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通过对个体的记忆、生活与体验的文学性展示，来达到对外在世界、时代和历史的触摸与记录
●他们以极具现代主义精神的知识铺衍和先锋想象，审视个人灵魂的忧伤，展示人的生命存在
中国当代作家代际结构的自然更迭，正悄然重构着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50后”“60后”以旺盛的创作维系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高标，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正成长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秉持新的历史文化观念，表征新的文学审美理念，宣示新的个体生命体验，并逐步形成独有的叙事经验资源，完成着青年文学话语的主体性确立。
历史既指涉过往的时间和事件的影像，也指涉变动不居的当下世界，更指向兼备必然性、偶然性和奇幻性的未来。文学与历史的结盟或嫁接，往往是使文学具备厚重感、广博感和纵深感的重要方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典，往往能够在个人化的叙事中，触及社会历史的本质机体，在个人命运与历史必然的“关系”中，呈现存在的复杂与生活的深刻。但过多的倚重于对整体性历史的演绎，将个体命运降格为文学主题先行的注脚，又使文学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异化之物。而青年作家普遍借助于自身经验化的“内向型”抒写，抵近和审视“日常生活”“现世时代”和“在地历史”，以此构建一种全新的个体介入历史的姿态——通过对个体的记忆、生活与体验的文学性展示，来达到对外在世界、时代和历史的触摸与记录。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乔叶的《认罪书》、付秀莹的《陌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计文君的《白头吟》、张悦然的《茧》、葛亮的《朱雀》等作品，前辈作家所擅长的“作家主体”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间隔、审视、对话、紧张乃至对立关系的叙事范式，正被“个体即历史”“个体真实即历史真实”的“一体化”范式所挑战，青年作家集中于对带有深刻自身经验的文学人物的记忆、感受和哲思等进行言说之时，恰恰是一种“历史在言说”的姿态。这种消弭了个人自我与外在历史之间清晰边界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累积着“隐秘历史性”和“当下精神性”的“个体历史”，而个体的真实历史，无疑是时代、社会和人类整体性历史的重要一角。因此，青年作家是将整体历史“切割化”和“单元化”，借助个人的身体、心灵、情感、体验和思想的经验真实，来展示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文性细微纹理，而我们也能从“个人—历史”的同构关系中，洞悉到历史生活的复杂样态以及当代人的普遍精神境遇，这是青年作家个体内倾化写作所呈现出的历史叙事经验。
对于生活于历史变革日新月异、生活奇观波澜诡谲的大陆青年作家来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超现代的文明形态共时并存，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观念的制约等，都为青年作家以文学审视人性、表现社会、反思历史和发现自我提供了广博的写作空间，形构着文学经典化的诸多内在要素，这在笛安的《景恒街》、路内的《慈悲》、盛可以的《北妹》、王十月的《无碑》、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弋舟的《出警》，以及庞羽、宋阿曼、李君威、徐畅等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展示出了某种可能性。同时，对于生活于历史变革相对平缓、日常生活相对自足的海外华文青年作家来说，如童伟格、陈雪、胡淑雯、高翊峰、陈柏青、伊格言等，生活世界的奇崛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造就出他们文学经验的稳定化甚至同质化，于是，他们纷纷转向内在性写作，依靠艺术先锋、观念演绎和经验虚构来进行创作。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将个体经验进行普遍化和集聚化，持续对个体精神和个体存在的稳定性、变异性和多维性进行深度开掘，以富有美学创造性的叙述修辞，进行将个体经验炼化成同代人乃至人类性的精神体验的艺术表现，这是青年作家内在性写作所彰显出的人性叙事经验。
青年作家创作普遍存在对“生命性焦虑”和“主体性反抗”表达的热衷。为了凸显对生命、存在的感知，他们常将生命体验与“他者”进行关联叙述，这些他者包括社会、阶层、权力、政治、资本等，也包含时间、空间、记忆、死亡、情感、苦难、伦理等。他们以极具现代主义精神的知识铺衍和先锋想象，审视个人灵魂的忧伤，展示人的生命存在，并构建出“焦虑”“漂泊”“迷茫”“无助”等美学趣味。在阿乙、周嘉宁、马小淘、双雪涛、孙频、朱宥勳，以及大头马、郑在欢、顾拜妮、王占黑、李唐等小说中，美学趣味生成，或者指向于外在环境对于人的生命的压抑，或者指向于本然的精神沉疴给予人的生命意志的消蚀。这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探索。
同时，青年作家的创作又普遍蕴藏着精神自救，即“人的解放”的思想亟待和美学努力。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鲁敏的《六人晚餐》、肖江虹的《傩面》、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魏微的《流年》、东君的《树巢》、张忌的《出家》、张怡微的《细民盛宴》、林森的《关关雎鸠》、徐衎的《小米村断代史》、甘耀阳的《邦查女孩》等作品，更多的是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对人性永恒的呵护，对人类本真的召唤。这是以文学虚构和艺术想象的精神对抗方式，将人的生命焦虑感所进行的艺术缓释，也是积极的对人性的文学救赎。同时，青年作家又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救赎必然附带着荒诞感、不确定感甚至虚妄感，因此，对人的生命焦虑感的肯定与反抗，造就青年作家对个体、世界、生命和存在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发现，而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分裂性的叙述姿态，在成就青年作家创作之时，也勾勒出他们的文学面目。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
●青年作家通过对个体的记忆、生活与体验的文学性展示，来达到对外在世界、时代和历史的触摸与记录
●他们以极具现代主义精神的知识铺衍和先锋想象，审视个人灵魂的忧伤，展示人的生命存在
中国当代作家代际结构的自然更迭，正悄然重构着中国文学的文化生态。“50后”“60后”以旺盛的创作维系着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高标，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正成长为中国文坛的主力，他们秉持新的历史文化观念，表征新的文学审美理念，宣示新的个体生命体验，并逐步形成独有的叙事经验资源，完成着青年文学话语的主体性确立。
历史既指涉过往的时间和事件的影像，也指涉变动不居的当下世界，更指向兼备必然性、偶然性和奇幻性的未来。文学与历史的结盟或嫁接，往往是使文学具备厚重感、广博感和纵深感的重要方式。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典，往往能够在个人化的叙事中，触及社会历史的本质机体，在个人命运与历史必然的“关系”中，呈现存在的复杂与生活的深刻。但过多的倚重于对整体性历史的演绎，将个体命运降格为文学主题先行的注脚，又使文学成为庸俗社会学的异化之物。而青年作家普遍借助于自身经验化的“内向型”抒写，抵近和审视“日常生活”“现世时代”和“在地历史”，以此构建一种全新的个体介入历史的姿态——通过对个体的记忆、生活与体验的文学性展示，来达到对外在世界、时代和历史的触摸与记录。
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乔叶的《认罪书》、付秀莹的《陌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计文君的《白头吟》、张悦然的《茧》、葛亮的《朱雀》等作品，前辈作家所擅长的“作家主体”与“历史真实”之间的间隔、审视、对话、紧张乃至对立关系的叙事范式，正被“个体即历史”“个体真实即历史真实”的“一体化”范式所挑战，青年作家集中于对带有深刻自身经验的文学人物的记忆、感受和哲思等进行言说之时，恰恰是一种“历史在言说”的姿态。这种消弭了个人自我与外在历史之间清晰边界的叙事方式，是一种累积着“隐秘历史性”和“当下精神性”的“个体历史”，而个体的真实历史，无疑是时代、社会和人类整体性历史的重要一角。因此，青年作家是将整体历史“切割化”和“单元化”，借助个人的身体、心灵、情感、体验和思想的经验真实，来展示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文性细微纹理，而我们也能从“个人—历史”的同构关系中，洞悉到历史生活的复杂样态以及当代人的普遍精神境遇，这是青年作家个体内倾化写作所呈现出的历史叙事经验。
对于生活于历史变革日新月异、生活奇观波澜诡谲的大陆青年作家来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超现代的文明形态共时并存，同时，经济发展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化观念的制约等，都为青年作家以文学审视人性、表现社会、反思历史和发现自我提供了广博的写作空间，形构着文学经典化的诸多内在要素，这在笛安的《景恒街》、路内的《慈悲》、盛可以的《北妹》、王十月的《无碑》、李骏虎的《母系氏家》、弋舟的《出警》，以及庞羽、宋阿曼、李君威、徐畅等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展示出了某种可能性。同时，对于生活于历史变革相对平缓、日常生活相对自足的海外华文青年作家来说，如童伟格、陈雪、胡淑雯、高翊峰、陈柏青、伊格言等，生活世界的奇崛性、丰富性和不确定性，造就出他们文学经验的稳定化甚至同质化，于是，他们纷纷转向内在性写作，依靠艺术先锋、观念演绎和经验虚构来进行创作。但他们的共同之处则是，都将个体经验进行普遍化和集聚化，持续对个体精神和个体存在的稳定性、变异性和多维性进行深度开掘，以富有美学创造性的叙述修辞，进行将个体经验炼化成同代人乃至人类性的精神体验的艺术表现，这是青年作家内在性写作所彰显出的人性叙事经验。
青年作家创作普遍存在对“生命性焦虑”和“主体性反抗”表达的热衷。为了凸显对生命、存在的感知，他们常将生命体验与“他者”进行关联叙述，这些他者包括社会、阶层、权力、政治、资本等，也包含时间、空间、记忆、死亡、情感、苦难、伦理等。他们以极具现代主义精神的知识铺衍和先锋想象，审视个人灵魂的忧伤，展示人的生命存在，并构建出“焦虑”“漂泊”“迷茫”“无助”等美学趣味。在阿乙、周嘉宁、马小淘、双雪涛、孙频、朱宥勳，以及大头马、郑在欢、顾拜妮、王占黑、李唐等小说中，美学趣味生成，或者指向于外在环境对于人的生命的压抑，或者指向于本然的精神沉疴给予人的生命意志的消蚀。这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探索。
同时，青年作家的创作又普遍蕴藏着精神自救，即“人的解放”的思想亟待和美学努力。梁鸿的《梁光正的光》、鲁敏的《六人晚餐》、肖江虹的《傩面》、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魏微的《流年》、东君的《树巢》、张忌的《出家》、张怡微的《细民盛宴》、林森的《关关雎鸠》、徐衎的《小米村断代史》、甘耀阳的《邦查女孩》等作品，更多的是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对人性永恒的呵护，对人类本真的召唤。这是以文学虚构和艺术想象的精神对抗方式，将人的生命焦虑感所进行的艺术缓释，也是积极的对人性的文学救赎。同时，青年作家又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救赎必然附带着荒诞感、不确定感甚至虚妄感，因此，对人的生命焦虑感的肯定与反抗，造就青年作家对个体、世界、生命和存在的敏锐洞察与深刻发现，而既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分裂性的叙述姿态，在成就青年作家创作之时，也勾勒出他们的文学面目。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