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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长篇小说《黄冈秘卷》穿行历史照亮现实

2019-02-20 08:13 光明日报

刘醒龙这位作家,总是在创作上拿大鼎,在展示自己文字力量的同时,还要“挺举”“抓举”起来,身形活跃、创意颇多。十多年前,他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引来广泛关注,改编成电视剧后,也可见在复杂的历史叙述中充满神秘色彩的诗性。他的《天行者》又是对当代生活的某种热情关注。历经数十载,刘醒龙的创作既追求自我突破,也有坚持不变的定力。他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又一次让人看到这种变与不变的自觉与圆熟。我以为,刘醒龙近年来的创作收获有颇多启示值得评说。

刘醒龙创作历程30年以上,其间他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这是他创作上被认可的直接证据。不过比获得荣誉更重要的是,刘醒龙并没有满足于享受荣誉带来的惬意而疏于创作。他在编辑文学刊物的同时坚持写作,十分活跃。这种活跃并不是通过演讲、创作谈、访谈录来维持声名,而是持续深入思考,推出一部接一部的大作品。近年来,他出版的长篇小说《蟠虺》《黄冈秘卷》,以及长篇散文《上上长江》,就是最好的证明。这种坚持小说本位,不断探求新创作方法的行动本身,就是值得称道的。之所以讲这一点“题外话”,是因为并不是有成绩的人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去年底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活动,致敬老作家王蒙、蒋子龙、刘心武,我在发言时说,新时期文学发展40多年,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但掉队的、转向的、放弃的并不在少数。王蒙等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贵在数十年矢志不移,从未离开文学的现场,从未放弃自己的写作。刘醒龙文学创作上的认真和坚持,亦是同理。

刘醒龙的创作,从题材上讲,在呈现历史和表现现实上都有收获。就历史题材创作而言,新时期文学40多年,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类型。一种是直接进入历史,历史空间相对具体。姚雪垠、二月河、孙皓晖等作家的创作即是如此。二是在呈现历史中带入表现现实,即从当代视角返回历史现场。近年来的情形则更加复杂。小说领域里的“百年史”“家族史”叙事已经发展到极致,历史和现实在线性上具有同样比重并因此打通。网络文学则有了穿越说,即使是远在唐朝、战国、春秋,都可以直接和当代人产生某种奇怪的、玄幻的联系。刘醒龙的《黄冈秘卷》提供了另外一种历史叙事的可能,即消融了历史的线性划分。历史,既不是与当代无直接关联的时段,也不是从今天直接回望、寻找线索,叙述者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使历史和现实在小说叙事意义上融合起来。《黄冈秘卷》不是“百年史”的写法。在这部小说里,历史的时序被完全交叉、交织,也无明晰的现当代概念可以捕捉。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多个小说人物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见证、评说甚至参与到他们的故事中来。他们各自的经历、故事、命运、性格、情绪,都在同一空间汇集、碰撞。小说中的各种意象,如《黄冈秘卷》《刘氏家志》等等,各色人物如刘家老十、刘家老十一、刘家老十八,其他看似偶然却又十分必要的故事介入者,如并不在黄冈生活的少川、北童等人物,都在“我”这一叙事视角下被统摄,时间、空间互相交织。一个故事展开时,既有当下发生的种种,也有对历史之谜的探究。或者说,对历史之谜的探究、追问、建构、拆解,本身就是现实故事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他稍早前的《蟠虺》中也可找到佐证。小说题材远涉楚国、楚文化,但表达的主题却意在当下。这种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做法,既是刘醒龙个人创作日益成熟、圆润的标志,也对小说领域在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处理上提供了一种有益启示。

一直以来,刘醒龙的创作有着明确的地理文化标识,这就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荆楚大地,以及浸润其中的楚文化。但《黄冈秘卷》的创作表明,他在这一点也有新的变化。从故事层面上看,《黄冈秘卷》更加直接地写故乡,甚至引入了“地方志”概念,着眼于挖掘地方文化,书写和塑造地方人文性格。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地方志”、地方民俗文化在小说中的突显,是近年来小说创作中一个小小的“热潮”。但我对这种趋同也有一点隐忧。过度的地方化,过分狭窄的地方性,过于明确、直接的民俗文化展现,标识固然是更突出了,但格局是不是也同时受限,创作素材的广泛性是不是受到影响,以及小说的艺术性究竟因此更具风格化还是受到损伤。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在突出地域性、添加“史志”色彩的同时,显然保持着高度的自觉,努力打开故事的格局,不囿于一时一事的描写,让人物故事在更大的时空背景下穿行,小说的意义和内涵也因此得以延展。《黄冈秘卷》以少川这个在出身上与“地方性”有联系又并不置身其中的角色开始叙述,以少川的女儿、一个都市里的中学生对故事的不断评说和介入,使得与“地方性”相关的一切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也使小说故事的流动性得到增强。以多角度、多层次观照“故乡”“家族”,作品的意象越具体,附着其上的色彩却越多重、越变幻。小说对地方文化,包括方言俚语的加入可谓特殊,但小说叙述中表达出来的态度、观念,却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并非是一种乡贤式的语调,而是一种熟稔的有根性的写作。

小说的精神表达具有广阔性和超越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黄冈秘卷》追求的是一种中国精神的表达,而这种中国精神又是紧贴在地方性当中的。其中的复杂性值得探究。无论如何,《黄冈秘卷》在精神上的站位使其发散出格外的气质,对小说中的地方性书写具有创作学意义上的启示。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

责任编辑:王漓鹂(QF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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