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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追求实学,不务虚文

2019-03-21 15:41 北京晚报

▌蔡辉

“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躬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殿灵光,足以风示末俗。严氏其足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乎!在吾人理想的新人物未曾出现以前,对此老成典型,自不能无恋恋之私,有心世道者,或将与吾人同抱憾欤?”

这是1929年3月16日,天津《大公报》社论《悼严范孙先生》中的文字,传说出自“报界宗师”张季鸾之手。

文中的严氏,即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因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严修参与了近现代史的诸多重大事件,却能洁身自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身后备极哀荣。

1950年9月,在南开师生小范围聚会中,周恩来说:“严修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

关于严修去世日期,长期存争议,有3月14日、3月15日和3月23日三种说法。

据学者陈鑫考证:3月23日是张伯苓发来唁电的时间,当时张正在美国,故得到消息较晚。严修墓碑上标注的去世时间是3月15日,其实严逝于3月14日晚11点,按旧计时法,属翌日子时,故讣告上误写成“家主严老太爷于阳历三月十五日子时逝世”。

恰逢严修去世90周年纪念日,回望这位“旧世纪一代完人”的人生,令人唏嘘不已。

靠旧学出身,却主张不学也可

严修,字范孙,祖籍浙江慈溪。他的七世祖严应翘于顺治年间到天津经商,其祖父严家瑞开始贩盐。

1860年,为避英法联军之乱,严家迁居河北三河县,严修就出生在那里。直到1862年,全家才迁回天津。

严修的父亲严克宽,初习儒,屡试不第,系家族中唯一男丁,只好从商。1870年至1871年,他被推举为长芦盐场的总商。长芦盐场是我国最大的海盐场,至今仍占全国海盐产量的1/4。

严克宽能上位,一因文化程度高,他每天早起必诵读经书两小时。二因自律严。三因热心公益,曾办过育婴堂、粥厂等。

严修从17岁起,每天晚上9点必写日记,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这是受乃父影响。

严克宽有两子,长子严振,少年起专注举业,天分不如严修。严修14岁即通过院试,进了府学,过了一年,严振才考进去。

严修19岁时,严克宽去世,严振为承父业,只好弃儒经商。20岁时,严振开始学习代数、几何,大大开阔了视野。他后来对自己的长子严崇智说:“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贴、律赋,不学亦可也。”

追求实学,不务虚文,成了严修一生的坚持。

半路遇上了梁启超

1882年,年仅22岁的严修参加顺天府乡试,结识了徐世昌(后曾任中华民国总统)。二人感情相投,且同时中举,在严修日记中,常称徐为“菊哥”(徐世昌字菊人)。第二年,严、徐参加会试,严修通过,成了翰林院庶吉士,徐铩羽,3年后才考中。

1894年8月,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在贵州任职的近4年间,他积极推进现代教育,成为当地传播西方文化第一人。在严修任中,贵州出了清朝200多年间唯一状元。37岁时,严修开始跟着祁祖彝学英语,此后坚持十多年。

任满后,严修自上海乘船去天津,再从天津回北京。在船上,严修见“余舱外有一人,堆行李于船阑之内,而徙倚以待”,他推窗问是谁,竟然是康广仁,在陪病重的梁启超去北京。

严修与梁启超聊得投机,康广仁不得不提醒梁:“数日来未曾说如许多话,今日话已多矣。”

到北京后,严修与维新派联系密切。戊戌变法前,严修提出,可循乾隆年开博学鸿词科之例,开经济特科,授民间实学人才以功名,这被称为“戊戌变法的先声”。此议引起轩然大波,严修的座师徐桐震怒,吩咐门房说:“严修非吾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

徐桐时任内阁大学士,任满回京的严修始终得不到新的任命,只好黯然回津。因提前退出,严修意外得福,戊戌变法败后,清廷未追究严修的责任。

过引接寺却不进门

1898年6月17日,严修去天津小站看望徐世昌。

徐世昌早就认识袁世凯,他当初参加乡试,袁世凯赞助了100两白银。袁世凯到小站时,徐世昌因母丧,在家赋闲,在袁世凯再三劝说下,徐加入了新军。

徐世昌介绍严修与袁世凯相识。袁世凯后来说:“予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严修在“九才人”中排名第三,被称为“良才”。

在1904年前,严修与袁世凯交集不多,他专心在天津办学。

1898年,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前海军士官张伯苓来严家私塾教英语,二人均有教育救国理想,开始试办新学。

1902年,严修联合林墨青、王寅皆等乡绅,创办了天津第一所正规小学,即天津民立一小。这一年8月,严修自费赴日考察教育,在拜访早稻田大学创办人大隈重信时,严修问:“现代教育让人的智力不断提高,道德不断退步,是这样吗?”大隈回答说:“哪有这回事,现代教育能让人的智力与道德同时进步,绝无后退的道理。”

大隈重信在甲午战争中是强硬的主战派。他后来当上日本首相,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

在游马关时,严修过引接寺(当年李鸿章下榻处)而不入,并写下这样的诗句:“莫过引接寺,莫登春帆楼(《马关条约》谈判处),恨来天地莫能载,藐尔东海焉容收。”

因支持袁世凯而出局

1904年,势力渐炽的袁世凯以严修办学有成,请清廷赐予五品衔,继而力邀严修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力辞未成,只好就任。

袁世凯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吾供指挥而已。”严修从此被人们视为北洋系的“文宗”。

1904年夏,在张伯苓的陪伴下,严修再度访日。当时清朝学部有规定,官员来任职,必先去日本考察。

在日记中,严修记录道:“日本罕有争者,譬如途间此人误伤彼人,此人急惶恐谢过,彼人逊谢相酹。”“(旅馆女服务员)稳慎勤敏,事事有几率,不烦絮语也。”

尤其让严修震惊的是,在日本,去幼儿园“接送幼童之女仆,皆聚待于一室,两行对坐而操女工,其不肯须臾废时如此”。

严修深感日本教育的成功,回国后,将自己的家塾与大盐商王奎章、王益孙的家塾合并,成立了敬业中学堂,两家共同负担,此即南开中学的前身。与此同时,严修还选送了近百名学生去日本深造。

1905年冬,严修入学部担任右侍郎。

1909年1月2日,清廷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剥夺了他全部职务,让他回乡“养疴”,严修是唯一上疏表示反对的。多年后,严修回忆起此事时,承认有投机成分,“知其(袁世凯)智略,缓急有足恃”。

袁世凯离京时,严修往送,得罪了摄政王载沣,在载沣排挤下,严修一年后称病,再度出局。

不因公废私情,不因私误公事

袁世凯下野后,严修去河南项城看望袁,袁盛情招待。第二天严修要走,袁世凯不肯,严说已买好火车票,袁世凯让严退票。严修后来感慨说:“项城(即袁世凯)之情谊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再度被清廷重用,严修暗中联络,为南北和谈做了一些工作。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想让严修当度支部长,严修坚辞,袁又请他当教育部长,依然不就。但袁世凯把几个儿子托付给严修教育,严却答应了。袁世凯赠给严修三千元谢仪,严修不肯收,便用这笔钱,带袁世凯的儿子们去欧洲留学。

自1911年起,长芦盐场经营陷入困境,敬业中学堂失去了“金主”,严修只好四处“折节化缘”,在北洋系中人的赞助下,终于挺过难关。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野心日趋明显,严修坚决反对。他给袁的心腹幕僚张一麐写信,希望予以劝谏。在信中,严修写道:“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

严修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然而,当1916年6月7日,得知袁世凯去世时,严修火速进京,“哭项城于居仁堂”。

1919年1月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生母于氏去世,严修冒着严寒,亲自送灵至车站,“步行约四里许”。

他说“人各有志”

1919年,南开中学升格为大学,据当年的《捐款收入表》载:梁士诒、周自齐、曹汝霖认捐40万;阎锡山认捐五千元;黎元洪认捐1万元。

晚年严修远离官场,只关注教育和写诗。

1917年,周恩来即将从南开中学毕业,严修的长子严崇智写信给严修,说:“周恩来之为人,男早已留心,私以为可为六妹议婚,但未曾向一人言之耳。”

严修赞同此议,他曾称周恩来是“宰相之才”,但周不同意,他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定会受严家支配。”

严修不以为忤,周恩来后因参加爱国运动,南开大学迫于当局压力,只好开除周,严修捐出7千元,设立“范孙奖学金”,支持周恩来、李福景出国留学。

1950年,周恩来对南开校友说:“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再帮助周恩来,因为他参加了共产党。严老先生说‘人各有志’。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真是感激。”

1929年2月,严修“偶受感冒,经延医诊治,自知不起,作自挽诗”,竟溘然长逝,离70岁的生日还不到一个月。严修去世后,南开毕业生捐款为他竖立了铜制胸像,该像在抗战期间失踪。

海上风吹一叶舟,酒酣长啸按吴钩。

带怀勿尽吾衰矣,尚欲乘搓向斗牛。

胡适说:“(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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