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这首诗，悉数道出大运河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
作家徐则臣，作为当代“70后”作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其新作《北上》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为近几年来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真正提笔创作：
带着“显微镜”“放大镜”寻访
“创作这部小说，不是说一拍脑袋就要写，而是因为它在我过去的小说里始终呼之欲出。”从小生活在江苏段运河边的徐则臣，对于运河的各种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
在过去20年的创作道路上，运河始终是徐则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从早年的《运河书》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运河的影子从未缺席过。
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则臣便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而这也是运河第一次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台。在他看来，这个以运河为主角的故事成熟了，可以开始写了。
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徐则臣发现自己仍有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对此，他打比方说道：“当我脑海中浮现出来具有整体感的运河时，那是我用‘望远镜’看见的。真正写作，你不仅要有‘望远镜’，还要有‘显微镜’‘放大镜’，要落实到一个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要一点点追溯，让他们经得起推敲。”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推敲，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徐则臣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河来回走，走走写写，写写走走，读了六七十本书，“之前运河沿线，我基本上走的差不多了。但真正要写，要带着我的‘显微镜’‘放大镜’去重新走一遍。那些书也是很专业的，平常基本不会看的。”
在《北上》即将完稿收官之前，北京正值炎夏季节，徐则臣邀请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以及《北上》责任编辑陈玉成，共同前往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位于北京城东南部的通州，再做一次实地寻访。
陈玉成回忆道，当天，徐则臣在千年的大河面前异乎虔诚恭敬，除了听陈喜波先生讲解通州地理生态，偶尔参与进大家的交流，更多的时候，只是用随身备用的小笔记本记下一些在创作中可能有用处的素材。“在《北上》即将完稿之前重访通州运河，对于地理细节的订正与修补固然是一种原因，我更愿相信，这是一位对运河情感深厚的写作者的一种仪式感。当他说《北上》写了4年时，其实，《北上》已经写了20年。在他20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就已经在写《北上》了。”
经得起推敲：
尽力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韩敬群见证了《北上》从创意衍生到作品问世的全部过程。2014年，他与徐则臣在北京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碰撞出了《北上》写作的最初想法。其后他陪同作者多次实地走访运河，拜访专家学者，翻检史料典籍。
在伴随《北上》写作走过了4年之后，韩敬群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气象，格局，北上两字适足以当之。譬诸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地隔中原劳北望，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脉、精神之北。小说一个重要主题恰是借一条大河写旧邦新命。两层意义，两字见之。”对此，徐则臣说，这是《北上》书名释义的标准答案。
“因为出版周期较短，编辑时间紧张，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们便同时推进几个编次与校次的工作。”陈玉成表示，《北上》的出版，可以说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几年为单本书投入编辑力量最多的一次。
“同时，我们将书稿分别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先生与陈喜波先生。”陈玉成说，马勇先生作为近代史研究大家，评价“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创造”；陈喜波先生深谙运河人文与地理生态，对作品中的运河路线及沿线地名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
“凡是专家提出的相关修改建议，我们均进行了更正。”陈玉成表示，一如徐则臣在创作中对自己提出的苛刻要求，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文字，都要有出处；每一段河道、每一个菜名，都要有考证。“《北上》要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设计与文案：
再现史诗格局与文人气质
“在《北上》的封面设计与文案拟写中，我们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再现这部作品的史诗格局与文人气质。”之所以这样做，陈玉成解释道，《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主人公谢平遥与小波罗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
《北上》的封面，由曾设计徐则臣《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作品的资深设计师杨嵩麒操刀。在磨合了3种样稿、近10个版本之后，《北上》在主图、配色、书名字体及翻译等各个细节上最终定稿。
相比于封面，文案的定稿则要顺畅许多。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条千年大河直入这个民族的遥远历史，重拾我们的来处与归路。因此，在腰封的主文案中，我们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全书的核心主题。”陈玉成说，大水汤汤，溯流北上，青春做伴，还我故乡。“正如徐则臣所希望呈现出的，因为这第一次将运河完全作为主角的写作，他和一个宽阔悠久的历史与文脉逐渐接近，然后接上了头，从此，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了‘民族’的投影。”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北上》的题记，选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篇提振全书。陈玉成表示，这是与徐则臣沟通之后的选择，“这四句诗里有诗人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的博大与悲悯，深刻契合全书内容及灵魂人物，同时与作者以知识分子立场思考历史、关注民生的角度相照应。”
陈玉成至今仍记得徐则臣交上最终一稿时的情形，“则臣老师说：‘明天是儿子巴顿的生日，今天改完了最后一稿，还是挺开心的。’做编辑这几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作家将数年苦心孤诣创作出的作品交到编辑的手中，这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好的作品自带光芒，编辑的职责应是不辜负其中任何一部。”陈玉成坦言，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力争做到不留遗憾。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朝诗人皮日休的这首诗，悉数道出大运河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
作家徐则臣，作为当代“70后”作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其新作《北上》以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自己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书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可以说，为近几年来的运河题材书写，贡献出了最具温度与力度的一次创作。
真正提笔创作：
带着“显微镜”“放大镜”寻访
“创作这部小说，不是说一拍脑袋就要写，而是因为它在我过去的小说里始终呼之欲出。”从小生活在江苏段运河边的徐则臣，对于运河的各种历史掌故、地理民俗都不陌生。
在过去20年的创作道路上，运河始终是徐则臣作品序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背景。从早年的《运河书》到其代表作《耶路撒冷》，运河的影子从未缺席过。
在《耶路撒冷》完成之后，徐则臣便开始着手创作这部以大运河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而这也是运河第一次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完全站在了前台。在他看来，这个以运河为主角的故事成熟了，可以开始写了。
真正开始写的时候，徐则臣发现自己仍有诸多问题需要处理。对此，他打比方说道：“当我脑海中浮现出来具有整体感的运河时，那是我用‘望远镜’看见的。真正写作，你不仅要有‘望远镜’，还要有‘显微镜’‘放大镜’，要落实到一个个日常生活的细节，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要一点点追溯，让他们经得起推敲。”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推敲，在过去的四五年里，徐则臣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沿着这条千里大河来回走，走走写写，写写走走，读了六七十本书，“之前运河沿线，我基本上走的差不多了。但真正要写，要带着我的‘显微镜’‘放大镜’去重新走一遍。那些书也是很专业的，平常基本不会看的。”
在《北上》即将完稿收官之前，北京正值炎夏季节，徐则臣邀请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运河文化专家陈喜波以及《北上》责任编辑陈玉成，共同前往小说中故事命运的终点，位于北京城东南部的通州，再做一次实地寻访。
陈玉成回忆道，当天，徐则臣在千年的大河面前异乎虔诚恭敬，除了听陈喜波先生讲解通州地理生态，偶尔参与进大家的交流，更多的时候，只是用随身备用的小笔记本记下一些在创作中可能有用处的素材。“在《北上》即将完稿之前重访通州运河，对于地理细节的订正与修补固然是一种原因，我更愿相信，这是一位对运河情感深厚的写作者的一种仪式感。当他说《北上》写了4年时，其实，《北上》已经写了20年。在他20年前写下第一篇关于运河的小说时，就已经在写《北上》了。”
经得起推敲：
尽力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作为本书的策划编辑，韩敬群见证了《北上》从创意衍生到作品问世的全部过程。2014年，他与徐则臣在北京当代商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碰撞出了《北上》写作的最初想法。其后他陪同作者多次实地走访运河，拜访专家学者，翻检史料典籍。
在伴随《北上》写作走过了4年之后，韩敬群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本书阔大开展，气韵沉雄。气象，格局，北上两字适足以当之。譬诸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地隔中原劳北望，每依北斗望京华，‘北’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脉、精神之北。小说一个重要主题恰是借一条大河写旧邦新命。两层意义，两字见之。”对此，徐则臣说，这是《北上》书名释义的标准答案。
“因为出版周期较短，编辑时间紧张，在收到《北上》定稿后，我们便同时推进几个编次与校次的工作。”陈玉成表示，《北上》的出版，可以说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几年为单本书投入编辑力量最多的一次。
“同时，我们将书稿分别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马勇先生与陈喜波先生。”陈玉成说，马勇先生作为近代史研究大家，评价“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创造”；陈喜波先生深谙运河人文与地理生态，对作品中的运河路线及沿线地名进行了学术上的严谨把关。
“凡是专家提出的相关修改建议，我们均进行了更正。”陈玉成表示，一如徐则臣在创作中对自己提出的苛刻要求，每一个标点、每一个文字，都要有出处；每一段河道、每一个菜名，都要有考证。“《北上》要从文学意义上经得起推敲，从史学的、地理的、文化的角度也要经得起推敲，要最大限度、最真实地保留历史和现实的细节。”
设计与文案：
再现史诗格局与文人气质
“在《北上》的封面设计与文案拟写中，我们都力求最大限度地再现这部作品的史诗格局与文人气质。”之所以这样做，陈玉成解释道，《北上》是一部运河书，更是一部知识分子立场的还乡之作。“这一次地理的北上，既是主人公谢平遥与小波罗的运河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其对于知识分子身份与命运的反思之旅，更是重新审视中国文脉精神的一次寻根之旅。”
《北上》的封面，由曾设计徐则臣《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等作品的资深设计师杨嵩麒操刀。在磨合了3种样稿、近10个版本之后，《北上》在主图、配色、书名字体及翻译等各个细节上最终定稿。
相比于封面，文案的定稿则要顺畅许多。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北上》恰恰是由一条千年大河直入这个民族的遥远历史，重拾我们的来处与归路。因此，在腰封的主文案中，我们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全书的核心主题。”陈玉成说，大水汤汤，溯流北上，青春做伴，还我故乡。“正如徐则臣所希望呈现出的，因为这第一次将运河完全作为主角的写作，他和一个宽阔悠久的历史与文脉逐渐接近，然后接上了头，从此，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都有了‘民族’的投影。”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北上》的题记，选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篇提振全书。陈玉成表示，这是与徐则臣沟通之后的选择，“这四句诗里有诗人面对苍生黎民之苦时的博大与悲悯，深刻契合全书内容及灵魂人物，同时与作者以知识分子立场思考历史、关注民生的角度相照应。”
陈玉成至今仍记得徐则臣交上最终一稿时的情形，“则臣老师说：‘明天是儿子巴顿的生日，今天改完了最后一稿，还是挺开心的。’做编辑这几年，我越来越能感受到，作家将数年苦心孤诣创作出的作品交到编辑的手中，这是一种沉甸甸的信任与托付。好的作品自带光芒，编辑的职责应是不辜负其中任何一部。”陈玉成坦言，自己在做的过程中，力争做到不留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