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封神”之路

2019-03-13 14:25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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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飞

前段时间,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广受赞誉的《祭侄季明文稿》在日本展出,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书法展的范围。

其实就专业领域而言,日本在中国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方面一直卓有成效。最近,有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专家表示,“他们(日本人)很细致扎实,每件作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彻。他们的装裱、保护技术都不比我们差。”

通过网络查阅日本方面的报道也能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这次展出,把颜真卿的地位抬到了新的高度:此次展览被冠之以《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特展还有一个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于颜真卿书法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特别是在颜真卿生活的唐代,他并未受到后世如此之高的评价,只是在北宋,因为特殊的社会思潮,颜真卿的艺术才逐渐被人们所推崇。

通过颜真卿的“封神”之路,也能看到古代社会思潮的流变。

颜真卿与王羲之一脉相承

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书跋》中称:“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第二行书。”自此,王羲之的《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又称《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的评断几成公论。

日本此次展览冠之以《书圣之后——颜真卿及其时代书法特展》,为了制造文化热点,曾在中国留学的策展人富田淳为这个特展增加了一个副标题“超越王羲之的名笔”。这次展览不但搜罗了多幅颜真卿真迹,还有多幅唐代及其之前珍稀名帖展出。查阅东京国立博物馆官网可知,此次展出,王羲之名下的名帖有4件,而据信是颜真卿真迹的作品,共有27件,除两件(包括此件《祭侄季明文稿》)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其他24件,均来自于日本各公立或私人收藏。

本次展出,还有据信是智永亲笔的《真草千字文》两帖,据信是虞世南亲笔的《孔子庙堂碑》3帖,据信是欧阳询亲笔的作品3幅,据信是褚遂良亲笔的作品5幅。

另外,孙过庭、张旭、怀素、柳公权、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傅山等人的书法作品,也都齐齐出现。可以说,此次书法作品展,称得上是一部小型的中国书法史。

这也能看出日本方面的思路:把目光聚焦唐代书坛,探究颜真卿“取代”王羲之的时代背景,研讨颜真卿书法的巨大成就,分析唐代书法及颜体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只是日本的一个学术探讨,事实上,颜真卿一向所学,仍是王羲之。所不同的是,王羲之擅用侧锋,而颜真卿则惯用中锋。

很多人并不知道,颜真卿与王羲之之间,有着明确的师承渊源:颜真卿以王羲之为中心,建立了一条脉络可循的草书传承谱系。

这条传承谱系最早始自汉代,代表人物是杜度、崔瑗,然后传到张芝这里。接着,就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使中国书法之美成为典雅文化的王羲之和王献之。“羲献”两位大师之后,便是王氏家族的若干传人。

如今可以将这条传承谱系作简略的梳理:王羲之把书法精髓传给了自己的后代包括王献之,此后,书写的秘密开始从家族内部向外部世界传递,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他把这个秘密首次传给了家族外部的年轻书家虞世南,虞世南又把秘法传给了自己的外甥和书法家陆彦远,陆彦远则把秘密倾囊传给自己的外甥张旭。

颜真卿不是张旭的外甥,也不是其他亲族。但张旭的好友贺知章与颜真卿的父亲颜惟贞、舅舅殷践猷均属好友,因此,张旭得以把自己的绝学传递给颜真卿。颜真卿直接与自己的师承相勾连,“虞(虞世南)陆(陆彦远)相承,口诀手授”,到乃师张旭,则是“恣性颠逸,超绝古今”。

从张旭、颜真卿开始,书写的秘密,跨越了“亲”的血缘内层,开始向“友”的血缘外层,进行社会传递。从如上的梳理,不难看出,颜真卿与王羲之,其实是血脉相连。后世通常把颜真卿目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但颜真卿自己,似乎更愿意把自己称之为草书传人。

当时,人们对于王羲之的书法评价极高。梁武帝这样评价:“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崇尚,更是完全排他性的。据说,唐太宗在遗诏中提到,他死后要将《兰亭序》放在脑袋底下,他要永远拥有这件宝物。

在颜真卿自己看来,他的书法是王羲之书法传统的延续,学习与致敬是永远的追求,并不存在“主动的超越”。

颜真卿在唐代声名不显

日本东京此次展出,冠之以“超越王羲之的名笔”,也绝不是故作姿态,制造噱头。在后世,颜真卿的确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今人大多知道楷书大师唐代占有三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有意思的是,如果回到唐代,书法家并不完全认同这个榜单。

有唐一代,欧阳询都名声彰显。

唐代政治家、书评家李嗣真在《书后品》中,为上至李斯,下至初唐的书法家做了一个排行榜,榜单分十个等级,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被评为第四等(上下品),而智永,仅被排为第六等(中中品)。需要指出的是,李嗣真去世的时候,颜真卿还未出生,因此,《书后品》不可能对颜真卿做出分类。

唐初是欧阳询的天下,而中晚唐以后,又是柳公权的天下。

柳公权整整比颜真卿小了69岁,《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意思是说,公卿大臣家倘有长者逝去,如果不请柳公权来写碑铭,就会被人视为“不孝”。而外国人来大唐做生意,会事先留出一笔钱,专门用来购买柳公权的书法作品。而颜真卿的书法成就,终唐一代,鲜有提及。

《旧唐书》在谈到颜真卿时,吝啬地给了三个字:尤工书。

到了《新唐书》,则说颜真卿“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需要注意的是,《新唐书》的作者是欧阳修,而欧阳修是负责把颜真卿“捧上神坛”的主要人物之一,因此,他在《新唐书》中对颜真卿的评价,似乎难以客观公允。

即便是到了宋代,仍然有人对颜真卿评价不高。晚于欧阳修的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曰:真卿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扠手并脚田舍汉耳。”将颜真卿的楷书比作种庄稼的老汉,可知评价一般。

而明代的状元杨慎(号升庵)在《墨池琐录》一书中,也慨然写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至五代,李后主始知病之。”

杨慎还透露了米芾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至宋米元章评之曰:颜书笔头如蒸饼大,丑恶可厌。又曰: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而杨慎自己也认同米芾的这一评价,说“米之言虽近风,不为无理。”

争论王羲之行书第一还是颜真卿行书第一,并无意义,时代不同、观赏者不同、对书法之美的理解不同,则对两人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但颜真卿后来的评价为何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现在的理论来分析,这涉及一个名词:文化政治。

解释“文化政治”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但举个例子来说明,就很简单。南宋理学家朱熹少年时学书,曾以曹操的书法为楷模,在《题曹操帖》中,他这样写道:“余少时喜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嘿然无以应。”意思是说,朱熹一开始学曹操的字,他的同学刘共父学颜真卿的字,朱熹认为学颜真卿的字不够古雅,但刘共父却说:我之所学是唐代的忠臣,你之所学是汉代的篡贼。

朱熹听了这番话,也只能用一句“流行语”回答:我竟无言以对(“嘿然无以应”)。

颜真卿书法在北宋成为显学

探讨颜真卿的“封神”之路,离不开唐代中期开始的“古文运动”。韩愈继李华、梁肃之后,再度推动“古文运动”,首先对王羲之提出非难,他在《石鼓歌》中,首次打破数百年来朝野上下对王羲之的崇拜,代之以猛烈的批评:“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王羲之俗气的书法炫耀媚人的姿态,书写几张纸尚且可以换到一群白鹅)。”

但谁来取代王羲之?韩愈只破不立,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人选。到了北宋,欧阳修的“朋友圈”开始推崇颜真卿。

北宋初,书坛上形成一股追随名人的风气。当时,韩琦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在政坛拥有广泛的影响力。黄庭坚说“韩琦好颜书,士子皆学颜”。

颜真卿的书法,一时成为显学。

而韩琦的政治伙伴范仲淹深知韩琦心意,创造性地把柳公权与颜真卿捆绑在一起,提出了一个书学新名词“颜精骨柳”。到了南宋,陆游进一步把这个名词规范成“颜筋柳骨”,从此成为评价楷书优劣的标准,向来在书坛声名不彰的颜真卿一下子与唐代大师柳公权齐名。

欧阳修的门生、文坛领袖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真卿),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经过几代政治家以及文人的推崇,颜真卿到苏轼这里被封了神,变成了与杜甫、韩愈、吴道子齐名的“唐代四杰”,代表了唐代在书艺方面的最高成就,颜真卿的影响力也把欧阳询、柳公权完全甩在了后面。

颜真卿走上神坛,并不是偶然的,这还是与前面提到的“文化政治”有关。在古代,宗室、外戚、贵族、军阀、世家,一直是皇权力量的主要竞争者,到了宋代,儒家知识分子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开始与皇权展开竞争,他们不但要求皇权置于儒家道统即“天理”之下,同时要求皇帝与皇族都要接受儒家知识体系与道德体系的约束,成为与普通知识分子一样的“学者”。

在审美上,儒家知识分子们也理所当然地向皇家提出挑战,对从南朝到唐代直至宋初,皇家奉为金科玉律的“二王”典雅书风,予以污名化,重新制造自己的审美标准。而颜真卿书法的庄重厚朴,与宋初儒家知识分子“尚古”的价值观相匹配,因此,颜真卿的书法风格恰好入了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的法眼,在书坛新的造神运动中,颜真卿得以横空出世。

当然,这只是颜真卿走上神坛的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另一重深刻的背景。颜真卿是唐中期古文运动倡导集团的中坚力量。他的好友圈包括萧颖士、李华等一时名士。萧、李二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反对浮夸学风、骈俪文风。他们影响了韩愈的叔叔韩云卿和兄长韩会。李华是唐古文运动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梁肃的老师,正是他的学生梁肃,擢拔了韩愈、李观、李翱等多位古文运动干将。

而颜真卿自己,也积极践行“倡古”,比如,现存颜真卿的11篇表,除了一篇用骈体外,其余全部使用散体(古文运动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颜真卿写的33篇碑志,也仅有一篇属于骈体,余皆为散体,改变了六朝以来碑志皆用骈体的旧习。

此外,颜真卿的家世,也可上承儒家先贤,孔子有多名颜姓弟子,据说其中之一就是颜真卿的远祖。他的五世祖是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著有盛行于世的《颜氏家训》,对于北宋儒家学者构建地方性政治和文化权力,深有启发。因此,韩琦、范仲淹、欧阳修们选择颜真卿,远比选择欧阳询、柳公权更有“政治意义”。

当然,颜真卿独特的人生经历,也是北宋儒家争相标榜的原因。经历了五代之乱,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更替,而不再以“忠义”为尚,五代时期的“奇人”冯道,先后历经五朝之相,成为美谈。

宋代皇帝崇文抑武,而“文”对于政权的维护,表面上显得非常羸弱,难以奏效,因此,宋初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为了维持这样的局面,不得不发挥“文化政治”的作用,他们与皇权既对抗又合作,希望依靠对国家和君主强有力的意志凝聚,来实现武力所不能达到的境界。

因此,欧阳修评价颜真卿书法时,使用了“性格论”的方法,即好人品才有好书品,“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

颜真卿一门忠烈,又以身殉国,其方直书风,便成为忠烈之性的外在表征。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颜真卿的书法,比如《祭侄季明文稿》,还能从艺术的角度来评价吗?

答案是肯定的。元代的张晏在此帖上的题跋说:“以为告(告身)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大意是说,颜真卿的楷书(“告”指其楷书经典之作《自书告身帖》)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草书(《祭侄文稿》是其典范),原因大概是因为草书“心手两忘”。

此为至论。

颜真卿凭借着自己在艺术以及性格上的独特性,在他死后数百年,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这既有艺术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诚如美国学者倪雅梅在《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的结尾说:“颜真卿殉难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无可挑剔的正直,使得关于他的一切都变得无比高尚,因此,宋代文人之所以仿效他的书法风格,正是为了从这位英雄般的艺术家那里,借取‘文’与‘忠’的剑和盾牌,为己所用。”

责任编辑:陈莉(QC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