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执导的《李尔王》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这已经是《李尔王》演出第三年了。2017年首演的盛况犹在眼前，单就票房而言，即创下了大剧院100%售票率的纪录。据说今年票房依旧很好。刚刚结束的莎翁另一悲剧《哈姆雷特》的8场演出，依然是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也是这样一票难求；南下上海大剧院，多年没听说过的“加座”在剧院前后过道出现。
同样是400多年前的作品，与我们的文化相距甚远，习俗、语言、思维等等千差万别。何以如此受到青睐？因为观众需要。观众需要经典，这种需求是时代的进步。40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物质生活的丰富提高，必然带来精神生活高质量的需求，这早已经是共识。创造精神产品的真善美、高质量、高格调，是时代的要求，是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责任。
1987年，我还在上大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导戏，就是根据布莱希特经典作品《四川好人》改编成的川剧。这是德国现代戏剧与古老川剧的第一次见面。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布氏理论深受中国戏曲影响，上世纪50年代布莱希特在德国也曾亲临剧场看过川剧的演出，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形态下产生的艺术哲学和艺术形式。如何面对世界经典？如何面对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怎样融合并一定为当代服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怎么与世界优秀文化交流对话，怎样在坚守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吸收和扬弃、共享与批判，一直伴随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四川好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在走出校门前就开始思考。这将是一生的工作。
经典，人类文明历史创造的结晶。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和文化。这是前辈用生命的体悟，对历史、对时代、对未来发出的悲悯之声，思考之力，醒世之吼。我们应该用谦卑的态度，从中获取自己所不知、所不识的。曹禺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我在导演他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之时，就坚守了这一根本，在改编自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话剧演出中也是如此。还有根据费穆先生的电影、李天济先生原著《小城之春》改编的话剧，根据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的芭蕾舞剧，以及2017年完成的老舍先生《茶馆》的四川话版演出……这些经典名作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呼唤“人性的回归”，是那个特殊时代社会批判历史人格的实证。这是中国的经典，与我们生活于相同的语境，共享相同历史文化的浸润，有着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使我们能彼此认同；但是时间依然会将我们阻挡，使我们确又有很多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创作的空间。艺术的魅力、哲学的思考因此而显现。
面对自身传统，我们兴许还能应对，重现世界经典就更加复杂艰难。从执导《四川好人》，到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古希腊的三部曲《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再到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雷特》……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部部世界戏剧史上不同时代的经典，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表达？
莎士比亚的戏富有哲学性，每个人物除了是自身，还是一个象征。因此，我排的《李尔王》一定要超越家庭伦理悲剧，柯蒂丽亚到后面越来越抽象，体现的是“爱的胸怀”；排《哈姆雷特》时，我选择由一位演员饰演王后和奥菲利亚两个角色，两个哈姆雷特最爱的女人合二为一，既体现了他从正常到疯狂的心理过程，也象征了一个人可以转变成另一个人。真正的大师和艺术家都在走这样一条路：创造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有国际性。我的很多戏都尽量削弱舞台，让舞台空掉，一切由演员的表演完成，这是中国戏曲“一桌二椅”的美学精神，在《安提戈涅》等剧中尤其明显。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信仰的丧失、思想的混乱、精神的分裂、生存的危机等等一系列问题。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各种“主义”泛滥成灾。一些创作似乎失去了方向，无意义成为意义，无目的成为目的。具体在戏剧上的表现就是：当不能创造完整的艺术哲学和形式语言的时候，就借用经典、解构经典，以颠覆经典作为“革命性”姿态；以碎片化的自我表达，向生活呐喊，向社会求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让人们换个角度去认识世界，获得新的启示，但若只剩下这一种表达，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戏剧是不是也该跟上这股世界潮流？是不是这样才是先进、才是对人性的真实表达，否则，就是落后僵化？在我的戏剧观里，答案是毋庸置疑的——NO！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回望世界文明的历史，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希腊文明与我们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徜徉，在文明的源头去重新发现，在艺术经典中去重新寻觅，让文明的智慧回到普遍的生活，让高尚的灵魂滋养生命的意义。我们渴望的幸福何需外求？崇高的智慧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我一直坚信，经典不仅是过去的，也是当代和未来的；不仅是东方或西方的，也是所有人的。开启了通往这些经典之门，我希望将门里的永恒之精神带到当代剧场——完整地、具有创造性地，使其成为我们共享的生活方式。
李六乙，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人艺戏剧导演、作家，代表作话剧《家》《小城之春》《哈姆雷特》等，并改编执导过芭蕾舞剧、歌剧、京剧等多种形式的戏剧作品。其所提倡的“纯粹戏剧”理念曾对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作品擅长以经典的内核、先锋的形式融汇中西文化，广受好评。
前不久，我执导的《李尔王》在国家大剧院再次上演。这已经是《李尔王》演出第三年了。2017年首演的盛况犹在眼前，单就票房而言，即创下了大剧院100%售票率的纪录。据说今年票房依旧很好。刚刚结束的莎翁另一悲剧《哈姆雷特》的8场演出，依然是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也是这样一票难求；南下上海大剧院，多年没听说过的“加座”在剧院前后过道出现。
同样是400多年前的作品，与我们的文化相距甚远，习俗、语言、思维等等千差万别。何以如此受到青睐？因为观众需要。观众需要经典，这种需求是时代的进步。40年改革开放，国门打开，物质生活的丰富提高，必然带来精神生活高质量的需求，这早已经是共识。创造精神产品的真善美、高质量、高格调，是时代的要求，是所有文化艺术工作者的责任。
1987年，我还在上大学，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导戏，就是根据布莱希特经典作品《四川好人》改编成的川剧。这是德国现代戏剧与古老川剧的第一次见面。虽然学界普遍认为布氏理论深受中国戏曲影响，上世纪50年代布莱希特在德国也曾亲临剧场看过川剧的演出，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形态下产生的艺术哲学和艺术形式。如何面对世界经典？如何面对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怎样融合并一定为当代服务？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怎么与世界优秀文化交流对话，怎样在坚守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前提下吸收和扬弃、共享与批判，一直伴随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四川好人》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在走出校门前就开始思考。这将是一生的工作。
经典，人类文明历史创造的结晶。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和文化。这是前辈用生命的体悟，对历史、对时代、对未来发出的悲悯之声，思考之力，醒世之吼。我们应该用谦卑的态度，从中获取自己所不知、所不识的。曹禺先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我在导演他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之时，就坚守了这一根本，在改编自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话剧演出中也是如此。还有根据费穆先生的电影、李天济先生原著《小城之春》改编的话剧，根据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的芭蕾舞剧，以及2017年完成的老舍先生《茶馆》的四川话版演出……这些经典名作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呼唤“人性的回归”，是那个特殊时代社会批判历史人格的实证。这是中国的经典，与我们生活于相同的语境，共享相同历史文化的浸润，有着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使我们能彼此认同；但是时间依然会将我们阻挡，使我们确又有很多不同。这种不同，就是创作的空间。艺术的魅力、哲学的思考因此而显现。
面对自身传统，我们兴许还能应对，重现世界经典就更加复杂艰难。从执导《四川好人》，到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古希腊的三部曲《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樱桃园》，再到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哈姆雷特》……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部部世界戏剧史上不同时代的经典，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该如何表达？
莎士比亚的戏富有哲学性，每个人物除了是自身，还是一个象征。因此，我排的《李尔王》一定要超越家庭伦理悲剧，柯蒂丽亚到后面越来越抽象，体现的是“爱的胸怀”；排《哈姆雷特》时，我选择由一位演员饰演王后和奥菲利亚两个角色，两个哈姆雷特最爱的女人合二为一，既体现了他从正常到疯狂的心理过程，也象征了一个人可以转变成另一个人。真正的大师和艺术家都在走这样一条路：创造我们民族自己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又有国际性。我的很多戏都尽量削弱舞台，让舞台空掉，一切由演员的表演完成，这是中国戏曲“一桌二椅”的美学精神，在《安提戈涅》等剧中尤其明显。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文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信仰的丧失、思想的混乱、精神的分裂、生存的危机等等一系列问题。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各种“主义”泛滥成灾。一些创作似乎失去了方向，无意义成为意义，无目的成为目的。具体在戏剧上的表现就是：当不能创造完整的艺术哲学和形式语言的时候，就借用经典、解构经典，以颠覆经典作为“革命性”姿态；以碎片化的自我表达，向生活呐喊，向社会求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能够让人们换个角度去认识世界，获得新的启示，但若只剩下这一种表达，将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戏剧是不是也该跟上这股世界潮流？是不是这样才是先进、才是对人性的真实表达，否则，就是落后僵化？在我的戏剧观里，答案是毋庸置疑的——NO！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回望世界文明的历史，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希腊文明与我们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徜徉，在文明的源头去重新发现，在艺术经典中去重新寻觅，让文明的智慧回到普遍的生活，让高尚的灵魂滋养生命的意义。我们渴望的幸福何需外求？崇高的智慧是人类幸福的源泉。
我一直坚信，经典不仅是过去的，也是当代和未来的；不仅是东方或西方的，也是所有人的。开启了通往这些经典之门，我希望将门里的永恒之精神带到当代剧场——完整地、具有创造性地，使其成为我们共享的生活方式。
李六乙，出生于四川成都，北京人艺戏剧导演、作家，代表作话剧《家》《小城之春》《哈姆雷特》等，并改编执导过芭蕾舞剧、歌剧、京剧等多种形式的戏剧作品。其所提倡的“纯粹戏剧”理念曾对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作品擅长以经典的内核、先锋的形式融汇中西文化，广受好评。
