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H.克莱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是该校史上首位同时荣获校内最高教学奖与最高科研奖的学者。他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有人从地中海沉船里捞上来一个金杯、一个迦南罐、一个锡酒瓶和一个迈锡尼双耳酒杯，这些物品里哪个最重要？学生无一例外，都说金杯最重要。每逢此时，克莱因都会引用考古题材电影《夺宝奇兵》里的台词告诉他们，他们“做的选择是糟糕的”。最重要的不是金杯，而是最不起眼的迈锡尼双耳酒杯，因为考古学家可以凭借它独特的器型来判断沉船时间。
克莱因或许是想借此让学生们意识到，考古学家不是盗墓者或寻宝人，而是古代文明的发掘者。外行人也许觉得发现古罗马时期某人埋藏的一袋金币值得大书特书，但考古学家更有可能为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某个小物件欣喜若狂。考古遗址里一块块看似烧焦的木头，旁人怕是弃如敝屣，考古学家却可能视若珍宝，因为它们也许是碳化的古代经卷，说不定藏有早已散佚的古籍。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一些今人以为已经遗失的文字也许会重见天日。
当今这种考古的意识并非从来就有。在考古学的起步阶段，以谢里曼为代表的早期考古学家经常犯下一些无可弥补的严重错误。谢里曼醉心于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自称手持荷马史诗走遍土耳其西北部，寻找符合书中描述的地方。找到自认为准确的地点后，他在未经当地许可的情况下便大张旗鼓地挖掘，几乎将一座土丘劈成两半。若是他没找对地方倒好了，可这里偏偏正是特洛伊遗址所在地。于是，至今特洛伊遗址仍可见到当年他挖出的“谢里曼大沟”。这条深沟宛如一道醒目的伤痕，让人遗憾不已。由于谢里曼判断错了时间，掘得太深，又不注意保护早先出土的物品，只顾找到他心中的特洛伊城，真正的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宫殿被他挖得面目全非，宫中文物也下落不明，以致后人再无研究的可能。
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几个藏有岩画的著名洞穴给人留下的遗憾要少一些。法国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对公众开放之后，每年有10多万参观者，人们呼吸造成的潮气使洞壁和岩画上长出了霉斑。后来人们在岩洞原址附近修建了仿址，才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尽管类似的谨慎举措可以防止重要遗址遭破坏，但对考古遗产满怀幻想的公众可能会因种种限制而感到失望。同样可能令大家失望的还有干巴巴的考古解释。试想一下，假如每隔一段时间考古界便传出这样的新闻：“我们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纳斯卡线条图确证为外星人所绘！”公众必然会热情高涨。可惜克莱因在《考古的故事》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实中的考古恰恰相反，几乎每一个与神话及外星来客有关的浪漫解释都是一厢情愿的穿凿附会。“所罗门的马厩”既不是所罗门时代的，也不见得是马厩；“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既不是普里阿摩斯的，也不是“宝藏”，而是不同遗址挖出的精品拼凑出来的；“阿伽门农的面具”既不是阿伽门农的，也不是谢里曼宣称发现它时的那个面具——最初的面具更为可爱和善，那个具有国王气概的面具是谢里曼后来另找的。
戴维·麦考利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小说《神秘的汽车旅馆》以令人捧腹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牵强解释的荒谬性。4022年，两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偶然发现一处遗址，在里面找到了“大祭坛”“祭祀台”“通圣符”等文物。二人惊喜不已，效仿谢里曼的妻子索菲娅戴着“普里阿摩斯宝藏”里的珠宝拍的那张照片里的姿势，头缠“圣头巾”，颈挂“圣领圈”，耳下吊着“塑料耳饰”，还戴着“精巧的银链子和吊坠”，与这些“文物”来了张合照。其实这都是些什么呢？“大祭坛”是电视，“祭祀台”是床，“通圣符”是电视遥控器，“圣头巾”是马桶座上贴的纸条，“圣领圈”是马桶圈，“塑料耳饰”是牙刷，“精巧的银链子和吊坠”是澡盆的橡皮水塞。二人拍照时的滑稽画面，大家自可想象。
不知该对某物作何解释时，就称其为宗教用品，这在考古中其实并不罕见，有时难免得出驴唇不对马嘴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麦考利只是夸大了这种荒唐感而已。因此，为了保证准确性，考古学家在解读文物时往往慎之又慎，很少下定论。这种不确定性容易让人灰心沮丧，但克莱因这样优秀的老师知道，考古自身已有足够的魅力，哪怕剥除了神话的光环，没有那些离奇的故事，考古仍可令人兴味盎然。总有些关于考古本身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怎样确定挖掘地点？使用哪些挖掘方法？如何判断文物年代？出土文物归谁所有？克莱因在《考古的故事》中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了详尽而不乏趣味的解答。
从考古人员勘察、挖掘和研究遗址的具体手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科技的进步对于考古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有许多科技手段，比如激光雷达，在几天甚至数小时内就能测绘一个遗址的全貌，而在以前这至少需要几周甚至数月时间。然而科技也推动了武器的发展。在中东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战火肆虐，各种新式武器对遗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掠夺文物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只能祈祷战争早日终结，到那时方可得知哪些古迹能够幸存下来。
克莱因在《前言》里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普及最新考古成果，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增强读者对各种考古传言的判断能力。对公众来说，这或许是个祛魅的过程。只有当浪漫虚幻的想象让位于踏踏实实的考证，真正的历史才有可能从迷雾中向我们显现。
艾瑞克·H.克莱因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是该校史上首位同时荣获校内最高教学奖与最高科研奖的学者。他经常问学生一个问题：有人从地中海沉船里捞上来一个金杯、一个迦南罐、一个锡酒瓶和一个迈锡尼双耳酒杯，这些物品里哪个最重要？学生无一例外，都说金杯最重要。每逢此时，克莱因都会引用考古题材电影《夺宝奇兵》里的台词告诉他们，他们“做的选择是糟糕的”。最重要的不是金杯，而是最不起眼的迈锡尼双耳酒杯，因为考古学家可以凭借它独特的器型来判断沉船时间。
克莱因或许是想借此让学生们意识到，考古学家不是盗墓者或寻宝人，而是古代文明的发掘者。外行人也许觉得发现古罗马时期某人埋藏的一袋金币值得大书特书，但考古学家更有可能为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某个小物件欣喜若狂。考古遗址里一块块看似烧焦的木头，旁人怕是弃如敝屣，考古学家却可能视若珍宝，因为它们也许是碳化的古代经卷，说不定藏有早已散佚的古籍。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一些今人以为已经遗失的文字也许会重见天日。
当今这种考古的意识并非从来就有。在考古学的起步阶段，以谢里曼为代表的早期考古学家经常犯下一些无可弥补的严重错误。谢里曼醉心于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自称手持荷马史诗走遍土耳其西北部，寻找符合书中描述的地方。找到自认为准确的地点后，他在未经当地许可的情况下便大张旗鼓地挖掘，几乎将一座土丘劈成两半。若是他没找对地方倒好了，可这里偏偏正是特洛伊遗址所在地。于是，至今特洛伊遗址仍可见到当年他挖出的“谢里曼大沟”。这条深沟宛如一道醒目的伤痕，让人遗憾不已。由于谢里曼判断错了时间，掘得太深，又不注意保护早先出土的物品，只顾找到他心中的特洛伊城，真正的特洛伊战争时期的宫殿被他挖得面目全非，宫中文物也下落不明，以致后人再无研究的可能。
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几个藏有岩画的著名洞穴给人留下的遗憾要少一些。法国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对公众开放之后，每年有10多万参观者，人们呼吸造成的潮气使洞壁和岩画上长出了霉斑。后来人们在岩洞原址附近修建了仿址，才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
尽管类似的谨慎举措可以防止重要遗址遭破坏，但对考古遗产满怀幻想的公众可能会因种种限制而感到失望。同样可能令大家失望的还有干巴巴的考古解释。试想一下，假如每隔一段时间考古界便传出这样的新闻：“我们找到了亚特兰蒂斯！”“纳斯卡线条图确证为外星人所绘！”公众必然会热情高涨。可惜克莱因在《考古的故事》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实中的考古恰恰相反，几乎每一个与神话及外星来客有关的浪漫解释都是一厢情愿的穿凿附会。“所罗门的马厩”既不是所罗门时代的，也不见得是马厩；“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既不是普里阿摩斯的，也不是“宝藏”，而是不同遗址挖出的精品拼凑出来的；“阿伽门农的面具”既不是阿伽门农的，也不是谢里曼宣称发现它时的那个面具——最初的面具更为可爱和善，那个具有国王气概的面具是谢里曼后来另找的。
戴维·麦考利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小说《神秘的汽车旅馆》以令人捧腹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牵强解释的荒谬性。4022年，两位业余考古爱好者偶然发现一处遗址，在里面找到了“大祭坛”“祭祀台”“通圣符”等文物。二人惊喜不已，效仿谢里曼的妻子索菲娅戴着“普里阿摩斯宝藏”里的珠宝拍的那张照片里的姿势，头缠“圣头巾”，颈挂“圣领圈”，耳下吊着“塑料耳饰”，还戴着“精巧的银链子和吊坠”，与这些“文物”来了张合照。其实这都是些什么呢？“大祭坛”是电视，“祭祀台”是床，“通圣符”是电视遥控器，“圣头巾”是马桶座上贴的纸条，“圣领圈”是马桶圈，“塑料耳饰”是牙刷，“精巧的银链子和吊坠”是澡盆的橡皮水塞。二人拍照时的滑稽画面，大家自可想象。
不知该对某物作何解释时，就称其为宗教用品，这在考古中其实并不罕见，有时难免得出驴唇不对马嘴的结论，令人啼笑皆非。麦考利只是夸大了这种荒唐感而已。因此，为了保证准确性，考古学家在解读文物时往往慎之又慎，很少下定论。这种不确定性容易让人灰心沮丧，但克莱因这样优秀的老师知道，考古自身已有足够的魅力，哪怕剥除了神话的光环，没有那些离奇的故事，考古仍可令人兴味盎然。总有些关于考古本身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感兴趣的：怎样确定挖掘地点？使用哪些挖掘方法？如何判断文物年代？出土文物归谁所有？克莱因在《考古的故事》中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做了详尽而不乏趣味的解答。
从考古人员勘察、挖掘和研究遗址的具体手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科技的进步对于考古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有许多科技手段，比如激光雷达，在几天甚至数小时内就能测绘一个遗址的全貌，而在以前这至少需要几周甚至数月时间。然而科技也推动了武器的发展。在中东的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战火肆虐，各种新式武器对遗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掠夺文物的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只能祈祷战争早日终结，到那时方可得知哪些古迹能够幸存下来。
克莱因在《前言》里表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普及最新考古成果，提高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增强读者对各种考古传言的判断能力。对公众来说，这或许是个祛魅的过程。只有当浪漫虚幻的想象让位于踏踏实实的考证，真正的历史才有可能从迷雾中向我们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