大建筑”。当时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学府——在原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师资基础上新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承担了设计任务，常沙娜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同时参与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装饰设计。
接到如此重大的任务，年仅27岁的常沙娜既激动又紧张。她至今记得周恩来总理对大会堂设计的指示：“要借鉴民族传统，要探索新中国建筑艺术的新形式和新内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了体现富丽堂皇的民族气派，常沙娜再次调动自己的“敦煌储备”，以唐代风格的宝相花为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的主图形，并结合美观与功能需求几易其稿。如今，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抬眼望去，常沙娜设计的天顶花灯依然流光溢彩。
除了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常沙娜还参与设计了大会堂外墙的琉璃花板、须弥座石雕花饰等。这些以敦煌图案为蓝本的设计，不仅凝聚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韵味，更显示了新中国的伟岸气度。
对常沙娜而言，敦煌艺术既是她的艺术源流，也是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宝库，敦煌元素也在她紧贴时代和国家发展的设计中焕发了熠熠生机，汇铸成对民族与时代的双重赞歌。
1997年，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常沙娜主持设计的“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方案，经过前后5轮筛选，在总共63个方案中脱颖而出，被选为中央政府赠送给香港特区的礼品雕塑工程。这个看似简单、取材于日常生活的雕塑，在维多利亚湾香港会展中心广场含苞欲放，与庄严的五星红旗、绚丽的香港区旗交相辉映。
常沙娜说，做完这作品，自己也为完成国家使命尽了力，“无憾人生了”。和她所有作品所呈现的东方文脉一样，这朵“紫荆花”也孕育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如今，凡是到过香港的人，几乎都要到坐落在维多利亚湾的香港会展中心广场，与那座金灿灿的“紫荆花”合影留念。
完成长辈遗愿，费尽苦心整理敦煌图案
1983年，常沙娜被任命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院长，她接过这一重担，从教学安排到食堂饭菜，无事不抓。曾有人说，“当官即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句话反而激励了常沙娜，在担任院长后，仍在原来所在的染织系上课和参与设计项目。
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最让常沙娜惬意的仍是打开书房的窗户，摊开纸笔，一边听着音乐，一边作画。1983年，她用挤出来的无数个深夜完成了中国大剧院的烧瓷壁画《华夏之舞》。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常书鸿写信给常沙娜：“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这封信，常沙娜至今仍小心保存着。除了父亲的教诲，她也一直没忘林徽因在病榻前的感慨：“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好的图案，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
1959年夏天，常沙娜和中央工艺美院染织系的同事李绵璐、黄能馥到敦煌莫高窟对临服饰图案，并按服装部位和年代分类，整理出彩图328幅。27年后，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图稿由轻工业出版社出版，常书鸿为其题写了书名——《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2003年，已经72岁的常沙娜又带着自己的5位硕士研究生去了敦煌，她要求学生们用传统的手绘方式一丝不苟地描绘每一幅纹样，并融入自己对敦煌的理解。在学生临摹的基础上，常沙娜又编绘了图案集《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在书的序言处，常沙娜把她偶然发现的林徽因生前一篇论敦煌图案的文章放了上去——两代人的勠力同心凝结在了这本书里。
人物的服饰、头饰、佩饰图案，建筑的华盖、花砖图案，还有隐藏在繁密壁画间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常沙娜整理的敦煌图案让我们看到敦煌艺术跨越时代的宏大之美和流淌在细节里的智慧，从图案和设计的角度去审视这一古老遗产。
常沙娜感叹，现代人对敦煌艺术的理解多是片面的，非常可惜。“一般人不了解，光知道壁画一看，以为只是佛教艺术。错了，每一张都有它的生命与构造，它们延续了十个朝代，每个时代都在发展。”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文脉：“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和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继承。目前设计界出现的一些哗众取宠，违背实用和审美原则，所做的肤浅表面，甚至丑怪、粗劣、庸俗的设计，我是极其反对的，一定要重新树立正确的设计宗旨和观念。”
她反对超短裙、反对奇形怪状的建筑，反对花花绿绿的舞台，有人说她太过保守，她却说：“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
虽然已届米寿，常沙娜依然忙着与敦煌相关的策展、讲座和宣传。“不要说我老了，我走不动了，我不干了，‘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记者手记
继续采到“幸运草”
闲暇散步的时侯，常沙娜总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路边草丛，寻找有着4个心形叶片苜蓿草。这种的变化几率是十万分之一，因而被称为“幸运草”。常沙娜却常在不经意间便能发现它们。
“应该说，我确实是幸运的。”常沙娜说，她有一个被称为“敦煌保护神”的父亲，“得天独厚地在千年石窟艺术精神的哺育下长大”；她蒙受过林徽因、庞薰琹、雷圭元等诸位大师的指点和提携……甚至在2008年，患上乳腺癌的她挺过无数次放疗化疗，幸运地跨过了那条生死线。
然而，就如抛掷在空中的硬币，人生也往往是两面的交织博弈，“幸运”的另一面也对应着诸多不幸：在敦煌，母亲受不了贫瘠的生活和丈夫的“忽视”而出走，常沙娜少年时代的生活里便没了母亲的影子；“文革”中，她被当做“资产阶级小姐”“修正主义黑苗子”，受到自己学生的种种刁难；1989年，丈夫崔泰山因用药不当患肝癌去世，常沙娜因忙于校务、疏忽了丈夫病情，至今愧疚不已……
对于那些过去的事，常沙娜总是淡淡地说一句：“C'estlavie!”（法语，这就是生活！）仿佛就此把那些褶皱与伤痛都抚平。她曾说，父亲身上的坚毅顽强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跟被称为“杭铁头”的父亲一样，常沙娜也有着岩石一般坚固的性格，在做事上笃行认真，不为苦难所折，甚至能在挫折前快速平复。
无论周遭黄沙漫天，还是身处困厄磨难，只要世上还有“美”存在，常沙娜总会被深深触动。哪怕这种“美”幼弱渺小，也能成为她生命与艺术的滋养。即使下放农村，她也为野地、菜园里不起眼的小花儿所感动：“这些花儿默默无闻地开得这样纯真好看，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得如此得体，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
在艺术的世界里浸润数十年，如今88岁的常沙娜依然目光清澈，说话笑盈盈的，有时候仍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她说，在今后的日子里，想继续采到“幸运草”，“让我好好为祖国、为党、为人生做完自己应该做的事，没有遗憾地走完今生幸运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